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今天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外西北这片广袤土地的历史变迁。这个被称为外西北的地理概念虽然出现时间不长，但它所涵盖的区域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这片位于新疆以西的辽阔地域，包含了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单元：风景秀丽的斋桑泊周边地带、水草丰美的巴尔喀什湖东南七河流域、宛如明珠般的伊塞克湖区域，以及雄伟壮观的帕米尔高原主体部分，其总面积相当于五个浙江省的大小，约54万平方公里。
在当代版图上，这片区域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包括繁华的阿拉木图州、广袤的东哈萨克斯坦州大部分地区，以及江布尔州的部分区域；同时也涵盖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绝大部分国土。得益于天山山脉的滋养，这里形成了中亚地区最适宜人居的温润气候，孕育出最丰美的草原牧场，更因其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而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十字路口。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这片富饶的土地就不断上演着不同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其历史脉络已延续两千余载。
历史的长河奔流至1757年，清王朝经过多年征战，终于击溃了雄踞西北的准噶尔汗国，成功收复天山北路。两年后的1759年，随着大小和卓叛乱的平定，整个西域地区重新归入统一王朝的版图。乾隆皇帝龙颜大悦，将这片新收复的疆域命名为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为加强管理，清廷在伊犁设立将军府，统辖这片面积达22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就在政权更迭之际，一支风尘仆仆的游牧民族正从遥远的西方踏上归途。
在之前的系列讲述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明末清初时，蒙古土尔扈特部为躲避战乱，举族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经过百余年的异域生活，他们不堪忍受沙俄日益加剧的压迫与奴役，最终决定重返故土。1771年隆冬时节，年仅27岁的首领渥巴锡毅然率领17万部众启程东归。在长达半年的艰苦跋涉中，他们不仅要对抗西伯利亚的极寒与中亚的酷暑，还要时刻提防沙俄追兵和沿途游牧部落的袭击。当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终于在1771年盛夏抵达伊犁河畔时，人口已锐减至不足7万。
土尔扈特人的这次悲壮迁徙，成为游牧民族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东归壮举，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更在世界民族迁徙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表面看来，这个故事似乎已经画上圆满句号：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土尔扈特人终究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土。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就会发现其中暗藏着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是：土尔扈特人的这次行动，究竟是主动归顺还是被迫归降？这两种表述虽仅一字之差，却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意涵。在汉语语境中，归降往往意味着在武力威慑下的屈服，而归顺则强调心悦诚服的主动投靠。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从动机来看，土尔扈特人的东归显然源于生存危机。面对沙俄日益严苛的兵役制度和宗教压迫，这个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也不得不承认：与其在异域被逐步同化消亡，不如冒险回归故土。渥巴锡在决策时曾对族人说：我们不是牲畜，任人宰割；我们是人，应该回到祖先生活过的地方。这种为生存而战的决心，显然更符合归顺的特征。
其次从实力对比来看，经过长途跋涉的消耗，抵达伊犁的土尔扈特人已是强弩之末。当时清廷在新疆驻有重兵，以渥巴锡残存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实施所谓的抢占伊犁计划。现存的清宫档案显示，渥巴锡在见到清军将领时曾诚恳表示：我等远来投诚，唯愿安分度日。这种姿态很难与入侵者的形象画等号。
至于为何没有提前与清廷取得联系，这主要受制于当时的通讯条件。从伏尔加河流域到北京，即使快马加鞭也需要数月时间，在沙俄严密监视下秘密联络几乎不可能实现。历史记载表明，清廷直到1771年4月才通过边境将领的奏报得知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消息，而此时渥巴锡的队伍已经在荒漠中跋涉了三个多月。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清廷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以军机大臣舒赫德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严加防范，认为这些叛逃者可能重演准噶尔之乱；而以陕甘总督吴达善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怀柔安抚。乾隆皇帝最终采纳了后者的建议，他敏锐地意识到：妥善安置土尔扈特人既能彰显天朝仁德，又可充实边疆防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