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重庆市歌剧院以表达和创新地域音乐形式为重要呈现方式，交融“传统”与“现代”，并举“民族”与“世界”，将具有个性的音乐创意构建在对人类历史的深远哲思之上。近年来，重庆市歌剧院佳作连连，在作品呈现、项目策划、人才培养等方面展示了出众的活力。这组文章分别从歌剧院的文化视野和项目策划、艺术形式及特色、人才培养等方面，系统梳理了重庆市歌剧院的历史传统、艺术特色和发展思路，以期促进经验沟通，促进重庆市专业文艺院团发展。
历史、现实和人的精神世界
——重庆市歌剧院的艺术历程和当下创作
文/吕霖枫
以历史的角度，纵观重庆市歌剧院的发展，可以看出，该院一直以来是一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时代发展，把握时代脉搏，关注时代发展，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团体。
1953年1月中旬，为配合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西南分团文工队汇报演出，由纪倜任副领队，先后在重庆、成都、雅安、康定等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当地驻军演出了《一颗子弹一包糖》《王大妈要和平》等剧目，历时一月有余。同年，为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工作，根据评剧剧目移植、作曲的大型歌剧《小女婿》以华北和东北民间歌曲为基调，采用歌谣体的结构，大胆吸收了戏曲打击乐的表现方法。随后，深入宝成铁路建设沿线，慰问筑路工人。同年，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广大军民，历时40多天，共慰问演出和参加联欢150多场，观众达19万多人次。回国后，又慰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先后在华东地区慰问演出40多天，演出40多场，观众达42000多人次。1954年返回重庆，随即又参加了全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总分团赴云南、贵州等地慰问边防部队，历时80多天，演出137场，观众达14万多人次。五十年代初期，为贯彻“发展剧场艺术”的要求，乐队进行了整顿。以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组成混合乐队，分声部以改变大齐奏老套子，专职指挥也开始出现。
1955年至1958年期间，创作演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如大型歌剧《矿灯长明》《五瀑河之歌》《地下之火》《活着的向秀丽－王自容》《大巴山游击队》《满月酒》，以及中小型歌剧《喜中喜》《雨过天晴》等。这些作品尽管艺术水平不高，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称赞。短短几年里，在创作、演出大量剧（节）目的同时，仍积累了许多长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如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柯山红日》《红珊瑚》《红霞》《红云崖》《红梅岭》以及苏联轻喜歌剧《货郎与小姐》和中小型歌剧《三月三》《木匠迎亲》《吹鼓手招亲》等。此外，为反映“厂社结合”谋发展，歌颂就地取材搞建设的精神，突击创作了一大批歌剧，如大型歌剧《坏人逼我上荒山》《渠水流长》，以及中小型歌剧《王大妈教子》《好工属》《河沙问题》《工农一家》等剧目，深入工厂、矿山等巡回演出。
1969年8月，为庆祝建军节，在人民大礼堂演出了小歌舞剧《出发之前》。1970年，创作出五场歌剧《洪山渡》，经重庆市歌舞剧团试演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兴趣，展现了歌剧艺术的巨大魅力。此后，先后创作了大型歌剧《海岛女民兵》《育苗》，小歌剧《换工》《母女俩》《好媳妇》《两把尺子》《大队委员》《关键问题》等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的剧目。在演出创作歌剧的同时也选演了一批小歌剧，如《春风杨柳》《一包红糖》。
1976年11月，创作了大型歌剧《峭壁山花》。接着又恢复了歌舞剧《刘三姐》《江姐》（本团创作）《红云崖》（本团创作）和外国轻喜歌剧《货郎与小姐》的演出。1978年12月，在重庆剧场试演了话剧《于无声处》，开创了歌剧团演话剧的先例。而后移植作曲的八场喜歌剧《甜蜜的事业》。随即陆续演出了话剧《报春花》、歌剧《救救她》（本团作曲）、《友谊与爱情的传说》《香港大亨》（本团改编作曲）、喜歌剧《货郎与小姐》《烦恼的笑声》《议价爱情》（本团改编作曲），多场景歌剧《灵与肉》（本团改编作曲）、歌剧《天涯歌女》（本团改编作曲）。特别要提到的是，经过七年的努力，十二次修改，反映彝族人民在贯彻执行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富裕起来后，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生活的六场歌剧《火把节》，演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同行们的兴趣以及全国歌剧研究会的注意。