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
作者:[英]詹姆斯·苏兹曼
译者:蒋宗强
序言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吗？
第一次工业革命从燃煤蒸汽机车那熏黑的烟囱中喷薄而出，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墙壁上的电源插座一跃而下，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子处理器的形式勃然兴起。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它是由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物理技术等共同催生的。我们被告知它将带来指数级的变革，远超之前历次革命。在工厂、企业和家庭中，越来越多的任务将由算法驱动的物联网完成，但除了这一事实之外，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这场技术革命未来将如何演变。
一些人认为，自动化前景预示着机器人将带来诸多便利，另一些人认为这预示着人类又朝着被机器人控制的糟糕时代迈出了一大步，但对许多人而言，自动化前景只会诱发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自己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了，该怎么办？
尽管智能机器人的兴起会蚕食一些工作岗位，但有些行业迄今尚未受到冲击。对于这些暂时安全无忧的行业来说，机器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单调乏味的领域。比如，超市里面一排排的机器人取代了收银员，对客户进行问候和引导；再比如，一些初级算法既能指导我们去探索数字世界，又使我们身为人类感到受挫。
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先进技术和资本的组合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空前之大，新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因此，对于那么多在城市边缘地带的波纹铁皮棚屋下挣扎求生的无业人员而言，自动化技术堪称更为紧迫的问题。这也是工业化经济体中那些半熟练的工人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罢工从自动化技术手中拯救自己的工作，而自动化技术的主要优点就在于从不罢工。此外，对于一些技术性强的行业而言，虽然暂时不至于感觉如此紧迫，却也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人工智能的设计能力甚至超越人类自身，将我们的工厂、办公室和工作场所变成了魔鬼般的作坊，抢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双手无事可做，让我们的人生失去意义。由此来看，人类似乎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欺骗了。
如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毕竟，我们的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从单调乏味地拖地，到处心积虑地钻税制漏洞，几乎任何“工作”都能让我们获得意义感、满足感和自豪感。我们所做的工作还会决定我们是谁、我们未来的前景、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同谁一起度过大部分时间，调整自我存在的意义，塑造我们在诸多方面的价值观，引导我们的政治忠诚方向。正因为工作对我们如此重要，我们才歌颂奋斗者，谴责偷懒耍滑者，而实现全民就业目标也依然是所有政客的口头禅。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我们的基因决定我们必须工作，目标、智慧和勤奋共同塑造着人类命运，促使我们为公共建设添砖加瓦，无数个体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
我们对自动化未来的种种焦虑，同许多思想家、空想家的乐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这些人一直坚信自动化是开启经济乌托邦的钥匙。“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大力赞颂“非常精巧的机械”，相信它们未来将“节约劳动”。 一个世纪之后，奥斯卡·王尔德则幻想未来“所有必要却令人不悦的工作将由机器完成”。 但无人能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样全面阐述乐观愿景。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在1930年就曾预测：到21世纪初，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应该能将我们带到“经济乐土”，届时，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很容易被满足，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不会超过15个小时。
数十年前，我们已经实现凯恩斯计算的为抵达所谓的“经济乐土”而必须达到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水平。虽然我们早已超越了这一阈值，但今天大多数人仍像我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一样努力工作，政府仍然像近代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不遗余力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更严重的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私人养老金和公共养老基金均面临沉重压力。据估计，我们许多人不得不比半个世纪前多工作近十年，才能安心退休养老。尽管日本、韩国等世界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和生产力方面取得了空前进步，官方宣布每年仍然有成百上千的人由于长时间加班而死亡，这不禁令人潸然泪下，而这些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人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领取共同退休金。要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结局，就要意识到人类与工作的关系其实比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要有趣且复杂得多。
* * *
凯恩斯相信，到达他设想的“经济乐土”将是人类最非凡的成就，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解决他所描述的“人类从原始生命形态出现以来……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凯恩斯认为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问题，也被称为稀缺性问题。他的理论认为人是被贪婪的欲望所诅咒的理性动物，但由于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我们有无限的需求，而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一观点是经济学的核心，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分配稀缺资源来满足需求和欲望。这一观点还支撑着我们的市场、金融、就业和货币体系。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稀缺性是驱使我们工作的动力，因为只有通过制造、生产和交换稀缺资源，我们才能弥合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的鸿沟。
稀缺性问题容易导致我们对人类这个物种做出悲观评价。悲观者认为，进化已经把人类塑造成了一种自私的生物，一直背负着无法满足的欲望包袱。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人觉得这种关于人性的假设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但对于其他地区的许多人而言，这种假设站不住脚，比如，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地带过着丛林生活的朱/霍安西（Ju/’hoansi）部落。该部落是非洲布须曼人的一个分支，直到20世纪末还过着绝对平均主义的狩猎采集生活。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一直在记录该部落在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中遭遇的创伤。这是一个残酷的故事，发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每种生活方式都基于迥异的社会和经济理念，对资源稀缺性的理解也有天壤之别。对该部落而言，市场经济和支撑它的人性假设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沮丧。
并非只有这一个部落有这种困惑、沮丧之感。从东非的哈扎比部落到北极的因纽特人，以及其他在20世纪依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社会，都在努力理解和适应一种基于永恒稀缺性的经济体系。
当凯恩斯第一次描述他的经济乌托邦时，对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只不过是社会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中的一个小插曲。即便他希望更多地了解狩猎采集者，也不会找到太多东西来挑战当时流行的观点，即原始社会的生活就是一场同饥饿的持久斗争。他也找不到什么证据去说服自己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偶尔出现倒退，人类的旅程仍以进步为主，进步就是我们工作、生产、建设和交换的引擎，而这个引擎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内在动力。
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像朱/霍安西这样的狩猎采集部落，其成员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非但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恰恰相反，这些部落的人往往营养良好，甚至比大多数农业社会的人寿命还长，而且很少有人每周工作超过15个小时，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休息和休闲。我们还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经常储存食物，不关心积累财富或地位，几乎只为满足短期的物质需求而劳动。尽管“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观点坚持认为人类受到了无限欲望的诅咒，不得不在有限资源的炼狱中挣扎求生，但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物质欲望却很少，他们只需要付出几个小时的劳动就能得到物质满足。他们组织经济活动的前提是相信资源充裕性，而非过于关注稀缺性。在长达30万年的智人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在95%以上的时间里都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源稀缺性问题折射出的人性以及关于工作态度的假设都植根于农耕时代。
