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互动与代差：18世纪欧洲—太平洋交往中的实践和叙事》，徐桑奕著。摘自《全球史（第2辑）》，李雪涛主编。
互动与代差：18世纪欧洲—太平洋交往中的实践和叙事
徐桑奕
18世纪中叶，欧洲各强国的争端已从陆地延伸到海洋，再从近海向远洋发展。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澳门、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等传统据点及其辐射范围已经难以满足近代欧洲日趋激烈的资源、市场和航路竞争。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是这种态势的阶段性结果和新的起点。在1763年后的十数年中，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争相派遣船队深入太平洋，试图抢占先机。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水文学家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即矢志追寻哥伦布、麦哲伦的脚步，将寻找“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作为他“毕生最大的热情”所在。
一 邂逅、冲突与认知
18世纪的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理性”（reason）则是人们改造世界、追求真理的有力武器。康德第一次抽离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马克思则在此后强调了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和此岸性，并将实践理性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实践理性定义大致可表述为：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价值规范或价值判断能力。因此，若身处波诡云谲、前途未卜的大洋深处，欧洲航海者必然审慎行事，“运用理性决定在特定情势下如何行动才算正当”。他们的到来将对土著民族的原有“惯习”（habitus）——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等一切轨迹与原则——产生了巨大冲击。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像 （1879~1881）
大量事实表明，库克之死是欧洲—波利尼西亚互动中文化误解达到高潮的一个标志事件，是一起跨文化障碍造成的冲突事件，是一个“仪式性的后果”。如果为此开始对土著原始信仰进行祛魅，冠之以土著头人（chief）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审慎决定和巧妙伏击，那恐怕才是历史强加给对夏威夷人和波利尼西亚社会的真正曲解和最大污名。实际上，就效果来看，土著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逻辑未必就比不上欧洲人引以为傲的理性，当代人类学家倾向于将这种朴素本体论的来源归结到口口相传的神话宇宙和层层构建的社会禁忌。如毛利人，他们“历史上祖先的生活同现在的生活一样”，祖辈留下的经验成为其认识的重要来源，是故他们的世界呈现为一种“永恒的回归”“过去的体验就是体验现在的方式”。这种思行体系或许会引起部分18世纪文明人士的轻蔑哂笑，却无碍于它本身的存在、运行和自洽。狄德罗在他于1772年完成的《布干维尔航次补编》（Supple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中以土著的口吻写道：“我们已经从你们身上吸取了东西，而且也从你们唯一的长处（智力）中吸取了东西，请相信我，尽管我们是野蛮未开化的，但我们也知道如何计算。”可见狄德罗相信土著社会自有一套原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则一直告诫人们，所谓的古代社会并不落后，不能因为土著“仍将神灵或祖先创造他们时的状态视为典范”，就妄下结论。他评价道：“每一文明都倾向于过高估计其思想所具有的客观性方向……当我们错误地认为未开化人只是受机体需要或经济需要支配时，我们则未曾想他们也可以对我们提出同样的指责，而且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的求知欲似乎比我们的求知欲更为均衡。”斯特劳斯此言本意是对土著善用自然资源的赞赏，然事实证明他们在与“（外来）人”的交往中却显得无所适从，若有理性的“庇佑”，他们本不该以血肉之躯主动制造与船坚炮利的欧洲人间的龃龉，但却多次率先挑起事端。对于此类“堂吉诃德式”的“冲锋”行为，萨林斯称之为“神话真实的历史隐喻”，亦即其精神世界的现实投影。自然宗教和神谶是世界总体架构的重要组成，各级头人、祭司和贵族则垄断了解释权。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把持下，神谕狂欢、部族纠纷和“猎首”（cannibalism）崇拜等戏码循环往复上演，填充了土著社会在地理、社会和心态上的闭环结构。“对他们而言，文化主要是‘活’的——活在实践中，并且作为惯习而存在。”同时，阶序化土著社会的分化程度并不逊于文明世界，且有着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对此，人类学家敏锐地观察到，为了显示保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就要先生产出一个初始的无秩序，只有在克服了一切无序后，领袖才能像“天神下凡”一般，彰显自己的强力。库克船长等人很有可能就成为其牺牲品。
