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于20世纪初进入中国，被用来解决疑古思潮引发的上古史争论。傅斯年为史语所考古组设定的方针就是“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置些新获见的材料”。而夏鼐将考古学看作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好似车的两轮、鸟的两翼而不可偏废。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便成为契合两者的工具，即所谓“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王国维所谓的地下之材料仅指二种：一是殷商的甲骨文字，二是殷周二代的金文。但后来对“二重证据法”的推崇和发挥，将其引入考古学领域，把器物、遗迹等与古籍文献的记载对接，导致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复杂而严重的混乱。有些研究将文献和考古材料合二为一，用一方的证据来印证另一方。
虽然历史学和考古学同为研究人类的过去，但是这两门学科的证据类型、研究方法和重建内容相差甚远。历史学家的文献资料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具体说明，而考古学只能研究过去残留下来的有限物质遗存，这些物质遗存不会自己说话，而且古今物质文化的含义并非一致，需要考古学家通过各种方法来读懂它们。因此，历史学的文献证据和考古学的物质证据应该被看作是有关过去独立和不同的信息来源，而且这两类证据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完全不同，不应简单相互撮合。
一、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历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当人们记忆过去并试图保存这种记忆的时候，历史学就开始了。这样的历史学至少从商代就开始了，但是甲骨卜辞还不能算是有意识的历史记录，而西周的金文则是被当作自觉的历史记录所刻铸。中国早期的历史记载有两个动机，一是把过去看作处理当前重大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二是对个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负责任做出裁判，并传之后世。这两种动机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历史特定的道德维度，即“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后经历数百年的完善，终于到司马迁的《史记》确立了一种综合的叙事范式和天下观，并成为后来二十四史的叙事模式。
20世纪初，历史学也受到了西学东渐的影响。除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以及傅斯年师法兰克学派为史语所确立的“史料学”取向外，中国史学研究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并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然而，上古史重建的方法论基本上仍承袭二重证据法的范式，将考古学看作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工具。
在欧洲，19世纪的历史学以利奥波德·冯·兰克（L. von Ranke）为代表，强调客观性和史家的秉笔直书，认为历史学“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他把历史学研究概括为三个词，即收集、发现和深入探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史学仍然延续19世纪的传统，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一次学科的解放。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规划、1902年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将历史学唯一的目标定为“积累准确的知识”，把历史看作是“经验所揭示的记录或事实”。1929年创立的《年鉴》杂志开始成为指导西方历史学家提出新方法和关注新问题的主要推动力。年鉴学派要求扩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新史学关心人类的全部活动，它与“事件构成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要求从文字档案和文献资料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必须利用人类一切的创造物以及任何其他可用的史料。它还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它摒弃传统史学的咬文嚼字、主观解释、依赖无法证实的观察、关注表象、不合逻辑的争论以及玩弄陈腐的心理学格言。年鉴学派领军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 Braudel）提出了历史构成的三要素：“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这样的研究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无论如何独具匠心地罗列事件，都无法满足这种新的要求。于是，历史不再是过去发生各种事件的堆砌，而成了一门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
二、考古学的昨天与今天
考古学的早期实践是自然史的延伸，这就是以进化模式来安排考古材料，用时代和分期来编写人类的史前史。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被看作是一种累进的过程，世界各地的文化发展遵循相同的发展轨迹，文化差异是由发展速率的快慢所造成。这种直线进化论不但存在明显的弱点，而且导致种族主义考古学的流行，这就是把原住民文化看作是生物学因素造成的落后和停滞现象，无法进一步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使人们认识到文化面貌的多样性。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是无法用进化论解释的。同时，人文地理学令人们意识到地理隔绝造成的文化差异。这些认识推动了考古学向文化历史学范式的转变，考古学实践的主要概念从“时期”向“文化”的转变，代表着考古学方法从地质学向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转向。考古学文化概念最初由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G. Kossinna）提出，被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 G. Childe）发扬光大，1925年初版的《欧洲文明的曙光》成为这一范式的榜样。文化历史考古学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来确定文化的相对年表，用考古学文化来构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并用传播迁移论来追溯文化的来龙去脉。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就是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1975年苏秉琦提出的区系文化类型很像是柴尔德为欧洲史前文化构建的时空镶嵌模型。
