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与美苏“趋同”论
——兼对西方政治光谱变迁的思想史分析
傅正 |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法意导言
国内学界对于文学名著《美丽新世界》的研究多集中在作品本身，而很少关注赫胥黎本人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该书重要的讽刺对象是功利主义及其社会福利政策。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极具英国保守主义立场的著作，却成为了20世纪后期新左派批判消费主义文化的经典。要追问这个转变产生的原因，就不能不回顾当时欧洲思想界对美国和苏联趋同于经理人社会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出于这种“趋同论”的影响，左、右派的许多主张发生了惊人的颠倒。可以说，《美丽新世界》为人们了解西方现代性理论和政治光谱的变化，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本文发表于《东方学刊》2019年第4期，微信版略有文字改动，感谢作者授权。
人们总习惯于把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1）与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We，1921）、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放在一起，并称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尤其是《一九八四》，人们在讨论《美丽新世界》时，总会谈起它。诚如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所言，“‘美丽新世界’这几个字也被人们和‘第十二条军规’或‘1984’联系在一起——这些符号本身几乎可以自动唤起无数图像和联想。”[1]
倒是赫胥黎本人在初读《一九八四》之后，便敏锐地发现了他与奥威尔的绝大不同。他在给奥威尔的信中敏感地质问道：
这样的一个“施虐狂式”的社会能称为“乌托邦”吗？奥威尔竭力批判“一九八四”，不正在追求一个扬弃“一九八四”的更好社会吗？
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九八四》中那种极度的性压抑状态到了《美丽新世界》那里似乎得到了完全释放。在奥威尔的小说中，男主人公温斯顿（Winston Smith）有一个党安排的合法妻子，他的婚姻完全受到了党的掌控，唯一的功能就是生殖，为党培养优秀的接班人。“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3]奥威尔甚至这样描写温斯顿与妻子凯瑟琳（Katharine）的做爱过程：
这就是党员的日常性生活，生育就是政治任务，偷情反而成为了政治压迫的反抗。温斯顿与女主人公裘莉亚（Julia）的偷欢占掉了《一九八四》的大半篇幅，奥威尔甚至这样描写两人第一次性爱的场景：
讲到这一幕，我们恐怕不难想起“性解放”与“阶级斗争”一道成为了1960年代西方左翼学生运动的口号，马尔库塞也与马克思、毛泽东一道成为了那次运动的偶像级人物。富有挑战意味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一贯认定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性压抑的社会，但奥威尔分明告诉人们：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控制模式同样是一个性压抑的社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在性压抑这点上，东方的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样的。这种美苏之间趋同（convergence）状态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又会造成什么样的思想史效果？
不同于《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倒像是描绘了一个放纵欲望的时代，性滥交、嗑药、感官电影等等这些今人已不陌生的东西全方位地掌控了所有人的生活，也无怪乎有学者径直把这个社会称为“丰裕社会”。[6]问题是，在马克思那里，丰裕状态是全人类解放的物质前提，但到了赫胥黎这里，确切地说是赫著的某些解读者这里，它竟然成为了全面奴役的物质前提。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种“倒错”的产生？
波兹曼（Nell Postman）曾提醒美国人，不要轻易为了奥威尔的预言没有在1984年成真而感到庆幸。“美丽新世界”出现在公元2532年，那里比1984年更能代表人类历史的方向。正如波兹曼所言：
工业技术、消费主义……，这些都是今天西方左翼理论家毋庸置疑的箭垛。换句话说，在当今批判消费主义的旗号下，赫胥黎是作为一个“左翼思想家”出现的。这个后人赋予的角色会不会掩盖了此人本来的面貌？就像英国军情六处为了反共目的到处推销《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从而让人们忽略了奥威尔还写过《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向威根码头之路》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值得注意，赫胥黎在小说中不惜篇幅地描述了野蛮人约翰（The Savage John）与“新世界”的总统穆斯塔法·梦得弗（Mustapha Mond）的一次对话。野蛮人问总统，既然物质那么丰富，为什么还要让人们承担过多的劳动时间，而不给予他们更多的闲暇时间从事艺术与科学？总统笑了，他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按照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逻辑，匮乏状态是私人占有权的基本前提。匮乏不是极大丰富，当然也不是绝对稀缺，后者不会产生私人占有的问题，例如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要去占有某块月球上的矿石或某件国宝，这些东西只能属于国家所有。匮乏是这样一种状态，某些东西比如土地、劳动工具，我们谁都可能占有它，却谁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占有。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才会出现正义与否的问题，才需要政治权力对其进行分配。