1984年6月至7月，先后参加了全国歌剧研究会和原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的歌剧调演和原文化部1984年戏曲、话剧、歌剧现代题材戏调演，共获十一个奖项，并分别受到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市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建院以来的几十年里，重庆市歌剧院紧跟时代发展，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剧目有一个很大的相同之处，那就是紧跟时代发展，关注当下社会现实。这几点宝贵的艺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重庆市歌剧院。该院始终以来，坚守自己的艺术阵地，用历史的角度去审视社会发展，特别是歌剧《钓鱼城》《尘埃落定》等，该院站在了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历史，解读历史。
歌剧《钓鱼城》剧照
二、关注人的精神活动，观照当下社会现实——重庆市歌剧院近年来的歌剧创作
近年来，重庆市歌剧院的始终如一坚持着自身的创作诉求，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关注人的精神活动，观照当下社会现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担负着作为一个国有文艺院团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区域性的文艺院团，一直绘就着“重庆特征、中国气派、国际水准”的艺术蓝图。2020年，民族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创作启动，这是一部关注国家治理，关注美丽中国，关注环境保护，关于人与利益的冲突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歌剧《钓鱼城》——战争中人的挣扎
《钓鱼城》歌剧于2010年立项，历时15个月的创作，于2011年11月首演，演出超过了90多场，演出场次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歌剧演出场次的前三名，该剧获得了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金奖、文化部“文华作曲奖”、国家戏剧节优秀作曲奖、2014国际丹尼杯优秀作曲奖等在内的9项大奖，并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年度资助剧目，被专家评价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歌剧艺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故事取材于700多年前发生在重庆合川钓鱼城的真实故事。宋末元初，蒙古大汗蒙哥亲率10万大军进入四川，欲统一天下。然而，他却意味地止于一座扼守在嘉陵江上、面积仅2.5平方公里的钓鱼城下。而后，身中炮石而伤重不治的蒙哥，临终前留下“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的遗诏。钓鱼城守将王立主动出击，杀死元军守将熊尔。熊尔夫人乔装成难民行刺王立不得被捕，王立感其坚贞刚烈，力排众议没有加害于她，但熊尔夫人却被元军攻城的乱箭所伤。王母对熊尔夫人关心、开导，熊尔夫人亲眼目睹因连年战祸所造成的无数孤儿寡母在愁云惨雾中呼号，以及众钓鱼城军民对和平岁月的向往，逐渐被感化。经过深思的熊尔夫人决定潜出钓鱼城，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熊耳夫人觐见元帝忽必烈，向其陈情。忽必烈却陷入了内心的矛盾和深深的思索之中。钓鱼城内连年的干旱，使得守城军民已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正在这绝望的时刻，熊耳夫人带来了“只要停止抵抗，屠城令亦可放弃”的圣谕。面对熊耳夫人的劝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王立也犹豫了。几位历史的主角，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同样的内心纠结，同样的天人交战，同样的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最终，他们的理智战胜了感情，用和平的歌声驱走了战争的阴霾。
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认为，《钓鱼城》是跳出战争看战争，该剧的真正的核心是战争中的人，以及人物的内心挣扎，深刻诠释了“以人为本、以生为命、以战成和、以和为天”的人文理念。该剧颠覆了传统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把参与战争的两方对立起来，把正义和邪恶对立起来。全剧中，没有坏人，也没有小人。不是就战争而论战争，他们开掘出了“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追求民族融合和对生命的尊重。该剧不是为了简单记述战争，而是要更多地彰显人性。
熊尔夫人从一个刺客，逐渐转变为和平的使者；王立从对于一城民众生命的维守，逐渐改变个人的态度；忽必烈从对于熊尔夫人的举动，陷入了沉思。每个人物都在战争中，不断认识战争；都在战争中不断认识自己；都在战争中，不断认识作为人的真、善、美。最终，王立为了避免屠城，不顾自己的名节而选择投诚；忽必烈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发展，放弃为亲哥哥报仇；熊耳夫人也放弃为夫报仇，成为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关键人物。每个人物都是挣扎的，他们挣扎于名节和生命，纠结于国恨和家仇之中。最终，他们选择了至高无上的生命。人物内心的挣扎和选择，推动着故事向前。从剧作上讲，这是符合人物的动作路径的，推动人物行动的逻辑是合乎情理的。
