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末我国医生对痰涂片检查结核杆菌的方法、痰结核菌浓缩法、血沉检测、脊液细胞学检查以及X线表现征象等在诊断上的价值已有报道，结核菌素试验广泛用于结核病诊断，1933年张式溥介绍了皮肤、眼结膜及皮内三种试验方法，查验反应、反应的分类及结核菌素试验的使用剂量等。结核病的治疗可分为内科治疗和外科治疗。疗养是当时结核病治疗的一种重要措施，自本世纪20年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建有数量不等的疗养院或住院部。国外于1906年试用入工气胸术治疗肺结核、1934年LiuTC.报告上海医学院1929～1931年该院实施人工气胸、此后人工气胸术即在国内各地开展。
结核病的化学治疗在国外始于1944年研制出链霉素，掀开了结核病治疗新的一页，因该药价格昂贵。国内于40年代后期开始应用，我国于30年代在协和医院开展了肺结核的手术治疗，主要是胸廓整形术，1931～1934年LiSF．报告了膈神经切断术、油胸用于肺结核治疗的效果、手术方式与适应症，并讨论了与人工气胸及胸廓整形术配合治疗问题。1948年黄家驷报告了肺结核实施肺叶切除及全肺切断术的适应症，讨论了手术应注意的问题。1949年吴英恺发表有关胸廓整形术在肺结核治疗的地位与效果的专文。
本世纪30年代起，国际医学界已认识到结核病控制是一项公共卫生科学，单纯的对个体病人被动地实施治疗，是无法达到控制结核病在人群中的传播与流行，因此开始探索结核病控制技术的逐步创立与推广。1935年在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内成立了“结核病门诊处”，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这是国内第一次将结核病与一般卫生工作协同进行。1933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防痨协会，此后国内各地相继成立了地区性防痨协会，成为推动防痨运动的群众性社会团体。
二、其它传染病
三、 维生素缺乏和新陈代谢疾病
四、 其它疾病
一、西方外科学传入我国及其成长
19世纪中叶，是西医外科学在我国的萌芽起步阶段。各医院主持外科工作者，均为外藉医生，我国医护人员，处于在实践中学习的医徒位置。其后，教会或外国的医学基金会、慈善团体先后在各地创办医学院校。辛亥革命后，我国也相继自行筹建医学校。至20世纪中叶，上述高等医学院校所培养的毕业生中，已有不少学识渊博、基础雄厚、出类拔萃的外科学家，如沈克非，黄家驷、吴英恺、兰锡纯、孟继懋、牛惠生、方先之、关颂韬、谢元甫、熊汝成、施锡恩等。
我国外科学界为了促进学科发展、推动学术流，于1937年4月在沪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选出牛惠生为首届会长，曾起草会章。当时有外科会员19名，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学会活动未能开展。抗战胜利后，中华医学会第七届大会，于1947年4月在南京召开，到会的外科会员由沈克非召集，重新组织外科学会、选举黄家驷为会长，会员43名。
我国外科的学术交流主要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期刊上，据统计在1940～1949的年10年中，所发表的论文仅106篇，其中不少是个案报告和例数不大的临床分析。外科的专著或参考书，多属译本。
此外，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以国际主义精神，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极其艰苦的解放区环境里和很有限的条件下，因陋就简，为救治八路军伤员，开展战伤外科所积累的经验，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西方外科学技术基础在我国的推广与应用
当麻醉防腐灭菌等关键性技术在西方取得突破性成就之日，也正是西方医学传人中国之时，这些技术作为外科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引进我国。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最早将麻醉术引入我国，直至本世纪中期，尚无专职医师负责领导组织麻醉的实践与研究工作。全身麻醉(又称周身麻醉，或简称全麻)，蛛网膜下腔麻醉(腰椎麻醉、脊髓麻醉或简称腰麻、亦称半身麻醉)，神经于阻滞麻醉(如臂丛阻滞麻醉)及局部浸润麻醉等麻醉法应用最广。
