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近日，浙江人民出版社“经纬度系列”推出新书《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崛起到英国脱欧》。从1648年开始直到现在，该书通过对300年来千头万绪的欧洲三大国历史关系的叙述，解释了英国脱欧的历史必然性并展望英国脱欧后的欧洲政治新局面。
本书考察了从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签订以来，英国与法国和普鲁士德国之间的关系，呈现了一份及时而又富有远见的研究。作者认为欧洲一体化是从这三国之间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联中演变而来的；随着战争的破坏性逐渐增强，经济期待不断提升，这些国家开始拼命地想要自己存活下来。然而，这三个国家很少同时处于和睦关系之中。
虽然整个欧洲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共同体，但其实不同的文化独特性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欧洲各国的结合，所以欧洲整合始终如梦。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脱欧是可预见也可控的。毕竟，这些根源为圣罗马帝国的联邦间血脉太紧密了，所以欧盟依然是由二十七的国家组成的强大机构。英国脱欧后，将在欧盟外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作者看到的是这样的“保持距离”，将凸显欧洲中心的实用主义和历史稳定性。
作者简介
[英] 斯图尔特·斯威尼（Stuart Sweeney）斯图尔特·斯威尼是牛津大学欧洲历史中心的访问学者，曾于牛津大学和开放大学任教，著有《印度皇家铁路金融》等作品。
译者简介
李勤，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专业硕士毕业。专注中英文翻译实践，有大量书籍、商务翻译、涉外陪同接待经验，译文主攻人文社科方向，风格忠实流畅。
大咖推荐
《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英国脱欧》文笔清晰、引人入胜，对经济问题的把握也非常透彻，为当前（关于欧洲）的辩论增添了亟需的历史深度。
——约翰·达尔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尔夫森历史学奖得主，《未终结的帝国》作者
斯威尼以精湛的笔法描述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益和野心如何交织在一起，塑造了欧洲。他像考古学家一样用铲子刮掉了欧洲的历史层：移民、笨拙的经济一体化、民族主义和主权统一的困惑、战争、外交和治国方略，所有当前正在酝酿的危机都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对于那些对英国退欧感到困惑、好奇或只是焦虑的人来说，他揭示的连续性应该是一个启示。
对关于英国脱欧的辩论提供了一种思虑周全的看法。
——彼得·威尔逊，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战争历史学教授
理解包括欧盟在内的大部分现代欧洲历史的关键，是英、法、德三国的历史。斯威尼的《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英国脱欧》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千头万绪的追溯。
——蒂莫西·加顿·阿什，《新政治家》年度图书推荐
内容试读
前 言
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的异样还是怒火慢烧的反抗？
2016 年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这是《罗马条约》签署59年后第一次有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在这59年中，欧盟的成员国从6 个增加到28 个。很多评论家认为，英国退出欧盟只是一次简单的民粹主义偶发事件，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类似。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可取的。事实上，英国人民投票退出欧盟的原因有很多。“脱欧运动”缔结了一个原本不可能形成的联盟，它让英国中产阶级“疑欧派”、年长的工人阶级和反对移民的贫穷选民团结在一起。不同的英国选民表达了他们各自的担忧，但是他们的担忧集中在英国对本国边境、法律和金融的控制上。甚至于，整个欧洲一体化计划都遭到了英国人的质疑。有些英国人认为，与英国在1973年加入的更为直接坦率的欧洲海关联盟相比，欧洲一体化计划始终经历着“使命偏离”的过程。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英国的超民族主义者似乎在更为谨慎的一体化主义者和不情愿成为欧洲人的英国人面前占据了上风。
但另一方面，英国参与欧盟事务时依旧迟钝麻木。值得注意的是，在1979—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英国选民的投票率始终低迷，仅仅从32%增长到36%。而且，随着欧盟推动成立货币联盟，这一数字在1999年暴跌至24%。在此期间，欧洲大陆似乎受到了英国“疑欧主义”的困扰，整个欧盟范围内的欧洲议会投票率从62%下降到43%。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 疑欧主义” 愈发尖锐。这要部分归咎于“精英”政客、公务员、新闻记者、学者和商人，他们认为，欧洲一体化议题的某些方面过于敏感，不适合公众讨论。相反，英国选民被要求跟随其他欧洲国家居民的步伐，朝欧盟前进，甚至要拿出更加积极的姿态。但是本书认为，对于例外论，要鼓励解释说明，而非谴责。在我看来，纵观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因各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要寻求不同的方法，而非一刀切。新闻记者和评论家们未能把握历史差异，故而无法理解欧洲一体化计划的复杂性。于是，英国脱欧被误认为一个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插曲，没人觉得它反映了欧洲国家特有的历史遗产，即鼓励各国在安全阀门内进行融合。
