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末来华传教士在地图学上的成就，国内外学者已多有关注，但将传教士绘制地图的活动与近代欧洲的全球扩张结合考察者，则相对较少。事实上，传教士绘制地图不仅是在欧洲殖民扩张背景下发生的，而且为欧洲殖民扩张服务。16世纪拉丁文中国地图Sinarum Regni Aliorumque Regnorum et Insularum Ⅰlli Adiacentium Deio（本文译作《中国及其周边王国与邻近岛屿地图》，简称《大明全图》），就是典型。
一、罗马藏图及所在四号档案的形成
徐光台认为罗马藏图的“背面明显有书信笔迹透过来的痕迹”，因而是手绘的，而港科大藏图“未见任何书写文字从背面透过来的痕迹”，因而是铜版印制的。不过，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非常简单：罗马藏图背面有罗明坚手书《中国总论》，港科大藏图背面则是空白，所以徐光台的观点难以成立。柏恪义认为罗马藏图和港科大藏图由同一块铜版印刷。笔者细察两者字体、装饰、墨迹等细节，确定柏恪义是正确的。如图上北京城被称为XUNTIENFV（顺天府），其中F直接压在一条河流上，很难看清，两个N是倒写的；CHEQUEAN（浙江）中的第一个E是补刻上去的。港科大藏图亦如此，手工摹绘的地图不大可能将这些错误全部再次呈现。
范礼安来信第二张纸正面第七段称，“我请罗明坚神父带上几幅地图献给您，此地的人们将其称为‘屏风'，类似于日本贵族使团觐献给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ius ⅩⅢ）的某些礼物。更加重要的是，屏风上的中国地图，是依据中国书籍花了很多精力完成的。虽然制作的时间比较短促，但你们在罗马看到这些地图时，一定会喜欢的”。在讨论这封信之前，先介绍它的写作背景。
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耶稣会在16世纪中叶试图进入中国，但未成功。1573年，意大利人范礼安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巡视员，全权处理远东传教事务。1578年，范礼安来到澳门，他认为耶稣会士要想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必须学会中国的语言文字。于是，1579年，他把罗明坚从印度调到澳门学习中文。1582年，又将利玛窦从印度调到澳门。
）的读音，拉丁字母拼写为byôbu、byōbu等。范礼安所说日本贵族使团指天正少年使节团，他们献给教皇的礼物中就有日本屏风。范礼安不懂汉语，误以为中国人也称屏风为Beobus，熟习汉语的利玛窦称屏风为gueipini（围屏）。罗马藏图是单幅地图，并不是屏风式的。因此，范礼安来信所说由罗明坚带回欧洲的地图，不可能是罗马藏图。
既然范礼安来信与罗马藏图并无关系，那么，要探讨罗马藏图，就只能借助其他文献，特别是罗明坚写在档一背面的《中国总论》。其中称：
他们之所以选中肇庆，原因在于此乃都堂驻地，都堂也就是总督的意思，主持相邻两省的政务。两位神父中的一位与其他一位同会会士一起，从葡萄牙人的港口出发，旅行了300里格，他在中国的一些内陆省份向东、向西旅行，吸引了一些信徒。
尊敬的范礼安神父负责巡视耶稣会远东传教区的传教事业，所以他派出了同会的罗明坚神父，为的是去向那些尚不知道耶稣基督之路的人们打开通往天主教信仰的道路。
上文在提及范礼安时特地加上“R.”（Reverendi的缩写，意为“尊敬的”），在讲到罗明坚时却无此尊称。范礼安于1588年7月从印度果阿回到澳门后，决定让罗明坚返回欧洲。但这段文字中，罗明坚对在中国传教充满信心，丝毫见不到即将返回欧洲的迹象，因此这份手稿应该是他在中国撰写的。就此，档二的形成时间下限是1588年7月范礼安返回澳门前。
档三没有标题，主要记录了中国一些城市的纬度，并介绍了日本、朝鲜和菲律宾。其中称：“几年前，朝鲜与日本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但目前据说已经恢复了和平安静的生活。”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1594年10月，日本使节在北京与明朝官员达成停战协议；1597年2月，丰臣秀吉再次入侵朝鲜。罗明坚所说，表明他已获悉1594年的停战消息。16世纪从澳门航行到欧洲大概要1年，在这条航线上旅行过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也说，从欧洲到中国一般需要1年多，如遇上逆风，甚至要3年。因此，档三形成时间不会早于1595年。
欧洲人于16世纪初来到东亚后，很少关注朝鲜。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塞斯佩戴斯（Gregorio Céspedes）作为随军神父从日本到了朝鲜，一直待到1595年，成为目前已知首位进入朝鲜半岛的欧洲人。但当时欧洲人并不知情，16世纪末的耶稣会报告也未提及。1601年在西班牙出版的《远东耶稣会史》首次介绍了塞斯佩戴斯在朝鲜的活动。罗明坚在档三中写道，“我们的神父尚未进入朝鲜”，说明该手稿写于1601年前。
综上，罗明坚手稿中档一背面的《中国总论》完成于1587年9月之后；档二是1584年底之后、1588年7月之前完成的，当时罗明坚还在中国；档三则完成于1595—1601年，此时罗明坚已回到欧洲。因此，三者虽同属四号档案，但形成于不同时间地点。