但梦得弗总统的回答却不啻于告诉人们，即便物质财富已经非常丰富，为了统治秩序，也必须人为地制造匮乏状态。“美丽新世界”的统治奥秘就在于它能调节嗦麻的供给和分配，没有人能离开这种精神致幻剂，也没有人能够随意占有这种精神致幻剂。只要保证嗦麻的匮乏状态，就能保证政治统治的稳定。说得再确切一些，消费主义时代绝不是一个丰裕社会，它同样是一个匮乏状态。物质是否丰裕乃是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奥秘就在于不断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望，以制造出一个匮乏状态。
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不是丰裕状态，它仍然是匮乏状态。上面的例子反映出，尽管我们已经有不少针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但仍然难说臻于完善。问题在于，学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往往操之过切，甚至好套用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甚了解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就应付了事。相比之下，对于作者本人立场的耐心考证和研判，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美丽新世界》是一部政治影射小说，然而仅就笔者目力所及，国内学界尚且无人在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考察这部小说。
上述引文中，总统特别提到了“那减少的三个半小时只会让他们不得不休嗦麻假而这并不足以成为他们幸福的根源”。或者说，为了全社会的最大幸福，我们不得不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长，尽管现有的物质条件已经不需要他们工作那么长时间了。这样的表述像极了边沁（Jeremy Bentham）、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约翰·穆勒（John Mill）等英国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比如边沁就认定，“趋乐避苦”而不是“趋善避恶”才是人类基本行为准则。幸福和痛苦的值是可以通过算术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以幸福为正值，以痛苦为负值，如果某件事情对于一个人而言正值越大，他越倾向于做这件事情，反之，则越倾向于逃避这件事情。
我们也许会觉得以这样机械的方式计算人类行为不足为训，但万万不能忽视，功利主义者此举不啻于宣布，整个社会的行为都可以通过一套数学模型得到全面掌控。这恰恰是现代系统性社会工程的理论前提。赫胥黎说道：
在功利主义者眼里，所谓的理性既不是整全性思维，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衡量幸福和痛苦的计算法则。好的政府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法则去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边沁所说的“最大功利原则”。赫胥黎却反驳道，真正实现了“最大幸福”的社会就是一定是个高尚的社会或自由的社会吗？
边沁曾清楚地区分过禁欲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两种截然相对的原理，他说道：
这里所说的禁欲主义原理既是指英国的宗教传统，也有关于那些市场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在后者看来，如果不节制人们的生理欲望，人口数量将会呈几何倍数增长，物质财富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膨胀，这将导致社会灾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任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使大多数人挣扎于贫困线的边缘，而没有能力生产过剩人口。因此，好的政府只是自由市场的守夜人，而不是干预者。
与之相反，最大功利原则就需要打破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传统鸿沟：一方面国家通过科学化的行政管理掌控市场，实施社会福利和财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全社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把平民百姓都吸纳到政治当中来。对此，赫胥黎不安地说道：
纳粹的教训告诉他，福利国家、普选制往往可能跟民粹主义、法西斯紧密关联。所谓系统性社会工程归根结底就是政治精英对于群众欲望无节制的妥协，最终败坏了一切高贵典雅，把社会文化拉低到了一个极其庸俗的水平线上。
纳粹的教训
边沁提倡功利主义，笑话禁欲主义，但《美丽新世界》的主人公野蛮人约翰恰恰就是个禁欲主义者。他不仅十分克制地拒绝了心上人丽英娜（Lenina）的一夜情，甚至把他对于性滥交的谴责变成了良心上的自我规训：
功利主义会在19世纪的英国大张其道，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相比之下，法国、普鲁士凭借了更加急进的哲学完成国家对于社会的掌控。限于篇幅，这里仅论及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Saint-Simon）。
我们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往往把圣西门与欧文（Owen）、傅立叶（Fourier）并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但这实在是对圣西门的不公，毕竟马克思的主张在今天还是个理想，但圣西门的大部分主张在今天都成为了现实。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草率地称其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呢？
