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夷是上古东夷族的一支，是个很古老的族群。不过有关它的起源和发展情况，古文献记载很少。
《尚书·禹贡》有“莱夷作牧，厥篚檿丝”的记载，伪孔传称：“莱夷，地名，可以放牧。”
胡渭《禹贡锥指》卷4引吴澄曰：
“作谓耕作，牧谓放牧，夷人以耕牧为业也。”
《史记·夏本纪》引作“莱夷为牧”， 不以“作”指农作，然莱夷还在史前就早已从事农耕之业是绝无问题的，今有考古史料为确证，且“莱”字本身也是与农耕文化相联系的词汇。
“檿丝”指野蚕山茧之丝，以为织业，也正与耕牧相辅。
又《禹贡》“嵎夷既略”句唐人疏：
“嵎夷、莱夷和（合）夷为地名，淮夷为水名，岛夷为狄名，皆观文而为说也。”
“嵎夷”之名又见于《尚书·尧典》，马融分开解释， 以为“嵎，海隅地；夷，莱夷也”。
其实“夷”本来也可用作水名，故“嵎夷”、“莱夷”亦可用作地名。“嵎”又作“隅”、“堣”、“湡”、“郁”等，《说文》云：“堣夷在冀州阳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
甲骨文有“观湡”之辞（《屯南》），亦为日出之祭。
然古文献中的“嵎夷”、“阳谷”之类大略指东表日出之地而已，实很难坐实为某地，则莱夷部族自古即活动在滨海地区亦无异义。
莱文化的发展序列，应该大体与目前已知的海岱考古学文化相一致。
有学者把胶东史前文化与莱夷文化同等看待，以为胶东史前期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的创造者就是当地的土著莱夷， 并且莱夷居民在海岱龙山时代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及造船航海业。
杜在忠先生也认为莱夷是东夷诸族中较早以从事农业为主，并较早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支族，其中心区域在胶莱平原，这里的龙山文化在制陶技术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多样性几个方面都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器时代早期的最高水平，在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方面也表现了突出的先进性。
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山东半岛东部的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鲜明对比一或说岳石文化的突然“衰落”，至今几乎还是一个“谜”。
如果从岳石文化往上推，地道土著的莱夷文化（不计外来因素）在史前期的发展水平究竟有多高，恐怕也还是要慎重估计的。
唐禄庭先生对莱夷文化的看法似乎较为谨慎，也较为平实。 他认为烟台地区的岳石文化就是莱夷文化，也是东夷文化；当夏王朝统一中原并向四方拓展之时，这里还是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后来先后建立了一些国家，东西莱国都是其例。
顾铁符先生曾谈到：
“莱夷分布的地区，虽说在莱州，其实占的地方可能是整个山东省北部，东起登莱半岛，西面可能到公元前620年以后的黄河为止。”
李步青、刘玉明先生也持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莱夷起源于胶东半岛，以后逐渐向西发展到今昌潍地区，向北发展到辽东半岛，其山东部分大致相当于齐国最强大时的范围，即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的界域，并与南、北、 西各相邻部族有交流，“甚至可以远渡重洋，播及东北亚及整个太平洋诸岛及沿岸地区”。
夏以前的情况不明，至少在夏代及商代前中期，莱夷的中心活动区还主要限于胶莱平原及其以东地方，潍淄流域及其以西大约始终是伯益部的后裔，北淮夷及一些东迁的夏、商部族的天下。
胡渭《禹贡雏指》卷四云：“今登州、莱州二府，皆《禹贡》莱夷之地。”
这是基本的范围界定。 莱夷“古国”的出现不会很晚，但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与山东内陆及中原保持松散的联系，可能直到夏代仍未成为中原王朝的“封国”。
迟克俭先生强调莱夷、莱国和东莱不是一回事：
