[2]高岱，“美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八期。曾华璧，“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谜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
[3]包茂红，“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4]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5]本次会议于2005年8月17—19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主要的主办方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中国农史学会。笔者参与组织了会议，帮助邀请了几位境外著名环境史学家与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6]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
[7]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8] M. Williams, “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 1 （1994）. J. M. Powell,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Australian interfac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2 （ 1996 ）, pp.253—273.
[10]例如，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硕士和博士生招生方向是“环境史和亚太区域史”，开设的环境史课程有：本科生通选课《人类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生选修课《环境史学史》、《南非环境史》、《环境史文献选读》和《亚太区域环境史》，设立了由国外第一流的环境史学家主讲的《环境史前沿系列讲座》，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课程培养体系。
[12]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
[13]任勇等著，《日本的环境管理及产业污染防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刘大椿，明日香寿川等著，《环境问题：从中日比较与合作的观点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夏光等著，《中日环境政策比较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
[15]包茂红，《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1946—1995）》，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包茂红，《中国の环境ガバナンスと东北アヅアの环境协力》，北川秀树监译，はる书房，2009年。
[17]廖国强等，《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尹绍亭，秋道智弥主编，《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9]何群，《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0]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八辑；“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王宏吕，《中国西部气候生态演替：历史与展望》，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
[21]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谭其骧主编，《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黄河水利史论丛》，陕西科技出版社，1987年。
[22]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湖南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编，《洞庭湖变迁史》，1967年。
[24]参看王苏民、窦鸿身，《中国湖泊志》，科学出版社，1998年。
[25]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1995年。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河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理布局初探”，《中国农史》，1990年第2、3期；“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韩茂莉，“论宋代小麦种植范围在江南地区的扩展”，《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宋代桑麻业地理分布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1990年。
[26]李根蟠，原宗子，曹幸穗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7]倪根金主编，《生物史与农史新探》，台湾：万人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
[28]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9]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北京地区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坏过程及其后果”，《环境变迁研究》（创刊号），1984年。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王伟杰等，《北京环境史话》，地质出版社，1990年。
[30]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出版，1999年。
[31] 佐藤武敏，“唐宋都市饮水问题”，《中国水利史研究》，1975年第五期。梅原郁，“宋代的开封与都市制度”，《鹰陵史学》第三、四号，1977年。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变迁”和鹤间和幸，“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载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
[32]美国的城市环境史研究经过激烈的争论也形成了类似的理论观点。参看包茂红，“马丁·麦乐西和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
[33]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34]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tll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人民出版社，l999年。
[35]侯仁之，“从红柳河上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景爱，“清代科尔沁的垦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
[36]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
[37]陈吉余，《中国海岸发育过程和演变规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侯仁之，“历史时期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考古调查和海岸线变迁研究”，《历史研究》，1966年第1期。
[38]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
[3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
[40]斯大林，“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93页。
[41] 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42]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43]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4]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4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37年。
[46]李文海主编，《灾荒与饥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47]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三联书店，2000年；“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同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略论洋务派对传统灾异观的批判与利用”，《中州学刊》，2002年第1期。
[48]除正文中要重点介绍的三部著作外，其他灾荒史的著作和译著还有：卜风贤，《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农业灾害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林主编，《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2004年。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孙绍骋，《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49]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50]于运全，《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会经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
[51]康沛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52]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53]肖瑞玲等，《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中华书局，2006年。
[54]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55]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
[56]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两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57]钱天鹤，《保护山禽野兽与狩猎法》，《科学的中国》，1933年第1期。陈嵘，《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中华农学会，1934年；《中国森林史料》，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罗桂环，舒俭民编著，《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第四章之第五节“近代生物资源保护”和第五章之第四节“辛亥革命前后的森林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58]袁清林编著，《中国环境保护史话》，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李丙寅等著，《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罗桂环等著，《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
[59]参看约翰·麦克尼尔，“南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载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53—54页。
[60]史念海，《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谭其骧的序。
[61]刘沛林，吴宏歧，“遥感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陈渭南等，“毛乌素沙地全新世孢粉组合与气候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62]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63]乌沧萍、侯东民主编，《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64]朱士光，“丰功伟业利当世，一代宗师泽后人——史念海教授的治学思想及其成就”，《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65]参看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66] “关于根本解决西安城市用水问题的建议”，见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
[67]陕西省林业厅，“关于史念海教授建议解决西安用水问题的意见报告”，见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第177—178页。
[68]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
[69]阿兰·贝克，“阿兰·贝克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期。
[70] Peter Ho, “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 Environmentalism,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Development and Change, 32 （2001）. Bao Maohong, “Environmental NGOs in transforming China”, Nature and Culture, 4 （ 1 ）, 2009
[71]在现有的部分世界环境史著作中，基本上没有中国环境史的内容。如Jared Diamond, Guns,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Clive Ponting,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s, New York,1992. Sing C. Chew, Worl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ccum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Deforestation,3000 B. C.-A. D.2000. AltaMira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