历史的硝烟终将散去，而我们怎样来读解历史？重庆市歌剧院给了我们“以人为本”角度，去读解七百多年前，发生在重庆合川的战争史诗。熊尔夫人、王立、忽必烈都是作为“人”的角度去认识战争的残酷，认识生命的宝贵，在今天，这具有当代的价值意义。
（二）歌剧《辛夷公主》——人性中的善与恶
2016年歌剧《辛夷公主》首轮连演三场，场场爆满，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经过了四年的酝酿，三年的剧本打磨，《辛夷公主》取得的成功是和创作者们的呕心沥血分不开的。2017年，成功入选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参演剧目。同时，该剧也获得了媒体和业界的一致好评，各种报刊杂志报道68篇，赢得了《中国文化报》《音乐周报》《中国艺术评论》头版封面，《歌剧》杂志连登三篇文章。
《辛夷公主》取材自大足石刻，讲述了由一场瘟疫引起的故事。粟特国遭遇瘟疫侵袭，面临灭国之难，王子帕米特带领残余的子民向着东方举国迁徙，希望在更加繁荣文明富强的国度－尼雅国，求得灵药来战胜瘟疫。经历长途跋涉，王子来到尼雅国的城门前。尼雅的国王年迈多病，已久不理朝政，大小事务都由大公主的驸马尼雅国的国师孛无忌掌管。而孛无忌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之所以委身甘愿做大公主的驸马，是因为谋划着倾吞整个尼雅王国。面对外来的难民，孛无忌不想节外生枝，他正酝酿着一场弑君篡位的政变，于是他果断借助巫师的占卜说难民进城必将招来灾祸。国王听信谗言，无奈只能紧闭城门。粟特国的难民面对这样一场浩劫，和最后希望的破灭，陷入了恐慌。故事的主角，国王的小女儿，辛夷公主就在此时挺身而出，为了拯救涂炭的生灵，她毅然违背了国王的命令，偷偷拿出了灵药交给了粟特王子。辛夷公主被国王放逐，后自己也被颠覆下台。孛无忌怕辛夷公主东山再起，便制造了瘟疫，设下解药是公主的手和眼。公主为了解救百姓于危难，挺身献出了自己的双手双眼，民众感化并觉醒，制服了孛无忌，感恩的人们为善良的公主重塑了亿万手眼。
《辛夷公主》的灵感虽然来源于千手观音，但淡化了地域符号和宗教色彩，在故事的创作中，发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穿插了男女的爱情、父女的亲情以及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是一部原滋原味的原创歌剧。该剧延续了重庆市歌剧院始终关注人的精神活动的创作主题。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讲述人的，都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键是关注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刘光宇院长认为，中国当下很多人信奉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利益的即时交换，往下发展就是利己主义，再往下就是害人利己和害人害己，现在有些现象就是互害，它的实质是恶。与恶相对的就是善，善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每个人都有这两颗种子，一颗叫魔鬼，一颗叫天使，从来人都是假丑恶与真善美在博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么我们就把善与恶，人物化，艺术化，以“见人心，辨善恶”的典型性，实现普遍性的社会价值，就是用浪漫主义艺术，实现现实主义的目的。《辛夷公主》以辛夷这个人物为线索，展开了一场关于“大爱”的讨论，准确、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舍己为人的艺术形象。它既是对当代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动阐释，更是对人性真善美的呼吁与发扬。
歌剧《辛夷公主》剧照
历史中并没有辛夷公主这个人物真实存在作为参考。在创作中，创作者们大胆地想象，干脆从现实的约束中跳脱出来，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了史前文明时期，用最原始、最本质的方式表达出来，最终发出“世间只要还有恶，我就要独自一人承担”的人间绝唱。运用了大量的象征和隐喻，营造了一个诠释爱、表达爱、感受爱的舞台空间。“辛夷”本身就是一味治病救人的中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味。舞台采用了球面型设计，顶部设计了穹顶，预示着茫茫的宇宙和大地，有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故事。宇宙茫茫而无涯，爱亦是如此，主题和形式相得益彰。采用了大面积的纯色，给观众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红色象征着爱，紫色象征着毒辣，黑色象征着邪恶，蓝色象征着宁静……，用现代元素展现了史前的蛮荒之美，更展示出了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