历史上的莱夷是东夷族的一支，史称“莱夷”当在夏商时期， 但这时的莱夷只是附庸于夏商统治势力的部族，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国家；莱夷在商代后期才建立莱国，而莱国也并不等于东 莱，东莱应是齐灭莱后被迁到黄县莱山脚下之归城的莱国遗民。
周昌富先生进而提出一个“新的命题”：
“东莱既不是齐灭莱'迁莱于郳'之后的莱子国，也不是齐莱境内的地名，更不是一个泛称的地域概念，而应是地处东隅滨海地区的一个夷族国家。”
这样就出现了三个莱夷国家：西莱、东莱、莱子国。 问题的提出皆起于对莱国地望及其都邑的讨论。
莱国的历史，商以前无可考，入周以后始渐有记载。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
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这倒是个孤证，而且传说意味甚浓，很难坐实。因为齐国之分封及建都营丘应在周成王初年周公东征之后，不会在武王时； 而且据今本《竹书纪年》，正式受封的乃是太公之子齐侯伋，太公是否曾亲就国也还是疑问。
不过这段史料有关莱夷的基本内容可能是真实的，它反映出莱国在商末已为诸侯，到周初势 力尚颇盛。此后齐、莱关系，时见于《左传》，直到鲁襄公六年 （前567），莱国最后为齐国所吞并。
史载齐灭莱后，“迁莱于郳”。这个郳地，大概在今淄川或莱芜一带，即史籍所称的 “莱子国”。
莱国的都城，典籍旧注大都谓在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下仍称黄县）。
《春秋》宣公七年载：
“公会齐侯伐莱。”杜注：“莱国，今东莱黄县。”《汉书·地理志》“东莱郡”，顔注：“故莱子国也。”
古莱夷的历史，与我国“麦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有密切的关系。
我国古代北方的农作物以粟为主，粟的栽培和种植最早也最普遍。在陕西岐山斗鸡台、西安半坡、河南淅川黄楝树、河北磁山、山东胶州三里河以及甘肃、云南、长城内外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已出土了距今四五千年以至七八千年以前的炭化粟。
稻在南方的栽培也很早，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壳堆，距今已达六七千年，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时期北方也出现了稻。
但是种麦的起源，现在还说不准它的最早年代。
李济先生曾论此说：
小麦很显然也是殷商时期主要谷物之一。很早前古文字学者推论小麦是从外国引进的，主要依据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
最初甲骨文中的“麦”字也被解释为“来” （“麦”一“来”）；从这字含义出发，他们推论这一定是由于华北的小麦是从其他地方引进的农作物。
笔者认为这一推论是牵强附会，不能成立的。
然而，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既无法支持也无法反驳这个推论。 无论如何，小麦在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种植，大概已是个既成的事实。
若甲骨文中记载的华北的小麦是从西方或其他地方引进的，这也不奇怪。
据张秉权教授研究，小麦在中国种植，再晚也在最早的甲骨记录之前。小麦的种植是否像小米那样普遍，这很难说。根据农业祭仪，包括在求雨、求禾、求年及许多其他祷告中提到的庄稼来判断，小麦无疑是当时主要农作物之一。
据介绍，我国史前或稍后时期的考古，已多处发现种植大麦、小麦的遗迹。如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炭化大麦、小麦籽粒；安徽亳州钓鱼台遗址，也出土过5000年前的炭化小麦；上世纪90年代初，在洛阳关林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还发现了包括小麦在内的7种粮食遗存。
这些其实都与考古所见炭化粟的年代相去不远，因而也就都是很不利于小麦种植外来说的证据。
新近也有日本学者仔细研究商代农业卜辞或有关农业的气象卜辞，论证“殷王朝支配阶级的主要谷物是麦”。
不过我国上古时代冬小麦的种植区域有限，甚至直到西汉时期，关中还是“俗不好种麦”，所以董仲舒曾上书请 “诏大司农，使关中益种宿麦（冬小麦）”（见《汉书·食货志 上》）。
现在要追寻我国“麦文化”的起始，在考古证据尚不充分的条件下，如果仍采用文字学的推导方法，那么古莱夷恐怕应是最确切的剖析对象。
