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辛鸣：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汪亭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诉求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
苏长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新型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涵之一，人类是一个整体，各国各民族呼吸相连、命运与共，正因为这样，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育和塑造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更好的国际关系打下良好的民意基础。
陈来：基本价值的世界化是一个老问题。民主与自由是20世纪西方国家特别重视的价值，但这些价值没有运用于国际，甚至在其国内也没有真正得到贯彻，所以并不是所谓“普世”的。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时，西方国家真正崇尚的是强权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诉求。
汪亭友：共同价值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指的是不同的主体为满足共同的需求、实现共同的利益而达成的价值共识。这样的价值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可以在社会的不同层面达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就是全人类的价值共识，是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跨越地理和通讯的阻隔，实现不同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在全球化大潮中，一方面，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传播、学习、互鉴中，逐渐形成对一些基本价值的认可；另一方面，人类面临许多全球性问题，形成全人类共同利益，由此孕育并产生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实现世界共同发展，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美好新世界。这一系列倡议和行动，是中国共产党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党，站在全人类发展的战略高度，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边，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深厚的人民情怀，把握历史大势、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需要的英明之举、国际担当，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
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意义
主持人：我们党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论断意味着什么？
陈来：全人类共同价值意味着这些价值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一部分国家，而且适用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形态的国家共同追求的价值，也是各个国家、各种文明处理好相互关系的价值准绳。我们党提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意义。
汪亭友：当今世界正面临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三大难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就和平而言，这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但至今没有真正实现过。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仍奉行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对伊拉克、南斯拉夫联盟、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发动一系列战争，包括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以及西亚、北非等国家和地区策动了一系列“颜色革命”，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成为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地区动荡乃至国际动荡的祸源。就发展而言，全球发展出现严重失衡，不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包括有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成为困扰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就全球治理而言，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整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日渐凸显，二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及全球治理模式，越来越滞后于时代发展进步之要求，越来越违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越来越不利于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全球治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高举人类和平、世界发展的旗帜，构建体现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新格局，保障各国人民自由表达诉求的权利，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结束殖民压迫的历史，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战后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浪潮获得新的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历史潮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它结束了两极世界对垒对立的历史，结束了两个世界市场并行隔绝的历史，人类迎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我们党继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意义重大而深远。这是中国发展进步的要求，也是世界发展进步的要求。
全人类共同价值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深邃思考
主持人：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近年来，我们党反复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何针对性？
辛鸣：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可能真正存在，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发展状态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可能真正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人类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自然的实践积淀与价值追求。所以，我们党郑重提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我们知道，2008年西方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比如，环境恶化、恐怖主义、重大传染病流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严重失衡失灵，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观念盛行，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一步加剧等。这些问题，既充分暴露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已经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制度性危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发展新情况，同时又向世界发出了人类如何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人类社会历史实践，适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为破解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和美好世界构想，它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福祉的重大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对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深邃思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世界和人类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解决全球性危机、走出现代性困境、建设地球美好家园提供了科学理念和现实路径，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发展，最终落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上，这比西方现代化叙事模式中的发展立意要更高、更先进