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 Steward）倡导用文化生态学来研究文化的适应或人地关系，文化被看作是人群与特定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生存手段。构成文化的各种特征在生存系统适应中的功能是不同的，文化生态学主要是了解那些与环境作用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化特征，并探讨这种适应是否激发了社会内部的革命性变化。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并影响到聚落考古学这一新方法的产生。
196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后来在英国得到响应的新考古学运动，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以路易斯·宾福德（L. R. Binford）为首的一批年轻考古学家，在斯图尔特、泰勒和威利等学者的影响下，提出考古学应当抛弃历史学的描述性方法，而去从事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的规律性探索。宾福德为新考古学提出了三个目标，这就是复原文化历史、复原生活方式、总结社会发展规律，并将第三个目标置于前两个目标之上。宾福德还强调考古学的人类学取向，要求考古学必须透物见人。为此，他提出了“中程理论”（the middle range theory）的概念。他把这个概念看作是一种可信赖的认知手段，是考古学家能够将静态的观察转变成有关动因阐释的“罗塞达碑”。为了建立中程理论的研究范式，宾福德开创了被称为“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的研究方法。他只身前往阿拉斯加，与纽纳米爱斯基摩人生活了十年，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资源利用、群体结构和移动方式。民族考古学也被称为“活的考古学”（living archaeology），这种方法意在使用民族志的材料和对现代土著人的观察来解释史前人工制品和考古遗址。
英国考古学家马修·约翰逊（M. Johnson）总结了新考古学的几个关键特征：（1）强调文化进化论，用考古材料来检验社会演变的理论。（2）强调系统论，认为社会和文化是由不同子系统组成。了解这些子系统的互动，能够将考古学文化的静态描述变成社会系统的动态分析。（3）强调文化适应，探讨印第安人文化背后的整个生态系统。（4）强调科学方法，要求考古学家摆脱似是而非的解释，采取实证方法来检验各种假设和结论。（5）强调文化过程，探索文化变迁的动力，解决“为何”及“如何”的问题。
新考古学后来被过程考古学的名称所取代。虽然这种范式因过分强调文化的“功能”和“适应”，并带有“科学主义”的偏颇而受到批评，但是考古学从此改变，这就是考古学不应简单进行描述，它应该像其他学科一样进行解释，并提出可行的通则。
在过程考古学发展的同时，一种被称为“后过程考古学”的流派也开始兴起。后过程考古学首先批评过程考古学对人类思想的漠视，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促进文化变迁的动力。许多后过程考古学家强调采用各种个人以及常常是人文的洞见来建立各种不同的领域和兴趣，承认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视角，并接受后现代世界中产生的“多种声音”。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物质文化的象征性，要求探索过去人类的认知能力。他们提倡个体、性别和人的能动性研究。近来，后过程考古学开始重视人工制品本身，强调物与人的交集。他们认为特定物品（如钱和财产）也有主动的作用，也会左右人类的行为。而近来的本体论转向，要求考古学家从主位来了解“他者”，而不是从学者的客位视角来猜度古人。
三、古史重建的问题
从我国当下考古学古史重建的具体操作而言，最大的问题和局限性在于将考古学文化概念来对应族群或政体。比如，在我国文明探源中普遍以二里头文化对应夏文化，进而对应历史上的夏族、夏朝和夏国。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用来处理材料的基本工具，它用“相似即相近”的原理用类型学将考古材料归类，以便建立文化的发展序列或年表。在建立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之初，柴尔德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与史前的族群对应，后来他对这样的做法表示了怀疑，认为将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相对应是一个推测性和十分危险的做法。它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家，当苏美尔分裂为多个相互敌对的独立城邦时，考古学家只能分辨出一个苏美尔文化。于是，考古学文化在社会学上的对应者只能由“人群”这样一个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词汇来指代。
中国学者通常以一种不言自明的态度来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将它指称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各种考古材料，并没有在意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以及针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出土材料所要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分类和考古学文化只是一种处理材料的工具，它是以排除差异、挑选共性的方式对器物归类，以便将物质文化令人棘手的多样性缩小到便于掌控的范围之内。（2）在具体操作中，物质文化被作为静态和孤立的特征来对待。（3）考古材料的分类和文化的命名是一种高度主观性的操作，这种人为确立的历史关系很可能产生一种与真相有别的“错觉”。（4）将考古学文化看作是有边界的同质性实体。其实，不同类型的器物有不同的功能、分布范围和传播机制，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重叠或渐变的过渡。（5）文化、社群及政体的分布和运转并不重合，某些文化特征的分布可能要比社群和政体的范围大得多。（6）考古学文化概念比较适合研究小规模、同质性和较为定居的平等社会，比如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它不适于研究复杂社会，像在国家这种社会里，社会分化会产生异质性，使得考古学文化在讨论许多关键问题时变得毫无价值。