* * *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的祖先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关注资源稀缺性。这就提醒我们，工作的内涵不应该局限于努力解决经济问题。我们经常把各种有目的的活动都描述为工作，比如建立人际关系、健身甚至休闲。经济学家把工作定义为我们为满足自身需求而花费时间和精力，这种描述规避了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工作与休闲的区别往往在于背景不同，以及我们是“收别人的钱去做一件事”，还是“主动付钱去做一件事”。对于古代的猎人而言，猎杀麋鹿是一项维持生存所需的工作，但对于发达国家的猎人而言，则变成了一项令人振奋的休闲活动，而且成本往往非常高；对于旨在营利的艺术家而言，画画是工作，但对于众多艺术爱好者而言，画画能放松自我、带来乐趣；对游说者而言，与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是工作，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交友主要是一种乐趣。其次，除了我们为满足食物、水、空气、取暖、友谊和安全等基本需求而花费的精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算得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需品。更重要的是，需求常常不知不觉地与欲望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因此，有些人会坚持认为，羊角面包配上一杯上好的咖啡是早餐必备，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却是一种奢侈。
关于工作，一种最具普遍性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在一项任务上花费精力或付出努力，以实现某个目标或目的。对于这个定义，狩猎采集者、身着条纹西服套装的衍生品交易员、手上布满老茧的农民，还有其他职业的人都会认同。自从古代人类首次划分自己周围的世界，并根据概念、词汇和思想来组织世界观以来，他们几乎肯定有过一些工作的概念。如同爱情、抚育子女、欣赏音乐和哀悼一样，当人类学家和旅行者在异乡漂泊时，工作是少数几种共通的行为之一。如果语言或令人困惑的习俗影响沟通与交流，那么帮助别人完成某项工作的简单举动，往往比任何花言巧语更有助于迅速打破人际隔阂，因为这一举动能够表达善意，而且就像舞蹈或歌曲一样，创造了一种有目的且和谐的交流体验。
若要摒弃“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观点，意味着我们要拓展工作的定义，不能仅仅局限于如何谋生这一范畴。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从生命起源到忙碌的现代，人类同工作的关系的演变历程。同时，这也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从事的工作比我们的祖先狩猎采集重要得多呢？为什么在一个空前富足的时代，我们仍然对稀缺性如此关注？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跳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进入物理学、进化生物学和动物学的世界。但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需要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它们。只有通过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我们才能让那些在20世纪仍继续狩猎采集的社会变得鲜活起来，才能让那些石头碎片、洞穴壁画和破碎的骨头变得鲜活起来，为揭示我们祖先如何生活和工作提供丰富的物证。也只有通过社会人类学的视角，我们才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不同工作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一些挑战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特有的，而社会人类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令人惊讶的视角，让我们洞察到它们在古代的根源。比如，根据这个新视角，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其实类似古代农民与牛、马等役畜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今天对于自动化的焦虑，其实类似古代佃农们对新技术的焦虑。
* * *
在描绘人类与工作的关系的历史时，有两条路线是最明显的，这两条路线彼此交叉。
第一条路线描绘了我们与能源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所谓工作，终究是一个能量交换过程，而活的有机体与死的、无生命的物质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是否具备做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只有生物有机体才会主动寻找并获取能量来维持生存、生长和繁殖。沿着这条路线探索下去，就会发现人类并不是唯一经常挥霍能量的物种，而且当人类被剥夺了目标、没有工作可做之后，会变得倦怠、沮丧和低落。这又引发了其他一系列关于工作的性质以及我们与工作的关系的问题。比如，像细菌、植物、农场的马这样的有机体也能工作吗？如果能的话，它们的工作与人类的工作以及人类制造的机器所做的工作存在什么不同呢？这对我们的工作方式有什么启发呢？
在这条路线的起点，一堆混乱的、不同的分子借助某种能源集合在一起，构成了有生命的有机体，之后，生命逐渐扩散到地球表面，并在进化过程中获取新的能量，包括阳光、氧气、肉、火以及化石燃料，这条能量交换路线也在稳步拓展，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第二条路线是人类的进化和文明之旅。早期的文明里程碑上标记的是粗糙的石器、古老的炉具和破碎的珠子，后来的里程碑包括强大的引擎、大型城市、证券交易所、手工工场、民族国家以及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机器。这条道路也布满了许多无形的标志，它们表现为思想、观念、抱负、希望、习惯、仪式、惯例、制度和故事，构成了文化和历史的基石。沿着这条路线探索下去，就会发现当我们的祖先逐渐掌握不同的技能时，为什么会磨炼出如此强烈的目的性，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建造金字塔、岩壁绘画等活动中找到意义、欢乐和深深的满足感。这条路径还揭示了古人所做的工作以及掌握的技能如何逐步塑造他们感知周围世界以及与周围世界互动的方式。
但这两条路线的交叉点对于理解当代社会人与工作的关系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大约100万年前，当人类掌握取火技巧的时候，这两条路线出现了第一个交叉点。在学习如何用火来满足一些能源需求之后，他们更容易获取食物，从而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由于掌握了如何在寒冷天气保暖的技能，大大拓宽了饮食范围，所以催生了一个消耗能量越来越多、工作也更努力的大脑。
第二个交叉点大约始于12 000年前，可以说离我们最近，也更具有变革性。那时，我们的祖先开始常规性地储存食物，并尝试耕作。这样一来，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同环境、稀缺资源和工作之间的关系都开始发生改变。探索这一交叉点可以揭示出我们今天赖以开展工作的经济架构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农耕时代，也可以揭示出我们对平等和地位的看法同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存在多么密切的联系。
当人们开始聚集在城镇时，第三个交叉点就出现了。这是大约8 000年前的事。当时，农业社会开始产生富余粮食去养活大量的城市人口，这翻开了人类工作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新篇章。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不仅仅意味着在田间劳动以获取能量，还意味着想方设法消耗掉富余的能量。第一批城市的诞生孕育了全新的技能、职业、工作和贸易，这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或狩猎采集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大型村落和城镇的出现也在重塑经济和资源稀缺的动态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物质需求取决于在农村生产粮食的农民，因此，城市居民就能够集中精力去追求地位、财富、快乐、休闲和权力。城市很快就出现了不平等问题，而在城市内部，人们不再像小型农村社区那样被紧密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凝聚在一起。这一事实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结果，城市居民开始越来越多地把社会地位与从事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并与同一行业的人建立社群。
第四个交叉点是18世纪早期工厂的出现。巨大的烟囱里冒出浓烟，标志着西欧社会学会了如何从化石燃料中释放古老的能量储备，并将其转化为当时无法想象的物质繁荣。从这时开始，城市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人口数量以及被我们祖先驯化的动植物数量剧增。为了适应这一局面，之前提到的两种路线都开始扩张了，世界变得更加拥挤起来。这时，人类开始关注资源稀缺性和工作的重要性，变得更加忙碌。（矛盾的是，这时的物资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尽管现在还不宜得出结论，但我们不得不怀疑，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人类与工作的关系时，不会区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是会认为这段漫长的时期与之前的任何时期同样重要。
第一部分工作的起源
第一章活着就是为了工作？
1994年的某一天，傍晚时分，在纳米比亚卡拉哈里沙漠的斯库恩黑德（Skoonheid）安置点，近200名布须曼人正围坐在一棵巨大的骆驼荆棘树下做礼拜。他们正在等待政府的食物救济。对他们而言，这个等待过程单调乏味。他们非常欢迎传教士的来访，可以让他们暂时摆脱上述状态。曾几何时，他们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但后来白人牧场主来了，抢走了他们的土地，也剥夺了他们的生计，整整一代人生活在白人牧场主的鞭笞之下。即便这个部落里面最有怀疑精神的人也觉得传教士是上帝派到尘世拯救农民的使者，重视传教士应该被视为常理。
