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五帝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载少，详实程度低，不同理解多。所以，复原五帝时代历史，主要依靠考古学，老一辈学者对此冀于希望①。考古学者既要避免以往的简单比附，也不必因此而过于谨慎，应抱积极态度。因为这是考古学者特别是史前考古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念念不忘”（苏秉琦语）。同时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实现考古与古史传说的有机结合，必需有一个依靠本学科理论和方法论进行指导的问题，而不是消极等待有类似于殷墟那样可以直接对号的文字发现。而且随着考古成果的积累，我们还体会到，文献记载的可信度和理解的准确度，要靠考古学研究成果来检验和相互印证。
可喜的是，目前从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态势看待包括五帝时代的史前时期，在历史和考古学界已渐多共识：多认识到五帝时代不只《史记》中所记载的那五个代表人物，更不是几个代表人物前后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是众多部族集团并行发展、相互接触交流的形势，这就使考古与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结合的眼界大为开阔。对于以上问题，笔者曾在数篇著作中遵照苏秉琦先生的研究思路和观点，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这两方面入手，对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试作了整合②。从目前研究状况和成果看，确定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仍是将考古与文献进行整合的最佳结合点。为此，本文再以此为主要内容进行论证。
一、五帝时代的年代与分期
关于五帝时代的年代，一般将五帝时代定在龙山时代，这也可能与辛亥革命时期对黄帝纪年的综合认定有关③。苏秉琦先生则从考古学的年代、分期、社会变革等方面分析，除了将五帝时代的下限仍定在龙山时代以外，主要是将五帝时代的上限定在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后期：
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代，假如这个判断（指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郭注）没有大错，那么五帝时代的下限应是龙山时代。
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④
有关五帝时代的年代研究，又以考古学分期与文献记载五帝时代的阶段划分这两者的对应最切中要害。其也见于苏秉琦先生的一段论述：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尚书》就是从《尧典》开始编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代相联系而与以前的历史相区别。问题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同考古学文化相对照。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无论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还是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等各方面都看得出来。④
以彩陶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仰韶文化及以其为代表的仰韶时代，以黑陶为主要特征之一的龙山文化及以其为代表的龙山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划分，是中国近百年来史前考古研究最重要的成果⑤。虽然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经过了“东西二元对立说”到前后承袭、区域划分又相互影响等认识的不断深化，但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最繁荣时期以大约距今500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大的时代是明确无疑的⑥。以此与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前期与五帝时代后期相对应，是从考古学研究五帝时代的前提。
这样，关于五帝时代时间框架的考古与历史整合的结果为：五帝时代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即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与以尧舜为代表的后期。考古学上大约以距今5000年为界，距今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后期和距今5000年后的龙山时代，即为五帝时代前期与后期在考古学上的反映。
以仰韶文化后期作为五帝时代的上限，以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的考古学分期将文献记载中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前后期的线索明朗化，为五帝时代历史的研究建立了科学的时间框架，同时由于理顺了这一整合研究的时代顺序，头绪极其繁杂的五帝时代也由此向系统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二、五帝时代的空间框架和时代特点