三、临床实践
外科在医院的建制结构中，无论其规模大小，均莫不以主体外科(又称大外科〕开始。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外科学也在同步向前迈进，治疗范围日趋扩大，手术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演化，出现分工，在主体外科中分化出一系列具有各自的解剖生理学基础，诊断检查方法和手术治疗技术特征的分支学科。
我国外科分支学科的建立以骨科(又称矫形外科)和泌尿外科为先,其中尤以骨科较为成熟，此或与我国传统医学中的正骨科历史悠久，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有文献资料传世有关。北京协和医院于1921年成立了骨科和泌尿科专科，由专科医师主持，标志着骨科在中国开始成为外科中的独立分科。我国的医院与医学校，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上海震旦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在30年代前后都成立了骨科。20～40年代，我国第一批骨科学先驱者们进行了中国近代骨科学的开拓工作，1930年牛惠生在上海徐家汇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骨科医院。1937年在中华医学会总会(上海)领导下成立了骨科小组，由牛惠生、胡兰生、叶衍庆、盂继懋、任廷贵及富文寿6人组成，这标志着骨科已在我国成为独立的专科，为我国骨科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泌尿外科则逊于骨科，我国泌外科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20年至新中国诞生的近30年为第一发展阶段，除大城市的个别大医院(如北京协和医院)外，都包括在外科内，尚未设专科。在此期间有关泌尿外科的文献仅60余篇，专业书籍只翻译过一本。其他分支外科，如神经外科、胸心外科、整形外科、小儿外科、颌面外科等，则均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或仅略具雏形。
整形外科也有所开展，在每篇报告中常刊有符合医学摄影要求的手术前、后黑白照片，以显示术前畸形形象及木后治疗效果，(迄今已历数十年或近百年，尤图像清晰，十分难能可贵)，手术主要包括：皮片移植术、皮瓣移植术、唇交叉瓣手术、鞍鼻畸形矫正、鼻再造、阴道成形、肠段带蒂移植等。
我国近代外科学的发展虽属初级阶段，但已为我国外科学步入现代历史时期的腾飞，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外科学奠定了极为可贵的良好可靠的稳固基础。
一、我国西医妇产科的萌芽与兴起（1850～1910）
清朝末年、一些传教士医生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开始了妇产科医疗工作。1858年，英国医生合信著《妇婴新说》，是我国第一本西医妇产科中文书籍。
1901年，英国医生波尔特(Poulter MC.)到距福州60哩的福清县工作，开展产科工作。1911年开始建立产科病房，是我国有记载最早的产科病房。1906年开始教护理，1908年正式开训练班，学习分娩机转等产科基本知识。l892年广东博济医院斯万(SwanJM．)报导了我国第一例剖腹产。
二、西医妇产科的建立与发展(1911～1949)
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封建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打破长期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妇女逐渐得到解放，妇女的自我解放，女子开始入学堂，学习医学知识，也促使妇产科学在我国能够较快地建立、发展。
妇科的发展
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肿瘤。1920年，北平协和医院麦克斯维尔在全国博医会上指出，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瘤，但很少能早期及时来诊行根治手术，晚期病人一般只能给与局部的姑息疗法，1935年上海医学院妇产科王逸慧报导224例子宫颈宫癌。1947年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曾照懿开展了早期诊断宫颈癌的研究，她用特制的木刮板取材宫颈细胞涂片作细胞学检查，为我国宫颈细胞涂片诊断癌的开端。