那天非常热，随着太阳缓缓落向西边的地平线，每个人都坚持要在斑驳的树荫下找个地方坐下。这种坐法的唯一缺点是，当太阳落山、树影拉长，人群不得不频繁地重新挪动，以确保自己坐在树荫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多次起身，互相推搡着坐下。这就意味着，随着礼拜仪式的推进和树影越拉越长，人群逐渐远离树根旁临时搭建的讲坛，传教士不得不在大部分时间内高声宣讲才能完成布道。
这种场景反而给整个布道过程增添了一种庄严神圣的氛围。夕阳的余晖洒在传教士身上，仿佛给他镀上了一层光，讲坛下面的会众不得不眯着眼去看，而且如同很快从东方升起的月亮以及曾给会众提供荫蔽的大树一样，在传道士讲述《创世记》关于人类堕落的故事中，太阳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传教士在布道伊始，会首先提醒他的会众要在每周日聚在一起礼拜。传教士说，这是因为上帝为了创造天堂、地球、海洋、太阳、月亮、鸟类、野兽、鱼类等不知疲倦地工作了六天，只有在第七天才会放下工作去休息。传教士提醒会众，因为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他们也要辛苦劳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并对上帝赐予他们的无数恩典表示感谢。
传教士的开场白不禁令一些人信服地点了点头，还有一些更热心的教友说了一两句“阿门”。但大多数人发现，要准确界定自己应该感激什么恩典堪称一个挑战。他们虽然不知道分享劳动带来的物质回报是什么感觉，但他们知道努力工作意味着什么，也明白休息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们凭借双手完成了繁重的劳动，把这个半干旱的沙漠变成了物产丰饶的牧场。在这段时间里，牧场主们虽然不避讳用鞭子去“治疗”偷懒的人，但是会在星期天给他们放个假，让他们休息一下。
之后，传教士告诉他的会众，上帝指示亚当和夏娃看管伊甸园，却没能抵挡蛇的诱惑而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结果全能的上帝便“咒诅土地”，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其儿女不得不在田里辛苦劳作。
在传教士讲述的故事中，这个故事对朱/霍安西部落的触动更大。这是有原因的，不仅仅因为他们知道在诱惑下同不应该发生关系的人偷吃禁果意味着什么，还因为他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历史。居住在斯库恩黑德安置点的所有朱/霍安西部落的老人都记得，这片土地曾经是他们唯一的领地，他们依靠猎杀野生动物和采集野生水果、块茎和蔬菜为生。他们回忆说，那时候，如果说沙漠有性格的话，那么他们的沙漠环境就像伊甸园一样，是非常节俭的，几乎总是需要他们自发地付出几个小时的努力劳动，才允许他们获取足够的食物。现在，朱/霍安西部落的一些人猜测，肯定也是由于他们像亚当和夏娃那样犯下了某种不可饶恕的大罪，才导致白人牧场主和殖民地的警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带着马匹、枪支、水泵、铁丝网、牛和奇怪的法律来到了卡拉哈里沙漠，并声称这里的所有土地都归他们所有。这些殖民者一开始如涓涓细流般陆续到来，后来如同洪流般大规模涌入。
白人牧场主们很快就意识到，在卡拉哈里沙漠这种非常不利于发展大规模农业的环境中耕作将会耗费大量劳动力。因此，他们组织了多个突击队，抓捕和强迫“野蛮”的布须曼人去干苦工，把布须曼人的孩子扣为人质，以确保他们的父母不会反抗，并经常鞭打他们，让他们知道“辛苦劳动的好处”。由于失去了传统的土地，朱/ 霍安西部落的人便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吃尽苦头：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在白人的牧场里辛苦劳作。
他们经过30年之久才最终适应了这种生活，之后一直为白人牧场主干苦工。然而，当1990年纳米比亚从南非独立出来时，技术进步意味着农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降低了。由于新政府要求牧场主把他们的朱/霍安西部落劳工当作正式雇员，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工资和住房，许多牧场主索性把他们赶走了，理由是投资一些合适的机器比使用雇员去经营他们的农场要经济得多，麻烦也少得多。因此，朱/霍安西部落的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住在路边搭建的帐篷里，或者住在北部的赫雷罗（Herero）部落的村庄边缘，也有一些人搬到两个小型安置点，在那里，除了坐等政府的食物救济之外，几乎无事可做。
到这个时候，朱/霍安西族人就搞不懂《创世记》里面关于人类堕落的故事了。因为，如果说他们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被放逐到田间辛苦劳作是上帝的安排，那么牧场主现在为何又说不再需要他们，而将他们赶出田间了呢？
* *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相信，世上所有神话，包括《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都蕴含了我们的性心理发展之谜。相比之下，他的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卡尔·荣格认为神话不过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20世纪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在他看来，世界上所有的神话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谜箱，如果被正确地破解，将有助于揭示人类心灵的深层结构。
世上形形色色的神话可能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了解我们的集体无意识，解释我们的性烦恼，或者让我们窥探自己思想的深层结构。但毫无疑问，神话也揭示了人类的一些共同经历。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世界无论在初创之际多么完美，都受制于一些混乱的力量，人类必须努力控制这些力量。
在那个酷热的下午，斯库恩黑德安置点的会众里面有几位经历过旧时代的“老人”，是这里最后一批狩猎采集谋生者。他们以传统狩猎采集者特有的那种忍耐精神，默默地忍受了被暴力逐出旧生活带来的创伤，如今，当他们等待死亡之际，只能通过互相讲述创世之初的故事和儿时听到的创世神话来寻求精神慰藉。
在传教士带着他们那个版本的故事到来之前，朱/霍安西部落的人相信世界的创造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造物主陆续创造了自己、自己的妻子、一个名为“葛亚娃”（G//aua）的骗子之神、世界、雨、闪电、用于收集雨水的地洞、植物、动物，最后创造了人。但在完成创世工作之前，他开了个小差，把精力投入其他事情上，结果使未完工的世界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那时的世界没有社会规则，没有习俗，人和动物可以互换身体，互相通婚，互相蚕食，还可以做出各种古怪的行为。幸运的是，造物主并没有永远放弃造物，最终返回来继续完成创世工作。他要把规则和秩序强加给这个世界。为此，他首先给不同的物种命名，然后把它们分隔在不同地方，赋予它们各自的习俗、规则和特征。
令斯库恩黑德安置点那些老人感到逗乐的故事都是在造物主的世界尚不完美时发生的。有个老人说，世界不完美的原因是造物主也需要休息，所以先离开了一段时间，就像基督教的上帝也需要休息一样。这些故事大多讲述了在造物主离开之际，骗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造成混乱。比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骗子之神”葛亚娃把自己的排泄器官切下来，做熟了之后，端给他的家人吃。当家人称赞他这道菜的味道时，他会因为自己的恶作剧得逞而歇斯底里地大笑。他会吃掉自己的妻子，从父母那里偷走孩子，残忍地犯下谋杀罪。
但当造物主回来继续完成他的作品时，“骗子之神”葛亚娃并没有消停，而是继续恶作剧般给这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无情地制造麻烦。因此，朱/霍安西部落将造物主等同于秩序、可预测性、规则、礼仪和连续性，将骗子等同于随机性、混乱、模糊、不和谐和无序。朱/霍安西部落认为很多坏事背后都隐藏着“骗子之神”葛亚娃的邪恶之手，比如，狮子表现出反常行为，某人莫名其妙地病了，一根弓弦磨损，一根长矛折断，他们明明清楚地知道与别人的配偶睡在一起会引发矛盾，却依然被内心某个神秘的声音说服去做了这种事。
朱/霍安西部落的那些老人毫不怀疑，在传教士的故事中，引诱亚当和夏娃的那条蛇正是故事中的“骗子之神”葛亚娃，只不过这条蛇是众多伪装中的一种。这个骗子喜欢散布谎言，诱惑人们释放被禁的欲望，然后兴高采烈地看着那些导致生命毁灭的事情发生。
朱/霍安西部落对于伊甸园内那条甜言蜜语的蛇有自己的理解，认为蛇的外表之下掩盖着的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仅如此，其他地区的很多民族也对谁是麻烦制造者有各自的理解，认为很多骗子、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亘古至今不断地给自己的民族制造麻烦，比如北欧神话中奥丁任性的儿子洛基，北美印第安神话中的郊狼和乌鸦，西非和加勒比地区许多神话中那个脾气暴躁、狡诈善变的蜘蛛神安纳西（Anansi）。
世界各地神话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混沌与秩序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状态，这并非巧合。毕竟，科学也认为，无序和工作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联系，这种关系最早是在西方令人振奋的启蒙运动时期被发现的。
* * *
法国科学家贾斯帕–古斯塔夫·科里奥利（Gaspard-Gustave Coriolis）非常热爱撞球游戏。他在这个爱好上倾注了大量时间，并在此过程中充满热情地做了很多实际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就是《撞球中的数学理论》。虽然撞球后来演变出了不同的形式，比如斯诺克打的台球，但广大爱好者们依然像援引《圣经》一样引用他这本书的内容。他生于1792年夏，正值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国民议会废除了君主制，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凡尔赛宫拖出来，准备将他们送上断头台。虽然科里奥利没有参与暴力革命，但他堪称其他领域的革命者，因为如同当时无数思想前卫的科学家一样，他放弃了神学教条，转而拥抱理性主义，拥抱数学解释现实的能力，拥抱严谨的科学方法，以期更好地理解世界，结果，他的研究大大促进了人类对化石燃料的利用。化石燃料的能量被释放出来之后，人类迎来了工业时代。
科里奥利现在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是阐述了“科里奥利效应”，如果没有这个科学概念，气象学家就无法合理地解释气旋或洋流的变化。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人铭记的另一个事实是他最早将“work”（意为“功”）引入现代科学词汇。