关于上古时期主要部族的分布，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徐旭生、蒙文通等治古史家依古史传说提出史前三大集团的划分。三大集团指中原华夏（河洛）、东方夷族（海岱）和南方蛮族（江汉）⑦。之后苏秉琦先生对其著述甚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在研究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文化关系时，从考古学文化方面提出过中原地区后期“仰韶文化”、鲁南苏北“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和江汉间“屈家岭文化”三个文化区的划分及相互交流，应是受到此前史学前辈们的启发⑧。当时还尚未提到长城地带的北方地区。不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在创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古文化划分为六个大区时，已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纳入其中，并赫然列于六大区之首，虽然当时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尚刚刚露头⑨。苏先生还倡议吉林大学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古史传说有黄帝与炎帝、蚩尤活动记载的桑干河上游选点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共出的遗存⑩。
此外，苏先生还回忆其与梁思永先生的一次有关“三集团”划分的对话。梁先生说自己有不同于徐旭生先生的“三集团”想法，可惜当时未再深入谈出它的具体内容。从梁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西辽河流域调查时，特别关注赤峰地区和锦西沙锅屯遗址彩陶遗存的发现和由此而生的长城南北文化的接触，并把此现象与古史传说相结合的思路推测11，梁先生的“三集团”说很可能包括了长城以北地区。
所以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牛河梁遗址刚一发现，苏先生在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同时，就将红山文化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北南关系，作为以考古学为依据研究五帝时代历史的一个突破口，以北方区与中原区、东南区为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族活动的三个主要区域，并从这三大区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寻找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族的活动轨迹：“关中华山下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冀西北桑干河上游三种不同渊源文化相汇合——大凌河上游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文明火花）——河套出现酉瓶与斝（原始鬲）衔接形成如甲骨文所示三部曲——晋南陶寺大遗址文化多源性，反映源于西北方古文化系与源于东南方古文化系之间的大熔合。其时、地、文化面貌与传统史学五帝本纪相符合，从距今六千年到距今四千年间先史考古与文献史料汇合。”12
“七千年前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沿太行山向北发展，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碰撞，又同河套文化结合，三个原始文化结合在一起，又折回到晋南，就是陶寺，在晋南与东南沿海、西部地区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陶寺结合，这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13
第一，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族的活动地区即五帝时代的空间框架，中原是主要地区，五帝时代前期以华山周边为中心、五帝时代后期以晋南陶寺为中心（华山一个根）；与之并立的有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和东南方的凌家滩、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以及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泰山一个根）；此外还将相当于五帝时代前期的红山文化和相当于五帝时代后期的河套地区史前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纳入视野（北方一个根）。这就是说，五帝时代主要族属及诸代表人物的活动范围远不限于中原地区，不仅包括东方和东南地区，还包括东北南部的西辽河流域和其以西的“三北”（指冀北、晋北、陕北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地区。
第二，五帝时代又是各人群及其文化接触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史记·五帝本纪》）就是对前五帝时代（神农氏时代）和五帝时代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交替、一个新时代开始及这个新时代特点（多区域多文化交汇频繁，形式多样）的概略而又准确的描述。考古学上的印证是：从仰韶时代后期始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形成以个性为主又频繁交汇、相互吸收的态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导致龙山时代时诸考古学文化的共性大为增加，中华文化共同体得以最初实现。这其中，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北南交汇，西北与东南的交汇为五帝时代文化交汇的主流。
第三，交汇的导向是先由中原影响四周为主，从仰韶文化后期开始，以四周（西北及东南）向中原汇聚为主。苏先生形象地比喻为“由光、热等向四周放射”到“车辐聚于车毂”14，具体就是“三个根在陶寺结合”。
这样，从考古学看五帝时代的空间框架和时代特点，不仅扩大了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集团的分布范围，而且也使他们的活动轨迹多有可寻。所以苏秉琦先生说：“当我们提出，从华山脚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再南下到晋南，这一古文化活动交流的路线时，我们并没有引《五帝本纪》，但却与《史记》记载相同，我们是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互印证，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机的结合。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通路。”15
