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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想确切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含义，就必须分别从“历”和“史”这两个字的意思谈起。
“历”的繁体作“歷”，其下部的“止”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一片树林。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过”是指空间上的移动，“传”则表示时间上的移动。
古人在长期观察中发现，天象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以某一时间为周期做循环运动，某一天象与农时、气象可以相对应。《礼记·月令》中就记载了日月星辰的位置以及此时对应的物候现象，比如“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是月也，天上的气下降，地下的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夏历的孟春正月，太阳的位置在营室。黄昏时参星在南方天中，黎明时尾星在南方天中。……东风使江河土地解冻，冬眠的蛰虫开始活动。水底的鱼游近水面的薄冰，獭捕鱼，鸿雁由南而来。……这个月，天上的气下降，地下的气上升，天地二气融合，草木开始萌发）。正因为有这种规律性的对应关系，日月星辰的移动（“过也”）就可以用来确定年月、确定季节，“历”（歷）由原来的动词又衍生出名词的含义，即历法。《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圣人很注意根据日和月的规律，来考察星辰的运行轨道，用来排列一年四季的顺序，就称之为历。）在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历法对于播种、收获等农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所以历法的含义从“歷”中逐渐分化出来，另外创造出一个从日的“曆”。据《尚书·尧典》，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于是命令羲氏与和氏，恭敬地遵循天道，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严肃谨慎地向百姓发布节气时令）。还派遣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别前往指定的东、西、南、北各个地点观测各种天象，以便为百姓制定历法。《尧典》虽系后人所作，具体内容未必可信，但这条记载至少说明，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专职的天文官员了。
“史”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不但有“史”字，还有“大史”“卸（御）史”“公史”“西史”等词语，都是表示一种特殊身份的人，或一种特殊的职位。由于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记录极为不便，所以用字必定非常俭约，能少一个字就少一个字，甲骨文中有不同类型的“史”，说明早在殷商时代“史”就已有了明确的分工。既然在“史”之外还有各种名称的史官，就可以肯定他们的职权和地位是与“史”不同的。《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记事。但据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一文中的考证，“中”字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原始意义为盛放简策之器，后引申为簿书之意，史的字形，即手持簿书之人，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比较而言，王国维的说法显然更有说服力。殷商时期的官名，如卿事（士）、御史、三事（司）、吏等，都是由史字分化而来，可见当时“史”地位的尊崇。至于甲骨文中不同史官记事的范围，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十分明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并不限于天象，而是包括各个方面，甲骨文留下的记载应该就是各种“史”的一部分成果。
尽管早期史料缺乏，我们还是能从晚出的《周礼》来推测当时史官的一点情况。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周礼》一书绝非如古代经学家所言，出自西周初年的周公之手，也不完全是西周时期的产物，而应成书于战国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周礼》不包含战国以前的内容，古代的典籍大多不是成于一人一时，从后世出土的西周金文中所见官制与《周礼》的记载基本相符这一点可以断定，该书所反映的礼仪制度，虽然有不少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西周制度的实录，而且可能是西周沿用的殷商制度，所以可以用作我们推测早期史官情况时的参考。《周礼·春官》中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官职，并明确记载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和人员设置。大史的职责是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保管邦国之间盟约的副本，参与历法和祭祀日期的确定；小史则掌管王国和畿内侯国的历史记载，在祭祀、丧礼、会晤中协助大史的工作；内史主要保管国家的法典和政令的副本，考核邦国、官府、都鄙的政事和年终统计；外史则负责书写天子下达给畿外诸臣的命令，保管四方诸侯的历史记载。还有御史，保管治理诸侯国、地方以及百姓的法令。简而言之，大史的地位最高，职责最重，小史协助他的工作，内史掌管宫廷内部事务，外史则掌管对外事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周礼》一书所记职官体系，大多数职能部门均设“史”，少则一二人，多则十余人，应当是记录、保管部门内部公文、档案资料的人员，相当于现在大多数单位里都有的档案馆、档案室等。这说明那时已有保存整理档案材料，以备撰写历史之需的观念。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没有制度规定的那么完善，例如在周天子的地位不稳，权威下降，纳贡制度名存实亡，直接辖地狭小的形势下，史官的编制可能会不完整、不满员，不同等级或类型的史官间的分工也会不明确，一部分职能甚至会丧失，各诸侯国也会因地位和实力的差异，或者因为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史官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周礼》所反映的，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未必是已经存在的普遍情况。