詹姆斯·库克抵达夏威夷
丹尼尔·尼古拉斯·乔多维茨基，1790年
另一方面，理性世界的来者则要显得更加谨慎。从1764年前后英政府对远洋航行的将领授意来看，冲突绝非他们所希望的。从一些海军部的指令来看，“征服”已不是英国的主要目的，占有金银等硬通货也非制订计划的主要动机；他们的目标是以新的方式取代旧殖民者在南半球的地位，直接的征服和统治都是“多余的”，对当地的自由贸易和英国自身经济利益只能起到“拖后腿的作用”。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应“视情况”在当地树立“英王权威”。由此可见，英国主观是希望和当地人建立良好关系，开展贸易活动，并扩大英国在太平洋腹地的影响。同期进行环球航行的法国人路易·德·布干维尔（Louis de Bougainville）的最初目的是要将马尔维纳斯群岛移交给西班牙，更无在其他地区挑起冲突之意。从他初到塔希提时留下的记录中也能看出，布干维尔的确是想要和当地人和平相处，建立联系。“十二个全身赤裸的男人划着一只独木舟带头前进，向我们挥动几根香蕉树的树枝。从他们的表情看，这应该就等同于橄榄枝了。我们用各种临时想起来的友好手势回应他们……并回赠一些了帽子和手帕。这些礼物提供了真诚友好的交往保证。”
欧洲人在太平洋的真正艰难之处在于，他们无法发挥其理性之于他者思想体系的共时性优势，无法和平说服土著接受西方理念。根据西方哲学家的观点，“实践理性”在人类的认识能力体系以及心灵能力体系中据有一个突出的、甚至主导性的地位。但土著的行事方式与“预设套路”仍有一定距离。斯特劳斯提出，“语义的贫弱”有时并不会影响逻辑的表达。无论如何，“野性思维”都是当时的欧洲人难以理解的。而对土著来说，他们也处在类似的困境中。
二 欧洲叙事中的土著社会侧影
对土著来说，与欧洲人的交往可以看作他们“丧失本性”的过程，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更直言它为“蓄意毁掉一个种族的故事”。一方面，无论是否裹挟着恶意，域外来使仍然凭借器物上的优势，不断将自身行为方式传播、施加于土著，令后者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一种因民族身份油然而生的优越感使得英国人在情感上难以对他者做到平视。作为“统治海洋的帝国”的国王，乔治三世公开表示他自己为“代表大不列颠人”而感到荣耀。而在英国本土，就连苏格兰人都成了处于“边缘”的“家门口的野蛮人”，苏格兰文明被称为“被奴役的”“落后愚昧的”文明；这样的文明只能服膺于“自由的”“先进理性的”高级文明。由此可知，在生产力和社会文化上更为落后的太平洋土著社会，势必会受到英国（英格兰）人不自觉的差别对待。1767年，当英舰“海豚”（Dolphin）号停驻在麦哲伦海峡附近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时，船长乔治·罗伯森（George Robertson）描述道，火地岛居民可谓是他见过“最可怜和落后的人形生物”。当双方分别时，火地岛人无动于衷，“仿佛从未见过我们”。对此，罗伯森断言：“沉溺在幻象（reflection）和无知（ignorance）中，他们自满于目前的处境。”
该年6月，“海豚”号登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欧洲人和该岛首次相遇。但这个“阿卡迪亚”（Arcadia）式的乌托邦并没有第一时间显示出它热情好客的一面。在发现船只靠近时，当地人迅速聚集起来，乘大量独木舟包围了英船，从最开始言语、肢体上的寻衅到后来的石块和弓箭，英方对此报以威力更大的火枪和炮火，土著因之伤亡颇多。来自文明世界冷酷无情的火器（sharp lesson）似乎极大地震慑了塔希提土著，自此他们开始表现得小心和恭顺，尽量不去拂逆欧洲人。
塔希提岛房屋景观，亨利·斯图尔特-沃特利 摄
尽管总体上相安无事，但土著的本能与天性还是引起了欧洲人的不同看法。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一贯对卢梭等人的说法大加抨击，他认为，土著不仅在身体素质上不如文明人，同时他们也根本不会控制（负面）情绪，而是会受它牵制，“就像是熊一样”。这类评价对应的典型是土著的性道德问题。甫一到达塔希提，欧洲人即被土著社会的一系列习俗震惊。最初，土著女子被作为向欧洲人示好的象征，罗伯森对此记述道：“海员们发誓，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性。他们纷纷表示，为得到一个这样的女子，愿意少拿三分之一的薪水……他们疯狂爱上了这片海滩，即使是几周前被医生确诊的病号们，似乎也可以为此奋不顾身……”数年后的夏威夷，女子们“几乎是动用暴力，强迫你投入她们的怀抱”，并且这“显然是出于纯然的情爱结果”。