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Postmodernism: Return of New Social History to Social Sciences
【摘要】史学是否是科学，是史学史的百年论题。文艺复兴使史学摆脱经院束缚，转向“人”的研究。启蒙哲学推导人类社会规则，史学冠以理性主义与科学性。19世纪历史主义方法论提倡档案考据，主张历史具体而非普适性。20世纪之际史学借鉴社会科学方法论，趋于科学化。后现代承继人文主义，赋予史学主观性与叙事质性。后现代之后，史学界正视史学的社会科学属性，肯定其真实性、客观性和规律性。如同现代国家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合流，形成社会科学诞生的历史基础;后现代后之失序与重建，促使哲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回归，亦使社会科学史学研究回归。
【关键词】新社会史;社会科学;回归
社会科学以现代理论所确立的科学方法论研究社会现象与问题，社会科学化亦社会人文学科的近代科学化。社会科学不同于社会学学科，除学科理论与外延外尚存在方法论差别，前者基于分析性，后者基于实证。19世纪称为学术上的科学复兴世纪，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相继独立。经济学据“符合自然”的“自由理论”去政治化;政治学立足于政治哲学下的秩序构建，由法学分出;社会学与文化或“人群”概念结合，由日耳曼国家学说分出。继而社会学和政治学成为研究独立民族或国家的组织之学。同时欧洲国家的大学设置东方学与人类学，前者基于区别欧洲古典学范畴之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文明;后者致力于缺乏文字记载及其“历史”的人群。即19世纪中叶后的社会科学，与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伴生。
现代区际族际国际业界阶层流动空前，单一文化社区、区域转向交往生成之互渗研究。跨域流动代替单一区位成为社会主流与社会学人类研究对象。差异性认同渐转向趋同性认知。认知由单向→综观，文化→跨文化，学科→跨学科。其间社会学年刊长时段论、新社会史之综观，新文化史之心灵史，生物－文化整体论，均关注社会－文化一体与人性。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系传统学科社会科学化结果，史学本位的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之区域结构过程，社会人类学本位的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之古今意义钩连，均肯定社会构成之主观能动，主观能动赋予主体认同建构于意义。亦国家－社会的分层研究，在全球化与媒体共享时代，可因族域交叠、族体流动、媒界间性，转向上下沟通、互动一体、国民敦进之研究。
社会学人类学具应用研究的传统功能，诸历史时期均有不同发挥。社区、功能、历史、文化动力诸差异性研究，对应配合民族及其国家建构之诉求，洲际区域类型研究适应战后国际均势格局，综观与互主性研究助益于社会主体间性与共存，主观能动与实践解构现代性结构。在后现代之后理性重建的时下，差异趋近、复合变迁研究，应合人类心智的惯通生成与通则完善追求，这应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及史学本体向普遍性之回归。
一、新史学:社会科学史学与新社会史
(一)年鉴史学－新史学与社会学
(二)新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
新史学在成为社会史学后，倾向于成为民族志或人类学的历史学。它改变历史的时序性视角，导向对事件的疏离，提供由重复的事件构成的历史，由宗教年历、血缘或家族历史有关的事件与生命仪式构成的历史。民族志且引导历史学突显湮没于“历史性的”某些社会结构。家庭与亲属关系结构、村庄的阶级与社群等引入史学论题。与研究多变社会、城市史学相对，人类学民族志意味传统乡村社会或史学的乡村研究之始。集体心态的时代差异亦使史学家接近人类学家。新史学把一切存在于世以及被遮蔽、被消失、被遗忘、看不见的事物皆作为史料。民族志意义的历史研究亦在于重新评估历史中相关元素，从国王神赐能力转而研究职业阶层，工匠、医师、知识分子等。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从历史角度认知“身体的技艺”以认识社会与文明特征。民族志对历史的直接贡献是关切物质文明地位。食物研究领域如哥廷根的威廉·阿贝尔(Wilhelm Abel)主持《农业史与农业社会学学刊》，Slichervan Bath主持的瓦格宁根《农业史专业学刊》。服装与居宅研究使美学、符号学、艺术史与史学和人类学联合。弗朗索瓦·雅各布“遗传史”表明历史与生物学遇合的可能;费尔南《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15—18世纪)》使后者入据史学领域。与史学最密切的考古学转向“遗失的村庄”的发掘，文物美学与艺术史纳入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研究。民族志要求比较方法和逆推方法的普遍化，敦促欧洲中心论的否弃。民族志与史学均关注他者且均呈现社科研究的结构化。前者关切单一史前社会，后者注重研究对象的结构性。民族志主要研究文化的接触濡化及区域。史学需关注一个社会内部的濡化，如精英与大众、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等。同质(将历史等同于原始)与线性(从原始到历史)研究均转向关注同一社会不同演进阶段的群体共存。这应是人类学与整体史之诉求。