科里奥利之所以对撞球感兴趣，不仅因为他从象牙球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咔嗒声中获得了一种满足感，或者在球杆推着球从桌上滑入网袋时体验到了一种兴奋感，更主要的一点是，对他而言，撞球揭示了数学在解释现实方面的无限潜力，球桌为他观察和探索主宰宇宙的基本定律提供了空间。这些球令他联想起伽利略描述天体运动时提到的天体，而且每当把球杆握在手中准备击球时，他就会想起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和阿基米德所描述的几何学基本原理。他的手臂动作使母球充满能量，每当母球击打其他球时，这些球的运动就会遵循牛顿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提出的关于质量、运动和力的定律。撞球运动还令人想起一系列有关摩擦、弹性和能量转移的问题。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科里奥利对科学和数学最重要的贡献起源于他对球体旋转运动的研究：一个台球之类的物体在运动过程中产生了动能，而且这是一个能量转移的过程，通过球杆，能量从胳膊转移到了球上，推动桌球围着桌子旋转。
1828年，在描述能量转移问题时，科里奥利首次引入了“功”这个术语，描述使物体移动一定距离所需要作用的力。
当科里奥利把打台球的过程称为“做功”时，他当然不是专门针对台球说的。第一台具有商业可行性的蒸汽机是早于他数十年发明的，这表明火的用途远不止在铁匠铺里打铁或烤肉。然而，尽管蒸汽机推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去评估蒸汽机的性能。科里奥利希望准确地描述、测量和比较水车、汽车和蒸汽机等物体的性能。
彼时，其他数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提出了与科里奥利所谓的“功”大致相当的概念，但是没有人找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它。有人称之为“动力效应”，有人称之为“劳动力”，还有人称之为“原动力”。科里奥利的方程式很快就被他的科学同行们公认为合理，而令同行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发明的术语，似乎它就是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苦苦寻找的完美词汇：“功”不仅能准确地描述蒸汽机的设计用途，而且它在法语中对应的单词“travail”还蕴含着一种其他语言所没有的诗意，因为它不仅有“努力”的意思，还有“苦难”的意思，令人想起在法国第三等级的人遭受的苦难。这个等级的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长期以来一直在戴着假发、骄奢淫逸的教会人员和贵族的枷锁下辛苦劳作。科里奥利令人看到机器具备将奴隶们从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的潜力，所以，他其实勾勒了技术引领我们走向“经济乐土”的梦想雏形。后来，凯恩斯对这个梦想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功”现在被用来描述所有的能量转移，比如在天体层面星系和恒星形成时发生的能量转移，以及在粒子层面发生的能量转移。如今，科学家也意识到宇宙的诞生涉及无数的“功”，而生物之所以与非生物存在重大区别，恰恰是因为生物能够做一些非同寻常的工作。
* * *
生物体的许多特征是非生物体不具备的，其中最明显、最重要的是生物体能够积极地获取和利用能量，将原子和分子组成细胞，将细胞组成器官，将器官组成身体，进而生长和繁殖。当这个过程停止的时候，生物体就会死亡，由于没有能量来维持自身各个部分的运作，它们就会分解。换句话说，生物体做功的目的就是活着。
从星系到恒星，宇宙中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动态系统，我们有时也称它们为“活的”，但是除了细胞有机体外，没有一种星体有目的地从其他地方获取能量，然后利用这些能量来维持生命和繁殖。比如，一颗“活的”星体不会主动从环境中补充能量，也不寻求繁殖后代，使它们长大后和它一样。相反，它通过物质质量的亏损转化成为能量，为自身做功，从而提供能量来源。一旦物质质量耗尽，星体就会“死亡”。
生命为了生存、成长和繁殖，必须积极地做功，这或许可以归因于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也被称为“熵定律”。一些物理学家将其视为宇宙最高定律，它描述了所有能量在宇宙中均匀分布的趋势。熵定律就像神话里面那个热衷于制造恶作剧的“骗子之神”一样，无情地破坏着宇宙创造的一切秩序。久而久之，熵定律将带来世界末日，这不是因为它将摧毁宇宙，而是因为熵的增加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当能量在宇宙间实现均匀分布时，所有物质的温度达到热平衡，宇宙中的有效能量已经全部转化为无效能量，再也没有任何自由能去做物理学意义上的功。
我们都对熵的某些方面有一种直观了解，因为这个“骗子之神”躲藏在每个阴影里对我们眨眼睛：从建筑的坍塌和身体的衰变中，从帝国的崩溃中，从咖啡加奶的过程中，从任何一种维持我们的生活、社会和世界秩序所需要的不懈努力中，我们都能看到熵定律的影子。
* * *
对于工业革命的先驱们而言，熵的出现扰乱了他们制造高效蒸汽机。他们在所有实验中观察到热能必然倾向于在锅炉内部均匀分布，然后通过锅炉的金属外壳发散到外部世界。他们还注意到，热能总是从较热物体传递给较冷物体，而在热量均匀分布之后，如果没有新能量的注入，这个能量传递过程就不会发生逆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一杯茶达到了室温，就不可能从房间里汲取能量来让自己再次升温。他们还指出，为了扭转熵定律的影响，需要使用来自系统外部的能量做更多的工作，比如，要把你的茶恢复到合适温度，就需要注入额外的能量。
曾几何时，熵定律令人困惑。后来，在1872年到1875年之间，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提出了熵公式，从数学角度研究了能量传播过程。他指出，热量传递可以用概率论来精确地描述。 他认为，在一勺水里的数万亿个分子之间传递热量的方式，远比仅仅将热量储存在其中的几个分子里的方式要多得多。这意味着，当粒子四处移动并相互作用时，能量均匀分布的概率非常大，导致人们不得不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进一步说，他的数学模型表明，在宇宙这个最大的容器中，所有能量也趋向于做同样的事情。
玻尔兹曼不仅提供了一个描述熵的数学模型，还帮助我们跳出相对狭窄的工程领域去研究熵，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我们会在破败的建筑、被侵蚀的山脉、爆炸的恒星、溢出的牛奶、死亡的生物、冰冷的茶杯甚至民主的衰落中看到熵。
低熵状态是“高度有序”的。比如，我们要求孩子们将卧室里面的玩具、摆件、衣服、书籍和一盒盒的橡皮泥整理好，并分类放到抽屉和橱柜里之后，那种整洁状态就是低熵状态的一种表现。相比之下，高熵状态则是“高度无序”的，就像孩子们的卧室在整理完几小时之后的状态一样，一切物品又被随意拿起，四处乱扔，卧室重新变得凌乱。根据玻尔兹曼的计算，如果孩子们只是随机地整理卧室里的物品（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每个物品被摆放回原处的概率都是相等的。当然，作为随机的物品整理者，他们不小心把所有物品放回应该放的地方，保持房间整洁的概率是极低的。问题是让房间变凌乱的方法，比让房间变整洁的方法多得多，所以房间变凌乱的概率更大，直到父母要求他们做必要的工作时，他们才会消耗能量，将房间恢复到可以接受的低熵状态。
如今备受喜爱的三阶魔方虽然看似比儿童摆放卧室物品简单了许多，其中涉及的数学难度却令人刮目相看。三阶魔方呈正方体，有6个颜色不同的面，每个面有9个正方块组成，与中心轴连接在一起，每一面都可以围绕中心轴转动，而不会相互影响，组成不同的结果。三阶魔方通过旋转，总共有43 252 003 274 489 856 000种变化状态。
* * *
1886年，继查尔斯·达尔文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四年之后，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应邀在维也纳皇家科学院做了一次著名的公开演讲。
他说：“我们的世纪将被称为钢铁世纪、蒸汽世纪还是电的世纪呢？如果你问我内心深处的信念，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它将被称为机械自然观的世纪，或者说达尔文的世纪。”
达尔文认为最能解释生命多样性的是进化而非上帝，从而挑战了上帝的权威。路德维希·玻尔兹曼虽然比达尔文年轻了一代，但他的著作对上帝权威的冲击不亚于达尔文。在一个由热力学定律支配的宇宙中，上帝戒律是没有存在空间的，一切事物的最终命运都是预先设定的。
玻尔兹曼之所以敬佩达尔文，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打破了宗教教条，还因为他看到熵定律之手正忙着塑造进化过程。这个想法直到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才被诺贝尔奖得主、量子物理学家欧文·薛定谔做出完整阐述。薛定谔的一个知名实验就是把想象中的猫装进想象的盒子。
薛定谔确信生命和熵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在他之前，包括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在内的很多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人类与河马等生物体都是热力学引擎，因为它们像蒸汽机一样，也需要获取食物、空气和水等“燃料”，而在做功过程中，或者说在工作过程中，它们也把其中一些“燃料”转化为能量，随后这种能量消失在宇宙中。直到1943年，薛定谔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向听众做了一系列演讲之后，才循着这个想法得出了必然结论。一年之后，薛定谔的演讲被集结成册，即这本名为《生命是什么？》（ What Is Life?）的书。
薛定谔的父亲是一位充满热忱的业余园丁。他的父亲之所以对园艺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可以通过精心挑选具有某些特征的植物种子去播种，在其生长过程中感受进化之妙。在父亲热爱园艺的启发下，薛定谔对遗传和进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在理论物理学成为其研究重心之后依然维持很久。薛定谔在都柏林发表演讲之前，生物学堪称自然科学领域的“孤儿”。 当时，大多数科学家都满足于接受“生命按照自身奇怪、独特的规律运行”的说法，而没有进行深入探索。但薛定谔的观点却是，生物学应该被视为科学大家庭中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员。那天晚上，他开始说服听众，让他们相信研究生命的生物学也是和物理学、化学一样的分支（当然，这个分支也很复杂）。他向听众解释说，虽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还不能诠释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的诠释能力。
在薛定谔的想象中，我们细胞中的分子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具有非同一般的信息编码和指令发布能力。薛定谔对此所做的描述激发了一代科学家致力于揭示生物学的化学及物理学基础。剑桥大学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就是分子生物学先驱中的一员，他和搭档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10年后向世界揭示了DNA独特的双螺旋结构。
