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教授（图/Billy H.C. Kwok）
本文转载自“四季书评”公众号
波士顿书评：对于通读者来说，会很困惑，可否举例说明，全球史和世界史有什么区别？
葛兆光：请让我用最简略的方式讲吧。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全三册）
葛兆光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丨理想国
2024年3月版
波士顿书评：在前不久波士顿书评刊发的一篇文章里，作者蔡伟杰老师说第一代新清史和第二代新清史研究异同的时候说到，第二代新清史的出现，除了刚好资料档案开放之外，还和当时学术思潮变化有关，比如第一代新清史研究强调从上往下去看，第二代更偏向从下往上看，从储藏民间的档案，地方的档案网上看去研究。我想，这些年全球史研究的兴起的背，会不会也受到学术思想的转变的影响或是支配？比如全球化的兴起？比如除开政治史外，更看重一些普通物件的历史？历史学家许倬云就强调自己喜欢给平凡人、普通人写史，去记录历史中的普通人生活的历史。我注意到全球史的也是更注重去写普通人的生活史。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也和“现代”，越来越注重普通人的自由、权利有关呢？?我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全球史的兴起，背后的有没有一种思潮的变化？
葛兆光：我以为，这大概并不只是新清史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转变，而是整个历史学界在新文化史、社会史、物质文化史的影响下，近年来研究取向上普遍出现的转变。当然，这一转变也离不开全球史潮流的影响，因为全球史在某种意义上，把原来以政治史为中心，也就是“眼光向上”的，帝王将相、政治军事等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转向文化史为中心，也就是更关心自然环境、日常生活、商品贸易、普遍信仰，也就是“眼光向下”的历史。其实，这还是在近代历史学转型的延长线上的，如果你记得，中国20世纪初梁启超批判传统嗜血，提倡所谓“新史学”，就是改变历史只关注帝王将相在政治舞台上纵横卑阖那些“上面”的事儿，要求人们注意民众如商人、市民以及下层信仰者，以及类似账簿、契约、日记、档案这些记载民众日常生活的资料。在欧洲，二十世纪的法国年鉴学派也曾经从“阁楼到地窖”，也就是从关注上层政治，到关注下层生活，从关注剧烈转变的短时段事件和影响历史的关键人物，到关注缓慢变化的长时段历史比如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等要素。
不过，我个人最近总觉得，就像年鉴学派后来又“从地窖到阁楼”一样，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从零碎的、底层的、日常的历史，重新回向影响整个人类走向的大历史？近若干年，古尔迪和阿米蒂奇他们引起很大轰动的《历史学宣言》，就有点儿这个意思。所以，我在刚刚举行的台湾大学余英时国际汉学研究中心成立论坛上，就作了一个“回向大历史”的发言。也许，历史学又是要像钟摆一样，“从地窖到阁楼”，现在，又应该回到探讨大历史和大关节的时候了。
波士顿书评：与第二个问题相关，我想起了你的《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你谈到一种精英思想和一种普通人的思想。过去的思想史注重“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但是实际生活中，他们的影响是很小的。所以你的思想史更关注普通人的“思想”。如今的全球史的切入历史的角度，是不是和你切入思想史的角度有点类似？若是不是太外行，是否可以谈谈两者异同？
如果说，1990年代我的思想史研究和全球史潮流有一点契合的话，也许只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是一种偶然的互相吻合吧，事后看起来有点儿互相呼应，其实那时候还没有自觉意识。因为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受到全球史潮流的太多影响，也没有机会看到更多这方面的论著。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一点感触，就是我的那部《中国思想史》里，对中国思想与周边世界的联系关注得还不够（除了中古的佛教和明清传教士），对汉族主流之外的异族观念叙述得也不够，现在国际学界在提倡“国际思想史”或者“跨国际思想影响研究”，这一点我们还得努力。
波士顿书评：这个问题也是从您的《中国思想史》启发的。若是想想多年后有人试图来写当下的思想史，该如何写？应该不能像之前那样分为精英知识分子和平民。可是又应该如何描述当下的复杂的思想状态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是否想过若干年後如何描述当下的思想状态？当下，什么材料可能成为我们之后研究当下思想史的材料？
葛兆光：我在《中国思想史》的一开头《导言》里面就讲到，如果让我写当下的思想史，与其去看正儿八经的文件和社论，我宁可去报摊去看各种流行杂志，我写思想史的1990年代，报摊上热销的各种杂志和周末类的报纸，是那个时代的“时尚”，很能反映那个时代一般社会的思想动向的。当然，如果现在来写当下的思想史，就应当去看各种新媒体，包括微博、抖音、微信，也包括各种视频、音频平台。从这里面，才能看到公开的、主流的思想世界之下，真正涌动的社会心理和观念变化。