例如此人在论文《加强实业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国的财富的制宪措施》中就告诫世人，千万不要迷信英美的政治体制，不要以为“只要实行三权分立，就会万事大吉”。当务之急不在政府形式，而在于社会问题。如他所说：“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13]
所有这些分明代表了英国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立场，又哪里像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呢？赫胥黎的立场很像奥克肖特（Oakeshott）、米塞斯（Mises）、哈耶克（Hayek）等所谓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ism）[14]。与赫胥黎的立场一致，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不满于功利主义等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篡改了西方的“自由”传统，使政府不再安于“市场守夜人”的角色，转而积极干预市场交易，转而通过一整套整体性社会工程计划，为全社会规划美好的未来。
早在1932年，《美丽新世界》出版还不到一年，美国共产党的文学发言人希克斯（Granville Hicks）就猛烈批判赫胥黎：
然而无产阶级学者希克斯又哪里想得到，三十年后，这个“根本不了解人民大众的痛苦”的赫胥黎竟然成为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座上宾”？
一个英国老右派却成为了欧洲新左派的理论资源，这个转变从何而来？又预示了什么？
功利主义会在19世纪的英国大张其道，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相比之下，法国、普鲁士凭借了更加急进的哲学完成国家对于社会的掌控。限于篇幅，这里仅论及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Saint-Simon）。
我们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往往把圣西门与欧文（Owen）、傅立叶（Fourier）并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但这实在是对圣西门的不公，毕竟马克思的主张在今天还是个理想，但圣西门的大部分主张在今天都成为了现实。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草率地称其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呢？
例如此人在论文《加强实业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国的财富的制宪措施》中就告诫世人，千万不要迷信英美的政治体制，不要以为“只要实行三权分立，就会万事大吉”。当务之急不在政府形式，而在于社会问题。如他所说：“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16]
真正的政治问题不在政府，而在社会。单凭这些表述，我们也不难感到，圣西门与边沁同样强调一个国家解决自身危机的前提在于它能否全面掌控社会经济生活。相较于边沁，圣西门更加强调实业阶级的力量，一个国家繁荣与否往往取决于其实业阶级能否掌控舆论，参与议会立法。对此，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所谓的“实业界”岂不就是霍布森（John Hobson）、列宁批判的大工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或垄断资产阶级吗？
克劳塞维茨（Karl Clausewitz）有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的背景是18世纪的王朝竞争，其首先取决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个人天才，当外交家无力解决政治纷争时，才需要专业化的军官团出面解决问题。但圣西门敏锐地洞见到，19世纪的国家竞争模式早已远非从前，胜负成败更取决于国家机器的运转能力，尤其是它对社会生活的掌控能力。简言之，理性化国家机器之间的竞争代替了政治家、军事家个人品赋的竞争，决定了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延续，甚至成为了政治的目的。
圣西门
为了在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占得先机，现代理性国家就必须对它内部的各个部分、各个零件进行总体性的掌控。换句话说，需要全方位地掌控国民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程度和受教育程度，需要一整套的福利措施和救济措施。战争不再是精英之间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人民也不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转而成为了国家权力扩张的坚定支持者。
西方政治左右派的划分是从卢梭、雅各宾派和人民主权理论开始的，但当19世纪理性化国家机器出现以后，之前的左右派标准还能有效吗？左派本应站在人民一边，但人民如果支持当权者，则左派将何去何从？不正是法国人民把拿破仑三世扶上了皇帝宝座？
这个悖论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有清楚的表现。他在解释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时说道：
总而言之，支持路易·波拿巴的是保守落后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与进步的无产阶级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如果说马克思在1850年代初尚且能够以分割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办法调处上述矛盾，那么随着欧洲国家改革的全面展开，无产阶级也变得跟小资产阶级一样“保守”、“落后”了。
不应忘记，正是拿破仑三世支持了圣西门的实业化主张，通过国家力量发展工业，推行公共管理和社会救济。在这点上，普鲁士政府和德意志帝国在这点上比法国人走得更远，否则拉萨尔主义者怎么会走向妥协改良的道路？马克思又何需专门撰写《哥达纲领批判》？