我国古史重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确立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夏的真实性。作为文明探源的重大课题，这项重建也不能仅限于从考古材料上找到能与文献对应的夏代物证。当下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需要从不平等制度的源头上来了解，将去个人化或制度化的不平等看作是社会复杂化的起源。这种制度化的不平等造就了长子继承制世袭不平等的出现，然后是整个社会分层的形成，酋邦社会出现。而国家的起源则是以酋邦的血缘世袭体制被官僚体制取代为标志，也就是社会管辖机制从血缘关系变为地缘关系。
四、科学方法的探讨
考古学阐释和古史重建的难度在于结论的不确定性和存在另类解释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物质文化的多样性有无数的原因，考古学文化除了可能反映族群不同外，它们也可能反映了时间上的差异，有的则是环境背景、可获资源、当地手工业生产和装饰传统、贸易方式、地位竞争、性别身份、群体间通婚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今天，考古学文化虽然是考古分析有用的概念，但是它日益被视为对物质文化时空差异分布的一种总结，而这种差异是由各种不同因素造成的。
重建上古史需要采取多学科交叉，在提取和整合各种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来做出尝试性解释，并根据理论、方法和实践的进展而不断完善。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是一种经验性操作，一般熟练技工都能胜任，而阐释则是一种科学研究，需要以问题导向来收集和分析材料，并用逻辑推理构建证据链，从而得出因果关系的初步结论。这需要我们摆脱当前分类描述和科技考古两张皮的困境，各学科的专家为解决某些重要问题共同商讨研究的策略。这种科学探索需要建立一套与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迥异的思维和探索方式。这种策略包括概念、变量、模型（假设）和理论等基本要素。
概念阐释通过概念来表达，用精确的名字称呼事物是理解的开始。概念很容易混淆，关联也不可靠。屡见不鲜的是，相同的术语常有不同的含义，术语与实践之间也存在矛盾。因此，定义明晰的概念是解释和交流的基本前提。考古学的古史重建需要重视族群、语言和文化等概念作为独立变量加以讨论的重要性，一些关键术语如文明、城市和国家也要有明确的科学定义，似是而非的概念会严重制约考古学透物见人的解释工作。
模型考古学探索就像历史侦探，目的在于弄清现象背后的潜因。这种科学方法是有别于材料归纳的演绎，需要提出不同假设以供检验，这种尝试性解释被称为模型。由于史前研究不是实验性科学，加上考古材料残缺不全，学者只能根据当下最充分的证据和最佳理论来做出解释，并要根据新材料的积累和理论方法的进展而不断修正，甚至推倒重来。尝试性解释以提出各种“模型”为特点，比如分析和解释社会功能运转的“系统论”是一种机械式模型，而塞维斯探索社会演变规律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则是一种进化论模型。
变量变量是一物之名，并是一类特殊的概念，各种概念通过变量的关联来提供解释。在考古学解释中，一种误导的观念是认为族群、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同一分化过程的产物，于是认为某群人的历史可以拼凑不同材料来重建。然而许多反例证明，族群、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必须作为独立的变量来研究。
文化与社会不熟悉民族志材料的学者常会将文化与社会相提并论，或将社会看作文化的表征，习用一些器物或墓葬来推断生计、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然而，社会是人际关系的网络，而物质文化是人类活动之产物，而且只是历史重建非常有限的依据。由于不同的器物或工具因其功能差异具有不同的流通和传播方式，因此没有一种以器物组合划分的考古学文化能够等同于某个社会单位，文化与社会单位的边界极少重合。考古学文化无法以任何机械的方式与诸如部落或国家等社会单位相对应。
传播迁移论考古学一度非常流行采用传播迁移论来解释文化变迁，即将新发现材料与已知文化比较来追溯其渊源。但是，在运用这种理论来解释考古材料时，常常会流于简单粗糙。虽然传播是指思想的扩散，而迁移指人群的流动，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人群扩散却没有文化传播（维京人移居北美），迁移是传播的主因（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没有人群移动的传播（拉丁文化随罗马帝国的扩张），人群迁移而没有文化传播（移民的同化）。因此，传播与迁移是独立的概念，需要分别对待。在判断文化关系时，我们还必须留意文化特征的功能趋同或独立发明。小到石器和陶器、大到农业、金字塔和原子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趋同和独立发明的例子。
社会变迁考古学的社会变迁研究主要是从聚落形态、跨文化类比、器物类型、装饰母题以及语言学材料来分辨亲属关系和居住方式。其最大问题就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之间划等号。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社会复杂化，有些重要的术语用法混乱，比如“文明”“国家”和“城市”常常互换。其实，文明是指技术和文化艺术发展的较高水平，国家是权力制度化的社会，而城市是一种聚落形态。厘清这三个概念，能让我们较准确地把握复杂社会的不同方面。国家往往是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有些早期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典玛雅并没有城市，而有的城市如麦加与国家形成无关。
理论理论旨在以某种规律性方式说明事件和现象的因果关系，并因问题具体或抽象的特点而有不同的层次。没有理论也就没有科学，没有可以理解的真相，社会科学就会沦为没有条理和毫无意义的一堆材料和数据。在解释中，我们应该把个人观点和科学假设区分开来。
然而，诚如张光直所言，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考古学的古史重建不只是编年史学的延伸，而是涉及技术、经济、人口、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关键方面的社会变迁研究，需要有各种理论指导来提出问题，采用不同方法来提炼信息，然后将它们整合起来，了解并解释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这种历史重建不同于传统编年史学的那种政治史和朝代史，而是年鉴学派所提倡的整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