布干维尔注意到了当地一夫多妻制（polygamy）的盛行，而他的叙述中多了一些共情思考：“一夫多妻制在这里很普遍，甚至在头人们当中也是如此，这是因为，爱是他们唯一的激情……年轻女子在这方面也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一切都让她追随内心的想法，随心所欲，相好的男人越多，越受到公众的赞赏。”无独有偶，狄德罗在《航次补编》中继续对土著性道德问题进行了扩展，呼吁法国人追随波利尼西亚式的“自由之爱”（free love），和传统的性道德、性伦理决裂。从这个意义上看，原始社会仿佛取得了一次重大成功。土著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行为与习俗居然能被文明世界关注并进行广泛讨论，其形象还得到了萃取和提升，这堪称是土著惯习对于理性的一次小小“暴政”。不过，亲历者对此的态度仍是谨慎的。库克曾在他第三次航行的记录中写道：“我不会干涉海员和土著女子之间的接触，因为我阻止不了；但也不会鼓励，因为我也不知道接来下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对土著偷窃（thieving）行为的记述在欧洲人的文本中俯拾皆是，频繁发生的失窃事件令欧洲人苦恼不已。早在16世纪初麦哲伦船队环球航行时，就对太平洋关岛（Guam）一带的土著查莫罗人（Chamorro）的盗窃行为感到愤怒。查莫罗人其时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私有观念；面对陌生来客，他们蜂拥而至，哄抢物资，甚至还拖走了舰船上装载的小艇，西班牙人遂称这一带为“盗贼群岛”（the Islands of Ladrone）。时隔数百年，欧洲人的太平洋经历再次与失窃产生关联。最初，“海豚”号的海员常发现他们的物资不知何时就突然不见了，他们随即明白，当地人几乎“什么都偷”，无论是铁制物品还是镶有金边的帽子。对于猖獗的盗窃，英国人曾试图以炮火和枪支的威力予以震慑，但这些也并没能完全遏止塔希提土著的偷窃行为。对布干维尔而言，这种情形也是棘手的。虽然在塔希提受到礼遇，法国人仍因偷窃问题射杀了一名土著，并击伤三人。布干维尔的描述中不乏对盗窃行为的揶揄和不满：“这里的居民都是举世罕见的偷窃专家”；“每个人都可以在遇到的第一棵树上采摘水果，也可以进入别人家里拿东西……对我而言，他们成了灵巧的扒手……如果他被抓住的话，这个罪犯会受到的唯一惩罚就是被木棒打几下然后强制归还赃物。”事后他总结认为，土著的偷窃行为也分情况，他们通常不会对自己人或惯常物品下手，但一些新鲜事物的到来将大大激发他们行窃的欲望。1777年初，库克一行曾停留在汤加群岛。因害怕财物失窃，他特意准备了不少礼物，欲赠予当地土著上层，以期减少失窃情况，但这并未令岛民们罢手。最终，一些家禽、铁器和枪支的相继被盗引发了库克的愤怒，他扣留了部分土著上层为人质，才找回部分遗失物品。
“每个人都将不符合自己习惯的事称为野蛮。”航海者在风尘仆仆之余，还要经受物品的不断失窃，所以心有怨气，可以理解；但他们对土著社会的评判全然出于欧洲式的道德考量，罔顾当地风土民情，这无疑暴露了其欧洲中心主义思想。
三 降临：土著欧麦的奇幻之旅及其影响
在欧洲与土著社会交往的故事书写中，出版于1719年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可谓是当中翘楚。在这部举世闻名的小说中，主人公鲁滨孙在困居海岛数十年后，救出一名即将被吃掉的野人，将他命名为“星期五”，并最终带他返回英国。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或许未曾料想，类似的戏码在数十年后竟然真能上演——甚至还不止一次。对此，罗伯森曾基于自己的航海经历断言：“我的确相信，如果空间足够，将有非常多的土著希望随我们的船一起返回英国……”
土著能够登上欧洲船只首先出于欧洲人航海活动对向导指引的需求，从一些迹象来看，这种需求是逐渐变得迫切的。在库克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中，一位名为图皮亚的土著作为塔希提的代表，数次登上过“努力”（Endeavour）号，与英国人进行交流，后者还给他起了个“乔纳森”（Jonathan）的欧洲式昵称。双方熟络起来后，他甚至还曾主动表达了希望随该船一道返回英国的愿望。虽然库克对此并未做出积极反应，但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此行中的真正“大佬”——则对此怀有一定的兴趣，并决心带上图皮亚同行。班克斯对此记述道：“虽然库克先生估计不会赞成，但我却能感觉到，政府应该不会注意到这种无伤大雅之事……比起同伴们更热衷的狮子老虎，我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不对这样一个人产生一些好奇心。我猜，我和他之间将会有一些有趣的对话，他也能对接下来的航行有所帮助，说不定他还能在未来行程中遇到一些他的同胞……这些就足够回报我（去促成此事）。”在班克斯看来，图皮亚的存在既能有助于航行，又是英国人见所未见的遥远民族之代表，必然会引起学术上的乃至社会性的轰动。图皮亚由是获准登船开始他的旅程，并在航行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病逝于途中。
波特雷·范·约瑟夫·班克斯爵士
安布罗瓦斯·塔迪厄，1820 - 1828 年