二、罗明坚返回欧洲后的著述与罗马藏图形成
档一背面的《中国总论》是罗明坚手稿，那么，档一正面的罗马藏图是否也出自罗明坚之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罗明坚返回欧洲后的其他著述中寻找线索。
罗明坚于1588年11月离开中国时携带了许多资料，计划回到欧洲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出版一部中国地图集，但尚未完成就去世了。1987年，罗马国立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 di Roma，简称ASR）发现一批罗明坚地图资料。1993年，意大利学者罗·萨多将这批地图资料整理出版，取名为《耶稣会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金国平等将此地图集译为《大明国图志——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以下简称《大明国图志》）。汪前进、龚缨晏、陈宗仁发现，罗明坚《大明国图志》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以下简称《大明官制》）。罗马藏图虽然标出两京十三省位置及一些城市名称，但地理信息非常有限，其上有两段注记，一段称长城是“为抵御鞑靼人入侵而修建的城墙，长约300里格”；另一段记“这个大湖，中文称为星宿海，它是中国大部分河流的发源地”。右下方花饰方框还列出各省府州县卫所数量。
前文已述，罗马藏图题为《中国及其周边王国与邻近岛屿地图》，其背面为《中国总论》，二者看似关系密切，实则并无关联。
第一，地名系统不同。罗马藏图与《中国总论》关于府州县所的写法相同，卫的写法却不同，罗马藏图为Huy，《中国总论》为Guei。《中国总论》中北京、顺天府、南京、肇庆的拼写方法，与《大明国图志》基本相同，与罗马藏图不同，说明前两者采用类似的地名系统，而后者采用另一套地名系统。
第二，政区数字不同。罗马藏图右下方花饰方框中记载明朝“全境有155个府、235个州、1154个县、211个卫、213个所”。《中国总论》却说“中国全境有150个府、234个州、1116个县、493个卫、315个所”。对照罗明坚1588年离开澳门前已出版的中国典籍，可知这个数据应来自《大明官制》，只是160个府被改成150个。
第三，图文内容无法对应。《中国总论》写道，“由于北部边境面临着鞑靼入侵的危险”，所以明朝在北方兴建了许多卫所，“如它们的位置和地图所示”。而罗马藏图在北方地区没有绘制任何卫所。
2023年3月，笔者在ARSI发现一份前人未曾提及的罗明坚手稿，标题是 De Imperio Regis Sinarum（以下译称《中国概况》）。这份拉丁文手稿由4张纸组成，每张纸大小约为21cm×28.5cm。这4张纸对折后形成一本16页的小册子，存放在“耶稣会文库档案”（Fondo Gesuitico）724号档案中，编号F. G. 724（4）。《中国概况》除了介绍中国外，还涉及日本、朝鲜和吕宋。对罗马藏图而言，其重要之处在以下几点。第一，记述“中国全境共有155个府、235个州、1154个县、211个卫和213个所”，与罗马藏图右下方花饰方框内所记相同。此外，其中北直隶、南直隶为Paquin和Nanquin，与罗马藏图所记相同。第二，在介绍中国纬度时写道：“中国始于北纬17度，向北一直延伸到51度或52度”。罗马藏图记“中国始于（北纬）17度，向北一直到（北纬）51度”，两者基本吻合。而《中国总论》并未记述中国的纬度；档三则记“中国始于北纬17.5度，向北延伸到约北纬52度处”。第三，涉及朝鲜时称：“有些人认为这个半岛属于陆地的一部分，如本图所示。当地人称为高丽（Caolij），日本人称之为Caroli，葡萄牙语中称之为Corea。”罗马藏图上同样点明，“这个半岛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为Corea，中文名称是高丽（Cauli）”。
罗马意大利伊曼努尔二世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V. EmanueleⅡ di Roma）藏有一部题为 De Sinarum Regno（《中国简介》）的抄本（以下简称“伊图抄本”）。早在1913年，意大利学者汾屠立就指出，伊图抄本是在罗明坚监督下由专业誊写员抄写的，罗明坚甚至修改抄本。目前学界已讨论过伊图抄本的来源及抄写时间等问题。笔者比对发现，伊图抄本底本就是《中国概况》，两者在词汇拼写、内容叙述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伊图抄本还题记，“献给崇高的教宗格里高利十四世”，证明伊图抄本是在格里高利十四世在位期间抄写的。
1593年，耶稣会历史学家波塞维诺出版的《选集汇编》，以罗明坚的资料为主要依据，记述了明代中国情况。其中府州县数量与罗马藏图相同，但没有卫所数量。所以，现今所知1600年前后欧洲人关于中国府州县卫所的著述中，只有在《中国概况》及其抄本中才能找到与罗马藏图相同的记载。就此，罗马藏图的最终资料来源应是《中国概况》。既然《中国概况》是在1590年1—8月完成，那么，罗马藏图应当是在1590年8月后于欧洲绘制并印刷的。