产科的建立与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以后，几千年来产妇不可出家门，将母婴两条生命交给愚陋无知的村俗隐婆的旧风俗习惯，开始逐渐被屏弃。民国初年，产妇在家经“土接生员”不能处理的难产，请医生到家或将产妇送医院救治，这是我国西医产科的萌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40年期间，我国产科学科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28年杨崇瑞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报告“我国助产教育”，讲述必要性及产科教育计划，拟每省设国立产科学校及附属医院供实习。1929年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在北平正式成立。不久南京成立国立第二助产学校。杨崇瑞于1930年拟定《助产士管理法》，设讲习所培训旧式接生员，呼吁新旧式助产士一律需登记注册。从此新式接生方法逐渐推广，几千年来将母婴两条生命交给愚陋无知接生婆的陋俗被逐渐淘汰。这是我国妇婴保健史上一项划时代的巨大改革与进展。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以后，妇女保健工作受到阻碍，但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版仍按期出版，报导交流妇科的新动态。1946年中央卫生实验院杨崇端总结“近20年来中国妇婴卫生工作”，工作内容包括：婚前卫生，孕期、产时、产后卫生，儿童卫生，孕妇、婴儿的营养改进。组织上由中央到省市县乡镇设立各级妇婴保健所。
三、节制生育
北平节育诊所创始于1930年，由沈骥英医师等人指导妇女避孕。1934年上海医学院王逸慧等著《避孕法》，内容包括女性生殖器官解剖，排卵及受孕生理，全面介绍暂时性及永久性避孕方法。
1936年兰安生(Crant JB．)著《节制生育与中国》。说明中国节制生育的需要。每1000人中每年约出生38人，死亡27人。全国每年可以增加4百万至5百万人口，所以中国的人口增长迅速是严重问题。1942年，上海妇孺医院沈骥英医师报告了“节制生育的临床工作”，呼吁医务人员重视对节制生育的宣传及研究，医学院应设此项课程，1946年中央大学医学院阴毓章在“十年来妇产科之进步”中，指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及研究是妇产科的一项进展。
在20世纪上半叶，即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短短40余年中，在医学。界及妇产科前辈们的努力工作下，创建了我国的西医妇产科学，建立了孕期保健及妇产科各种疾病临床诊治的理论基础，从而摆脱了千百年来忽视妇婴生命的旧习俗，奠定建国树人的基础，这是我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进展。
一、近代儿科学的建立
近代西医儿科学建立较晚，欧美的儿科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成为独立的学科。我国儿科学建立更晚，1926年协和医院从内科分设了儿科。我国儿科奠基人诸福棠于1927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即留在儿科工作，于1936年任该院儿科主任，就任当年即与上海的祝慎之、富文寿、高镜朗等人筹建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学会于1937年在上海成立，高镜朗任首届主任委员，积极推动和促进儿科学的发展。以后在上海、广州、成都、武汉、济南、天津、沈阳等地较普通地设立了儿科，与内外妇科并列为四大科室。1947年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儿科学术交流会，自1938年开始，中华医学杂志每1至2年有一期儿科专号，《中华儿科杂志》于1950年在上海创刊，陈翠贞任首届主编。1943年诸福棠主编的《实用儿科学》出版我国才有了自著较完整的儿科参考书，在此之前儿科参考书大多译自欧美和日本。本书介绍了儿科近代各种疾病的发展过程包括我国的科研成就和临床经验，沿用至今，是我国西医儿科学的经典著作。