“历”和“史”原本应该是两个系统，分别负责不同的职责。但历官（或负责历事的人员）要将推算或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这些记录成为历法、历书或天象表，相当于英语中的calendar。这些记录必定要有确切的时间，形成一个严格的时间序列，否则就会毫无意义。史官的职责虽然是记事，但记录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必定也需要有具体的时间，因而自然地形成原始的编年记载。事实上，早在甲骨文中，在其记事文字前就采用干支记日了，说明时间与事件密不可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早期史书，如《竹书纪年》《春秋》《左传》等，都是编年体著作。在时间的特点上，“历”和“史”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但就专业分工而言，历官无疑要比史官更专门，对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要求更高。而史官只需要利用历官所提供的时间系列，或具体的历书，就能进行各方面事实的记录。但是历官所负责的范围只限于天象，或者与天象有直接关系的人事，而史官涉及的范围则广泛得多。
尽管分属两种不同的职责，但开始时，记天象的历官和记事的史官在人员上并没有严格的分工，往往就是同一个人。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同一个人才有资格，因为一般人不可能掌握历法。历法的制定和使用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而记事者又必须要记载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所以史官除记事外，还兼有观测天象、解释灾异、制定历法的职责。如《左传》哀公六年（前489）就记载该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而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天上的云彩像一群红色的鸟，在太阳两边飞翔了三天，楚国的国君〈子爵〉派人去问周天子属下的太史）。一直到汉代依然如此，像司马迁就参与过《太初历》的制定。
尽管“历”和“史”关系如此密切，但直到19世纪末，在中国的学术分类中，并没有“历史”这么一门。今天所说的历史一般只要用一个“史”字来表示就可以了，如史籍、史书、史表、史家、史学、史法、史才、史识、史德等。如果用现代汉语来表达，这里的“史”都可以用“历史”二字来代替。《四库全书》的分类也是经、史、子、集四部，史部当然就是历史部。将“历”和“史”两字连用，古籍中反而不多。现在发现最早的例子，是《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吴使赵咨向曹操称颂孙权时说：“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吴王在江上拥有万艘战船，武装的士兵有百万，任用贤人，发挥能人的作用，他的志向在于进取，虽然是空闲时间，也广泛阅读重要文献和有关的注释、以往历代的史书，目的在于寻找罕见的事例和策略，不像一般的读书人那样，只是为了搜集或摘录一些片断或词句）。但这里“历史”一词的含义，仅仅是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历”是已经过去的意思，引申为以往的各阶段、各国、各朝、历代，加在“史”字前作为定语，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而不是今天意义上作为术语的“历史”。
就像中国大多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名词都是借鉴于日语一样，“历史”这个名词也是来自日语，尽管这两个字本来都是中文，并且已在中国用了至少3000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首先用“历史”来迻译西方概念的history，然后被早期游历日本的中国人介绍回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介绍：“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五历史……”（《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其后不久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也说：“（日本）有小学校，有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日本杂事诗广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此后，“历史”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开始使用，1901年，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上便有“历史学家米鲁由苛被捕”的句子。实际上日语是借用了汉语古籍中已有的固定搭配，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称为“借词”。日本人翻译history时确定用“历史”一词，可能未必来源于《三国志》等古籍。明代有署名李廷机和袁黄（袁了凡）编纂的《历史大方纲鉴》和《历史大方纲鉴补》，这两本书都是托名当时的名流，其实除标题有所改动外，内容完全一样，是一部介绍历史的通俗读物。尤其后者，在日本颇为流行，早在江户时代的宽文三年（1663）就有了和刻本，仅比该书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晚了52年。估计日本人将“历史”作为history的对应词，很可能是来源于这类流行书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