此外，福柯的新历史研究反对理性主义的目的论和总体性连续历史，转向关注边缘和隐匿处的生存。认为过去史学的本质面向帝王将相，历史研究应关注在宏大连续性历史中陷入沉默的平凡人命运，捕捉日常生存中微观层面的权力关系，及一些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如疯子、病人等。其“小写的生存史”只是各种生活片断，却是历史存在的真实层面。福柯认为须首先理解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它由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布展为一种不可直观的力量关系，“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不仅是获得、取得或分享的某种物，是在无数不平等和变动的互动中，发生和作用于生活细微层面的支配。指出真理是权力支配的核心骨架，以科学话语形式和生产该话语的制度为中心，是权力合法性依据;每个社会皆有其作为真理起作用的各种话语的一般政策，及其所获得的技术或程序，“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维持自身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且权力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运转，对个体归类。“添加身份……真理法则”。“主体”凭依控制和依赖屈从他者;据意识或自我认知束缚于其自身认同，两个意义均表明权力方式的征服与奴役。福柯“谱系学”主张破除宏大叙事构建的历史;破除认同叙事，认为身份遮蔽底下的灵魂。
(三)后现代叙事史学
科学主义使社会科学将突进视作进步以免被责“非科学性”，导致对人和社会的误识，即社会科学可以成为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尤其经济学依据外部参数，决定发展和社会行为，成为无所不及的社会控制学，构成诸种干预主义的政策根源。“后现代”概念是一种思想观念的更迭和西方文化的省思，包涵“所有反现代倾向的思想、观点、人物及其作品”，以一种反传统、反体系、反中心的思维模式，批判与否定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居于西方主流地位的“现代理性”“进步学说”，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等为其特征。其理论来源如尼采及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语言学家索绪尔对文字性质不稳定性的主张，结构人类学者的亲属结构研究，罗兰·巴特对文本的重视，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德里达的解构观念，利奥塔的后现代情境描述，格尔兹视文化为文本而解码意义，詹明信的资本主义后期的看法等。“解构”理论是其核心，“构成后现代精神的底蕴和基色”。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最早使用“解构”表示对结构的分解和凸显个体意义，检视和改造西方“存在之形而上学”。继之德里达扩展“解构”一词为消解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颠覆等级压迫结构。其1967年《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正式提出“解构主义”。福柯《知识考古学》被认为“敲响历史的丧钟”。然，后现代主义认识论走向相对主义极端。
海登·怀特由依据档案史料与社会科学“客观性”方法，及对宗教现象的类政治或社会历史事件的科学解释，转而强调历史书写的“叙述”性。其《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话语的比喻》《历史学的重负》《历史的解释》，以语言学探讨叙事史学理论，使后现代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入史学领域，由史学理论渗入具体历史事件研究。认为任何史学作品皆包含一种未经批评而被接受的、诗学的与语言学的深层结构范式。《元史学》纳19世纪代表性的四位史学家和四位历史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的历史解释与撰写范式，展示其主导性比喻方式，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如米什莱的作品是浪漫剧的，兰克是喜剧的，托克维尔是悲剧的，布克哈特是反讽剧的，黑格尔作品是提喻的，尼采的是隐喻的，克罗齐的是讽喻的。即历史的叙述话语本质是诗性的，可以分析诗歌的方法归纳分类。诗歌首先是想象，其次是修辞学比喻或转义。因此“元史学”之“元”系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想象产物。同时海登·怀特等据“历史事实”以语言“预构”(pre－figure)历史情节，认为史学(社会)科学化在认识论上不成立，主要表现为一种相对主义史学观。卡尔·贝克尔认为，历史事实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查尔斯·比尔德指出，史学具有基于作者的信仰、记忆、时代等主观相对性，历史书写是“一种信仰行为”。史学由客观中立的“科学”变为主观创作的“文学”。历史语言研究转向，实质摒弃以往史学客观、科学范式，强调史家的主体性与语言模式运用。认为历史知识非源于历史事实，而是据历史陈述、话语和文本，“语言所作出的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通过语言进行的一种'建构’”。文本含义具不确定性，文本解读具相对性。史学与文学不具本质差别。