这个马克思没能解决的问题到了列宁那里变得更加迫切。后者在《怎么办》一书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各国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9]一切共产主义意识，都只能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20]这就是说，真正的革命者只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阶级，如果不加正确的引导，工人阶级即便不是群氓，也是保守派。
十月革命的成功部分坐实了列宁的理论，但问题是，倘若群众的革命意识不得不依赖于一套机器化的官僚系统进行灌输，那么这样的共产主义又如何称得上“人类的解放”呢？奥威尔的小说岂不预示了灌输论也可能带来恐怖的后果？更重要的是，今天猖狂无忌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不同样是种灌输论？共产主义灌输比资本主义灌输的优越性将在哪里？看来，单凭列宁的“灌输论”似乎仍然不足以使欧洲左翼摆脱上述窘境。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1962年的《对韦伯政治思想的评价》（Bemerkungen zu Max Webers politischen Denken）一文中，曾披露过一段往事。1918年，十月革命成功不久，韦伯（Max Weber）、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这两位当时欧洲的一流学者就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大吵起来，起因是熊彼特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显示出其生命力”。
韦伯显然强烈反对熊彼特的观点，他激动地说道：“俄国的共产主义完全是犯罪，会不断超过从未有的人类悲剧，最终会恐怖地破灭。”
熊彼特回答：“也许确实如此，但这成了一个不错的实验室。”
韦伯被激怒了：“这将是一个尸体累累的实验室。”
熊彼特则显得颇为从容：“和解剖学研究一样的实验室。”
……
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最终，愤慨的韦伯拂袖而去，竟把帽子落在了咖啡馆。[21]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历史似乎证明了韦伯的正确。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便把苏联模式的垮台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反讽的是，他著作的开篇却在竭力赞扬熊彼特，而不是韦伯。诚如亨廷顿所说：“民主概念的这一最重要的现代内含是由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探讨出来的。”[22]或者说，民主国家之所以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它们践行了熊彼特的原则。看来谁对谁错还真不好定论。
熊彼得
其实这次争吵之所以值得讨论，并不是因为熊彼特与韦伯有多么不同，恰恰在于熊彼特在根本问题的判断上与韦伯是一致的，即人类历史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合理化、程序化。某种程度上，前者走的甚至比后者更远。韦伯尚且相信，需要一个独立的议会制度为现代国家培养职业官僚，议会民主会带来专家治国；熊彼特却看到，议会民主与专家治国完全可能是矛盾的。毕竟魏玛共和国的历史证明了熊彼特的判断绝不是无的放矢。
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潜在矛盾？熊彼特在1942年初版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了“民主的另一个理论”。过往的民主理论总是认为，选举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代表人民的意志。总之，人民的意志是第一位的，代表则是第二位的。熊彼特却说：“假如我们把这两个要素的作用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这会得到什么新结论呢？
“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23]不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意志才需要选举代表，而是只要选举代表符合程序，就自动认定为符合人民的意志。因此我们看到，民主不再具有实体意义，而只是一套操作流程。评价民主与否的标准不在于它是不是真的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在于它是不是能得到有效操作。
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民主，“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称为“熊彼特主义的浪潮”。但不知亨廷顿是否想到，按照熊彼特的标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苏维埃不是民主制度呢？
熊彼特之所以会这样看待民主制度，在于他对合理化社会的缘由有了更加具体的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劈头就不惜篇幅地赞扬马克思是一个“先知”和“科学家”。《共产党宣言》曾明白宣示：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对于旧世界而言，资产阶级无比强大的破坏性力量，对于新世界而言，它则是无比强大的创造性力量。所谓的“旧世界”不只是封建主义社会，更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不只创造出了资本主义，更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自己。
熊彼特把资产阶级的这种特性概括为“创造性毁灭”。尽管他不同意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定义，他更愿意把资本理解为支付手段，而不是生产关系，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认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论述。正如熊彼特所说：“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崩溃的方式是错误的；但他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崩溃并没有错。”[25]也许马克思本人还没有把“创造性毁灭”的原则贯彻到底，在马克思那里，资产阶级社会终归还是要通过外在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推翻，但在熊彼特这里，资产阶级自己就能否定自己。