三、五帝时代部族人物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
至于五帝时代主要部族的诸代表人物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则是一个更为敏感的题目，但也不是没有线索可寻。
依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各大区系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部族集团大都是同步发展的，同时又有不平衡的一面，各区系诸考古学文化所起的作用也不是等同的，而是有主有次、此消彼长的。在诸多考古学文化中寻找和分辨主要、甚至更主要的考古学文化和他们的中心遗址，与史书所记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相比对，是较为有效的途径从而更能接近于历史真实。
目前从考古学上可确认的与五帝时代有关的三大地区的主要考古学文化大都已显现，即相当于五帝时代前期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长江下游的凌家滩—崧泽文化；相当于五帝时代前后期之间和五帝时代后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原和“三北”地区龙山文化都已找到各自的中心遗址即牛河梁遗址、良渚遗址、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华山脚下的西坡遗址、泰山南麓的大汶口遗址、长江下游的凌家滩遗址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16，也都接近于该文化中心遗址的规格。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玉龙凤”和大汶口、崧泽、屈家岭诸文化的“鼎豆壶”以及良渚文化的“钺璧琮”组合，分别由西辽河流域和东南地区向中原地区汇集，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礼制的典型载体；“三北”地区也被认定为是中华古文化代表性化石——三袋足器的发源地17，这些都表明，中原地区以外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三北”地区的龙山文化，在五帝时代都绝非配角。
就红山文化来说，有依据女神庙的黄土塑像联想到女娲氏“抟黄土作人”的故事，有以红山文化多龙蛇形象与蚩尤的字意相联系，有将牛河梁发达的宗教祭祀遗迹推定为颛顼的“绝地天通”，更有以为红山文化即“商先文化”18。这其中尤以证明五帝时代前期诸代表人物如黄帝族在北方活动记载的可信性最为紧要。
关于五帝时代前期代表人物的活动地域，一般限于从中原地区寻找。不过老一辈史学家已注意到古史记载黄帝族的活动多与北方地区有关，如黄帝族有着“往来迁徙无常处”的习俗，黄帝与炎帝、蚩尤战于华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之野，以及周初封黄帝之后于燕山脚下的蓟等19。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正为此提供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如：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北南交汇导致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群出现从而使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先走一步”的观点，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的众多创造发明和作为中国礼制一个重要源头，以及与此有关的红山文化女神像为中华“共祖”，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观点20，还有经多年考证终可论定的红山文化发达的熊崇拜等21。所以苏秉琦先生说：“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22
红山文化还是一个神权至上的社会，这又同古史传说中颛顼帝“绝地天通”的记载相吻合。不过据研究，除红山文化而外，良渚文化也有发达的通神玉器和祭祀遗址。就是仰韶文化，其彩陶和小口尖底瓶有的也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是巫者专用的神器，说明这三大区诸考古学文化有着共同的思想观念和走向文明的共同道路。就如张光直先生所说，除了生产力的发展，通神独占取得政治权力是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动力23。所以，古史所记颛顼的宗教改革，首先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部族的活动问题，而是五帝时代特别是五帝时代前期的一个重要时代特点。
关于五帝时代后期考古与古史传说的研究成果，多位学者都认为陶寺文化为陶唐氏尧的遗存24。然而陶寺遗址体现出的多元性文化的综合体性质，可能表明陶寺文化所包括的部族并不单一。举例如下：
大汶口文化晚期陶礼器在陶寺早期墓葬中大量出现25。联系舜继尧位要“之”（到）中国，见《孟子·万章上》：“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又有舜为东夷人的记载，即《孟子·离娄章句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说明舜可能来自东方。所以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即虞舜文化，是可信的26。
