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的自传《妙趣横生的时光：我的二十世纪人生》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自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多次前往拉美，被那里深深吸引。他写道，在欧洲以外，拉美是他唯一足够了解、像家一样的地方，凡是去过南美的人，都无法抗拒这片土地。
拉美六十年代跃动的政治脉搏吸引着霍布斯鲍姆：受到1959年古巴革命的启发，这是一段激进政治发酵的时期。霍布斯鲍姆意识到，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将在拉美大陆展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会迁往城市。对他而言，拉丁美洲是一个“历史飞速演进的地区”，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变革实验室”。
最近，Little Brown出版社出版了霍布斯鲍姆的文集《革命万岁》（Viva la Revolucion），该书汇集了霍布斯鲍姆四十多年来讨论拉美的三十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在主题上涉足广泛：从后革命时代古巴的报告，到1990年代中期关于民族认同的讨论；从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第一年的冷静分析，到Bossa Nova音乐的鉴赏。自始至终，霍布斯鲍姆的论述都无比清晰，即使在几十年后重温这些历史与政治评论，也丝毫不觉得它们过时。它们依然令人信服。
作为主要兴趣在现代欧洲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从不认为自己是专门的拉美历史研究者。然而，作为一名当代拉美的观察者，他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霍布斯鲍姆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在这块内部差异显著，且变革条件十分成熟的大陆上，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或者说，革命为什么会遭遇失败？
古巴革命和“绿林好汉”
1960年，霍布斯鲍姆访问古巴，这是他第一次踏上拉美的土地，他记录了人们对新政府的广泛支持。在又一次古巴之行后，他开始翻译切·格瓦拉。但此后他却很少再写古巴；事实上，他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想要拿起武器，效仿古巴的人。他认为，尽管游击战在古巴很成功，却不适合其他地方的革命。对霍布斯鲍姆而言，拉美大陆要大得多。
他与拉美的第二次相遇是在1962-1963年。他用三个月的时间游历了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寻找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出现的“绿林好汉”（social bandits）相当的现代力量。“绿林好汉”的概念曾在他的第一本书《原始的叛乱》（1959）中被讨论过。不过在秘鲁和哥伦比亚，霍布斯鲍姆发现了别的东西：快速社会经济变革下处于阵痛之中的农村，以及蓄势挑战政府的激进农民运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占据了《革命万岁》近一半的篇幅。
秘鲁：反抗资本主义“新封建”
霍布斯鲍姆访问秘鲁时恰逢南部高地发生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这些农民联合起来在La Convención山谷（位于秘鲁城市Cuzco西北部）的大庄园发起了一项土地占有运动。几年后，霍布斯鲍姆写了一篇学术文章，讨论运动背后的深层历史进程。在他看来，那里正在发生的，是不平等社会秩序的解体。他将这个不平等秩序描述为“新封建”（neo-feudal）：强大的地主不仅从佃农那里榨取劳动力，还禁止他们学习西班牙语，甚至不让他们穿鞋。充满悖论的是，这个新封建体系并非什么古老落后的传统，它恰恰发轫于十九世纪末国际市场对当地生产的咖啡的需求。1960年代初的土地占有运动已经为这个体系鸣响了丧钟——虽然直到1969年，在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独特的军事政权下，秘鲁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土地改革，并最终摆脱了古老的地主阶级。霍布斯鲍姆写了三篇文章讨论秘鲁非同寻常的“武装革命政府”(该政府在1968到1980年间执政）。虽然名曰“武装力量”，但其压制性甚至远不如当时许多文官政权，更不用说即将支配这一地区的残忍独裁政权了。霍布斯鲍姆认为该政府代表了秘鲁贫下农民之于变革的最大希望。“如果一个国家曾经或现在需要一场革命，它就会是这样。”他在1970年写道。
哥伦比亚：暴力与没有爆发的革命