《辛夷公主》以贴近现代歌剧的审美标准，以现代元素营造视觉盛宴，生动演绎了关于爱和正义的故事，延续了重庆市歌剧院深度关注人的精神活动的创作主题，使得正义和善良得到弘扬。国家一级作曲郑冰评价到：“这部歌剧有大的意义，放在一个世界人类的大空间来说最小的一个问题，就是爱，这种悲悯的情怀是歌剧或者所有艺术作品、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
（三）歌剧《尘埃落定》——人的自我解放
歌剧《尘埃落定》根据阿来获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尘埃落定》改编而来，故事讲述了最后一个康巴藏族土司少爷的传奇故事。剧中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一个家庭的没落所折射出旧社会的必然崩溃，启蒙“人为什么不平等”“奴隶为什么没有自由”的思想。再现了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史实，展现了腐朽制度的灭亡，共产党领导新时代到来。该剧获得了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项目、2019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滚动扶持项目、2019年度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重点原创剧目专家支持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
歌剧《尘埃落定》剧照
这部剧坚持了重庆歌剧院“深度关注人的精神活动”这一不变的创作追求，让歌剧真正扎根在中国文化、传统精髓、民族感情、当代价值中。小说《尘埃落定》内涵丰富，人物众多，情节也很生动。而歌剧是一种最不擅长于讲复杂而漫长故事的艺术样式，创作团队采取时空集中、人物集中、情节集中、主题集中的原则，按照歌剧的特殊要求来改编这部作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突出了“二少爷”这一角色，描写这个“非正常人”的行为与土司制社会的格格不入。在这个扭曲的土司世界里，他是一个受自然养育较多而受社会教化较少的“原本”的生命样态，也可以说他是本剧中唯一一个真正敢于率性而为的正常人。由此，他的一些“傻话”总是能够引起那些看起来正常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心灵上的地震。并以简单对付复杂，以本真对抗虚伪，以穿越历史的大智若愚对抗落后愚昧的负隅顽抗。
在土司的世界里，奴隶主和奴隶都是同样被扭曲，只有他们眼中的“傻子”或者“傻少爷”才是一个真正“顺天理，合人性”的正常人，他引领我们目睹了一个旧社会崩溃前的末世“繁华”，见证了两个时代的交替的喧嚣和动荡。当“红汉人”的脚步声响起，没落的土司制度就到了消亡的时候，整个藏区也随之解放。听到“傻少爷”宣告“自由！”，奴隶们的欢呼声顿时如天雷滚滚，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地震。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中，土司官寨轰然倒塌。那伴随着野蛮和奴役、生活在极度扭曲中所有一切，也像那漫天的尘埃一样徐徐落定。大地重归于安静、平和，并从此跨越到一个新的社会。二少爷成为一个真正的觉醒者。正如他的唱段所唱：
问天，问地，问神明
问山，问水，问大海
为何奴隶的女儿就是奴隶
为何主人的儿子就是主宰
难道说藤蔓是大树的奴隶
难道说花儿是蜜蜂的主宰
难道说河流是草甸的奴隶
难道说暴雨是雷电的主宰
藤蔓可以爬满大树
蜜蜂可以把花儿采
第四章《西山顶上》的藏民的唱词“漫天流霞如红旗招展，自由的歌声多么欢畅”，体现了藏民们在“傻少爷”的带领下，走向了自我觉醒、自我解放。如桑吉·卓玛和曲扎打开寨门，迎接解放段落中的唱词所唱：
众藏民：
太阳落在了西山顶上
看层层寨落炊烟荡漾
漫天流霞如红旗招展
自由的歌声多么欢畅
桑吉卓玛 曲扎：
呀啦嗦 呀啦嗦
呀啦嗦 呀啦嗦
打开寨门，迎接解放
《尘埃落定》着力讲清楚一个制度崩溃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党对历史的推动，党带领人们推翻的旧制度奔向了新社会，这反映出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呼声和根基，对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必然性和持久性。内部原因就是人性的解放，由于人的爱情被束缚，就要挣脱，个人的解放带动群体的解放，藏民族解放反映了全民族的解放，民族解放的基因就是人性解放。使观众对藏族的土司制度、以及土司制度下部族人群生存状态有所了解，能够从人性的角度来关注剧中各类人物的命运；了解深受土司制度奴役下民众的苦难和愚昧；意识到土司麦其一家在历史的车轮滚滚碾压过来时阻挡抗拒的荒诞；意识到土司制度走向没落、衰亡的必然性；明确是新中国的诞生和藏区的解放，才使世代被奴役的藏民获得了自由和新生，进入了现代文明的新社会。歌剧《尘埃落定》是一部部具有历史厚重、内涵丰富、戏剧魅力、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题材歌剧，为探索当代中国歌剧的创作留下足迹。
重庆市歌剧院从建院以来，始终把创作放在第一位，始终关注人的精神活动，始终关注当下社会发展现实，讴歌时代发展，把握时代脉搏。2020年重庆市歌剧院启动了《一江清水向东流》的民族歌剧创作，该剧从河流的生态治理行动入手，讲述人与人、人与利益、人与河流的深层的内在关系，深度关注人的精神活动，关注社会发展现实。最终，几方达成一致的共识，“美丽中国”建设不仅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更是凝聚我们中华儿女的精神之地。