1970年代始，西方史学界形成后现代历史叙事转向:关切历史叙事的情节、形式与意义生产，将叙事视为史学知识生产的方法;质疑客观真实的过去与历史规律的存在。认为后者掩盖史学家在知识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遮蔽历史撰写中精英视角与诸种权力的干预，忽略读者、社会对历史知识生产的能动作用。史学讨论聚焦“叙事”。威廉·德瑞《论叙事在史学中的性质和作用》首次使用“叙事主义”一词。叙事可否呈现历史事件的内在因果，历史叙事结构和形式与(社会)科学的因果覆盖律关系等，成为争论焦点。此仍属于“现代的”分析的历史哲学范畴。继而海登·怀特与阿伦·芒思洛相继提倡一种“文学行为”的“新历史”，使历史叙事本质成为历史写作哲学和历史美学。1979年劳伦斯·斯通视“叙事”为史学实践方法，关注个体行动及日常生活，强调过往世界的重构与体验，反对“结构”式历史书写和史学“社会科学化”。年鉴学派被质疑对传统叙事的否定并未推翻19世纪兰克、孔德等确立的历史认识论，而仍肯定史学“反映”过去“最可能发生的事”及其持续性存在“实质”等认识前提。
传统史学的因果关系研究和历史现象的各种“本质性”规定被抨击。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分析式的史学方法论的核心要点为:“二重证据”法即文献史料考证与博物考古参照;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结合。后现代历史叙事质疑因果关系、社会发展规律的可信度，主张史家谨慎使用“真相”“事实”“客观”“意义”等概念，置其于引号中。安克·施密特认为，史学家无以呈现客观真实的过去，因其“没有亲历那个过去本身”，“对历史实在提出'隐喻式’看法”，是史家建构的“事实”“史实”。阿伦·芒思洛提出“过去和(作为叙事的)历史是不同的本体论范畴，前者已经超出我们所能接触的范围，它只能通过后者即我们的建构来把握”。“过去”被不断书写再现，成为一种无法阐释清楚的叙事相对主义。“历史是一种叙事表现模式，所以真相没有绝对的认识论意义”。即在本体论上，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历史认识的客体(史实、史料)不是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实体，而是由语言与推论实践构建的“文本”。在认识论上，后现代主义史学质疑史料与史实、历史知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认为史料与史实只是不同文本，史学与历史之间非主体与客体关系，而是文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据检验史料判断史实真假。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史学本质是一种语言阐释，强调史家主体性的语言模式与文学修辞运用。
后现代史学认为时间是断裂不连续的，历史变化无常非以直线形式展现，没有起源与终点，不以进程揭示真实。其以历史的差异性、多样性、文化性反驳民族国家史、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及西方社会发展范本，质疑现代史学理性、线性进步观的思维模式，及以西方历史延伸非西方史。认为，传统或现代史学的考据，是在既有概念框架或观念中选择史料，17世纪至20世纪的历史叙事充斥性别、族群、文化和阶层偏见。保罗·利科认为，史家大都“关注和分析重要事件”，其“询问者的身份与被查询文献的选择具重要关系”;“对各种因果关系分层排列”与叙事，系史学家规训好的主观性，基于现代史学概念、“心理动机”，无以真正客观认识过往。新文化史代表作《王氏之死》《马丁盖尔归来》等均关切传统叙事忽视的群体，揭示妇女、农民、新教徒等人群之思想、社会、经济、政治等，且以多样叙事认知、图像影像扩展出与二重证据法并列的第三重证据方式，反证传统与现代史学对历史叙事的制约性。后现代史学承继人文主义，呈现“文化转向”。新社会史主张历史即文化，人是文化的具身，身份由文化塑造，理性在文化中运作，不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而是文化建构历史。彼得·伯克认为“所有历史都可以被描述为文化的历史”，新文化史是史学的一次“范式革命”。亦史学的任务不是分析因果，而是发现意义。后现代历史叙事不信奉史家权威，认为以往对过去的叙事存在“压迫式”权力关系，其塑形与合理化现实表现出“意识形态”性。指出，同一个事件(如法国革命史)可被不同史家如米什莱、托克维尔、泰纳等呈现不同面貌，每个历史事件的“再现”均有史学家现实性的建构塑造;19世纪史学“科学化最终依据的'理论’……是社会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强调史学家主动认识“自我”建构性及基于何种认识影响叙事。
后现代历史叙事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严重削弱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及价值，文本崇拜否定史料的客观真实性和史实，动摇史学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导致历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引起部分学者的反驳;且历史是西方近代文明呈现的最重要途径，史学成为抵制后现代主义的保守据点。大卫·卡尔认为，复原过去某种边缘群体的做法，不应是历史相对主义的，而应持客观主义态度，才能赋予边缘群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史学家群体及其学术传统、实践和价值观，为历史真相提供主体间语境保障”;叙事结构与建构本质是主体间性、社会性的。曼德尔鲍姆认为，叙事无以摆脱分析和解释，史学家须了解个人所生活的社会背景，这一背景本身非以叙事表述，从社会的整体背景解释，是一种整体决定部分的因果关系。雷蒙德·马丁指出，史学家凭基实证、依靠证据和论述证明其解释的有效性。