不过，罗马藏图不可能是罗明坚绘制的，因为他不是专业制图家。有学者注意到，罗马藏图中肇庆旁边注有“此地有本会神父的教堂”，说明该图与耶稣会士有直接关系，因为只有耶稣会士才会将耶稣会称为“本会”，其他修会和天主教“圣职部”（Sacra Congregatio Sancti Officii，也称“宗教裁判所”）会直接称“耶稣会”。教外人士更是如此，罗曼在信件中介绍罗明坚时，就说罗明坚属于“耶稣会”。因此，罗马藏图应出自耶稣会士之手或是耶稣会士请人绘制的。另外，罗马藏图还称中国“县的大小如西班牙的村庄”。1580—1640年，葡萄牙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图中注记将明朝的县比作“西班牙的村庄”，可能是想让西班牙统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行政建制，由此推测，罗马藏图绘制者不大可能是西班牙人。
罗马藏图是1590年后绘制的，那么，背面的《中国总论》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这可以从罗明坚关于中国卫所数量的论述中推断。罗明坚虽然在中国生活近10年，通晓中文，但由于明朝的府州县卫所常有废设，《大明一统志》《广舆图》《大明官制》等的记载各不相同，所以他的相关认识也有所变化。罗明坚于1589年回到欧洲后，起初认为中国有155个府、235个州、1154个县、211个卫和213个所，与《中国概况》和伊图抄本所记相同。但他后来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国有150个府、234个州、1116个县、493个卫、315个所。他在《中国总论》中称：“为了使您知道每个省的军事要塞（卫所）情况，这里清楚地、有序地把它们排列出来，正如您在列表中所看到的那样。”这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其一，罗明坚在撰写这段文字时，已明确了解明朝全境的卫所情况；其二，《中国总论》附有详细的明朝全境卫所列表；其三，《中国总论》是他向某人汇报明朝全境军事要塞时写的报告。可是，整个四号档案并没有清楚有序的各省卫所详表。这样，我们还需到其他文献中寻找线索。
三、地图绘制与欧洲殖民东扩
柏恪义认为，《大明全图》与16—17世纪6幅欧洲人绘制的西文地图有关，特别是桑松（Nicolas Sanson）1656年《中国地图》（ La Chine Royaume）。桑松在题记中称，《中国地图》是在另一幅单幅中国地图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该图“是马提奥·内罗尼（Matteo Neroni）1590年在罗马绘制的，所依据的是中国出版的四本中文著作，罗明坚神父向内罗尼提供了关于这些中文书的解释”。20世纪中期，有学者提出，由于意大利档案中找不到关于Matteo Neroni的记载，所以此名可能是Matteo Ricci之误，桑松实际上利用了利玛窦绘制的地图。但新的研究证实Matteo Neroni确有其人，与来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不过，桑松《中国地图》依据的应该不是《大明全图》，因为两者的黄河源流、朝鲜半岛形状、海南岛地形等差异很大，该图题记中提到的1590年地图已佚，因此，《大明全图》是现存最早单幅印制的西文中国详图。
更重要的是，《大明全图》中不仅有前文述及的西班牙和耶稣会元素，还有明显的葡萄牙和意大利印记。这可以从《大明全图》地图部分和图注中地名的不同拼写系统中窥见一二。如四川为Suchuan、Syciouam，浙江是Chequean、Cechian，贵州则是Queicheu、Queiceu，拼法分别有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发音特点。笔者据此推测，罗明坚请人绘制地图时，很可能利用了一幅现成的地图铜版，该铜版的地图部分没有更改，但他依据从中国地理著作中直接获取的信息，补充或修正了图注部分。这也是目前所知欧洲人第一次直接利用中文著作完成西文中国地图的绘制。
无论是《大明全图》，还是桑松《中国地图》等16—17世纪东亚地图，都展示了广阔的东亚海域，表明欧洲人在东亚进行探险、航海、商贸、殖民、传教等活动时，也致力于绘制东亚地图。这些地图在图形设计、海陆布局等方面都显示出许多共同特征，可见它们存在前后承继的内在谱系。这一谱系不仅反映了欧洲人东亚知识的演变，而且体现了欧洲人在东亚海域的扩张，从独特的角度揭示了来华传教士的任务。
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已经基本会读、写和用中文交流了……罗明坚和利玛窦会全心全意为陛下服务……根据当前的形势和中国的情况，没有耶稣会士的介入，我们无法与中国建立联系，无法将礼物和信件送到中国皇帝手中，也无法传达信件的内容。只有通过他们，所有目标才能轻松实现，否则陛下的计划将无法成功。