从文明世界舶来的斧头、螺丝、钉子等金属物品，令人惶恐的艨艟巨舰和火器，以及此前沃利斯之行中的前车之鉴，令土著不敢再轻举妄动，遂对欧洲人事之愈谨。随着双方交往的加深，“赴欧”一事开始成为土著当中的热点问题，乃至向着各种戏剧化方向发展。在第二次环球航行中，库克和托拜厄斯·弗诺（Tobias Furneaux）分别指挥“决心”（Resolution）号和“冒险”（Adventure）号，并再次选择塔希提作为中途补给地。有鉴于数年前的经验，此时央求前往欧洲的土著数量激增。在这当中，一位名为欧麦（Omai）的土著最终脱颖而出。此人和托拜厄斯·弗诺是老相识，两人早在“海豚”号来访期间便已结识。据记载，欧麦对这次随行的机会表现得十分谨慎，他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弗诺，并不断“讨好”（ingratiate）其他海员，甚至还和个别想要学习土著语言的海员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有学者考证，欧麦尝试接近英国人、希望登船去英国，都是为了“复仇”。当时，他所在的家族已经式微，失却了原有领地的统治权，其周边的波拉波拉（Bola Bola）岛的居民可能是一个主要对手。因而，欧麦在此后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重振家族，而英国人的“和蔼”与“技术”即是他潜在的武器。事实证明，即便不具备文明人的思维逻辑，欧麦的心思也的确细腻，明显领先于同侪。很快，他成为“冒险”号上唯一的土著候选者，获准随船一道返回英国。
1774年7月，欧麦随“冒险”号抵达英国，开始了为期约两年的英伦之旅。对于他的到来，英方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且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安排，如海军大臣桑威治（Earl of Sandwich）、班克斯、博物学家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等人都亲自接待了他，一些伦敦和地方上的贵族也参与进来充当欧麦在旅程中的向导和伙伴。在随后的旅程中，欧麦在欣琴布鲁克（Hinchingbrooke）、约克、伦敦等地停留，受到各地乡绅和贵族的热情款待。他广泛参与到英国社会风靡的高雅文化（politeness）中，班克斯等人带他出席各种名流聚会，著名画家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为他创作肖像画，他参观了英国海军的码头和舰艇，甚至还参加了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一次聚会活动。欧麦一直在学习英语，受到英式文化的熏陶，还学会了下棋，他的天赋、努力和礼节得到了英国人的肯定。然而，这些新闻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例如，塞缪尔·约翰逊认为，库克等人的航海日志，包括将土著千里迢迢送到英国的举动都是不可理喻的，原始和理性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鸿沟；对于欧麦这一个例，约翰逊表示，正因为有了良好的氛围和高素质的同伴，欧麦才能稍稍表现得不那么野蛮。
留英期间，欧麦面临的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任务”是接受英王乔治三世的接见。作为一名热衷于海外事务的君主，乔治三世十分关注英国势力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故对欧麦的到来也格外有兴趣。据记载，当听说即将面见国王时，欧麦“即表现出了极大的尊崇，他非常希望自己举止恰当”；根据海军部的记载，欧麦将他原本准备的简短寒暄扩充成了一段较长的讲话，其中甚至还包含一些向国王寻求军事援助的内容：“……您是英格兰、塔希提和波拉波拉的国王，而我则是您的附属品；我来此的目的是寻求武力协助，以此来毁灭波拉波拉人，因为他们是我的敌人。”是故，在知识界的邀约与纷争外，乔治三世、桑威治、库克等英国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欲从欧麦身上发掘些政治意义和价值。诚然，真正出兵帮助欧麦“复仇”是不现实的；他们的意图是，通过树立这样一个来自土著社会而又“自我跃迁”的范例来扩大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在第三次远航出发前夕，库克在日志中坦陈：“总之，在欧麦停留英国和准备离开的期间，各种措施的进行都是为了让他向同胞传达（convey）一个信息，即英国的伟大和慷慨（greatness and generosity）。”这一动机在欧麦临行前获得的礼物单（present list）中有所体现。除却土著最喜爱的铁制品，还有桌椅、刀叉、杯勺、锡盘、钟表、针线、肥皂、药品、女性服装，甚至有国王和王后的画像；此外，欧麦在英国结交的朋友也向他赠送了礼物。这些充满人文关怀的礼物首先代表了英国对土著社会的善意，但也暗示着试图以西式生活取代土著的既有惯习。同时，它还内嵌了帝国的政治隐喻，希望扶植欧麦作为英国在南太平洋的“代理人”。