甲骨文中用以指称小麦的字，像成熟的麦株，过去一般释为“来”字，借为“往来”之“来”。
于省吾先生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其字为《说文》“来”之本字，与“往来”之“来”有别，故应隶定作“乘”；又说：“乘是独体象形字，禾首来身，但来身也标志着音读。来字虽然变为形声，还没有完全失掉造字的本义。
甲骨文“食麦”、“告麦”等辞，皆以“麦”指农作物的小麦 （或大麦）；反之，“来”字则几乎没有用作指小麦者。
金文中为避免混淆，“往来”之字或又写作“徕”。
于省吾先生以为卜辞“麦”字指大麦，未详确否，卜辞学者或以为尚难下结论。
宋镇豪先生则以为，“甲骨文麦、来或指谷类作物的两个品类，可成定论”。
“大麦”字后世作“麰”。《广雅》：“麳，小麦；麰，大麦。”
《说文》卷五下“来”部云：
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一来二缝（锋），象芒束（刺）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诒我来麰。”凡来之属皆从来。
麦，芒谷，秋穜（种）厚薶（埋），故谓之麦。麦，金也，金 王而生，火王而死。从来，有穗者从攻。凡麦之属皆从麦。
麰，来麰，麦也。从麦，牟声。
许氏知“来”象麦形，然解释多附会，且谓“麦”为“有穗者”亦属误解。
同部又有“来”字，释云：“齐谓麦、䅘也。从禾，来声。”以此与甲骨文的“来”字相对照，似可反映我国古代冬小麦的种植应该最早起于东方齐地。
《诗·周颂·思文》：“贻我来牟（麳麰），帝命率育。”
又可见小麦与大麦的种植在商周时已普及于西部地区 。
古莱族当因种麦著称而得名；又因其为大东地区的夷人，故称莱夷。卜辞中有以“来”为地名的，郭沫若先生以为“来当即是莱”。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旅鼎”（旧称“大保鼎”）， 《山东金文集存》着录为“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出土于黄县之莱阴”。
其铭文末署有一字，最像麦苗形状，唐兰先生隶定为“来”；马承源先生以为当隶定为“乘”，为器主的族名。
按器主之名“旅”，古可与穞、稆、秜诸字通，泛指一切野生谷物，则与“莱”字亦并通。
《淮南子·泰族训》云：
“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高诱注：“稻米随而生者为离，与稻相似。耨之 （锄去），为其少实。”
此盖借“离”为“秜”，尤与“莱”字同读。
若此，则器主之名亦与其族名相应，其为莱国贵族无疑。
与“旅鼎”同年出土于旧黄县东南鲁家沟的还有一件 “莱伯鼎”。“釐（去掉里部分）”即“釐”字，陈梦家先生以为“假作莱，乃是莱国之名”。
其后“来”字符发生讹变，裂为“未”、“厂” 二符上下相叠之形，进而又于“厂”下复加声符，遂繁化出“釐”、“斄”等字。
有人认为莱族之得名“可能与地处草莱丛生之地有关”；又有人据此而对训“釐（去掉里部分）”为“莱”提出异议，认为 “来”训麦，“莱”训草，“釐（去掉里部分）伯”当即“乘伯”，非“莱伯”，并推测 “来与莱音同形近，且同为莱夷，故经传中假莱为来”。
“来” 与“莱”在古文字学源流上是否有这样精细的差别，还值得推敲。
古字从禾而变为从草者亦不乏其例。
如《说文》：“秄，壅禾本。”《汉书·食货志上》：“芋，附（苗）根也。”二字实为一字，指给禾苗培土。不过以“莱”为草莱、为山野，亦与“麦文化”不相悖。疑“来”、“莱”均为甲骨文所见“来”字之分化，古莱夷实由种麦得称，并不限于所谓“乘族”。
《说文》“来”部又有“来矣”字，释云：“《诗》曰：'不“来矣”不来。 从来，矣声。”
王献唐先生大约即据此以推测“麦”之称“来”之所由起，认为：
其言来者，为呼召之发声，今吾东呼人使来，发声为唉，即来之音源。呼之日久，因以发声演为定名，又久由喉转舌，读音如厘，更转而读如今音之来。
这一节目亦甚难考究。
王先生又谓初民发现野麦，“以为天降嘉禾所以活吾民也”，此乃强为《说文》“天所来”之说曲辩，亦未顾及““来矣””字之后起。考之“来麦”字之初读，理应与农耕及作物栽培有关，断不会仅以 “呼人使来”之类为音源。
不过王先生以为“来”字“读音如“厘”， 则为不易之说。
据此推索“来”字的读音，最初应与“犂”字相同。
“犂”在远古并非指牛耕，以耒耜或石刀掘地即可称“犂”。 以耒耜翻土名曰 “犂”，犂、耒、来皆声近，这中间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古夷人语音原素。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