受限于1479年《阿尔卡索瓦斯—托莱多和约》（ Tratado das Alcáçovas-Toledo），西班牙在东亚建立殖民据点的时间要比葡萄牙晚。1565年，西班牙人德莱加斯皮（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率领舰队占领菲律宾宿务，成为第一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后于1571年正式在马尼拉建立殖民据点。早在占领宿务期间，他就多次刺探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消息。1572年，德莱加斯皮去世，德拉维扎里斯（Guido De Lavezaris）继任总督。1574年，德拉维扎里斯寄给西班牙国王一幅《古今形胜之图》。1584年，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寰宇大观》（ Theatrum Orbis Terrarum）第三版中刊出了巴尔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绘制的《中国新图》（ Chinae, olim Sinarum reginis, noua deion）。巴尔布达是葡萄牙制图家，但他先后为西班牙驻里斯本大使和西班牙皇室服务，还曾因协助西班牙人获取葡萄牙人的航海资料而被葡萄牙国王逮捕入狱。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图》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葡萄牙人关于远东和东南亚的地理知识。不过，除了来自葡萄牙的信息以外，该图可能还参考了当时流入西班牙的中国地图，如《古今形胜之图》。可见，随着菲律宾殖民据点的建立，西班牙得以直接从东亚获取地理信息。1583年，罗明坚、利玛窦获准在中国内地定居，他们积极收集中国地理信息、绘制地图，并传回欧洲，进一步打通了西班牙直接获取中国讯息的通道。《大明全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绘制的。
据17世纪耶稣会史官巴尔托利记载，耶稣会总部曾交给罗明坚完成一部《中国要地》（ Teatro Cinese）的任务。所以，罗明坚绘制中国地图的主要目的，也包括向总部汇报有关中国的信息，特别是军事信息。《大明国图志》中大量府州县卫所列表，特别是卫所列表，充分说明这一点。
不过，在耶稣会总部看来，罗明坚并没有完成任务，真正完成此重任的是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他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 Novus Atlas Sinensis）。据巴尔托利记载：“罗明坚神父在完成《中国要地》之前去世了，荣耀归于卫匡国神父，现在我们有了它。这些年，他去了中国，并成功地绘制和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因为他，‘地理学'获得了东方（中国）的这块如此有价值和广袤的地方，在此之前是缺失的。”从1582年耶稣会进入中国内地，到《中国新地图集》出版的70余年间，耶稣会不仅面临财政困难、神职教资缺乏等内部问题，也遇到了新教神学和启蒙思想的冲击。当时，耶稣会高层出现动荡，1646—1655年就更换了4任总会长；海外传教事业遭遇抨击或对抗。相对于16世纪末初入中国时的情形，如何应对日益凸显的内忧外患，特别是如何处理传教中遇到的礼仪问题，反击来自天主教其他修会的攻击，是当时耶稣会中国事务的重心。但是，1663年该会第一部意大利语官方史书《耶稣会史：中国卷》正式出版时，仍在开篇专辟一节详细论述罗明坚、卫匡国的中国地图绘制问题，可见此事对耶稣会总部的重要性。
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也是17世纪荷兰殖民者获取中国地理知识的重要途径。受西属尼德兰总督威廉·利奥波德（Leopold Wilhelm von Österreich），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制图师约翰·布劳（Johannes Blaeu）的支持，卫匡国于1654—1661年出版了3部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和1部中国地图集。作为荷兰在亚洲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为应对航行安全和军事防御等挑战，荷兰东印度公司非常重视地理信息和地图，并配有专门的制图师，布劳在1638年继其父亲成为第三任制图师。1654年，卫匡国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资助下到阿姆斯特丹巡察地图集的印制工作，双方还就耶稣会士免费搭乘该公司前往东方船只问题达成协议。荷兰人也从卫匡国处获取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消息，为进一步进入中国内地做准备。
次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使团出使中国，公司董事局命令使团必须带上卫匡国的地图资料，其间荷兰人趁机考察了从澳门到北京的内河航线，并以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中的《中国总图》为底本，绘制了一张重点反映入京内河航线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大鞑靼可汗行程图》，成为此后150年间西方人绘制中国地图的重要参考。
