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游艺东西：关良的风格史研究”在广东美术馆展出。展览以“图像证史”为研究方法，通过图像和文献，呈现出关良在西方现代艺术的传播耕耘和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创新。本次展览是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的展览项目之一，展览由广东美术馆自主策划，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担任策展人。展期将持续至10月9日。
游艺东西，改良思潮著新篇
关良，字良公，1900年生于广东番禺，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大师。作为中国最早的留洋艺术家，其在音乐、戏曲、绘画等各个艺术形式上卓绝的天赋，使他的艺术既饱含时代的烙印，又因其独特的际遇和兴趣而特立独行。
他一生的艺术轨迹由中西两条线交织而成，这也使得他最早将西方现代派的绘画理念引入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之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戏剧人物画。
关良。
关良从小就浸淫在戏曲的世界里。小时候他就经常到乐善戏院看戏；后来到了南京读书，他也总去两广会馆听戏。他系统学过唱戏，拉得一手娴熟的二胡，老生戏更是唱得炉火纯青。东渡日本后，他求教于日本画家藤岛武二和中村不折，系统学习了西洋画和素描，后来又学习了小提琴，在西洋音乐方面颇有造诣。
20世纪初期，大批留日、留法画家归国是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的滥觞。在此环境中的关良，用其西画学习的背景成为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传播最早的播撒者之一。与他同期的艺术家，如林风眠、徐悲鸿等，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理西洋艺术形式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融合与碰撞？
关良《瓶花》 油画 44cmx34cm 1972年 广东美术馆藏
关良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说，学习外国主要是学习基础知识，同时创造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即使用外国的工具和技法表现我们民族的思想感情，也要做到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
他在早期淡彩水墨的画法基础上，融以西画的用色技法，掺以国画迂缓、迟滞、游移、泥泞的线条，造型上以“简”代“繁”、刻意传神，形成稚拙、率真、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特点。早在1942年，当时的文艺界领袖郭沫若就认为，这种融合了东西文化的现代绘画形式发扬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具有“民族特征”。
关良《京剧人物》 44cm×30cm 纸本水墨设色 广东美术馆藏
戏曲入画，感情到了才点睛
关良钟情戏曲，也时时揣摩如何更好地把戏曲舞台这个三维空间转移到二维的纸面上来。作为策展团队的一员，广东美术馆展览设计部副主任武鹏飞介绍，“在观关良的画时，要注意观察他的‘动势’和‘点睛’。”
他解释说，从前京剧演员登台亮相，会伴随“嘣——噔——锵”的锣鼓点。演员会在锣鼓响到“锵”时完成动作并亮相，此时观众才鼓掌叫好。而关良专门在“嘣——噔”的时候落笔，抓住演员这一瞬间的动态绘于纸上，展现出生动激烈的场面，营造出紧张的气氛。
如关良的《三打白骨精》，画中人物大张大合，悟空腾空而起，撑起整个画面，而视觉重心聚焦于白骨精，形成了强烈的下压态势，营造了极具压迫感的画面布局。“这是舞台效果转嫁到画面效果的一次精彩转移。”武鹏飞评价说。
关良《三打白骨精》 中国画 179cm×96cm 1978年 广东美术馆藏
而“点睛”，则是指关良在创作时往往最后才画眼睛。展览现场也展出了部分尚未“点睛”的作品，佐证了他这一创作理念。关良曾说，“眸子”两点，焦墨一戳，看来“全不费功夫”，却是“精心之极”的一笔，“有时我把画好的一幅画稿，高悬墙上，朝夕相对，斟酌再三，一旦成熟，即刻落笔，一挥而就”。他认为，眼睛不仅反映着人物的动态、神态、情绪，而且更反映出戏剧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思想感情、气质。
关良《游龙戏凤》 32cm×30cm 纸本水墨设色 广东美术馆藏
他的戏剧人物画，以夸张变形的手法，传神地表现出人物的情态，笔法简单质朴，极富意趣。迟轲曾评价说：“关良艺术的稚拙之美所以亲切宜人，在于他虽运尽匠心，却毫无剑拔弩张、卖弄才华之意，在于大巧若拙、熟后转生，在于‘百炼钢化绕指柔’。”
图像证史，馆藏活化新趋势
如果将关良一生对东西方艺术的探索联系起来，形成由关良及其相关的作品构成的图像线索，便会发现关良所关注的艺术问题，以及关良创造的艺术风格，与其时代息息相关。“关良不仅仅是艺术的关良、绘画的关良、中国画的关良，”武鹏飞说，“关良是很立体、很丰满的，在文化史和艺术史方面都很值得研究。”
“关良影响着后面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策展人、广东美术馆馆馆长王绍强表示，“游艺东西：关良的风格史研究”可以算近年来对关良最丰富、最完整的一次展览，几乎覆盖了他每个时期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零的突破”，是一个新的尝试。不管是藏品的征集和鉴定，还是展览资料的学术梳理，整个团队都呕心沥血。
关良 《杨子荣智擒座山雕》 73cm×50cm 纸本水墨设色 1965年
展览分为三个版块，第一版块题为“改良思潮下的‘洋画家’（1900-1949）”，主要展示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关良和其师友的西画作品及关良早期的戏曲画作品；第二版块题为“时代塑造的‘国画家’（1950-1976）”，展示新中国成立后关良在油画与国画不同媒介间持续探索的不同绘画实践；第三板块题为“回归自我的‘游戏笔墨’（1977-1986）”，展示了七十年代后关良稚拙迟重的成熟风格下创作的戏曲人物画。
除了关良的图像历史脉络，展览同时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文化脉络（1900-1986）为辅助线索，梳理与关良艺术创作思想相关的文化事件，以期呈现关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的历史形象、个人形象和作品形象。
展览一共有来自机构和收藏家的两百余件藏品，既是以艺术家关良为核心的一次个案研究，也是广东美术馆“馆藏活化”的一次典型案例。“馆藏活化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馆，其他的馆藏也是很重要的，馆际藏品的交流和碰撞可以产生新的艺术问题和思考探索。”武鹏飞说，此外还要重视民间的藏品，民间藏品有可能在未来也会成为馆藏，因此也是“馆藏活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有人曾说：“近现代画家有三座大山，一座是齐白石的花鸟，一座是黄宾虹的山水，一座是关良的人物。”在中国画的变革大潮中，关良融西学而内化，用纯粹率性的线条勾勒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戏剧人物，在水墨画中探索出一条简拙至美的戏曲水墨画之路。这是他“得意而忘形”的自然流露，也是艺术本源的回归。
采写：南都记者 王美苏 实习生 钟宝仪
图片：由广东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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