二、近代儿科学的主要成就
总的说来，西医儿科学是在l9世纪末才成为独立学科的，我国儿科学起步更晚，1949年前只有大城市中的少数医院才有儿科，儿科力量极为薄弱，处于萌芽阶段，当时经济贫困，缺医少药，儿童保健工作尚未开展，各种疫病流行，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1948年卫生署中央卫生实验院妇婴卫生组程美玉的报道，历年我国各地婴儿死亡率为150～200‰，较欧美高34倍。
一、西医眼科学的传入
二、我国现代眼科学的建立
20世纪初，在我国各地，不仅大城市，在较边远的中小城镇也建立有眼科，出现了一些以眼科为重点或眼科专科医院。其中成立较早的是北京同仁医院，1886年美国美以美传教会在教堂旁设立了一个小的眼科诊所，1903年扩建为一小的医院，由于当时美籍院长贺庆是一眼科医生，于是眼科得到特殊发展。1929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及口腔医学院的眼耳鼻喉科医院成立，是我国最早的专科医院之一，并于1931年开办两年制的眼耳鼻喉科训练班(研究生班)，为培养专科人才作出了贡献。1932年创建的顺德府公教医院(亦名仁慈医院)，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兼治其它科疾病的专科医院，医院还实行巡回医疗为附近农村治疗病症，颇受群众欢迎。该院几经扩建至1939年已发展至病床60张，成为当时较大的农村专科医院之一，即今河北省邢台眼科医院前身。
为促进眼科学的发展，1932年毕华德等于北京，周城浒、刘以样等在上海，其后陈耀真等于济南，先后成立了地方眼科学会。1937年，中华医学会开第四次全国大会时，成立了全国眼科学会，选举周诚浒为第一任眼科学会会长。1929年毕华德等在北京组织创刊眼科专号于《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翌年又发刊《中华医学杂志》眼科专号，前后共只出刊10余期。在东北高文翰、石增荣等曾创刊《中国眼科杂志》，但不久即因“九一八”事变而停刊。眼科专科杂志——《中华眼科杂志》直至1950年才创刊。
一、1840～1911年口腔科学发展概况
1840～1845年间，有些教会医院设立了牙科。通过这些医院的牙科或牙医诊所的活动，将国外先进的近代口腔医学理论与技术陆续传入我国，促使我国近代口腔医学有了缓慢的发展。
我国近代口腔医学的发展，除一批传教士医师起着积极作用外，早期我国即有少数学者出国学习西方口腔医学，回国以后应用近代口腔医疗技术开展临床治疗工作，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徐善亭牙医师，是较早时期从事西医口腔科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于l900年前去澳大利亚学习外科与牙科，归国以后，在广州和香港开业医牙疾，并著有《[新发明牙科卫生书]》(1904年出版)。
二、1912～1949年口腔科学发展概况
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8年中，我国口腔科学有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临床方面比前半个多世纪有较大的进步。从1911～1946年间，国内先后建立的10所牙医本科与专科开设的口腔临床课程及实习内容分析，口腔外科、冠桥与托牙修复，牙颌正畸、儿童牙科、口腔X线诊断等诊治内容，基本上与国外近代口腔医学相类似。
旧社会经济基础很落后，儿童牙科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仅在少数口腔教学医院中设有专门为儿童进行牙病诊治的治疗室。19世末，Anggle氏对牙颌畸形防治方法提出一些理论，发表了错颌分类法，对我国口腔正畸学很有影响。我国一些留学的牙颌正畸学家，回国后率先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由于条件的限制，仅局限少数青少年中的患者，很不普及，只能算奠定基础而已。我国在20～30年代开始重视防龋工作，但由于条件所限，仅在少数小学的儿童中开展，牙病预防尚处于荫芽阶段。
1914年刘东生编《中国牙科大会记》所载每百万人中，仅有牙科医师一人。因为在1914年以前，我国尚无培养中国学生的牙医学校。至1949年，已建立的几所牙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总共不足700人(另一统计数为500名左右)，而且只分布于几所院校的口腔教学医院及少数大中城市医院的口腔科中。就全国而言，口腔医学的“缺医少药”情况相当严重。由于旧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影响，口腔医学界少于交流，缺少统筹，更为导致其本身发展缓慢落后的结果。