即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一定社会现实与社会关系、亦某种因果关系和普遍范畴(“常识”)的反映，并非史家任意编排的过程;史家本身基于客观制约和认识论经验。同时事实与诠释、客观与主观探讨本身具历史延伸性，史学是史家与史实间永久的对话。围绕马噶尔尼使团事件，费正清对朝觐体制的解析，周锡瑞对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的批评，实质反映传统史学对后现代史学的戒备，即对历史真相的否定，易导致对历史求真目的的否定。而后现代史学的批判性增加史学新气象与反省意识。1990年代中期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焦点，由历史叙事转向“历史记忆”“历史体验”问题。或认为，此标志历史叙事主义衰落。
(四)概念史、文化史、微观史
伏尔泰曾试图克服单纯王朝变迁史，引入艺术的文化史。陈寅恪中古史研究注重文化史内容，从社会风化变易寻求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系统考证李唐姓氏来源和改易过程，以李氏家族位居核心确立新的宗室世系。指出中古改易姓氏是胡汉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常态，“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亦莫如是”。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陈氏制度研究偏重于文化史与风俗史，“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
微观史是历史研究的普通人转向。在传统文献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意识均由记录人书写与过滤。1950年代末，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尝试从宗教法庭的审判记录中，追寻普通人的历史，认为微观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应是人。其以各种档案如税收记录、出生登记、法院案件等写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心灵史及其信义，以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庶民文化，呈现中世纪法庭的人性，被认为是微观史的经典之作。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认为，宗教裁判所法庭案卷记录，犹如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为重建若干世纪前山村生活提供可信资料。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依据不同资料来源如民间传说、工匠自传、警察密报、狄德罗《百科全书》、读者与出版社通信等，讨论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和文化。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指出，微观史是史学与人类学碰撞的反应，是“宏大叙事”的重要补充。
身体作为感知行动的焦点而成为知觉经验的主体。“身体”研究揭示自然、文化、社会、权力关系的隐喻性质。受难者的身体唤起悲悯，敦使18—19世纪人道主义叙事起源:“是背上的伤，而不是奴隶制，导致一个奴隶走上废奴道路”。嗅觉、味觉、听觉、视觉和触觉实践，均为人类学书写民族志提供潜力。香水贸易的全球化和生物学嗅觉研究使气味文化被关注。1990年代毕尼克(Aurélie Biniek)《16世纪到17世纪的气味和香料》、罗伯特·穆尚布莱德(Robert Muchembled)《气味文明》等关切人类嗅觉在历史进程的遗迹。人类对臭的厌恶关联动物原始生存本能，臭味在鼠疫期间被视为疫疾传染源。17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把气味作为社会区分标识，“香料革命”使植物制香逐渐代替动物香。
(五)口述史与情感史
口述史使传统史学面对民间文化。口述史之集体记忆研究构成社会史突出论域，旨在肯定口传、记忆是与文字记录同具价值的有效资料，且表达易被遗漏的底层或边缘声音。兰克所强调档案材料作为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之后者，可视作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一种“新知识”倾向，亦知档案文献非历史研究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自古希腊至中世纪，由启蒙运动到大众传媒，情感在历史进程中具催化作用。1919年荷兰史家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秋天》(亦《中世纪的衰落》)，系统探讨中世纪情感生活，认为彼时人们不似现代人控制自己的情感表达。1939年埃里亚斯《文明的进程》认为情感压抑伴随文明进程，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中世纪骑士与上层好斗勇，却恪守宫廷则规。普遍的强制性行为与情感表达方式，形成于现代国家君主制，广泛的社会协作与管理规范要求个人约束自己的情感表达。1941年《年鉴》发表心态史家吕西安·费弗尔《感性与历史:如何重构以往的情感生活》倡议情感史研究，指出身心不安全感产生情感创伤，形成一种心态结构，限制历史行为者的思想与行动。马克斯·韦伯、弗洛伊德及福柯，亦延伸此研究路径。