薛定谔认为，构成一个基因组的“一小组原子” 能够将数万亿个其他原子组织成毛发、肝脏、手指、眼球等，是非常神奇的，因为这些原子的行为明显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中几乎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趋于无序，而生命却不一样，因为它能把物质聚集在一起，然后非常精确地把它们组织成令人惊讶的复杂结构，收集自由能，从而再生。
尽管从表面上看，生物体好像娴熟地、有机地违反了熵定律，但薛定谔认识到，如果真正违反熵定律，生物体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意味着生物体需要对宇宙中熵的总量做出贡献，而他的结论是，这种贡献方式就是通过寻找、捕获自由能，利用能量做功，产生热量，从而增加宇宙的熵。他还指出，有机体越大、越复杂，需要做的功就越多，这样才能生存、生长和繁殖下去。因此，与岩石等物体相比，生物体等复杂结构对宇宙中熵的贡献往往要大得多。
* * *
如果生命可以根据生物体所做的各种功来定义，那么在将无机的陆地物质转化为有机物的过程中，一定包含了某种能量丰富的启动过程，它为原始生命的运转提供了动力。这种能量究竟从何而来还不确定。它可能来自上帝之手，但更有可能来自使早期地球沸腾、嘶嘶作响的化学反应，或者来自远古地球上放射性物质缓慢向熵定律屈服的衰变过程。
关于生命起源，一种观点叫“无生源论”，或者说“自然发生论”，认为生物可以由无生命的普通物质转化而成，或者由另一些完全不同的物质产生。但这个过程需要能量，这恐怕算是最不神秘的事实了。到第三个千禧年，科学数据表明生命自然发生的可能性如此之低，以至于我们人类几乎肯定是宇宙中孤单的存在。现在，至少对一些科学家而言，钟摆已经向另一个方向摆动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生命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而如同“骗子之神”一样的熵，不仅不是破坏者，还很可能是生命的创造者。这一观点的基础是生物系统可能是突然出现，因为它们能够比许多无机物更有效地散发热量，从而增加宇宙中的熵。
说服这些科学家的一个工具是数字模拟技术。基于这项技术的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原子和分子接受非常直接的能量来源（比如太阳），而且被一个能量场（比如大海）包围着，那么这些粒子将会自发地安排自己，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好像要尝试着找出散发热量效率最高的排列方式。这个模型表明，如若果真如此，那么在原子和分子重组出来的无数个排列方式中，很可能存在一种能把“死的”无机物变成“活的”有机体的排列方式。
* * *
在描述地球生物的漫长历史时，一般遵循两个维度：一个是能量维度，即根据生物体获取能量的能力去描述，最早的能量来源是地热，然后是阳光、氧气以及其他生物体的肉；另一个是进化维度，即地球生命进化的方向是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能量消耗越来越多以及在物理学意义上做功越来越努力的生命形态。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体是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如同细菌一样，既没有细胞核，也没有线粒体，可能从水和岩石之间的化学反应中汲取能量，然后将其转换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子，将能量储存在这种分子的化学键之内，并在化学键断裂时释放出来，从而为生物体的形成创造条件。这种分子名为“三磷酸腺苷”（ATP）。从单细胞的细菌到多细胞的人体组织，所有细胞要维持内部平衡，实现生长和繁殖，直接能量来源就是“三磷酸腺苷”分子。
生命一直忙于收集自由能，将其储存在“三磷酸腺苷”分子中，然后让它在我们的星球上长时间做功，为细胞的进化提供能量。大量化石证据证明，大约35亿年前，地球上就已存在细菌生命体。还有一些存在争议的化石证据表明，地球生命可以追溯到42亿年前，仅仅在地球形成30万年之后。
从目前大多数地球生命的角度来看，像细菌这样的早期地球生命形态不得不应付非常不利于生存的环境。在早期地球上，火山活动频繁发生，陨石撞击几乎连续不断，大气中几乎没有氧气，也没有臭氧层来保护脆弱的生物免受太阳辐射的炙烤。结果，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态不得不在远离阳光的地方苦苦挣扎、谋求生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得益于生物体的一个特征——进化能力，新的物种出现了，它们能够从其他来源获取能量，并在不同的条件下生长和繁殖。大约27亿年前的某个时候，可能发生了一系列偶然的基因突变，从而使一些生物开始拥抱生命的“宿敌”——阳光，并通过光合作用从阳光中汲取能量。这样一来，生物体从石缝、地缝等黑暗的角落中悄然爬了出来。这种新的生命形态就是蓝细菌，即便到了今天，蓝细菌依然充满蓬勃生机，在池塘和湖泊中就能看到它们。
蓝细菌在大量繁殖的过程中，将地球改造成一个“大生态环境”。这个新环境能够满足更高的能量需求，从而支持更复杂的生命形态。它们首先将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生长所需的硝酸盐和氨等有机化合物，还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因此在24.5亿年前开始的地球大氧化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进而逐渐形成今天人类生存所需的富氧大气。
地球大氧化事件为生命提供了全新的能量之源，极大地增加了生命可以用来做功的能量。与涉及大多数元素的化学反应相比，涉及氧气的化学反应释放的能量要多得多，这意味着需氧生物有可能比厌氧生物长得更大、更快，并做更多的体力活动。
在这种能量充沛的环境中，一种更新、更复杂的生物进化了出来，即“真核生物”。真核生物比其祖先原核生物更复杂，也更耗费能量，它们有细胞核，能够有性繁殖，还能产生各种复杂的蛋白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真核生物发生了突变，使它们能够“绑架”路过它们面前的不同形态的生命体，并通过可渗透的外细胞膜吞噬它们，从而掠夺这些“猎物”蕴含的能量。这些被“绑架”的细胞别无选择，只能与“绑架者”分享它们捕获的一切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过程催生了多细胞生命。那些“绑架”蓝细菌的真核生物的后代很可能就是原始藻类。这些原始藻类逐渐进化成了最初的植物，使得早期荒芜的地球开始充满绿意。
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批拥有细胞组织及神经系统的生物体大约是7亿年前从海洋中进化而来的，但直到大约5.4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动物生命才真正开始勃兴。这一时期的化石记录显示，当今地球生命之树上几乎所有的主要门类都已形成。
当时，大气和海洋的含氧量越来越多，额外释放的能量越来越多，这些能量肯定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中发挥了作用。但进化或许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进化过程中“适者生存”，那些适应周围环境的物种幸存了下来，它们开始从一个新的、比氧气更重要的来源获取能量，即捕食比自己弱势的生物。这些弱势生物已经辛苦地收集了能量，将能量和营养储存在肉、器官、外壳和骨骼中，一旦被捕食，这些能量就转移给了捕食者。
大约在6.5亿年前，同温层中积累了足够多的大气氧，形成了一个臭氧层，臭氧层变得越来越厚，最终足以屏蔽掉危险的紫外线辐射，使一些生物得以在海洋边缘生存而不至于遭到灼晒。大约2亿年后，生物圈覆盖了大部分陆地，慢慢地形成一系列相互关联、非常复杂的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生物，这些生物勤奋地捕捉自由能，使用它获得更多能量，并完成繁殖。
很多这些新形态的生命体利用能量做功的方式，与今天人类利用能量工作的方式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细菌仍然是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体型更大的陆地动物的存在改变了生物做功的性质。体型更大的动物需要大量的食物，与相对静止的微生物相比，它们能做更多的“体力活”，比如打洞、捕猎、逃跑、破坏、挖掘、飞翔、吃、捕猎、战斗、排便和移动物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从事建筑。
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所有生物都会做功，或者说都会劳作或工作，而我们地球的生物圈是数百万年间人类祖先经过辛苦劳作建立起来的。这一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一棵树、一条墨鱼或一匹斑马所做的工作，与我们在人工智能前沿所做的工作有什么区别？
第二章闲散的手和忙碌的嘴
作为加州的明星，“科科”很不寻常的一点是它并不因外貌而焦虑。它曾在2015年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表一场特殊“演讲”，警告人类的愚蠢行为可能会导致它们物种的灭绝。它被加州人视为“心爱的女儿”。它于2018年去世后，该州很多名人对它生前的成就表示自豪。
“科科”是一只人工抚养的大猩猩，它的名气要归功于非同一般的沟通技巧。它能流利地、创造性地使用大猩猩手语。大猩猩手语是一套特别设计的手语，大致以美式手语为基础。各种迹象还表明它能听懂大约2000个英语口语单词，占大多数人使用的积极词汇量的10%。但“科科”的语法很糟糕。教它基本的语法知识会让它感到困惑和沮丧，因此，它同人类沟通时的清晰度或创造性往往难以达到训练师的预期。除了语法方面的不足之外，“科科”的训练师毫不怀疑“科科”在情感和社交方面的老练。
佩妮·帕特森（Penny Patterson）和温迪·戈登（Wendy Gordon）连续多年担任“科科”的训练师，也是“科科”最喜欢的朋友。她们解释说：“在它自己或别人闹笑话时，它会大笑；在受伤或独处时，它会哭泣；在受到惊吓或生气时，它会尖叫；在谈论自己的感受时，它会用快乐、悲伤、害怕、喜欢、期待、受挫、疯狂、惭愧、爱等词语，它最常用的是‘爱’。它会为自己失去的东西感到伤心，比如心爱的猫死了或者一个朋友离开它了。它可以谈论一个人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但如果被要求谈论它自己或同伴的死亡，它会变得焦躁不安。它对小猫等小动物表现得非常温柔，甚至对那些只在照片中看到的人表现出同情的迹象。
训练师们坚持认为“科科”庞大的积极词汇量证明它能够通过标志和符号看待这个世界，但其他许多人则持怀疑态度，坚持认为“科科”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称职的模仿者，非洲黑猩猩、倭黑猩猩等其他大多数猿类也能熟练地使用基于图形符号的沟通方式。它唯一真正的社交技能是说服训练师偶尔给它挠一下痒和款待它一次。
“科科”很享受和小猫一起放松的时光，喜欢和训练师一起乘车游览风景，而且会在不得不做更艰巨的任务时变得焦躁，这些都是没有人会否认的。但质疑者并不相信它对工作和休闲的看法与人们相同，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人类的工作有“目的性”（purposeful），而动物的工作永远只是具有“合目的性”（purposive）。
“目的性”与“合目的性”存在一个重要区别。