编者按：重庆市歌剧院以表达和创新地域音乐形式为重要呈现方式，交融“传统”与“现代”，并举“民族”与“世界”，将具有个性的音乐创意构建在对人类历史的深远哲思之上。近年来，重庆市歌剧院佳作连连，在作品呈现、项目策划、人才培养等方面展示了出众的活力。这组文章分别从歌剧院的文化视野和项目策划、艺术形式及特色、人才培养等方面，系统梳理了重庆市歌剧院的历史传统、艺术特色和发展思路，以期促进经验沟通，促进重庆市专业文艺院团发展。
历史、现实和人的精神世界
——重庆市歌剧院的艺术历程和当下创作
文/吕霖枫
以历史的角度，纵观重庆市歌剧院的发展，可以看出，该院一直以来是一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时代发展，把握时代脉搏，关注时代发展，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团体。
1953年1月中旬，为配合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西南分团文工队汇报演出，由纪倜任副领队，先后在重庆、成都、雅安、康定等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当地驻军演出了《一颗子弹一包糖》《王大妈要和平》等剧目，历时一月有余。同年，为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工作，根据评剧剧目移植、作曲的大型歌剧《小女婿》以华北和东北民间歌曲为基调，采用歌谣体的结构，大胆吸收了戏曲打击乐的表现方法。随后，深入宝成铁路建设沿线，慰问筑路工人。同年，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广大军民，历时40多天，共慰问演出和参加联欢150多场，观众达19万多人次。回国后，又慰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先后在华东地区慰问演出40多天，演出40多场，观众达42000多人次。1954年返回重庆，随即又参加了全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总分团赴云南、贵州等地慰问边防部队，历时80多天，演出137场，观众达14万多人次。五十年代初期，为贯彻“发展剧场艺术”的要求，乐队进行了整顿。以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组成混合乐队，分声部以改变大齐奏老套子，专职指挥也开始出现。
1955年至1958年期间，创作演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如大型歌剧《矿灯长明》《五瀑河之歌》《地下之火》《活着的向秀丽－王自容》《大巴山游击队》《满月酒》，以及中小型歌剧《喜中喜》《雨过天晴》等。这些作品尽管艺术水平不高，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称赞。短短几年里，在创作、演出大量剧（节）目的同时，仍积累了许多长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如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柯山红日》《红珊瑚》《红霞》《红云崖》《红梅岭》以及苏联轻喜歌剧《货郎与小姐》和中小型歌剧《三月三》《木匠迎亲》《吹鼓手招亲》等。此外，为反映“厂社结合”谋发展，歌颂就地取材搞建设的精神，突击创作了一大批歌剧，如大型歌剧《坏人逼我上荒山》《渠水流长》，以及中小型歌剧《王大妈教子》《好工属》《河沙问题》《工农一家》等剧目，深入工厂、矿山等巡回演出。
1969年8月，为庆祝建军节，在人民大礼堂演出了小歌舞剧《出发之前》。1970年，创作出五场歌剧《洪山渡》，经重庆市歌舞剧团试演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兴趣，展现了歌剧艺术的巨大魅力。此后，先后创作了大型歌剧《海岛女民兵》《育苗》，小歌剧《换工》《母女俩》《好媳妇》《两把尺子》《大队委员》《关键问题》等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的剧目。在演出创作歌剧的同时也选演了一批小歌剧，如《春风杨柳》《一包红糖》。
1976年11月，创作了大型歌剧《峭壁山花》。接着又恢复了歌舞剧《刘三姐》《江姐》（本团创作）《红云崖》（本团创作）和外国轻喜歌剧《货郎与小姐》的演出。1978年12月，在重庆剧场试演了话剧《于无声处》，开创了歌剧团演话剧的先例。而后移植作曲的八场喜歌剧《甜蜜的事业》。随即陆续演出了话剧《报春花》、歌剧《救救她》（本团作曲）、《友谊与爱情的传说》《香港大亨》（本团改编作曲）、喜歌剧《货郎与小姐》《烦恼的笑声》《议价爱情》（本团改编作曲），多场景歌剧《灵与肉》（本团改编作曲）、歌剧《天涯歌女》（本团改编作曲）。特别要提到的是，经过七年的努力，十二次修改，反映彝族人民在贯彻执行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富裕起来后，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生活的六场歌剧《火把节》，演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同行们的兴趣以及全国歌剧研究会的注意。1984年6月至7月，先后参加了全国歌剧研究会和原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的歌剧调演和原文化部1984年戏曲、话剧、歌剧现代题材戏调演，共获十一个奖项，并分别受到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市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建院以来的几十年里，重庆市歌剧院紧跟时代发展，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剧目有一个很大的相同之处，那就是紧跟时代发展，关注当下社会现实。这几点宝贵的艺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重庆市歌剧院。该院始终以来，坚守自己的艺术阵地，用历史的角度去审视社会发展，特别是歌剧《钓鱼城》《尘埃落定》等，该院站在了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历史，解读历史。