1970年代中期后，认知心理学“情感革命”以直接的实验数据，证实情感与思想同时存在，否定情感与理性分立;人类学的“情感革命”将认知心理学成果付诸实践。然史学家认为二者均无以解释情感的历史变化，指出情感非完全源自人的生理基因，非仅是社会文化建构物，而具时代特征。威廉·雷迪视情感为一种认知过程且具普遍性，赋予情感变化以历史意义。情感纳入史学研究对象，情感史为“人类努力认清情感构成和实现那些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的一种记载”。相对于以史实为内核的文字、遗迹及声像等“硬”史料，情感的史料与学科价值被质疑:史家如何判断人们所表达的情感是其内心真实的情感?即情感的真伪性，强调情感表达与情感体验不同，人们大多按自己所理解的社会准则表达自己的情感。1980年代中期后，情感史研究主要围绕现代早期情感家庭的形成;同时基于地中海与美国南部文化，分析以荣誉为基础的社会情感表达模式。21世纪情感史研究形成基本理论与方法。一是皮特·斯特恩斯基于社会对情感表达规范作用的“情感学”研究;二是威廉·雷迪据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相互作用，强调“权力控制/克制场所”的情感表达理论;三是芭芭拉·罗林宛恩之情感认同形构“情感团体”理论;四是伊彦·普兰普尔以医疗与心理史料及情感词汇，揭示社会权力结构变化之方法。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专攻情感史、感官史等，如《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恐惧:跨学科的研究》《俄罗斯人的情感领域:情感文化史研究》等。其《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关切恐惧、骄傲、报复心、愤怒及热情影响世界大事件，由亚里士多德至镜像神经元探讨跨学科情感研究。现期情感研究关注历史事件与现象的情感起源，集中于战争与革命等重大历史现象及某些概念的情感起源，如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及美国革命的情感起源，冷战的情感起源;由情感切入重解启蒙的理性观念;中世纪情感团体研究;社会情感创伤研究;经济自由概念与情感表达模式等。
针对新史学过于强调社会学分析和计量方法，出现“新叙述史”，史学主体由人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由经济与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影响史学的学科由社会学、经济学及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对象由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由直线式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多重互联因果关系;方法由分析转向描述，群体计量转向个体抽样;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由科学性转向文学性。
二、回归社会科学及整体史
(一)社会科学与历史理论回归
布罗代尔等据黑格尔“世界史”观，倡导“整体史观”方法论意义，质疑相互割裂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强调社会生活各面与精神状态、生态环境等皆有机构成，反对文化、经济诸决定论和目的论;且突出时空两大要素:时间的长、中、短时段与空间的世界史观。后者据新航路开通所引发环球视角“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同时基于世界各国家、民族、地域之社会特性、人性之相通，认为任何比较研究应纳入“整体历史”框架。弗兰克强调“整体大于局部总和”，认为“制度仅仅利用而非决定经济进程及其变动”;“民族性只是偶然性质的表面点缀，而人性才到处都是同一的实体。从本质上看，不同的国家和人民都为同样的难题所困，为同样的疑惑所惑”;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反对以“欧洲经验”为准的单向估量。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观亦然。整体史观赖以各民种关联的真实的“世界体系”，涵括凡曾存在于世界的相对独循隔离短暂的族群，凸显史学即人学传统。对于史学存在史家主观性，或认为这一反思于19世纪由兰克考据开启，以检视历史呈现的角度。从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
布罗代尔提出，史学家应穿透政治事件表层，揭示隐蔽其下的集体力量。其划分历史为长时段地理时间、中时段社会时间、短时段个体时间。传统史学关注短时段、个人和事件，政治史，灾害史等，亦是微观史、微观社会学的对象。新的社会与经济史侧重历史段落与周期运动，新的历史叙述周期涵括10年、25年或康德拉捷夫(Kondratiev)经典周期50年。更持久的长或超长时段以世纪度量，不同于弗朗索瓦·西米昂继保罗·拉孔贝所命名“事件的历史”。一个事件可以表现为一系列意义及其关联，比其自身时段影响长得多。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认为这种叠加事件的方式，可体现或发现全部历史和全人类。