一位建筑工有目的地为车库扩建一堵墙，他对完工后的墙是什么样子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并且已经根据建筑师的设计方案，事先在心里预想了所有步骤。但他在炎热夏日里搅拌水泥去砌砖，并不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毕竟，这既不是他家的墙，也不是他设计的。他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是因为他受到了一系列抱负的鼓舞。如果我要采访他，可能会发现他之所以勤奋工作，是因为他有成为监理的雄心，或者因为他喜欢室外工作，或者只是因为他想攒够钱去资助配偶实现童年的梦想。关于其可能具有的雄心，几乎可以拉出一个无穷无尽的清单。
与此相反，“合目的性”的行为是这样的：外部观察者可以将某个目的归因于某种行为，但该行为的主体既不理解也无法描述这种行为。当一棵树生长时，树叶最大限度地暴露在阳光下，这样就可以收集太阳能，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葡萄糖。这只是“合目的性”的表现。在雨季，数以千计的飞蛾扑向卡拉哈里沙漠的篝火，这种致命的行为也是“合目的性”。但正如“科科”的训练师所了解到的那样，在其他种类的生物中，“目的性”的行为与“合目的性”的行为并不是明显区分的。
当一群狮子跟踪角马时，基本动机是获取生存所需的能量，但与肠道细菌寻找碳水化合物分子相比，狮子这种本能反应的目的性更强：它们是为了吃掉另一种生物的肉和器官，利用掩护跟踪猎物，注重团队配合，运用各种策略，并在整个狩猎过程中做出决定，以便达到最能满足它们意图的结果。
许多对人类认知进化感兴趣的研究人员集中精力研究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和其他显然聪明的生物，如鲸鱼和海豚，试图揭示它们能否像人类一样采取有“目的性”的行为。所谓“目的性”，意味着对因果关系有一个直观把握，并思维敏捷地想象一种行动产生的结果，因此也意味着符合“心智理论”。与人类相比，动物行为的目的性究竟有多强？这方面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白蚁、蜜蜂和蚂蚁等动物诱使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工作中一些不太明显的方面。在它们的勤奋劳作和社交方式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变成具有合作精神的食物生产者以及搬入城市之后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他许多物种似乎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做目的性似乎不明显的工作，或者进化出了难以解释的身体和行为特征，因为这些特征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比如雄孔雀的尾巴。
* * *
1859年，即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那一年，孔雀是英国各地重要花园的必备装饰物。它们迈着威严的步伐穿过伦敦大型公园的草坪，不时地摇曳着羽毛，让路过的人兴奋不已。
达尔文喜欢鸟类。他注意到加拉帕戈斯群岛上不同雀类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体印证了他对自然选择的理解。然而，他不喜欢孔雀。
1860年，达尔文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每当看到孔雀尾巴上的羽毛时，都会感到恶心。”在他看来，装饰孔雀尾羽的那些不能眨眼的眼睛，即眼斑，简直是对进化论的嘲讽。他不知道自然选择怎么可能允许一种生物进化出如此既笨拙无用又耗费能量的尾巴，而且他确信，这种尾羽使雄性孔雀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目标。
最后，达尔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身上找到了关于孔雀尾羽问题的答案。那时，满城的女性穿着拖地的长裙，裙衬上面也装饰着鲜艳的羽毛，男士们的时髦打扮则是紧身衣。这些女士摇曳着步伐，漫步在公园里的孔雀与男士之间。
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解释了择偶（即性选择）如何刺激各种奇葩的次要特征的形成，比如孔雀尾羽上面的眼斑或一些动物头上巨大的角。这些纯粹是为了展现令异性无法抗拒的魅力。
他认为，如果自然选择是“为生存而斗争”，那么性选择就是“为配偶而斗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第二性征，因为这些特征可能不利于增加有机体的生存机会，却能大大增加其追求配偶和实现繁殖的机会。换句话说，进化过程会诱导有机体获取和消耗能量，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使自己富有吸引力，前者要求追求效率和控制能量消耗，后者则倾向于鼓励浪费能量和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
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孔雀尾巴并不像达尔文想象的那样成为孔雀身体的负担。研究人员测试了孔雀腾空躲避捕食者的速度，结果发现大尾巴并没有对它们腾空躲避捕食者的能力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究还发现，孔雀的尾巴可能在择偶过程中也没有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日本东京大学的高桥真理子（Mariko Takahashi）与长谷川俊和（Toshikazu Hasegawa）决定进一步了解孔雀尾巴的哪些特征使它们对雌孔雀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为此，他们花了七年时间来观察静冈县伊豆仙人掌公园里成群的雄孔雀和雌孔雀。他们仔细判断了不同种类的雄孔雀的尾羽，注意到它们的大小和眼斑数量。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有些雄孔雀的尾巴明显比其他的大得多。
到项目结束时，高桥的团队已经观察到268次成功的交配。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发现交配成功率和某些尾羽特征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雌孔雀与尾羽不显眼的雄孔雀的交配，就像它们与那些尾羽华丽的雄孔雀的交配一样热情而频繁。
高桥的团队或许忽略了尾巴的一些特征和个体的表现方式。孔雀的尾巴除了大小和眼斑数量之外，还有其他特质，我们充其量只能对孔雀如何通过感官感知周围世界形成一个模糊概念。高桥及其同事认为，一些需要消耗更多能量的进化特征（比如孔雀庞大的尾羽）同生存和繁殖的关系可能没有人们起初所想的那么密切。其他一些物种的行为表明，在某些特征的进化过程中，消耗能量的需求或许与捕捉能量的需求同样重要，比如，非洲南部的黑面织布鸟竟然会反复建造和破坏自己的巢穴。
* * *
黑面织布鸟是生活在非洲南部及中部的一类织布鸟，拆解这种鸟的巢并非易事。它们的巢状若葫芦，比鸵鸟蛋大不了多少，堪称鸟类世界一个奇迹般的工程。这种鸟能将芦苇、茅草等编织到一起，筑好的巢不仅光滑，而且对称，重量很轻，可以挂在小树枝上，还很牢固，足以应对夏季暴风雨带来的挑战。因为人类手指又大又笨，要拆解织布鸟的巢，最简单的方法可能就是直接穿着靴子踩了。但对于体型娇小的黑面织布鸟而言，使用蛮力是下不去手的。
人类很少有充足的理由去拆解织布鸟的巢，但出于某种原因，雄性的织布鸟却有理由这么做。每到夏季，雄性织布鸟都要建造一系列结构上几乎相同的新巢，一个接一个地建，然后再付出同样的努力去摧毁这些建好的巢。它们用镊子一样的嘴把巢从树上拔下来，等鸟巢掉到地上时，再有条不紊地把它一根一根地拔下来，直到什么都不剩。
一只雄性织布鸟正在完成筑巢的最后阶段
雌性织布鸟则不筑巢，也没有黑面，从头部到爪子的羽毛都是橄榄色和卡其色，腹部是黄色。相比之下，有繁殖能力的雄性则是鲜艳的黄色和金色，面部是黑色，这种黑色从红色眼睛的上方一直延伸到喉咙下部，然后用一件华丽的绿色“斗篷”作为服装，这种“斗篷”一直覆盖到它们背部。
仅在一个季节里，一只勤劳的雄性织布鸟就能筑起大约25个巢，希望以此吸引一些雌性织布鸟住进去，然后产下一窝蛋。20世纪70年代，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一座花园里的一只织布鸟的生活被认真地记录了下来。尽管它很勤奋，建造了160个巢，却在爱情上很不幸运，最终摧毁了其中158个，其中1/3是在他织完最后一步的几天后就被毁了。
雄性织布鸟的巢是一种错综复杂，而且消耗能量多的建筑。虽然一些有天赋的织布鸟在附近有足够多且合适的材料时，一天就能建造一个这样的巢，但一般而言，建造这样一个巢可能需要长达一周的时间。研究人员试图通过研究一种与其密切相关的鸟——刚果的乡村织布鸟，搞清楚建造这样一个巢需要耗费多少能量。他们估计，为了建造一个巢，平均每只雄性织布鸟需要飞行30公里、收集500根茅草和芦苇。
20世纪70年代，一项关于黑面织布鸟的长期研究项目首次提出，织布鸟为了筑巢，除了具有基因密码决定的生理机制以外，还需要做很多其他练习。这项研究显示，如同人类婴儿通过操纵、玩弄物体来掌握一些动作一样，雄性织布鸟的雏鸟在孵出来之后不久，便会玩一些筑巢材料，拿这些材料做试验，在反复试验的过程中逐步掌握编织、缠绕和打结等筑巢所需技能。后来，研究人员在数月内安装多个摄像头进行拍摄，分析了这些织布鸟的行为，结果发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织布鸟筑巢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好，换句话说，它们的技能也越来越高，甚至个别织布鸟发明了有别于常规做法的筑巢技能。
雄性织布鸟不会为了躲避潜在的捕食者而隐藏自己的巢。相反，它们会把巢搭在裸露的树枝上，以便引起路过的雌性织布鸟的关注。每当雌性织布鸟靠近时，雄性织布鸟就会停下自己的工作，整理自己的羽毛，并炫耀一番，试图说服雌性织布鸟来检查它的巢。如果它这样做了，然后选定了一个它喜欢的巢，雄性织布鸟就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短的通道作为入口，这样雌性织布鸟就可以钻进去，然后装饰内部，为产蛋做准备。
非洲南部的民间传说认为，雄性织布鸟只会在挑剔的雌性织布鸟检查后发现不合格时才会毁掉自己筑好的巢。但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实情并非如此。雄性织布鸟不仅习惯性地在没有任何雌性织布鸟对自己筑巢技艺进行评价的情况下毁掉已经筑好的巢，而且雄性织布鸟的决策似乎更多地基于巢的位置，而不是基于技艺水平。一个由贫穷笨拙的雄性织布鸟在正确位置建造出来的粗糙的巢，远比一个由强壮熟练、精力充沛的雄性织布鸟在错误位置建造出来的巢更有可能吸引雌性。
毫无疑问，这种牢固的巢提高了雌性织布鸟成功孵蛋和雏鸟成功生存的概率。虽然蛇、鹰、猴子和乌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种巢，但它悬挂在有弹性的、非常轻的、光秃秃的树枝上，这些树枝在稍微增加一点重量的情况下就会突然弯曲，导致任何捕食者都很难沿着树枝攀爬到鸟巢附近，而如果这些捕食者通过凹陷的树干底部攀爬上去，那么肯定会垂直摔向地面。
但这种对自己非常有利的设计方式并不能让人看出为何织布鸟一个接一个地筑造几乎一模一样的巢，就像制陶工人痴迷地一个接一个地生产同一种花瓶一样。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它们全神贯注地建好一个完美的巢后很快就毁掉它，就像一位陶工在发现缺陷之后被迫毁掉花瓶一样。如果说寻找能量是织布鸟最重要的任务，那么它们找个合适的地方建造一两个高质量的巢就足够了，而不用耗费大量的能量去重复建造几十个，然后又多此一举毁掉它们。如果筑造大量鸟巢是一个健康指标，那么它们为什么又会不厌其烦地毁掉它们呢？