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以及2019年3月前完成“退出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 英国的特殊性显而易见。尽管欧盟的谈判立场强硬， 而且脱欧预期将给英国带来经济损失， 但是在英国人民调中支持“离开”的呼声仍然出乎意料地强劲。那些要求进行“人民投票”（或是第二次公投）的人也欣然承认，这样的投票结果不确定性太强。最重要的是，有“天然的执政党”之称的英国保守党，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同时，英国两大主要政党中的另一个政党——工党——也在努力达成一个统一的脱欧政策。事情为何会走到这一步？想要解开这个疑问， 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政治。
自1814年以来，英国在欧洲的形象肯定下滑了。圣西蒙伯爵写出《欧洲社会的重组》一书时，正值拿破仑战争结束，通过武力征服统一欧洲的方法已告失败。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中担任约克城的法国炮兵队长的圣西蒙，督促英国和法国建立了一个联合议会。英国当时是世界大国，且自由传统气息浓厚，所以它向这个新立法机构派出的代表数量是法国的两倍。但是这种数量差异后来逐渐消失了，因为法国向商业和政治都已成熟的英国取了经。圣西蒙认为，当时的德国正在变成欧洲第三大国，它虽然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但前景是光明的。德国邦国之一的普鲁士和其他说德语的强国，将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古老的国家那里学会如何加入欧洲三大强国组成的团体。的确，有英国和法国做自己的高级伙伴，德国可能会避免一场查理一世或路易十六经历过的破坏性革命，这两位都是欧洲弑君革命的受害人。
圣西蒙清楚地认识到，在欧洲事务中，英国已经从主导者沦为边缘角色。在圣西蒙身后，到夏尔·戴高乐担任法国总统时期，英国已经变成了欧洲事务的旁观者。后来，在科尔任德国总理、密特朗任法国总统时期，德、法两国关系亲密，英国的地位也一直没有改变。终于，到了默克尔时期，这位德国总理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将英国描述成了欧洲的“问题儿童”。简而言之，英国的发展下行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三个领导欧洲的国家。在了解这三国的发展过程后，我们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英国会被排挤出或者说自愿退出欧洲强国之列。
法国和英国是成熟的统一民族国家。但是德国历史特殊， 是否是“民族国家”颇具争议，因为德国直到1871年才实现统一。在此之前，它是德意志及其他国家（帝国）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20世纪，我们所理解的“德国”的边境一直在变化。不过，圣西蒙和其他一些人都意识到，这个帝国中可能会发展出一股说德语的力量。1806年，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占领柏林，这个帝国崩溃了。但是，1871年俾斯麦的“小德意志”方案，部分重建了昔日的帝国。
尽管这个帝国里有人不说德语，但是排除讲德语的瑞士人、大匈牙利人以及东普鲁士人，1648年后，在这个由多个国家和城市组成的松散联邦里，说德语的人依然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并入大普鲁士范围的勃兰登堡州上崛起了强大的霍亨索伦家族，成为推动这个欧洲第三大国发展的动力。后来，在普鲁士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国，成了现代欧洲不逊于法国和英国的存在。英、法、德这三个不同的语言区一直在相互竞争，相互融合。
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英、法、德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几乎代表了自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重新划分欧洲版图之后的主要历史。而且，这也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趋势。但是，个别欧洲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会阻挡这个趋势，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并且应对英国脱欧这样的事情。简而言之，广义上的欧洲一体化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巩固加强外交、经济和文化联系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三个国家同时关系融洽的情况十分罕见。一般是其中两个国家寻求建立友好关系，而这样会损害第三个国家的利益，英国历史和欧洲历史都曾因此蒙上阴影。这就佐证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两人是伴，三人不欢。
在从欧洲三大强国的角度来讲述欧洲一体化的故事时，我们预设了这三个国家是最重要的。不可否认，如此突出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重要性，我们会冒着目的论的风险。不过，英国和法国是1648年之后发展起来的两大民族国家，而人口最多的德国语言区是从最早的联邦制实验中发展出的民族国家，所以，将注意力放在这三国上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它们不仅仅是20世纪的欧洲强国，而且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贵格会教徒威廉·佩恩或圣西蒙本人设计的任何欧洲众议院中都能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不用担心欧洲其他国家会被排除在外， 因为从三个不同文化区的角度来综合审视欧洲是可控且深刻的。此外， 它也不会阻碍我们在做比较时考虑包括西班牙、荷兰、意大利、俄罗斯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比如，美国1788年生效的联邦宪法就激励或哄骗了很多致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人。1778年，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与欧洲其他国家结成了反英同盟，此举是为了压制英国的海上力量和整个大英帝国的实力。在一些人看来，这表明了欧洲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