随着欧洲人的介入，岛屿社会“头人/贵族—平民”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出现了变化的可能与张力。起初，平民、头人对于神圣事物的传统反应构成了他们与神圣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构成了头人与平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传统的关系范式成为波利尼西亚文化传统得以持续建构的结构。此时，欧洲人的到来为社会中的各类传统范畴提供了新的“功能性价值”，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土著社群内部的“觉醒”，一种当时还无法臧否的“觉醒”。欧麦等土著与欧洲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欧麦还远赴重洋，亲身感受了文明世界的生活，如此史无前例的经验对当时的土著社会可谓机遇和劫数并存。一方面，欧洲在科技和文化上的巨大优势是无可辩驳的，若能合理借助，太平洋世界的发展程度会产生质的进步。另一方面，欧洲社会制度与太平洋大相径庭，囫囵照抄、强行适应的代价仍未可知，但确将挤压原生社会及其文化的生存空间。例如，欧麦在离开英国时已经略带些“遗憾”（regret）的情绪；在此后的航行中，他积极地为库克一行人排忧解难，向不同岛屿的土著宣扬他的海外经历。英国政府和军方也曾试图以他为媒介，提升自己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另一些记述提到，虽然仍具有一定的“猎人本能”，但欧麦似乎已在酒精等舶来品中迷失自我。有英国人对此十分鄙薄，认为这是他“本性”（real character）的暴露。
欧麦的英伦之行可谓一次富有浪漫色彩的“奇幻之旅”，但他并没能对英国的南太平洋拓殖计划起到很大作用。19世纪初，随着传教士团体的进驻，塔希提头人开始与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缔约，皈依基督教。并以此为奥援，攫取利益。而英国在太平洋诸岛的动态和规划也进入了更为实用、注重效益的阶段。
结语
当代学者声称，人类活动已经加速到可以推动地球超越其“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的程度。“行星边界”是指全球系统各种交替状态的阈值；一旦越过此边界，系统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就会发生。将这一生态环境领域的表述引入历史语境即能看出，随着欧洲人的到来和介入，18世纪后期太平洋诸岛的“行星边界”已受到破坏，西方观念和产品的小幅输入开始分解其原有结构，各个基本范畴开始发生改变，而岛屿社会的生态与文化环境将在下个世纪迎来更大的劫数。房龙指出，欧洲人带来的“酒精和疾病”，加上波利尼西亚人“先天的易胖体质和懒散”，令他们的身体素质急剧下降。随着19世纪更多冒险者的来临，太平洋的鱼类、矿物、鸟粪，甚至人口资源都将面临空前的浩劫。对于上述问题，一些欧洲学者也表达了痛惜之情。詹姆斯·邓巴尔（James Dunbar）在1780年不无反思地写道：“欧洲的积弊已经渗入到了塔希提的血液中……以后若有任何土著部落被我们遇到，我都将会为他们感到难过。”事实证明，由于双方之间发展程度、风俗习惯之间的差异太大，以至于欧洲与波利尼西亚的交往只能以拥有话语权的前者之标准来加以言说。即使能够客观看待，哪怕发现和赞美他者的闪光点，实用需求的滋长也将会把上述认知作为未来扩张的参考。
书籍简介
全球史（第2辑）
李雪涛 主编
2023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
《全球史》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主办，每年两辑，专事刊布全球史与中国研究领域的新探索、新观点和新成果，尤其关注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经贸科技交往、语言接触和观念知识迁移等问题。希冀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以整体观的大视野，将历史研究的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景之中予以理解和考察，突破以往人类认识的各种中心主义偏见。
《全球史》所涉及的内容，实际是对大航海以来中国人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互动情况的考察。本书收录的文章除通史性、区域性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成果，还包括贸易史、移民史、传教史、语言交流史、知识迁移史、科技史、疾病史、概念史、翻译史、留学史等内容。正是通过对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才能看到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与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揭示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