欧洲18世纪之前绘制的中国地图，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东亚海域部分比较清晰，而中国内陆部分相对模糊。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先后在东亚建立殖民据点，通过拓殖和探险活动，掌握了大量航海信息。但欧洲人对中国内陆的地理认知仍主要依靠中文地图和中国地理志书。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出版《中华帝国全志》，其中收录了法国皇家地理学家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所绘中国地图。唐维尔地图参考了法国在华传教士在绘制《皇舆全览图》时收集的地理勘测资料，以及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地理资料，在中国内陆部分地图绘制上实现重要突破，精确度已非常接近现代地图，其影响持续到19世纪初。1742年，率领英国皇家海军舰只“百夫长”号越过太平洋到达中国水域的乔治·安森（George Anson），以及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时，都参考过这些地图。
意大利学者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等认为，19世纪中期以前，“由于中华帝国的势力和广阔疆土，而且其技术水平在很多方面优于西方，在那些时代，欧洲人没有考虑像占领世界其他地区那样武装占领这块大地”。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521年，葡萄牙人就发起“屯门海战”企图武力进入中国；1581年，西班牙菲律宾前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也提出过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不过，这些征服计划并没有成功，一直到19世纪中期，真正能够进入并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主要还是来华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
李希霍芬虽然不是传教士，但他能顺利完成在中国的考察与在华传教士的协助密不可分。他每到一个城市，都会从传教士或主教处获取当地信息及如何开展考察活动的建议，比利时传教士保罗（Paul Splingaert）还长期担任他的翻译和助手。可见，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在中国的探险活动即使没有传教士的直接参与，也与欧洲教会及政府有紧密联系，地图仍然是来华欧洲人传递有关中国信息包括军事信息的重要手段。
19世纪中期，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开始系统标出欧洲人占领的地方，如德国地理学家基佩尔特（Heinrich Kiepert）绘制的亚洲地图。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随之而来的是列强之间各种划界谈判、和约协商，欧洲中国地图绘制也出现了新特点，即在地图中标出列强的势力范围。无论是1899年巴托罗谬（John G. Bartholomew）绘制的《公民世界地图集》、1907年斯蒂勒（Stieler）的《袖珍地图集》，还是1921年哈斯沃斯（Harmsworth）的《世界地图集》，都体现了这个特点。
结 语
16—17世纪是欧洲大陆巨变的时代，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欧洲世俗政权之间的战争和领土争夺不断，包括海外殖民地争夺。这一时期，欧洲绘制的中国地图实际上也是欧洲东亚扩张史的缩影，如《大明全图》上欧洲不同国家、宗教团体的信息相互叠加、交错呈现。学界一般将巴尔布达、卫匡国和唐维尔中国地图看作16—18世纪欧洲中国地图绘制的3个里程碑，笔者认为，与它们相比，《大明全图》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是目前所知近代欧洲首次单独刊印的中国全图，而且是16世纪初全球化兴起后，首张由直接参与殖民扩张的传教士主导绘制的西文中国全图。
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主动与在华传教士合作，企图利用他们实现进一步扩张。在此过程中，地图成了传教士向殖民者传递中国信息的主要载体。之后欧洲人所绘东亚地图“与枪炮、军舰一样”，成为“帝国主义的武器”，为殖民者东扩提供助力。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从耶稣会成立开始，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就着手建立罗马总部的档案管理制度。明清来华耶稣会士的大量档案原本都收藏在ARSI。1773年耶稣会解散后，ARSI所藏档案经历了散失、回归、重整的曲折过程。因此，目前同一机构中被归在一起的档案，原本可能并无关联，本文所论四号档案就是典型例子。现今所存罗明坚《大明国图志》，可能夹杂着其他来源的地图，原本属于该地图集的另一些手稿，却因流落在其他机构而未被收录，研究者需仔细分辨，以免被档案收藏现状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