与此同时，在哥伦比亚，最吸引霍布斯鲍姆注意的是自1948年起在这个国家爆发的暴力事件。当时，主要的平民/民粹主义政治家豪尔赫·盖坦（Jorge Eliécer Gaitán）在Bogotá遭暗杀。霍布斯鲍姆指出，哥伦比亚发生的“暴力”是“一场内战、游击战、绿林行动和纯粹屠杀的结合”。它主要发生在农村，并且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不仅是贫农反抗富农，还包括崛起的中产阶级反抗其敌手。霍布斯鲍姆认为，暴力的根源在于缺乏一场全国范围的真正的社会革命。事实上，自1930年代以来，这场革命就在酝酿之中。其时，华尔街金融危机使拉美政府纷纷陷入危机，许多政府发现，它们不得不回应大多数人的需求：大众“开始成为他们国家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然而，在盖坦遇刺后，随着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在哥伦比亚产生平等主义突破性进展的希望破灭了。霍布斯鲍姆在1963年写道：“成群的死尸、遭驱逐者、身心饱受摧残之人，他们是哥伦比亚为这次失败所付出的代价。”
智利：“二十世纪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
在另一篇写于1963年的文章中，霍布斯鲍姆说：“旧拉美正在崩解。全新的东西（radically new）必须取而代之。”可是,几乎整部《革命万岁》书写的都是没有爆发的革命。除了一篇写古巴的文章，以及摘自《极端的年代》（1994）的讨论墨西哥革命的片段，革命在这本书里更多只是潜流而没有实际发生：它在哥伦比亚受阻，在秘鲁流产，在其他地方亦被挫败。书中有两篇写于1971年和1973年的文章，描述了阿连德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尝试所遭遇的命运——第一篇文章说这一尝试有着“令人振奋的前景”，而在第二篇文章里，霍布斯鲍姆严厉声讨了那场夺走阿连德权力的政变，他称之为“智利的谋杀”。（在《妙趣横生的时光》里，他写道，尽管很多人对肯尼迪遇刺印象深刻，他却对阿连德的死讯记忆犹新。）皮诺切特的掌权只是席卷该地区的一系列军事政变中的一个，他建立了极权主义政权，得到了华盛顿当局的强力支持；到七十年代中期，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拉丁美洲进入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
拉美“粉红潮”：革命不会发生
《革命万岁》收录的文章大都写于1960至1974年之间，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之所以对拉美感兴趣，是因为他感到这里充满了各种政治可能性，一些关键的历史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然而，1970年代的军人政权却试图将这一切都扼杀掉。但与此同时，这本书注定会忽略许多东西：比如1980年代中美洲的战争和种族屠杀，比如新世纪初席卷拉美的“粉红潮”（pink tide）——从委内瑞拉到阿根廷，从巴西到尼加拉瓜。霍布斯鲍姆在别的地方把“粉红潮”称为进步政治依然鲜活的标志。
霍布斯鲍姆对非法毒品交易的腐蚀力也过于轻描淡写。1986年，在哥伦比亚政府与毒枭势如水火之际，他淡淡地写道，这个国家有“更麻烦的事情需要考虑”。从未去过委内瑞拉是霍布斯鲍姆的一大遗憾，以至于他对查韦斯的革命没有什么深刻的观察。他也不太写巴西，虽然作为爵士乐评家，他写Bossa Nova的文字很精彩，虽然他的书在巴西非常畅销，虽然他还密切关注巴西工人党的发展。
随着被称为“粉红潮”的南美左翼运动兴起，霍布斯鲍姆放弃了他早年的愿望。在2002年，他写道：“期待中的，在许多国家十分必要的革命，都没有发生。革命……是被这些国家国内的羸弱、分裂和无能所扼杀的。如今，它不会发生了。”即便卢拉当上了巴西总统——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吉兆——也无济于事。霍布斯鲍姆在和他的编辑共饮了庆祝香槟后说：“我想我们现在只能等待再一次的失望了。”历史证明确实如此。
拉美：颠覆惯常真理的大陆
霍布斯鲍姆始终遵循着拉美自身的规律，牢记这片土地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这些历史的异质性使得种种外来的理解方式无能为力。试问还有哪个地方的右翼首领激发了劳工运动（如在阿根廷和巴西）？还有哪个地方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会和工会的矿工一道制定土地改革政策（如在玻利维亚）？美国一度试图在拉美扮演支配性角色，但总体而言，在拉美大陆，“美国无法强加它的种种理念……即使它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拉美“粉红潮”的历史周期或许已经走到尽头，“中右”政府已经赢得或是夺取了阿根廷、巴西、洪都拉斯等地的政权。但在这个新阶段，霍布斯鲍姆关于拉美的文章依然充满了深刻的教益。我们须谨记，这是“一块颠覆惯常真理的大陆”，在这里，那些源自欧洲或北美经验的概念总是施展不开拳脚。请记住霍布斯鲍姆在1963年的话：“为了理解格兰德河与合恩角之间的国家，我们必须从他们，而非我们的角度来看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