主持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一直倡导并践行的，它们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何现实意义？
苏长和：过去西方社会科学打造的现代化叙事模式，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方式，将西方的各类现代标准，列为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曾经在世界上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审视，这种现代化叙事下的发展价值是有问题的。
我们中国人在发展这个价值观定义上，是不输理的，是有贡献和有道义高点的。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面临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发展、为了谁发展这个问题。对发展这一价值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内，还必须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格局下。
具体来讲，在国际关系史和现代化历史中，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对世界有无借鉴意义，有三个标准，一是其发展道路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解放生产力、促进发展，同时让本国人民充分均衡地分享到发展带来的好处；二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一国的自身发展不是以侵略、掠夺、牺牲、打压他国发展为代价的，而更多是依靠自身奋斗、内部创新以及对外和平发展实现的；三是一国发展道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兼顾并努力惠及更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现在人们都在讨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十四亿多中国人以和平发展方式探索出来的现代化道路，对国际关系确实是幸事，这条道路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是正义的道路。如果世界上更多国家走这样的和平发展道路、共同发展道路，新型国际关系就会往前进一大步。对照以上三个标准，西方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对外侵略、掠夺和殖民这样的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的教训，是各国不可取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发展，最终落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上，这比西方现代化叙事模式中的发展立意要更高、更先进。
人类政治的进步，最终总要体现为形成重大是非判断的价值观，这才是政治文明拾级而上的表现
主持人：为什么把公平、正义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来弘扬？
苏长和：世界历史处于重大转折关口时，往往历史的正动力量和反动力量相互交织、激烈较量，这个时候，正-反价值叙事模式的意义就突显出来。古今中外很多政治檄文和宣言都采取了这种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反法西斯阵营发表了一系列公告和宣言，其叙事结构就是典型的正-反模式，其中正义、道义的力量赫然而立、浩浩荡荡，对法西斯阵营形成了压倒性的话语优势。战后一系列民族解放宣言和反殖民宣言，也是正-反叙事模式，对当时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形成极大的政治和外交心理攻势。这些宣言气势磅礴，堪为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经典文献。
正-反叙事模式往往是非清晰、善恶分明，彰显气势磅礴的力量。这也正是正义这种价值观的力量所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包含的正义，意义也在这里。人类政治的进步，最终总要体现为形成重大是非判断的价值观，这才是政治文明拾级而上的表现。今天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世界政治中出现不少暗流逆流，例如打压他国正当发展权利、单边主义、结盟对抗政治、种族主义、干涉主义、利用舆论霸权压制世界进步言论、虚无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历史等，有些思潮搞得人们是非不分、正邪颠倒、善恶混淆，这些现象值得世人注意。中国在世界上讲共同价值之正义，有时鲜明地采取正-反价值叙事模式，例如站在世界历史正确的一边，“光明前进一步、黑暗就后退一步”等，抓住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义所向所在，是为了联合一切进步力量，引导世界向合作、对话、国际关系民主化方向发展，避免国际关系历史悲剧重演。
主持人：有人说，中国将民主和自由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部分，说明中国接受了西方“普世价值”中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对此，该怎么看？
苏长和：这显然是误读。在人类文化交流中，经常碰到同名异义的概念，尤其是涉及价值判断的概念，例如民主和自由这两个概念，总是会有分歧。分歧的处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办法。第一种是采取真-真的叙事模式，也就是大家对共名的价值概念各有自己的理解，彼此相互尊重对方的理解，互不干涉和改变对方。历史证明，这是凝聚共识，处理好国际关系和平共处的一条重要经验。第二种处理办法是真-假模式，也就是某方垄断某个价值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将自己刻画为这类价值的唯一代表，自己是标杆，不符合自己标准的就是异类，有时有的国家为了自己的私利，在对外交往中随意给不站在自己一边的国家贴上“不民主”“不自由”的标签，更有甚者，还要进行文攻武伐，改变对方。过去一段时间，声称“普世价值”的国家的做法就是这样的，给一些区域和国家内政造成很大灾难。
明白了这两个国际关系价值叙事模式的原理，就知道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包含的民主和自由概念，与所谓“普世价值”中的民主和自由概念虽然共名，但不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普世价值”中的民主和自由内涵。中国人对这两个概念有自己的理解。在伟大的抗疫斗争中，中国人对自由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是我们形成自由和秩序的平衡以及良好社会秩序的关键，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国家民众对自由的理解导致抗疫失序。同样，在探索现代化政治体系过程中，中国人对人民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理解，也更深刻。在很多国家，人们还将对民主的理解停留在三权分立、党派竞争、对抗制衡的对抗式制度体系层面，因而造成国家治理之乱，这不在少数。
主持人：可否以“自由”为例，具体分析一下这种同名异义的概念？
辛鸣：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中的“自由”，说到根上是资本奴役劳动的自由，是资本肆无忌惮增值的自由，是劳动力在资本面前被迫出卖自身劳动的“自由”。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自由”，其逻辑前提是承认人的历史主体性，是把人当作不断发展不断展开的人而不是一个既有的成品，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工具手段。自由之为价值，至少包含三层内涵，最基本的是自然，人能免于束缚，顺本性自然生活；其次是自主，人能摆脱控制，按照自己的意志当家作主；最高层面是自觉，消除一些外在和内在的异化，在社会生活中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两种不同价值观同样名为“自由”，正如南橘北枳，其实味截然不同。这背后的差距是不同胸怀、格局和境界的差距。
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
主持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根本区别在哪里？