资本家的相互竞争导致了垄断资本的形成，这反过来遏制了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把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统统整合起来，使得全社会凝聚成为一个按照固定程序运转的超大公司。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统治者就是这个超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民主选举不过就是董事会对职业经理人的授权行为。在这样一个社会，“资本主义的完全竞争是不可能的”。在此，熊彼特还不忘强调：
我们看到，“美丽新世界”维系劳动者的八小时工作制，不是出于剥夺剩余价值的需要，而是出于社会治安的需要，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商业竞争。熊彼特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只能在“资本主义完全竞争”和“高度同质化劳动”的条件下才成立。[27]现代产业早就扬弃了这种同质化的完全竞争状态，每个生产单位都在承担不同的社会分工，履行不同的社会职能，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产业整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美国式的大型托拉斯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才是建成社会主义决定性力量。在苏联，这个过程则是由国家权力而不是自然竞争主导的，十月革命只是为此铺平道路而已。不管是美国式自然竞争还是苏联式的国家掌控，本质上都是大型垄断企业整合社会资源，都是全方位掌控经济生活和经理人治国。美国长时间做到的事情，苏联很快就做到了，无怪乎熊彼特要在韦伯面前赞扬苏维埃革命是一个“不错的实验室”！他也许奇怪，以韦伯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怎么会看不到布尔什维克本质上就是一套非常现代化的官僚机器呢？
其实冷静下来的韦伯又何尝不知道这些？他在1918年6月对奥地利皇家陆军军官团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演说，其中不惜篇幅地“赞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堪称一项最高等的学术成就”，尽管它在学术上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在学术上却结出了累累果实。”说完这些，韦伯随即话锋一转：
这是一个与熊彼特非常一致的判断：“充满了竞争的旧经济正在逐渐长入一种调节性经济”相当于说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发展将会消除资本主义自然竞争。“无论进行这种调节的是国家官员还是有官员参与的卡特尔”指的是什么，我们不好随意下定论，毕竟当时的俄国还在进行艰苦的国内革命战争，还谈不上国家建设。但韦伯的话仍然让人感到，他预见了美国和苏联会殊途同归。假使韦伯能活到1930年代，一定不会对斯大林主义感到意外。
必须指出，对于“美苏趋同论”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论说既不来自于熊彼特，也不来自于韦伯，而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内部，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就是代表。他曾质问道：
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在联盟境内，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消灭，布尔什维克不再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全苏联人民的政党。这部宪法不只严格各级苏维埃的构成和选举程序，更明确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但它却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强烈批判：
综之托洛茨基的谴责，大体上包含了两层重要的信息：第一，苏联已经沦为特权阶级把控的国家；第二，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任何本质不同，或者说两者趋同（convergence）了。请看奥威尔在政治影射小说《动物庄园》最后一章的名言：
这两句标语不就是在呼应托洛茨基的观点“苏联是个……由机会主义分子即新的特权阶层来管理的并被他们叛卖了的国家”吗？再看全书的最后两句话：
以拿破仑（Napoleon）为首的种猪集团本来是为了反抗人类对于动物的压迫才起来革命的，但如今他们却变得跟人类一样，穿西装打领带，用两条腿走路了。这更是体现了20世纪托洛茨基派的基本共识：苏联变得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区别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对于美苏“趋同”截然异趣的态度：第一，韦伯和熊彼特指出，美苏都是合理化进程的产物，它们之间的趋同是人类历史不可避免的宿命；第二，另一派人却试图反抗这种合理化的宿命，以期找到另外一条道路。只不过在后一派人当中，奥威尔认定合理化的社会一定是高度性压抑的社会，而赫胥黎则以为，它完全可能是个十足纵欲的社会。
但不管是性压抑还是性放纵，美苏趋同论都反映了现代欧洲知识分子的地缘政治焦虑：一边是冰冷无情的资本主义美国，另一边是同样冰冷无情的官僚主义苏联，欧洲的独立性又在哪里？
1935年，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弗莱堡大学开设了一门叫作“形而上学导论”的课程，他在课上毫不隐晦地指出，美国与苏联具有一样的形而上学本质：
在海德格尔看来，无论是美国式的大型垄断企业还是苏联式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都体现了现代技术理性宰制世界的企图。在理性算计的两面夹击之下，高贵却孱弱的欧洲精神已经岌岌可危，出路又在何方？