陶寺墓地还常有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琮和石俎刀出现，良渚文化所在的江浙地区，多有夏禹传说，如《国语·鲁语》“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墨子·节葬下》“禹东教乎九夷，葬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等。所以有学者以为良渚文化即先夏文化27，陶寺墓地所见良渚文化因素可能与夏人由东南进入中原地区有关。良渚遗址近年又发现了以防水和导水相结合的封闭式城墙、堤坝、沟泗和码头等规模宏大又相当完整的水利系统28，良渚古城发掘者还提出良渚文化中心所在的余杭，原名“禹航”，传说是大禹治水在此停航登陆之地29，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与五帝时代后期大禹治水传说的越趋接近，正在为良渚文化即先夏文化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与东南地区相对的西北方向的“三北”地区，在大约四五千年前，也是一个文明火花迸发的地带。标志有二：一是实现了由小口尖底瓶向三袋足器的最初演变，并从晚期小口尖底瓶和早期斝鬲形制与甲骨文“丙”“酉”等象形字的雷同中找到了殷墟卜辞干支文字初创时的物证，从而“三北”地区作为三袋足器的起源地而被视为龙山时代形成的“风源”所在30；二是以石峁巨型石城址为代表的“三北”地区石城址群的发现，使这一风源更为强劲31。近年，研究者因石峁古城的发现，纷纷与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相比附，但从时代和地域来看其与文献记载都难以对应，尚待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最后再谈到五帝时代的中原地区。除了陶寺遗址与五帝后期的陶唐氏尧文化有关以外，遗址密集分布、堆积丰厚且工作成果积累甚多的仰韶文化，特别是仰韶文化后期，虽然尚待发现如牛河梁、良渚那样的超中心聚落，但在这方面已有不少线索：河南省灵宝县西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大房址，包括带回廊的特大房址（F105）；甘肃省秦安大地湾由前堂、后室、左右侧室甚至前厅组成的原始殿堂（F901）32；陕西杨官寨包括壕沟、城墙在内的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和墓地等33。新近报道郑州地区有三重环壕、建筑址群以轴线布局的双槐树遗址，以及从渑池仰韶村、洛阳王湾到郑州地区的青台、大河村、西山古城等遗址，都有彩陶器与“鼎豆壶”组合的所谓“混合文化”的陶器群34，显示距今5000年前的豫西地区，作为晚期仰韶文化与东南地区大汶口等文化接触交流的前沿地带，东西文化交汇是这一地带诸多文明因素频繁显现的重要推动力35，这些都预示着中原地区有可能发现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聚落中心和建筑群。
为此，这里特别介绍中原地区尚未被广泛关注的两个文化现象：一是斧演化为圭的最早线索。这集中表现于灵宝西坡仰韶文化末期墓葬中玉斧的出土状态。该墓地已发掘墓葬中，有10座墓出土长条形玉斧（钺）16件，其中9座墓共13件斧钺非斧钺通见的横置，而一律为与身体方向一致的竖置，且刃部朝上，刃部都没有使用痕迹，穿孔及周围也没有捆绑摩擦痕迹36。平首圭来自玉斧，竖置的玉斧就是向玉圭演化的前奏。而圭既是玉礼器中的重器，又是传承力最强的玉礼器；所以圭的出现是玉器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中原地区可能是圭起源最早的地区。二是汉中郑南县龙岗寺墓葬随葬的两件玉刀，体起中棱并在近头端改作斜棱，已显露戈的特征37。说明戈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特有的武器和礼器，其最初起源地也可能与中原地区有关。
所以，五帝时代的中原大地，不仅是众多重要文明因素的原生地，同时作为汇聚周邻各地文化精华的熔炉，又表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包容性，是五帝时代诸多部族和代表性人物活动的重地。还有仰韶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以与红山文化最为密切，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在桑干河上游的南北交汇，被视为与文献记载五帝时代前期诸代表人物“战于涿鹿之野”的历史性事件有关。如苏秉琦先生所言：“当仰韶与红山一旦进一步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史面貌为之一新。”38又回忆起2005年河南博物院在郑州召开“文明起源与五帝时代——考古与历史的整合”会期间，郑州大学李民先生曾同笔者谈到，苏秉琦先生将五帝时代分为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和以尧舜为代表的后期，从文献记载看确有道理，因为《尚书》有关五帝的记载确与《史记》有所不同，是从尧舜开始的，会后李民先生又撰文以为，黄帝部族可能是由中原北上到燕山以北又南下中原的，这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观点39。
从以上论述可见，中国史前考古近30年来的一项主要成果，就是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个五帝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各区域诸考古学文化以发展个性为主并频繁交汇，导致最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其间影响中华历史命运的一个重大抉择是，虽然各区域诸考古学文化和他们所代表的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族之间的文化传统和经济类型并不相同，有的还差异甚大，但他们并未分道扬镳，而是向一起汇聚。先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实现了“认同的中国”，从而为夏商周三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的中国”，以及秦汉大帝国的建立和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现实的中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所以，五帝时代作为中华文明史的肇始期，既是开始走向文化一统的时代，也是中华传统初现的时代，还是中国历史上内容最为丰富多彩的一个伟大时代，更是急需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携手合作、大书特书的一个时代。
注释略
作者简介：郭大顺，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辽宁沈阳 110003），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史前玉器、文化遗产保护和苏秉琦学术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