汪亭友：“普世价值”以“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为基础，虚构一种普遍接受、永恒存在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凌驾在全人类及一切时代之上，作为指引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其实，这种观念根本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而是西方价值，只是被包裹上全人类的外衣而已，它是西方国家向世界推广自己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工具和话语武器。“普世价值”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利益在价值观上的体现，不是西方社会大多数民众愿意接受的价值观，更不是全人类可以接受的价值观。西方国家鼓吹“普世价值”的目的，是对外输出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同化非西方社会的文明和意识形态，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实现发达国家主宰世界的战略意图。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其有着根本区别。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承认彼此的特殊价值为前提条件的，因而是发展的、变化的，会随着条件、范围、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凝固不变的。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观念，丝毫不排除世界各国人民对之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所强调的：“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
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伦理基础
主持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何历史底蕴和伦理基础？
陈来：我们党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有深厚的伦理基础的。总体而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理念的伦理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认识和处理国家、民族和人民之间道德关系的智慧，它要求我们不能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强加给别人，也不能把自己喜欢、信仰和追求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而要设身处地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多为对方着想。在当今全球治理中，应大力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平等互助、合作共进，为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智慧和力量。
分而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协和万邦”是“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要求不以谋取私利为处世原则，是“正义”的基础。这五个方面不仅指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并成为这些价值背后的深层理念，其本身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应该具有的基础性道德价值，由此彰显了中华文明价值理念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这五个方面都包含在儒家“仁”的原理中，可以看作儒家思想中的“仁道”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孟子说，“仁也者，人也”。《礼记》说“仁者，人也”，与孟子一致。“仁者，人也”是儒学的重要论题。在历史上，对“仁者，人也”有过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仁”的本质的不同理解。今天，面对人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考，我们可以对“仁者，人也”给出当今时代的诠释，即“仁”集中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新世界观、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
主持人：有人认为，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自己的实践活动，是“中国特色”的，对其他国家并没有普遍意义。对此，该如何理解？
辛鸣：中国共产党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抽象的话语表达与概念堆砌，而是来自鲜活的历史实践活动，具体来讲就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来自走自己的路的中国道路。但这正是实践辩证法的力量所在。标榜“普世”的背后贩卖的是只有利于少数人、少数国家的私货，坦言“特色”的反倒是着眼于全人类、全社会的共同问题与普遍诉求。不要因为来自特色实践，使用了“特色”这个词，就把带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当作只是一种区域性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从理论逻辑还是实践逻辑讲，“中国特色”名为“特色”，但眼光是世界的，情怀是人类的，思维是整体的。中国的实践经验对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是有用的，至少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只有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独木桥”，“中国方案”提供了一条极其可靠而又现实的途径；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要想走出自己造就的国际乱局、国内困境、经济全球化两难，“中国方案”也是一剂良药而且还不苦口。
从“中国特色”到“中国方案”，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方案”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制度体制模式，也绝不主张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而是一种新世界观、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这样一种价值体现。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否定文明、文化的多样性
主持人：我们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为了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在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汪亭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国内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深入思考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和价值追求，积极倡导、深刻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并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美好新世界一道，为人类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推动世界的繁荣稳定，提供了观念基础和价值支撑。
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诉求的集中反映，凝聚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价值共识，得到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的普遍认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奠定在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和发展规律，具有无限光明的前景。
世界因不同而精彩，文明因多样而生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否定文明、文化的多样性，而是尊重不同文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权利，各国人民可以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自己的价值观有机统一起来，践行在本国人民的具体行动中。从这个意义说，我们倡导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尊重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趋势，用科学的精神洞察人类的前途和未来，引领世界的发展和走向。我们坚信，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世界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和时代变局的有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就能推动世界更好地前进，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原标题：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专家学者纵论全人类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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