“颛顼氏有子曰犂，为祝融。”
这个“犂”即“黎”，为古夷人司地、主历、掌火之官。故耕稼之民称 “黎民”，被奴役的“黎民”则称“鬲”、“仪”、“历”、“隶”等，皆一音之转。
前辈或谓以“鬲”为奴隶是取其黑色，似不如释为以 “鬲”代“户”代“人”、类似今之“户口”更为妥贴，其本音则当仍源于“黎”字。“九夷”或称“九黎”，相传“九黎之君”蚩尤死于 “凶犂之丘”，古籍又作“黎山之丘”，则“黎山”或即“莱山”。
刘师培先生说：
“厘字即黎，凡《虞书》所言黎献、黎民均以氏名族，…《春秋》莱国亦东夷国名，来厘古通，或亦黎族。”
要而言之，古夷人有关农事的称名大率与本业有关，在某种意义也可说“莱文化”即是“犂文化”。
人们注意到，三面环海的胶莱平原及其附近丘陵谷地，土质肥厚而疏松，气候温和而湿润，冬春无剧寒，日照时间长，最宜于播种冬小麦。
换言之，莱夷文化的中心区极有资格成为我国最早的“麦文化”区。
可惜在这一带至今尚未发现上古先民种植小麦的遗迹。在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了少量小麦孢粉，帮助“麦文化”早在夏代以前已波及鲁西南。
以此言之，推测中国小麦种植由西方引进的说法也是很令人怀疑的（一说小麦从中亚经蒙古高原、东北传播到山东）。
仅从名物训诂上去推求，齐族及齐地名称的来历也是“麦文化”起源于莱夷文化区的一个显例。
“齐”为地名见于甲骨文。郭沫若先生释卜辞说：
“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灭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
可见齐族的历史也很悠久。关于这“旧称”的来历，自来众说纷纭，不主一路，直到近年仍屡见争执。
问题的症结大抵仍在“齐”字的释义。学者共知，甲骨文“齐”字一般写作“品”字结构的三个菱形，其形体极易辨识，自然不会认错；唯是它所用以结体的菱形究竟代表什么，迄今人人言殊，百虑而不一致，故致解释齐地之得称亦歧义纷出，错互难定。
我们的看法是，按照传统的解释，把齐族、齐地之得称与“麦文化”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这个基本点未可轻易否定。
《说文》释“齐”字为“禾麦吐穗上平”，不确，因为“品”字结构的三个菱形实不上平；但许氏意识到“齐”字与“禾麦”有关，想来应有一定的传统训释依据。
由于《说文》所录为东周以后已然繁构的“齐”字，其下又未收古文，倘无前人解说可征，恐 怕许氏很难想到它会是“禾麦吐穗”之形。
事实上，齐地本属莱夷文化区，土著的齐族本亦为莱夷的一支，而“来”即麦，来、齐古既同声，则二者理当同为源起于发达“麦文化”的族称。
据我们推求，“齐”字初文并非是指“禾麦吐穗上平”，而是指一种专用于祭祀的切割成菱形的小麦面饼。
以小麦制品作祭品的风俗起源很古，甲骨文的“食麦”当即其遗俗。
《礼记·月令》云：“孟春之月，食麦与羊。”“孟夏之月，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 寝庙。”
“尝麦”是以新获小麦祭祖的活动，至今山东民间仍每于麦收开镰前煮食成熟饱满的麦粒，谓之“尝新”。
而卜辞恒语 “告麦”，亦必与此有关。
这里不排除上古先民以麦穗原物作祭品的可能性，但甲骨文“齐”字的菱形符号与麦穗不类，且甲骨文还有画“齐”字为4个上下左右对称的菱形的，所以这种菱形象征小麦面饼的可能性最大。
大概齐族最早以善制面饼并用于祭祀著称，甚至有可能以一种特制的面饼为图腾，故渐以 “齐”为族称。
古籍中的“齍”字与“粢”通用，专指祭祀所用的谷物，尚保存“齐”字的造字本义；“齍”字下部的“皿”符换成表示祭祀的“示”符，也就成了“齋”（斋）字。“齐”字初文同时象征着祭品摆放的横齐竖不齐，当读为“齐衰”（zicui）之“齐”，即参差不齐之意。
实际上，“齐衰”就是“参差”，缓读曰“参差”，急读便成 “齐”字。参差与整齐是两个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包含的意义，故古代管吹乐器排箫别名参差，即取横齐竖不齐之意。
后世以 “参差”与“齐”为转注，“齐”字就只剩了整齐之义，《说文》释“齐”字为麦穗“上平”当即因此而致误。
简言之，齐族是古莱夷的一支，也是一个著名的种麦族，并且是用麦饼作祭品的发明者。“齐”字的所有后起义都是莱夷语言分化和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