歌剧《钓鱼城》剧照
二、关注人的精神活动，观照当下社会现实——重庆市歌剧院近年来的歌剧创作
近年来，重庆市歌剧院的始终如一坚持着自身的创作诉求，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关注人的精神活动，观照当下社会现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担负着作为一个国有文艺院团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区域性的文艺院团，一直绘就着“重庆特征、中国气派、国际水准”的艺术蓝图。2020年，民族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创作启动，这是一部关注国家治理，关注美丽中国，关注环境保护，关于人与利益的冲突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歌剧《钓鱼城》——战争中人的挣扎
《钓鱼城》歌剧于2010年立项，历时15个月的创作，于2011年11月首演，演出超过了90多场，演出场次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歌剧演出场次的前三名，该剧获得了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金奖、文化部“文华作曲奖”、国家戏剧节优秀作曲奖、2014国际丹尼杯优秀作曲奖等在内的9项大奖，并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年度资助剧目，被专家评价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歌剧艺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故事取材于700多年前发生在重庆合川钓鱼城的真实故事。宋末元初，蒙古大汗蒙哥亲率10万大军进入四川，欲统一天下。然而，他却意味地止于一座扼守在嘉陵江上、面积仅2.5平方公里的钓鱼城下。而后，身中炮石而伤重不治的蒙哥，临终前留下“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的遗诏。钓鱼城守将王立主动出击，杀死元军守将熊尔。熊尔夫人乔装成难民行刺王立不得被捕，王立感其坚贞刚烈，力排众议没有加害于她，但熊尔夫人却被元军攻城的乱箭所伤。王母对熊尔夫人关心、开导，熊尔夫人亲眼目睹因连年战祸所造成的无数孤儿寡母在愁云惨雾中呼号，以及众钓鱼城军民对和平岁月的向往，逐渐被感化。经过深思的熊尔夫人决定潜出钓鱼城，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熊耳夫人觐见元帝忽必烈，向其陈情。忽必烈却陷入了内心的矛盾和深深的思索之中。钓鱼城内连年的干旱，使得守城军民已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正在这绝望的时刻，熊耳夫人带来了“只要停止抵抗，屠城令亦可放弃”的圣谕。面对熊耳夫人的劝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王立也犹豫了。几位历史的主角，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同样的内心纠结，同样的天人交战，同样的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最终，他们的理智战胜了感情，用和平的歌声驱走了战争的阴霾。
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认为，《钓鱼城》是跳出战争看战争，该剧的真正的核心是战争中的人，以及人物的内心挣扎，深刻诠释了“以人为本、以生为命、以战成和、以和为天”的人文理念。该剧颠覆了传统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把参与战争的两方对立起来，把正义和邪恶对立起来。全剧中，没有坏人，也没有小人。不是就战争而论战争，他们开掘出了“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追求民族融合和对生命的尊重。该剧不是为了简单记述战争，而是要更多地彰显人性。
熊尔夫人从一个刺客，逐渐转变为和平的使者；王立从对于一城民众生命的维守，逐渐改变个人的态度；忽必烈从对于熊尔夫人的举动，陷入了沉思。每个人物都在战争中，不断认识战争；都在战争中不断认识自己；都在战争中，不断认识作为人的真、善、美。最终，王立为了避免屠城，不顾自己的名节而选择投诚；忽必烈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发展，放弃为亲哥哥报仇；熊耳夫人也放弃为夫报仇，成为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关键人物。每个人物都是挣扎的，他们挣扎于名节和生命，纠结于国恨和家仇之中。最终，他们选择了至高无上的生命。人物内心的挣扎和选择，推动着故事向前。从剧作上讲，这是符合人物的动作路径的，推动人物行动的逻辑是合乎情理的。