过去，有不少人讽刺我说，这样的思想史忽略了精英和经典，好像很低级、很平庸，变成“贩夫走卒”的思想。问题是，第一，谁规定思想史一定要围绕着那些所谓“高尚的”、“典雅的”、“高级的”思想？这些精英的，包括文化精英和统治精英的高明思想，不也是为了回应或者对付这些底层涌动的思想才产生的？第二，我从来没有反对思想史也要写精英的、经典的思想，但你必须知道，这些精英的、经典的思想，其实是有历史和社会背景的，所以你必须把思想放入历史和社会语境中，而当你描述这些语境，你描述的精英和经典，思想就不那么抽象、纯粹和干净了，它们并不是在蒸馏水或真空瓶里的。第三，最麻烦的是，在中国的言论环境下，这些精英的、经典的、主流的思想，有时候是遮遮掩掩的，是用一套庄严的、理论的、高尚的修辞包装起来的，你必须解读这些思想的“暗码”，看出外包装里的真东西。所以，写当下的思想史，与其去用正式文件、报纸社论、公开报告，还不如用我说的那些东西来重新审视，至少能补充和修正那种一本正经的历史叙述。
当然，大凡写同时代历史，总有麻烦，可能情感太多，可能挂一漏万，可能看得偏了，可能很难深入。陈寅恪当年就说，他不能研究晚清，因为他亲历历史，不免有感情代入，所以写历史不如稍稍推开一点，让新闻成为陈迹，这时候才比较好冷静和理性地写历史。
波士顿书评：十年前，你出版了一个著名的书《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这本书背后的对中国的定义和理解，是不是和《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有些相关？都让我们从与全球或是他者的关系去了解和定义“中国”？
葛兆光：我想，讨论“中国”和讨论“全球”，始终是分不开的。
从2011年以来，我出版了所谓“中国三部曲”（也就是《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其实主要想表达的是：第一，中国学者必须“横站”（这是鲁迅的比喻），一方面回应来自欧美、日本种种有关“中国”的理论，一方面反思传统到现代国内有关“中国”的观念，在全球历史背景下，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二，讨论有关古代中国对于“天下”、“世界”、“中国”及“异域”的知识、想象及叙述，解释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是如何形成和积淀的。因为往往是在这样的“世界观念”下，中国自己想像自己“如何中国”，这一点就和全球史有关系了。第三，讨论传统中国的疆域、民族、国家、认同等问题，提出如何认识历史中不断变动的疆域，不断交错和融合的族群，延续和变化的国家，以及复杂和冲突的认同。所以，这不仅是有关历史中国的研究，也是涉及亚洲或者东亚的研究，甚至也是试图把中国放进全球的研究。
波士顿书评：2022年，你出了一套文集《中国经典十种》，好像你称为为自己“收官之作”。不知道你的学术之路有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思考点或是出发点，或是一以贯之的东西？比如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点是想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之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不知道你是否有这么一个学术出发点？因为从您的著述来看，也是很纷繁的。
葛兆光：稍稍修正一下，所谓“收官之作”是我的四种讲义，《中国经典十种》是四种之一，它是修订后的旧作。其他三种里，有一种也是旧作修订，即《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其他两种《学术史研究》和《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虽然是新的，但也都是多年的课堂讲义。说实话，真佩服余英时先生，他在我现在这个年纪，能写出《朱熹的历史世界》这种开创性的大部头著作，到八十多岁，他还写了《论天人之际》这样完整的精彩著作，而我却只能整理旧时积累的讲义。当然，我所谓“收官”，只是逐渐淡出学界，毕竟年纪大了，精力不够，可是如果真有新的想法，我也还想努力写一点新东西。这几年做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就是在试图不断扩大自己的历史视野，从中国到亚洲，从亚洲到世界。
您说的“出发点”这个词，可能理解上会有一点疑义。我的学术出发点，其实是在北京大学读古典文献专业奠定的，也就是从文献出发讨论历史。而我从事历史研究的思考出发点，如果容我事后反思，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把中国放进周边和世界，改变仅就中国想象中国的方法，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所以我不仅讲“从周边看中国”，而且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一方面是从现实回溯历史，看看当今中国的种种问题，是怎样从历史中来的，它的历史基因是什么，所以我常说“历史学是诊断病源的”，尽管它不能动手术开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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