一、近代耳鼻咽喉科的建立
1906年，北京协和医学堂〔协和医学院的前身)附属医院内没有五官科,全院80张病床中，五官科病床仅4张，且无专职的住院医师。1916年协和医学院设眼耳鼻喉科，耳鼻咽喉科业务由美籍医师邓乐普(DunlapAM．)主持。1918年眼科与耳鼻喉科各自独立。同年高施恩入协和医学院任耳鼻咽喉科医师，高施恩成为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名中国籍耳鼻咽喉科医师。
1938年张庆松在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开展了变态反应临床业务，但规模很小。1947年协和医院复院后，耳鼻咽喉科下设三个科。刘瑞华负责耳鼻咽喉科业务兼管牙科；张庆松负责鼻科；徐荫样负责咽喉和气管食管科。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建立，是中国耳鼻咽喉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培养了我国第一代耳鼻喉科的人才，以后全国其他各省、市医院陆续建起了耳鼻咽喉科。
1911年美国教会在上海创立的宏仁医院里，设立了耳鼻咽喉科。翌年，在杭州的浙江医药专门学校里开设了耳鼻咽喉科课程。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是我国开展耳鼻咽喉科学教学的最早学校。1911年陆军军医学校成立耳鼻咽喉研究科。
1913年博济医院设眼耳鼻咽喉科，1914年济南齐鲁医院设立耳鼻咽喉科。当时设备简单，只能做一般检查和治疗。1929年郎健寰到齐鲁耳鼻咽喉科任职后，1931年美国赠送齐鲁医院内窥镜，为喉、气管、支气管的检查创造了条件。1928年汉口协和医院已有英籍耳鼻咽喉科医师翁(WongAS．)施行扁桃体、鼻息肉切除等手术，1936年李宝实到汉口协和医院工作，建立了耳鼻咽喉科，在外科附设病床数张，开展了扁桃体挤切等手术。
二、耳鼻咽喉科教学与临床工作
1949年以前，我国耳鼻咽喉科教学工作进展缓慢，教学方案大多承袭国外的方法，各年级的教学计划也大致与国外相同。至1949年，我国培养出来的耳鼻咽喉科医师仅50人。教学离不开师资和教材，而在这两方面都是非常贫乏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早期重视耳鼻咽喉科教学的学校之一，在姚梦涛任教于该校期间，鉴于教材缺乏，遂以德文教材为蓝本，编写了耳鼻咽喉科教材。因其擅长绘画，故对耳鼻咽喉各器官的解剖讲解异常细致，讲课效果很好。
关于教材，无论著作或译作都屈指可数，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1949年以前，我国出版的耳鼻咽喉科译著主要有：沈玉赖编译的《耳鼻咽喉科学》(原著日本射介纯，上海新医书局1948年出版)；王保华编译《气管食管学》(JacksonC．著，上海科技出版社1949年出版)。1937年郎健寰曾翻译《耳鼻咽喉疾病》，可惜在将此书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版印刷时，因战争原稿被焚，致使此书未能及时出版。值得提及的是，陕甘宁边区延安医科大学国际和平医院的耳鼻咽喉科主任李亭植，于1940年编写了《耳鼻咽喉科学》。该书由抗战时期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卫生部出版，据推算出版时间最迟是1945年。该书是我国出版印刷的第一本《耳鼻咽喉科学》教材。这本教材现在保存于《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柜内。
中国近代耳鼻喉科取得了一定成绩，表现在各医学院校先后设立了耳鼻咽喉科课程，床位数逐年增加，尤其是各种手术逐渐开展起来。如，刘瑞华于1920年首创乳突凿开术；1928年开始采用内窥镜取除异物；胡懋廉于1930年首创经直接喉镜取除气管异物，1939年又首次施行喉全切除术；李宝实在国内首创扁桃体挤切术；1942年郎健寰与孙鸿家在山东齐鲁医院做了一例全喉切除术，手术很成功，术后指导病人学会食管发声，是为食管发声的首例，也是食管发声训练的开端。1947年姜泗长、孙鸿泉首创内耳开窗术；李宝实首创鼻内筛窦根治术；步丰驹首创食管扩张术；林必锦首创个上颌骨切除术。