朱/霍安西部落一个名为老简（Old Jan）的人在卡拉哈里沙漠花了好几个小时悠闲地观察织布鸟。他推测它们之所以如此决绝地毁掉自己筑的巢，是因为它们的记忆力非常差，以至于在集中精力筑造新巢时，一瞥见自己之前筑好的巢，就立即得出结论，以为那是其他雄性织布鸟为了挤进它的地盘而筑的，于是毁掉之前的巢，以赶走这个假想敌。
也许他的说法是对的，但是朱/霍安西部落另一位观察者斯普林甘（Springaan）表达了一个更有趣的观点。他推测织布鸟就像他的妻子一样。他的妻子无法忍受无所事事的状态。因此，每当她忙完琐事，抽出空闲的时候，就会忙着制作串珠首饰，一串接一串地制作，都是类似的十字形设计，使用同一套熟练的手法和技巧。每当她的珠子用完时，由于没有钱买更多的珠子，她就会孜孜不倦地把旧的成品——通常是非常漂亮的成品——一颗一颗地拆下来，然后重新利用，编织成新的珠串。他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美德，并且很幸运说服这样一个女人嫁给了他。这个女人就像一只织布鸟一样，制作美丽物品的技艺让她找到了骄傲、快乐与平和。但另一方面，她不确定自己嫁给他是否幸运。
建造和毁掉鸟巢的织布鸟似乎精力异常充沛，但它们绝非除了人类之外，唯一倾向于耗费精力做无意义之事的物种。仅在鸟类王国里，就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案例，它们耗费高昂的成本精心地做无意义之事，从天堂鸟华丽的羽毛到园丁鸟精心制作的鸟巢，莫不如此。
许多进化生物学家严格地用功利主义来解释这些行为。对他们而言，生命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关于性和死亡的故事，其余都属于粉饰性质的，要理解所有经历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的特征，最终必须从增加或减少一个有机体生存或繁殖概率的角度去解释，或者从是否有利于一个有机体觅食或求偶的角度去解释。他们可能会说，织布鸟建造和破坏鸟巢的原因是为了向潜在配偶暗示自己非常健壮，或者为了保持最佳状态以躲避潜在的捕食者。
然而，奇怪的是，我们不愿用类似的方式去解释人类挥霍能源的行为。毕竟，从建造更宏伟、更奢华的摩天大楼，到参加超级马拉松比赛，人类的很多事情都是虽然耗费了精力，却与繁衍或生存关联不大。事实上，我们为消耗能量所做的许多事情非但无助于延长寿命，反而存在缩短寿命的风险。对织布鸟如此挥霍能量去筑巢的最终解释很可能是，如同我们一样，当它们能量富余时，也会按照熵定律去做一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工作，以便把富余的能量消耗掉。
* * *
要把分子组织成细胞，把细胞组织成器官，把器官组织成有机体，把有机体组织成花朵、森林、羊群、学校、畜群、鸟群、社区和城市，需要消耗很多能量。那些浪费能量的生物，以及那些行动漫不经心或效率低下的生物，往往会忽然失去生存资格，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可用的能量忽然变得稀缺了，或者外部环境忽然因为气候或地质原因而改变了，又或者某个物种忽然出现了有利的进化，促进整个生态系统发生了调整。
在进化史上，有许多例子表明，由于环境的变化，物种会迅速丢弃那些冗余的、耗费大量能量的生理特征。以三刺鱼为例。这种鱼体型小，身体进化出了三根脊骨，作为保护盔甲，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攻击，让它们在一个没有捕食者的湖里生存，但经过几代的进化之后，这种保护盔甲就会弱化，因为捕食者没有了，这种需要消耗很多能量的盔甲就不必要了。
但也有许多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一些生理特征的现实作用不再显著，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并且会消耗能量。鸵鸟、鸸鹋虽然不会飞，却保留了退化的翅膀，鲸鱼虽然不会跑步，却保留了退化的后腿，蟒蛇保留了退化的骨盆。同样，人类也保留了一系列退化的特征，比如无用的耳朵肌肉，不再发挥作用的消化系统组织，以及尾巴退化后形成的尾骨。
织布鸟修建和破坏鸟巢的习惯可能是一种残留的特征，它曾经具备一些很容易识别的、重要的意义。非洲地区还有一种跟织布鸟有亲缘关系的织叶雀，也具有类似的筑窝癖。它们肯定都从一个共同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一特征。它们之所以不断地建造和破坏自己的巢，一个更有趣的解释可能是它们能量太多，必须通过这种途径消耗掉。
非洲南部的织布鸟是杂食性的，不仅喜欢吃富含蛋白质的昆虫，还喜欢吃各类种子和谷物。在漫长的筑巢季节里，它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专门觅食。一组研究人员对乡村织布鸟进行了不懈的追踪，结果发现它们花在觅食上的时间其实非常少，在长达8个月的筑巢季节里，根本没有观察到雄性织布鸟有任何专注的觅食行为，而是一直在聚精会神地筑巢。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筑巢季节，食物很丰富，织布鸟只需偶尔觅食，比如，在搜寻筑巢材料时，会从空气中捕捉高能量的昆虫 以及找到各种各样的谷物。
在冬季那几个干燥的月份里，昆虫消失殆尽，织布鸟不得不比筑巢时更辛苦地工作，才能找到食物。这个时期的表现决定了谁能活到下一个季节。换句话说，在自然选择过程中，有机体在最难时刻的适应能力是最主要、最残酷的驱动力。但问题是，有些生理特征（比如，织布鸟不挑食，无论找到什么食物都能吃下去）在最艰难的时刻或许有利于保障有机体的生存，而一旦食物充足的时候，却可能会出现问题。
有一种鸟叫雀形目鸟，经常在花园里的自动喂鸟器中觅食，却能保持小巧的体型。对此感到好奇的研究人员发现，尽管这些鸟经常吃得很多，但它们已经进化出了控制体重的生理机制（其中并不包括限制食量）。他们指出，当食物充足时，雀形目鸟会通过提高唱歌、飞行和其他日常行为的强度去加强锻炼，这与人类通过运动或跑步消耗能量的方式非常相似。
作为织布鸟最喜欢的季节性食物之一，谷物让我们从侧面思考人类自身的行为。在我们的想象中，种植谷物是人类的独特行为，也象征着人类与工作关系的两个交叉点：一个是种植粮食，另一个是在大城市协同工作。
* * *
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狩猎采集者家园，还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给自足模式”。这种模式是白蚁开创的，比人类开创自给自足的农耕模式还要早3000万年。
这种古老“社群”的标志性建筑是数以百万计的“高层巢穴”，每一座都包含内部气候条件控制很好的“公用区”、“农场区”、“育蚁区”和“蚁王蚁后专用区”，所有这些区域都通过精心维护的“道路网络”相互连接起来，可谓四通八达。无数只白蚁把卡拉哈里沙漠里面那些金色、白色和红色的沙子当作“水泥”，筑造了这些“建筑”，有些建筑的历史已经多达数百年之久了，最高的有两米，不规则地直冲天空，其优雅程度恰似安东尼奥·高迪（Antonio Gaudi）设计的巴塞罗纳圣家族大教堂的塔尖。
与巴塞罗那等城市相似的是，这些类似城市建筑群的巢穴中也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无眠者”，它们各有各的工作要做。这些白蚁虽然体型比人类小得多，却具有强烈的“职业道德”，劳动起来非常卖力，即便最勤奋、最雄心勃勃的人也无法效仿。这些白蚁不眠不休地劳动，直到死去的那一刻才会停止。
由于常年生活在巢穴中，白蚁视力严重退化，也没有翅膀。大多数白蚁都类似“工蜂”，需要做繁重的体力劳动，负责建造和维护“城市”的核心结构，确保整个“城市”的气候控制系统保持最佳运行状态，并为负责其他工作的白蚁——兵蚁、蚁王、蚁后——提供食物、水和伺喂服务等。它们还负责管理巢穴所依赖的“真菌农场”。“真菌农场”就位于蚁后房间的下面，是白蚁生产食物的地方。每天晚上，工蚁离开巢穴去寻找食物，当它们的内脏里装满草和木屑后才会返回，回到巢穴时就进入这个“真菌农场”。在那里，它们把部分消化的草和木屑排出来，然后把它们塑造成迷宫一样的结构，这些结构里有真菌孢子，只有在温度调节合适的黑暗蚁穴内部才能茁壮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真菌会溶解草和木屑中坚韧的纤维素，将其转化为白蚁易于消化的高能量食物。
相似地，兵蚁也“目光短浅”，只是一心关注自己的“工作表现”。一旦出现入侵警报（以信息素信号的形式在白蚁间传播），兵蚁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循着警报的方向冲到前线，宁愿牺牲生命去保卫蚁穴。这些城邦式的蚁穴面临很多敌人。蚂蚁是一个频繁、持久的掠夺者，它们同样轻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唯一的策略就是通过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来战胜体型更大的兵蚁。白蚁的敌人还有体型更大的动物，包括穿山甲（从头到脚都覆盖着一层盔甲）、长舌土豚（别称“食蚁兽”，拥有很长的舌头、肌肉发达的前半身和锋利的爪子，能够撕裂硬如岩石的蚁穴围墙，仿佛围墙是纸糊的一样）以及大耳狐（拥有超强听力，能够发现晚上离开蚁穴寻找材料的白蚁）。
蚁穴中还有专门负责繁殖的蚁王和蚁后。如同其他白蚁一样，它们也忠诚地扮演自己特定的角色。它们的体型比兵蚁大很多，唯一的工作就是繁殖。在蚁穴深处的“房间”里，它们无须觅食或劳动，而是受到娇惯，过着单调乏味的交配生活，蚁后能产下数百万枚受精卵。生物学家认为，除了繁殖角色以外，蚁后或许还要扮演类似帝王的角色。正是蚁后掌管着工作分配，通过分泌信息素（信息素能够抑制或催化基因），以不同方式传达给工蚁、兵蚁以及未来的“王室”。
像这种善于修建土堆和蚁穴的白蚁，在南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很常见。白蚁之所以能成功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们通过修建蚁穴改变了生存环境，适应了自身需求。在进化过程中，白蚁的祖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走上复杂的“社群主义”道路是很难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之所以形成今天的生活方式，并非因为基因突变将其变成了具有公德心的建设者，为了报答一对“王室夫妇”的恩惠，愿意为了保护蚁穴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相反，这是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它们对蚁穴所做的每一次重大设计与调整，都会改变它们面临的物竞天择压力，从而塑造它们的进化之路。反过来，它们在进化压力下形成的新特征也会引发对蚁穴进行额外的调整，从而创造一个反馈回路。这个反馈回路将它们的进化史同它们根据自身需求而改变环境的工作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种错综复杂、世代重叠的群居物种里面，个体之间协同工作，以保证自身的能量和繁殖需求。个体通常做不同的工作，有时甚至为了团队利益而牺牲自我。我们将这类物种描述为“真社会性”（eusocial），而不仅仅是“社会性”（social）。“eu”这个前缀来自希腊语“ ”，意思是“真正的、完全的”，用于突显这些群居物种明显的利他主义。