历史的硝烟终将散去，而我们怎样来读解历史？重庆市歌剧院给了我们“以人为本”角度，去读解七百多年前，发生在重庆合川的战争史诗。熊尔夫人、王立、忽必烈都是作为“人”的角度去认识战争的残酷，认识生命的宝贵，在今天，这具有当代的价值意义。
（二）歌剧《辛夷公主》——人性中的善与恶
2016年歌剧《辛夷公主》首轮连演三场，场场爆满，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经过了四年的酝酿，三年的剧本打磨，《辛夷公主》取得的成功是和创作者们的呕心沥血分不开的。2017年，成功入选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参演剧目。同时，该剧也获得了媒体和业界的一致好评，各种报刊杂志报道68篇，赢得了《中国文化报》《音乐周报》《中国艺术评论》头版封面，《歌剧》杂志连登三篇文章。
《辛夷公主》取材自大足石刻，讲述了由一场瘟疫引起的故事。粟特国遭遇瘟疫侵袭，面临灭国之难，王子帕米特带领残余的子民向着东方举国迁徙，希望在更加繁荣文明富强的国度－尼雅国，求得灵药来战胜瘟疫。经历长途跋涉，王子来到尼雅国的城门前。尼雅的国王年迈多病，已久不理朝政，大小事务都由大公主的驸马尼雅国的国师孛无忌掌管。而孛无忌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之所以委身甘愿做大公主的驸马，是因为谋划着倾吞整个尼雅王国。面对外来的难民，孛无忌不想节外生枝，他正酝酿着一场弑君篡位的政变，于是他果断借助巫师的占卜说难民进城必将招来灾祸。国王听信谗言，无奈只能紧闭城门。粟特国的难民面对这样一场浩劫，和最后希望的破灭，陷入了恐慌。故事的主角，国王的小女儿，辛夷公主就在此时挺身而出，为了拯救涂炭的生灵，她毅然违背了国王的命令，偷偷拿出了灵药交给了粟特王子。辛夷公主被国王放逐，后自己也被颠覆下台。孛无忌怕辛夷公主东山再起，便制造了瘟疫，设下解药是公主的手和眼。公主为了解救百姓于危难，挺身献出了自己的双手双眼，民众感化并觉醒，制服了孛无忌，感恩的人们为善良的公主重塑了亿万手眼。
《辛夷公主》的灵感虽然来源于千手观音，但淡化了地域符号和宗教色彩，在故事的创作中，发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穿插了男女的爱情、父女的亲情以及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是一部原滋原味的原创歌剧。该剧延续了重庆市歌剧院始终关注人的精神活动的创作主题。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讲述人的，都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键是关注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刘光宇院长认为，中国当下很多人信奉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利益的即时交换，往下发展就是利己主义，再往下就是害人利己和害人害己，现在有些现象就是互害，它的实质是恶。与恶相对的就是善，善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每个人都有这两颗种子，一颗叫魔鬼，一颗叫天使，从来人都是假丑恶与真善美在博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么我们就把善与恶，人物化，艺术化，以“见人心，辨善恶”的典型性，实现普遍性的社会价值，就是用浪漫主义艺术，实现现实主义的目的。《辛夷公主》以辛夷这个人物为线索，展开了一场关于“大爱”的讨论，准确、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舍己为人的艺术形象。它既是对当代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动阐释，更是对人性真善美的呼吁与发扬。
歌剧《辛夷公主》剧照
历史中并没有辛夷公主这个人物真实存在作为参考。在创作中，创作者们大胆地想象，干脆从现实的约束中跳脱出来，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了史前文明时期，用最原始、最本质的方式表达出来，最终发出“世间只要还有恶，我就要独自一人承担”的人间绝唱。运用了大量的象征和隐喻，营造了一个诠释爱、表达爱、感受爱的舞台空间。“辛夷”本身就是一味治病救人的中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味。舞台采用了球面型设计，顶部设计了穹顶，预示着茫茫的宇宙和大地，有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故事。宇宙茫茫而无涯，爱亦是如此，主题和形式相得益彰。采用了大面积的纯色，给观众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红色象征着爱，紫色象征着毒辣，黑色象征着邪恶，蓝色象征着宁静……，用现代元素展现了史前的蛮荒之美，更展示出了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
《辛夷公主》以贴近现代歌剧的审美标准，以现代元素营造视觉盛宴，生动演绎了关于爱和正义的故事，延续了重庆市歌剧院深度关注人的精神活动的创作主题，使得正义和善良得到弘扬。国家一级作曲郑冰评价到：“这部歌剧有大的意义，放在一个世界人类的大空间来说最小的一个问题，就是爱，这种悲悯的情怀是歌剧或者所有艺术作品、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