三、临床专业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创立
四川成都存仁医院于1894年建立。开始为一小型的普通医院，1929年1月在美国人彼得森(Peterson)主持下改为眼耳鼻喉专科医院，成为华西协和大学的教学医院，并成为当时我国和东南亚最大的一所五官科专科医院，设有病床38张。
1937年在存仁医院由陈耀真、郎健寰、胡懋廉等人发起，成立了四川省最早的眼耳鼻咽喉科学会，1946年与眼科分开，成立成都市耳鼻咽喉科学会。
1938年华北、华东的一些大学内迁成都，其中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成立联合医学院、存仁医院成为三所大学的耳鼻咽喉科联合教学医院。存仁医院是我国耳鼻咽喉科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对我国耳鼻咽喉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西方皮肤性病学的传入
20世纪初，各医学院校，先后成立了皮肤花柳科(棣属于大内科系统或属于皮肤泌尿器科)，一些著名的学校；除了延聘国外皮肤科专家来华讲学外，还选派医师到欧美及日本留学，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皮肤性病学者，如陈鸿康、张乐一、蹇先器、胡传揆、穆瑞五、赖斗岩、林子杨、宁誉、于光元、尤家骏、杨国亮等。
二、我国近代皮肤性病学的发展
针对20世纪初我国特有的重大和迫切的医药卫生问题是如何防治传染性疾病，具体到皮肤性病学方面，当务之急是如何控制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性病、麻风及真菌性皮肤病等慢性传染性疾病的问题，我国皮肤性病学的开拓者及莫基人们在这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性病方面
1918年王吉民著“中国梅毒之起源”及“中国淋病的起源”，探讨了我国性病的历史。1923年，广州市群众共5000人举行大游行，向社会呼吁，要求废除娼妓制度，取消妓女许可证。伍连德在1926年北京中华医学会上，报告了“中国的性病问题”，他搜集了8省城市及香港、台湾的资料，发现50．60%的成人受过性病感染。职业分布以士兵、警察最多，达35%以上。其次为商人占31%。伍连德强调要早治疗，并采取预防措施。l929年，协和医学院眼科毕华德在上海中华医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中国人的梅毒性眼病”中提到过去7年中病人23713例中梅毒性眼病患者380例(血清瓦氏反应阳性)占1．6%。1934年上海雷氏德研究所写的包括华北、华南长江流域共25个医院28个单位合作的论文“中国疾病发病率分析”，皮肤病占各种疾病发病率的第4位。1941年胡传揆、刘永、陈国桢等从死后32小时的梅毒性心血管病患者的主动脉中分离出有毒性的梅毒苍白密螺旋体。1944年，胡传揆在“中国神经梅毒的调查研究”一文中，将神经梅毒分为：1、无症状型；2、脑膜炎型；3、脑膜血管型；4、脑血管型；5、实质型。
近代药物学专家、制药化学的先驱者之一杨树勋，在1935年初研制出国产“新惜花散”(即914)，于1938年8月由信谊药厂公开发行，成为当时治疗性病的重要药物之一。1947年杨国亮、张吕绍合著“花柳病化学治疗学”，较全面地介绍了各种性病的治疗。
麻风病方面
1926年，上海邝富灼、李元信，石美玉及刁信德等组织“中华麻风救济会”，设立虹口皮肤病诊疗所。1926年1月。正成立中国麻风协会，出版麻风季刊，为协会的机关刊物，1930年中国麻风协会会址设在上海，在香港、福州、厦门、南昌有分支机构。同年，中华麻风救济会在上海雷氏德德研究所召开了第一次中国麻风会议，伍连德任主席，报告了“中国麻风的现状”。罗爱思任中国麻风协会的医学顾问，MaxwellJL.任名誉顾问。会议讨论了麻风法律的厘订、麻风医院的建立、扩大宣传等事项，并讨论了麻风的防治及早期诊断治疗问题，估计当时中国有麻风病人100万人。该会曾邀请朝鲜、菲律宾等国家的知名麻风专家参加。1948年山东齐鲁大学医院皮肤花柳科尤家骏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5届世界麻风会议，参加讨论制定了麻风分类标准。
其它皮肤病
在皮肤性病学领域，我国的一些著名的医学家们的论文报告，有不少是世界水平的科学贡献，如胡传揆、李洪迥等对花柳病梅毒螺旋体的研究、胡传揆对维生素甲缺乏的皮肤症状的研究，为我国皮肤性病学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法医学