结构与历史互为基础。一个结构是一段长时期内稳定持续、连续传递的集合。如自然地理(地形地貌、气候、植物、动物种群、农作物生境)制约人类定居点、道路和商路，使之文明具持久固定性。水运及其商贸流通导致内陆定居劣势，因而欧洲扩展的大的居住点多分布于海岸。西欧商业资本使18世纪和工业革命前四五个世纪的社会经济生活保持连续性。文化、思想、思维和行动习惯亦具稳定模式。E.R.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研究罗马帝国后期拉丁文明延续的文化系统，直至13、14世纪民族文学诞生。吕西安·费弗尔《拉伯雷与16世纪的不信教》认为，拉伯雷时代法国思想的心智观念在其前后很长时间调节生活、思考和信仰方式。阿方斯·迪普龙(Alphonse Dupront)研究，14世纪的十字军观念在西方跨越多样社会、阶层和心理，延续至19世纪。科学史上诸多宇宙模式延续若干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直至伽利略、笛卡儿和牛顿时代之前;几何学宇宙观至爱因斯坦革命瓦解。皮埃尔·弗兰卡斯特尔(Pierre Francastel)《绘画与社会》指出，自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初，“几何”绘画空间一直延续到立体派和理性绘画(peintvre intellectuelle)。超越短时段是史学珍贵成果，制度史、宗教史和文明史及古典研究尤其考古学开拓性突破，改变传统史学的时间与方法论;商贸流通、人口级数、工资运动、利率变动、价格曲线、生产力研究产生计量史学。
修昔底德“第三者不在场”撰写立场、兰克的“如实直书”、孔德实证主义、近代史学的社会科学式分折，奠立传统与近现代史学的客观中立原则。1940年代年鉴学派强调史学“社会科学化”，西方史学界辩论“历史叙事”，史学于“结构”和“事件”间摆动选择。年鉴学派批评传统叙事仅关注有限时间内展开的特定事件、个体行动及其细节，主张关注事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结构”。1990年代后，西方学界反思后现代历史叙事，认为历史叙事归根到底是社会事实的反映;同时反思史学的主体性，即史家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和体验，能动性地生产符合社会需求的历史作品;此外读者群体依据自己的感悟、理解，选择、接受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史学作品。于是历史叙事与因果秩序并存。
21世纪西方史学呈现“转向”(turn)与“回归”(return)的交迭。一是诸种“转向”相继，如空间转向、全球转向、记忆转向、情感转向及数字转向、动物转向等;一是诸种“回归”接踵，如长时段的回归、普遍史的回归、观念史的回归、革命史的回归、政治史的回归等，重新审视旧有史学方法。其中历史理论回归颇重要。历史理论又称历史本体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问题。古希腊罗马的崇古信古说、基督教的末世论、中世纪的普遍历史观念、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进步主义，皆为历史理论表现形式。19世纪黑格尔历史哲学及其世界史观兴起使西方历史理论达到鼎盛。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试图以多元历史拆解黑格尔的宏大历史体系。18世纪英国学界知识的专业化及特殊事物的普遍性与平等性论点，使社会科学内产生不同学科。20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分化。年鉴学派反对据盎格鲁·萨克逊知识结构分支论，主张以长时段和总体观念，研究经济与社会的根源和总体的人，不赞成政治表象、事件和传统叙事史及历史的独一无二性;主张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研究结构的历史和以问题为中心的分析史。
史学理论受到人类学与哲学影响。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设定人类社会普遍遵循相同的进化规律，从最简单的形式发展为最复杂的形式;不同社会除转变的速度不同，在进化上无什么差别，诸如婚姻规则、农业技术等重要社会形态，其增长、扩展和分布同生物物种的生长和传播依循相同法则和模式。鲍亚士认为，简单或复杂的诸人类社会遵循特定的内在关系，框定各自的“社会结构”，结构分析可构建一种真正的人类社会史。杜梅齐尔据爱尔兰传说转变为罗马传奇故事，揭示原始罗马社会向国家掌控社会转型的历史规则，表明结构分析同历史分析之联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世纪以降的科学与理性、宏大叙事和决定论，呈现压抑个性与多样性、一元单线的历史目标。史学家力求打破“集合单数”历史，遂兴起新社会史和文化史，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被摒弃。近年，史学家重新回归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探讨。米歇尔·福柯《回归历史:结构主义和当代历史学》指出，结构主义不背离历史，而提出建立一种更严格和系统的历史。史学家处理资料考虑系统内在和外部的关联，结构主义研究文本或神话所特有的关系与系统;结构主义定义转型，史学考述事件和周期的不同类型。二者表明历史的非连续性与规则及转型过程。结构主义和史学均拒斥解释方法，二者均依重实证。特纳认为结构依赖过程，边际性的反结构是文化和结构的源泉。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系统提出大历史理念与目标;其《普遍史回归》《起源:万物大历史》，以创世神话再次诠释大历史价值，重构宏大叙事。大卫·阿米蒂奇《何谓大观念?思想史与长时段》，强调以长时段研究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和现象，重建历史与整体性必然关系;其与乔·古尔迪(Jo Guldi)《历史学宣言》重申回归长时段，提倡史家投向气候变迁、社会不平等、国际治理等重大问题，重塑史学鉴古知今传统。约翰·H.扎米托提出“后－实证主义实在论”。
(二)普遍史－整体史－世界史研究