（三）歌剧《尘埃落定》——人的自我解放
歌剧《尘埃落定》根据阿来获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尘埃落定》改编而来，故事讲述了最后一个康巴藏族土司少爷的传奇故事。剧中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一个家庭的没落所折射出旧社会的必然崩溃，启蒙“人为什么不平等”“奴隶为什么没有自由”的思想。再现了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史实，展现了腐朽制度的灭亡，共产党领导新时代到来。该剧获得了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项目、2019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滚动扶持项目、2019年度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重点原创剧目专家支持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
歌剧《尘埃落定》剧照
这部剧坚持了重庆歌剧院“深度关注人的精神活动”这一不变的创作追求，让歌剧真正扎根在中国文化、传统精髓、民族感情、当代价值中。小说《尘埃落定》内涵丰富，人物众多，情节也很生动。而歌剧是一种最不擅长于讲复杂而漫长故事的艺术样式，创作团队采取时空集中、人物集中、情节集中、主题集中的原则，按照歌剧的特殊要求来改编这部作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突出了“二少爷”这一角色，描写这个“非正常人”的行为与土司制社会的格格不入。在这个扭曲的土司世界里，他是一个受自然养育较多而受社会教化较少的“原本”的生命样态，也可以说他是本剧中唯一一个真正敢于率性而为的正常人。由此，他的一些“傻话”总是能够引起那些看起来正常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心灵上的地震。并以简单对付复杂，以本真对抗虚伪，以穿越历史的大智若愚对抗落后愚昧的负隅顽抗。
在土司的世界里，奴隶主和奴隶都是同样被扭曲，只有他们眼中的“傻子”或者“傻少爷”才是一个真正“顺天理，合人性”的正常人，他引领我们目睹了一个旧社会崩溃前的末世“繁华”，见证了两个时代的交替的喧嚣和动荡。当“红汉人”的脚步声响起，没落的土司制度就到了消亡的时候，整个藏区也随之解放。听到“傻少爷”宣告“自由！”，奴隶们的欢呼声顿时如天雷滚滚，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地震。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中，土司官寨轰然倒塌。那伴随着野蛮和奴役、生活在极度扭曲中所有一切，也像那漫天的尘埃一样徐徐落定。大地重归于安静、平和，并从此跨越到一个新的社会。二少爷成为一个真正的觉醒者。正如他的唱段所唱：
问天，问地，问神明
问山，问水，问大海
为何奴隶的女儿就是奴隶
为何主人的儿子就是主宰
难道说藤蔓是大树的奴隶
难道说花儿是蜜蜂的主宰
难道说河流是草甸的奴隶
难道说暴雨是雷电的主宰
藤蔓可以爬满大树
蜜蜂可以把花儿采
第四章《西山顶上》的藏民的唱词“漫天流霞如红旗招展，自由的歌声多么欢畅”，体现了藏民们在“傻少爷”的带领下，走向了自我觉醒、自我解放。如桑吉·卓玛和曲扎打开寨门，迎接解放段落中的唱词所唱：
众藏民：
太阳落在了西山顶上
看层层寨落炊烟荡漾
漫天流霞如红旗招展
自由的歌声多么欢畅
桑吉卓玛 曲扎：
呀啦嗦 呀啦嗦
呀啦嗦 呀啦嗦
打开寨门，迎接解放
《尘埃落定》着力讲清楚一个制度崩溃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党对历史的推动，党带领人们推翻的旧制度奔向了新社会，这反映出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呼声和根基，对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必然性和持久性。内部原因就是人性的解放，由于人的爱情被束缚，就要挣脱，个人的解放带动群体的解放，藏民族解放反映了全民族的解放，民族解放的基因就是人性解放。使观众对藏族的土司制度、以及土司制度下部族人群生存状态有所了解，能够从人性的角度来关注剧中各类人物的命运；了解深受土司制度奴役下民众的苦难和愚昧；意识到土司麦其一家在历史的车轮滚滚碾压过来时阻挡抗拒的荒诞；意识到土司制度走向没落、衰亡的必然性；明确是新中国的诞生和藏区的解放，才使世代被奴役的藏民获得了自由和新生，进入了现代文明的新社会。歌剧《尘埃落定》是一部部具有历史厚重、内涵丰富、戏剧魅力、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题材歌剧，为探索当代中国歌剧的创作留下足迹。
重庆市歌剧院从建院以来，始终把创作放在第一位，始终关注人的精神活动，始终关注当下社会发展现实，讴歌时代发展，把握时代脉搏。2020年重庆市歌剧院启动了《一江清水向东流》的民族歌剧创作，该剧从河流的生态治理行动入手，讲述人与人、人与利益、人与河流的深层的内在关系，深度关注人的精神活动，关注社会发展现实。最终，几方达成一致的共识，“美丽中国”建设不仅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更是凝聚我们中华儿女的精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