海德格尔的警觉不外于魏玛共和国的保守主义思潮。有学者就把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范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埃德加·容（Edgar Julius Jung）和卡尔·施米特（Carl Schmmit）称为“青年保守派”，他们与荣格尔（Ernst Jünger）为代表的“德意志民族革命派”联合掀起了一场思想界的“保守主义革命”。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商业文化成为了这场革命的直接斗争目标。
正是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态度构成了这场保守主义运动不同于此前保守主义的地方。在赫胥黎这样的英国保守派眼里，人民几乎是群氓的代名词，是消费文化和行政工程的帮凶。但魏玛德国的青年保守主义者的判断却与列宁殊无二致：只要加以引导和灌输，人民完全可能成为反对消费文化的力量，且不受程序化行政过程的约束。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并不只有合理化一条道路可走。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卢梭（Rousseau）的“公意”（general will）学说，它本来是激进左派的主张，但到了魏玛德国却成为了右派的学说。[34]但若谓这场保守主义革命仅止于此，就未免太简单了。诚然德国在二战之后清零了这些思想成就，但它们却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成为了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重要源头。
按照休谟（Hume）、柏克（Burke）等人的现代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以及建基于此的辉格史学（Whig history），真正的现代社会从来不是激进的左派革命创造的，它毋宁是改良传统的结果，现代是传统的延续，而不是断裂。但新保守主义者更愿意相信，现代社会早就在程序化社会和消费主义文化的迷雾中走向了堕落，它不是传统的延续，而是传统的沦丧。
赖斯
换言之，新保守主义与老左派一样相信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只不过一者选择传统，一者选择现代。这种相似性为二者之间的转化提供了条件。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为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辩护时，竟然援引了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的著名论断：
这不是赖斯的发明创造，施米特早在1920年代就频繁使用列宁的专政学说批判法律实证主义了。人民意志、群众动员、专政、例外状态、敌我关系这些过去革命政治的产物，摇身一变为拯救光荣传统的最有力武器。
这些是新右派对于上述海德格尔“美苏趋同论”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呢？他们又将如何回答海德格尔的提醒？
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言：
他接着说道：
当右派转向群众时，左派反而精英了起来。换言之，新右派从老左派那里学会了专政和人民，新左派却从老右派那里学会了文化批判。
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暗示，“现代民主社会里的宣传”与“纳粹独裁统治下的宣传”存在着隐秘的关联。民主社会的政治宣传“听命于激情，并催发激情”，得益于无理性的群众激情，“统治者以上帝的名义堂而皇之地犯罪，最可疑的权力政治被奉为宗教信条和爱国主义的责任。”[37]
新左派们当然不屑于像野蛮人约翰那样扔掉嗦麻、回归家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反人民这点上与赫胥黎产生共鸣。此诚如伊格尔顿所言：
还原、解构，甚至戏谑、反讽，这些曾经在法兰西贵妇沙龙里时髦不已的文化伎俩，成为了当代文化左翼意识形态批判的利器。同一性的人民意志乃是新左派文化圈中最抵触的东西，不可化约的个体差异性才是他们竭力追求的。
又如伊格尔顿所说：
他说的是英国的情况，若谓法国则远早于此。当年英国新左派引进阿尔都塞（Althusser）、福柯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学说时，一度引发了爱德华·汤普森（Thompson）、雷蒙·威廉斯（Williams）等老左派的强烈不满。后者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去继承勒庞《乌合之众》（The Crowd）那一套？怎么会站到群众文化的对立面上去？
在当今世界，是特朗普、普金和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自居为人民的保卫者，而不是巴黎高师的理论家们。即令当初宣扬后现代主义的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也在近年感叹，当下的文化左翼太缺乏“大观念”（big ideas）了，“唯名论者（nominalist）和经验主义者（empiricist）甚至没有能力修补对他们而言有价值的细枝末节”。[41]
特朗普
赫胥黎就是一个唯名论者和经验主义者，他在20世纪前期的欧洲是一名老右派，但在20世纪后期的欧洲却成为了一名新左派。《美丽新世界》的例子也许不足为训，但我们不能忽略，当美国高校文科精英越来越“左”时，人民却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
2019年夏天，界面新闻采访了齐泽克（Slavoj Žižek），这位欧洲学术明星如此直言不讳：“正是因为‘白左’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特朗普才能得胜。”齐泽克这样评价所谓“白左”的特点：
如今左翼运动已经成为了各路“高富帅”、“白富美”玩弄行为艺术的代名词，尽管他们也会满嘴“劳动人民”，但左翼运动却不可避免地与劳动人民离婚了。正如齐泽克所说：
与前引伊格尔顿一样，齐泽克不啻于提醒我们，不能再用老眼光去看待西方社会的政治运动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可能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某种新法西斯主义。因为今天的西方左翼已经失去了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