布罗代尔《技术的本质》论析，技术将人们与五万年前甚或更久的那种生活方式分开，马镫的发明使人类文明极速扩张，骑士集团成为欧洲封建制诞生的重要推动力;梅因茨小城大火，成为点燃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火种，古登堡工匠使之印刷技术播散欧洲，知识和思考走出修道院和贵族庄园。人类任何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及交通能力的提升，均可破坏平衡。雅典、罗马帝国、美洲文明衰落及地理大发现等历史转折均有瘟疫之因。受疫情影响节省人力的新制度与新技术被空前重视，封建领主高额雇佣自由劳力，或出租土地以免荒废，庄园经济难复，农奴制自动瓦解。同时独立城邦对危机发挥较封建大国强有力的措施;贵族避瘟疫至乡村，培育出具独立自治能力的公民社会。佛罗伦萨防疫委员会组织慈善与城市治安，市民阶级成为独立政治力量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社会基础。病源微生物成为改变欧洲历史的分水岭。
历史生态学以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为研究主题，拓展史学视阈至天空、大地和各类生灵，使“自然进入历史”，以时间揭示社会与自然交互演变，构建新的历史认知体系。生态伦理学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提出“历史的生态学解释”，视人类为生态系统一部分，历史为一种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为环境史兴起奠定思想和方法根基。其《沙乡的沉思》揭示自然对人类历史的作用，探讨文明与自然一同演化。认为“很多历史事件，迄今只被从人类活动角度去认识。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与土地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自然史家唐纳德·休斯《在石与光的屋宇中:大峡谷文化史导论》、唐纳德·沃斯特《谷缘与深谷:拓宽我们的历史感》构成自然文化史重要内容。后者指出，人类未离开同样生活在地球的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物种的历史，未离开构造板块的历史，或海洋升降、高原耸起的历史，或山岳形成、气候循环、土地风蚀的历史。这种历史包含的远多于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后者在自然中微乎其微，且须溯至其赖以生存的前文字社会，亦人类生命之书前脊椎动物或植物或藻类之出现。这是一种更为宽广的历史感。历史地质学、进化生物学、生态学与生物物理，提供现代思想以大部分知识基础。对自然缺乏认知的历史书写，不科学或反科学的历史书写，或人类中心论的人文主义，皆引出错误判断。在世界的底部，最深刻的非自然的人类建构，而是人类所思考或完成的一切的转瞬即逝。自然历史的轻微转变影响所有生命形式。人类对地球所做的一切文明，比地球对人类所做的少得多。地球强大的力量始终制约人们能做的一切。文化无以解释所有变化。社会是地球的后至者。自然须纳入思考，历史须涵括自然史家的洞见。
环境史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研究人类的生存生态，其《在自然中与过去相遇》《哥伦布大交换》《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病菌、种子和动物:生态史研究》《太阳之子:人类能源史》等，使环境史于美国1970年代兴起。《哥伦布大交换》为该领域根基性文本之一，架构出史界一个新的主题即作物、病菌、生态与社会事件关系。
序列史揭示历史的中长期趋势，经济、人口变动如价格循环、健康寿命等曲线。与传统史学历史事件的断点如新大陆发现等不同，经济的重大历史转向标志另一种断裂，与前一类中断在时间上非完全吻合。即序列史不以因果或连续性分析还原事件。法国史家所言持续数世纪“惯性”(inerties)的长期循环，如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或中叶，欧洲农业技术和农民生活方式基本未变。以此，历史是相叠嵌的多重时间概念。
古尔迪(Jo Guldi)、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历史学宣言》指出，微观史应与更大的历史叙事相联，“档案研究与宏观史框架完美结合将为历史研究展现一种新的境界”，复兴微观史档案研究及其嵌入宏观叙事的历史。斯图尔特《不流血的革命》第四章记，印度的素食风俗是伊甸园完美生活样式的世间延续。18、19世纪素食主义思想，是17世纪欧洲素食主义元叙事的延伸或变体。17世纪欧洲素食运动回归“希伯来式伊甸园生活”与“印度婆罗门风俗”实践。欧洲第一本基督徒所著《卡巴拉揭秘》，载述犹太神秘主义“转世轮回”(，gilgul)观念。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由微观考察宏观问题，探讨从17世纪耶稣会传教始，天主教进入并适应中国文化，传教士与村民的关系，揭示国际教会与中国天主教的整合。认为传教士、教众及罗马教廷，在各种冲突和妥协中形成一股合力，将地方教会整合到全球发展中。Richard Madsen认为，沈艾娣提出一个找寻中国史联系世界史的新方法。又，“丝绸之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历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中国在世界史的地位，是区域史和环球史研究的叠合。