鸦片战争以后，古老中国的法医学也逐渐显示出一些新的发展迹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传统的法医学著作
中西法医学的交流
1865年，北京同文馆设科学系，开始对医学知识进行研究，聘德贞为教习。德贞因睹《洗冤录》所截骨骼部位，次叙名目，中西迥异，莫或折衷，因译英国之法医学说以佐中国之参考。所著《洗冤新说》连载于《中西闻录》。这是外国法医学向我国输入之始。1899年，英人博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的《法律医学》由江南制造局出版，是为我国最早的近代法医学译本，1908年，王佑、杨鸿通合译石川贞吉所著《实用法医学》，更名为《东西刑事民事检验鉴定最新讲义》，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医学著作也被译为外文。如1863年《洗冤录集证》被译为荷兰文；1874年，GilesHA．将童濂所刊《补注洗冤录集证》(1843)译为英文，分期刊于《中国评论》上。1924年又将全文刊于英国《皇家医学会会议录》，题名为《洗冤录或验尸官指南》。这是在国外影响最为广泛的英译本。
检验制度
尽管在道光和咸丰年间，瞿中溶等曾经对官订的尸骨格提出种种非议，但始终未予正式修改。1884年中国水兵李荣被日本警察殴打致死，在中日双方官员莅场下请西医布百布卧施行解剖，这是我国有法医解剖之始。1907年颁布了由修律大臣沈家本修订的《大清新刑律》，首次列入了对鉴定人的规定，其中涉及精神病鉴定、血痕鉴定等现代法医学鉴定部分，但对尸体检验却仍责成仵作按规定的尸格尸图进行检验，对外表检查的检验制度却全无触动。
二、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法医学
检验制度的发展
1912年4月颁布的《刑事诉讼律》已涉及到解剖尸体，但又指出：“解剖究属非常处分，非遇不得已情形不宜草率从事也。”1913年11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发布了我国第一个《解剖规则》，其中第2条明确规定：为查清死因准许解剖尸体，这是我国古代法医学与现代法医学的分水岭，是现代法医学赖以发展的基石。此外，《刑事诉讼津》还对鉴定入的资格、权利和义务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法典的新规定为我国的法医学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能够胜任解剖尸体任务的法医鉴定人。为了培养人才，1915年首先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设立了裁判医学课。同年9月公布的“高等文官考试命令”中规定医学专科第三试科目中有法医学一科；制药专科第二试科目中有裁判化学；第三试科目中有裁判化学实习。这些措施远未能解决法医人才的匮乏问题。
192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废除治外法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在要求废除治外法权的运动中，医学和法医学界人士纷纷提出改良司法，发展法医学的要求。1924年冬，林几教授于《北京晨报》发表了“收归领事裁判权与法医学之关系”一文，一些医界人士并向当时的司法部上书，力陈时弊，要求把废除旧法验尸作为改良司法的一项重要措施，并要求政府重视法医人才的培养。
1928年，国民党政府发布新的刑事诉讼法，但这个刑诉法是以清代的尸格、尸图为主，参照《洗冤录详义》加以修改的。表明旧法验尸仍然受到官方的承认，这受到法医学界的反对。…………
中医儿科学，是以中医学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传统的中药、针灸、推拿等治疗方法为手段，研究自胎儿至青少年这一时期小儿的生长发育、生理病理、喂养保健，以及各类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一门医学科学。中医儿科学荟萃了中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一）中医学与中医学理论体系1．中医学：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以及摄生康复的一门
