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族大迁徙（公元376–568年）是古代世界向中世纪过渡的关键转折点，其复杂性远超“蛮族入侵”的简单叙事。这场持续两个世纪的迁徙浪潮，既是匈人西迁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是罗马帝国衰落与日耳曼社会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在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上重塑了欧洲文明的基因。
公元375年匈人对东哥特人的征服，打破了欧洲草原的力量平衡。这些来自中亚的游牧战士以骑兵战术横扫东欧，迫使哥特人、汪达尔人等日耳曼部落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匈人帝国的短暂崛起（448–453年）甚至威胁到罗马城本身，但其灭亡后，分散的匈人部落逐渐融入保加尔人等东欧民族。
帝国晚期的奴隶制经济崩溃、行政腐败与军事疲软，使其无力维持边疆防御。382年与法兰克人签订的“同盟者”协议，标志着罗马开始依赖蛮族雇佣兵，最终导致军事权力外移。406年汪达尔人越莱茵河事件，更暴露了帝国对西部边疆的失控。
日耳曼部落的原始公社制解体，贵族阶层渴望掠夺土地，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缺矛盾加剧。考古显示，4世纪起日耳曼墓葬中武器随葬减少，反映其从游牧向农耕转型的需求。这种内在压力与外部冲击结合，推动了持续的迁徙浪潮。
376年西哥特人获准定居巴尔干半岛，却因罗马官员压迫爆发起义。378年亚德里亚堡战役中，哥特骑兵歼灭罗马主力，皇帝瓦伦斯阵亡，这一事件成为帝国衰落的标志性转折点。410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城，终结了“永恒之城”不可战胜的神话。
406年汪达尔人与苏维汇人越莱茵河后，429年渡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439年建立汪达尔-阿兰王国。他们控制西地中海贸易，455年再次洗劫罗马，其破坏行为衍生出“汪达尔主义”一词。
克洛维一世（481–511年在位）统一法兰克各部，486年苏瓦松战役击败罗马残余势力，奠定高卢霸权。法兰克人皈依天主教，与教会结盟，为中世纪西欧的政教合一模式奠定基础。
狄奥多里克（493–526年）建立的东哥特王国短暂复兴意大利文明，但568年伦巴第人入侵彻底终结罗马在意大利的统治，民族大迁徙至此落幕。
西罗马灭亡后（476年），日耳曼王国如西哥特（西班牙）、勃艮第（高卢东南部）、东哥特（意大利）等相继建立。这些王国实行“二元统治”：罗马法适用于原住民，日耳曼习惯法适用于征服者，形成独特的法律混合体。
奴隶制庄园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日耳曼亲兵制与罗马隶农制结合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西哥特王国将罗马地主土地的三分之二分封给贵族，形成早期封建采邑制。
蛮族皈依基督教加速了文化整合。里卡雷德一世（598年）带领西哥特人改宗天主教，结束阿里乌派与正统教会的冲突。修道院制度的兴起保存了古典文化，如圣本笃会制定的修道规则成为中世纪修道院的范本。
日耳曼语族（如哥特语、法兰克语）与拉丁语融合，催生了罗曼语系。但现代研究指出，“日耳曼民族”更多是中世纪后期建构的概念，迁徙时代的部落并无统一民族意识。
维也纳学派（如沃尔夫拉姆）提出，蛮族身份是政治精英通过谱系神话与文化模仿建构的结果。例如，法兰克人自称特洛伊后裔以获取统治合法性，这种“罗马化”过程重塑了族群认同。
考古显示，多数蛮族并非全民迁徙，而是军事精英带领少量部众渗透。如汪达尔人进入北非时仅8万–10万人，其统治依赖与罗马地方贵族的合作而非暴力征服。
4–6世纪的“小冰期”导致欧洲农业减产，加剧了日耳曼部落的生存压力。19世纪德国移民潮与气候异常的关联研究，为理解古代迁徙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