史学是否是科学，是史学史的百年论题。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认为历史旨在教化世人，史学摆脱经院束缚，而转向“人”的研究。启蒙哲学推导人类社会规则，史学冠以理性主义与科学性。19世纪，历史主义方法论提倡档案考据，主张历史具体，认为历史不存在规律性。利奥波德·兰克认为，每一时代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史学不具普适性。柯林武德肯定，历史的每一个情境皆有其特殊意义，不能如自然科学般概括或以法则“解释”。20世纪之际，史学借鉴社会科学方法论，趋于科学化。而现代国家与理性主义合流，正是此际社会科学化所由诞生的历史成因。社会科学化的史学相对于兰克史学亦新史学。新史学与主流社会学砥砺前行，借鉴社会学年刊学派成果，主张多学科综合研究，以历史社会学、社会史立于史学前沿。继而借鉴历史人类学，于后现代承继人文主义，形成以文化为突出内容的新社会史，赋予史学叙事质性。史学出现“书写转向”“语言转向”，强调史学的主观性、文本性及其相对主义史学观，传统史学与年鉴史学均被质疑。卡尔·贝克尔认为，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史学高于科学，一切认识都是历史认识。新史学一指20世纪初始、1950年代发展的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潮流;一指近四十年这种“新史学”的更新变化。
后现代之后，史界重新正视史学的科学属性。认为，首先史学具备真实性，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应据文本的相对性认定史学是虚构，若两个以上的独立文本相印证，或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相符，则可以在相应范围内确定真实。其次，史学可以做到客观。如果记载是真实的，考证或解读史料则具客观依据获得被记载者的基本行为。史学本质即寻找此客观性。主观参与普遍存在于科学研究中，任何研究均包含合乎逻辑与情理的想象，并验证其思考或想象的准确或正确性。再次，历史具规律性，亦历史合力对历史起作用。再者，历史不能混同于文化，史学应使历史从“意义之网”剥离或分离，揭示历史的真相与真理。社会科学史学的基本特点，一是研究对象与内容包含社会诸层面(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法律、族体，国家、生境等);二是社会结构、形态、本质、类型等分析与文献、数据、实证等结合;三是依据社会科学诸学科理论并跨学科研究。如同现代国家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合流而形成社会科学诞生的历史基础;后现代后的失序与重建，促使哲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回归，亦使社会科学研究回归。
Abstract: Whether historiography is a science or not is a centennial topic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The Renaissance freed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shackles of scholasticism and turned to the study of“man”．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deduces the rules of human society，and historiography is crowned with r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ity．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ism in the 19th century advocated archival textual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concreteness rather than universali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historiography drew lessons from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ended to be scientific．Postmodernism inherits humanism and endows historiography with subjectivity and narrative quality．After postmodernism，the historiographers face up to the attributes of social sciences in historiography and affirm its authenticity，objectivity and regularity． Just like the confluence of the modern state，rationalism and scientism，it forms the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s．The global disorder and reconstruction after postmodernism promote the return of philosophy，anthropology and historical ontology as well as the retur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Key words: new social history; social sciences; re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