现代中药事业发展的历程一、五十年代初期的分散经营（1949～1954）1949年到1954年，中药主要是私人经营，据商业部门1954年统计，全国私营中药商有10.4万余户，为西药商6600万户的15倍
正常分娩是从子宫有规律收缩开始至胎盘娩出为止的生理过程。分娩发动前，往往出现一些预示孕妇不久将临产的症状，称为分娩先兆。一、分娩先兆(一)不规律宫缩分娩尚未发动，孕妇常出现不规律宫缩，其特点是收缩力弱
学习《内经》理论，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应该紧密结合临床实际，这对于加深经文的理解，验证《内经》的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素问·调经论》有段经文说：“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
据《周礼》记载，在周代已建立了医事制度，并有了医学分科。当时分为四科：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分工为：食医主管王室的饮食卫生和营养，疾医主管万民四时疾病的医治，疡医主管肿疡、溃疡、金疡、折疡等外伤疾
〔自学时数〕2学时〔面授时数〕〔目的要求〕1.了解中医眼科历史的分期。2.了解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中医眼科主要着作。中医眼科学史，是研究中医眼科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门学科，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了
目录不仅仅只供我们检索之用，同时也是我们治学、求知识的入门响导。无论做什么学问，总是要读书、要接触文献，实质上就是继承前人的知识和智慧。而目录则为此提示了门径。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是十分重视目录学的。清
天蛇伤。
益气升阳，养血补虚。适宜于脾虚食少、乏力、气虚自汗，以及感冒、血虚眩晕及中气下陷之久泻、脱肛、子宫下垂等症。也可作为病后体弱、营养不良、贫血、肾炎、内脏下垂患者的保健膳食。
滋肾平肝。用于肝肾阴虚的耳鸣耳聋，头晕目眩。
本品功效为清利湿热，益肝退黄。 用于湿热郁蒸而致的黄疸，急性黄疸型肝炎，传染性肝炎，慢性肝炎而见湿热症侯者。
补气固表。用于气短心悸，自汗。
用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及十二指求部溃疡，结肠炎及消化不良，大便潜血。
清热解毒，利湿退黄。用于湿热黄疸，肝经热毒等。
攻毒抗癌，通络散结，止血。主治：卵巢癌，症见腹胀或疼痛，可扪及包块，舌淡红，脉弦。
一、乌头汤与桂枝芍药知母汤比较二者均用于痹证。乌头汤方主治寒湿之痹，寒邪尤盛之“痛痹”，以全身关节疼痛，不可屈伸，疼痛之处寒冷，脉象沉细，舌淡苔白滑等为临床施治要点，方以乌头为君，重在温经散寒镇痛，佐以麻黄散风通络，黄芪益气蠲痹；而桂枝芍药知母汤主治风湿之痹，兼有化热之证，以发热恶寒无汗以外，尚有脚肿如脱，头眩短气等为辨证关键，方以附子为君，温经散寒止痛，佐以白术祛湿，麻黄、桂枝散风解表，芍药、知
柴枳败酱汤出自湖北荆州的第一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刘云鹏的经验方，方以柴胡、枳实、败酱草、芍药、香附等中药组成，专治妇科产后恶露不尽以及宫腔积液等诸多病证。吕文亮教授加减运用此方，屡用屡效，治愈多例妇科疑难杂症。
延胡索具有活血行气之功，用之可使气血通畅。延胡索为止痛要药，止痛可单味研末服，若随症配伍更佳。下面介绍延胡索临床应用。卒心痛经久不愈：配甘味缓急之甘草同用，以缓急止痛，如《世医得效方》玄胡索散。
肾病水肿是指各种原发或继发肾小球疾病出现以水肿为主的病症。邹老认为，肾病水肿病机当崇明代张景岳理论“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病，盖水为至阴，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治肾病水肿从肺脾肾三脏俱虚着手，用防己黄芪汤合五皮饮加温肾助阳之品图效。
阳化气，阴成形，机体阴阳互根互化，张景岳《景岳全书·新方八略引》曰：“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2]临床中，对于许多慢性病患者而言，机体阳气（功能）的消耗必然伴随有阴精（物质）的减少，故肝肾不足，阴阳两虚并见者较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