真社会性在自然界中很少见，即使在其他昆虫中也是如此。所有的白蚁物种和大多数蚂蚁物种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群居的，但只有不到10% 的蜜蜂物种具有真社会性。在成千上万的黄蜂物种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具有真社会性。在昆虫世界之外，真社会性就更少了。有证据表明，真社会性的海洋动物只有一种，即鼓虾，这种动物更为人熟知的是其虾钳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发起攻击，但除此之外，它还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群居生活方式。虽然一些具有高度群居特征的哺乳动物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社会性，比如卡拉哈里沙漠的非洲野犬过着密切的群体生活，它们的每一个群落里面，都有一只能够繁殖的雌犬，其他非洲野犬为了这只雌犬而合作狩猎，但它们往往算不上真社会性物种。除了人类之外，哺乳动物里面只有两个物种算得上真社会性物种：一个是东非的裸鼢鼠，另一个是卡拉哈里沙漠西部的达马拉兰鼹鼠。这两种地下生物经过进化，都可以在自己大幅改造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如同白蚁一样，在鼹鼠的聚居地也只有一对鼹鼠负责繁殖后代，而且内部存在不同等级。大多数群居的鼹鼠注定要像“工蜂”一样毕生都在觅食，养活自身和那对专门负责繁殖的“鼠王与鼠后”，建造和维护鼠穴基础设施，并驱赶捕食者（或先被捕食者吃掉）。
人类总是在自然界中寻找自身行为的类比。事实证明，当人类在谈论劳动道德时，往往把群居昆虫当作一个丰富的隐喻来源。因此，《新约全书》教导懒惰的基督徒说：“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 现在，人们经常提起白蚁的勤劳或蜜蜂的忙碌，但事实上，直到欧洲启蒙运动以及后来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人们才开始经常引用支配自然选择的科学规律（并认为这个规律是最重要的），以便为自身行为寻求解释或进行辩护。关于自然选择，生物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了“适者生存”。这个描述虽然雄辩有力，却笼罩着一种不幸的色彩，引起了极大关注，人们逐渐将这种观点视为自然选择的咒语。
* * *
1879年，赫伯特·斯宾塞哀叹：“滥用词语导致误导思想的情形何其常见。”他提出的“适者生存”本来是描述“文明人”的伪善，这些人往往对他人毫无人性，却滔滔不绝地斥责他人的野蛮。但这句话后来被频繁引用，成了他知名度最高的一句名言。这句话在当时就成为达尔文进化论一个非常流行的标志性用语。
很少有像“适者生存”这样遭到滥用并误导思想的词语。如今，“适者生存”被反复引用，为企业兼并、种族灭绝、殖民战争等事件辩护。虽然斯宾塞认为人类在动物世界中占据着顶端的位置，但他创造这句名言的初衷并不是说最强大、最聪明和最努力的生物体注定要成功，而是说那些在缓慢进化过程中能够做出最佳调整，适应某个特定环境的生物体将会茁壮成长，那些自我调整能力差、不太适应环境的生物体将会处于弱势。因此，对斯宾塞而言，跳蚤寄生在狮子耳朵上、牛羚在狮子面前吃草、狮子在没有任何愧疚的心理负担下咬烂牛羚的喉咙……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适应周围环境，而它们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就这样，斯宾塞不经意间把进化描绘成一个类似残酷搏斗的事情，但他依然相信生物之间为争夺能量而展开的竞争，类似大街上的商店为争夺顾客和现金而展开的竞争。他与达尔文的一个区别在于，他认为有机体在进化过程中获取的特征能够遗传给后代，因而进化堪称一个物种不断进步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会导致物种朝着更复杂、更先进的方向发展，因为它意味着适应能力强的物种逐步淘汰适应能力弱的物种。这就意味着他强烈赞同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理念，同时猛烈抨击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因为他相信这两种制度扼杀了人类的繁荣发展，而且更糟的是，为“弱者的幸存”提供了人为的支撑。
达尔文也相信围绕能源的竞争在他所谓的“生存斗争”中居于核心地位，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进化的唯一驱动力。他坚持认为，性选择意味着许多物种“根据各自的美感标准” 进化出了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炫耀性特征。他还坚持认为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适应”也是塑造自然选择的一个因素。比如，他指出大多数植物如何依赖鸟类、蜜蜂等生物授粉或者播撒种子，寄生虫如何依赖于宿主，以及食腐动物如何依赖于猎人。
他在《物种起源》中解释说：“关于啄木鸟和檞寄生，我们极其明显地看到了这种美妙的相互适应；关于附着在兽毛或鸟羽之上的最下等寄生物，关于潜水甲虫的构造，关于在微风中飘荡着的具有冠毛的种子，我们只是稍微不明显地看到了这种适应。简而言之，无论在任何地方和生物界的任何部分，都能看到这种美妙的适应。”
* * *
进化决定着生态系统中不同生物体的命运。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60多年来，我们对进化的理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当达尔文写这本书的时候，人们都不了解基因遗传的分子机制，不了解细菌等微生物之间持续发生的无数次相互作用（如今，我们知道，在地球上的生物总量里面，微生物所占比例远远超过所有活着的动物所占比例），而且也不了解那些彼此之间起初似乎没有关联的物种，为了生存或繁殖可能会间接地相互依赖。
因此，生物学家对生态系统的描述里面，除了描述白蚁等不直接相互竞争的物种之外，还描述了物种间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庞大动态网络。这些关系以三种形式出现：共生（mutualism，两种不同生物之间形成紧密、互利的关系）、共栖（commensalism，两种生物共居，一方受益，另一方不会因此蒙受损害，前者称共栖者，后者称宿主）以及寄生（parasitism，一种生物生活在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表，并从后者摄取营养，以维持生存）。一些研究人员进一步提出，在进化过程中，主动避免竞争或许如同主动竞争一样，也构成了物种进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避免竞争会驱动自然选择吗？毫无疑问，斯宾塞和达尔文的观点受到了自身处境的影响。他们都是富有的、成功的男性，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心脏地带，而且在当时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怀疑整个人类世界的活力之源就是个人、城镇、企业、种族、文化、城邦、王国、帝国之间的竞争，甚至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
虽然很多人把竞争视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但最奇怪的一个事实或许是，在言之凿凿地做出一番冷酷咆哮之后，大多数企业和商人的运作方式却更类似现实中的生态系统。比如，所有大型组织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像白蚁那样高效运作；大多数商业领袖致力于同原料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及客户建立互利双赢的关系；即便在最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国家，也存在一整套反垄断法，以防止企业之间发生“过度合作”，比如相互勾结、建立卡特尔等垄断组织以及做出其他“反竞争行为”。
然而，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被经济学家、政治家和自由市场支持者讽刺的达尔文主义，同今天生物学家思考自然界有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方式并无太多共同点。同样清楚的是，正如忙于筑巢的织布鸟给我们的提醒一样，尽管寻求能量的成败往往能够塑造多个物种的进化轨迹，但动物的很多特征和行为是难以解释的，这些特征和行为很可能归因于季节性过度丰富的能量，而非归因于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这一思路或许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人类——最善于挥霍能量的物种——还要如此努力地工作。
第三章工具和技能
织布鸟和白蚁都不算特别有目的性的生物，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它们虽然能够筑巢或修建空气流通良好的大型蚁穴，但在着手之际都不可能具有清晰的愿景，不知道自己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对于很多物种而言，要将其行为的“目的性”与“合目的性”区别开来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们能够有意将周围的物体改造成工具，然后利用这些工具完成各种工作。
15种无脊椎动物、24种鸟类和4种非灵长类哺乳动物（包括大象和虎鲸）都有使用工具的记录。人们研究最多的是经常在各种任务中使用工具的22种猴子和5种类人猿，因为在这些物种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人类自身的影子。
到目前为止，智人是生命史上最多产、最专业、最多才多艺的工具制造者和使用者。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需要用到某种工具，并且发生在我们以某种方式改造过的空间里。人类现在获取的大部分能量，除了用于维持体能和繁衍后代之外，都消耗在使用工具来改变和改造周围世界上了。
在漫长的工作演变历史上，我们祖先做的很多事情都堪称重要的里程碑，但我们并不仅仅依靠这些事情来理解我们的祖先做了什么工作，以及这些工作是如何反过来影响人类进化的。从显微外科手术到砖石建筑，智人掌握的很多技能都以基因的形式，存储在我们的手、胳膊、眼睛、嘴巴、身体和大脑里面。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在生理上和神经上都是祖先所做工作的产物，而且还意味着作为个体，我们的进化是通过自己所做的工作来逐步塑造的。我们祖先的骨骼化石也是这个故事中的重要里程碑。
基因组和考古证据表明，可以明确识别的现代人种群已经在非洲生活了至少30万年。但通常很难分辨出古人类的某一套骨骼究竟是属于我们的直系祖先，还是属于某个后来在进化长河中消失的相关种群。古人类学家仍然非常确信，我们所属的智人种群同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海德堡人或另一个更古老的血统——大约在30万到50万年前的“先驱人”。海德堡人的祖先是生活在60万至80万年前的直立人种群，直立人种群的祖先是190万年前的能人种群，而能人种群的祖先大概是25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属。南方古猿看起来像是黑猩猩和懒散的少年智人的混合体。但是如果你把一名年轻的海德堡成年男性打扮一下，让他穿着牛仔裤、T恤和鞋子，用帽子遮住眉毛上方凸出的额头，那么当他在大学校园漫步时，除了偶尔吸引好奇的目光之外，并不会引起广泛关注。
从石器和其他碎片化的物件中推断祖先的生活和行为需要一些想象力。此外，要推断出他们获得的许多认知和肢体技能，比如舞蹈、唱歌、寻路或跟踪（这些技能在考古记录中几乎没有留下明显的物质痕迹），也需要一些想象力。最能激发考古学家想象力的古代工具，或许就是人类历史上使用最广泛的石制工具——阿舍利手斧（Acheulean hand-axe）。
* * *
在索姆河下游阿布维尔镇附近的采石场，挖掘砾石的采石工们已经学会了仔细听法郎叮当作响的声音。一旦出现了这种声音，就表示阿布维尔镇海关的关长雅克·布歇来了。布歇厌倦了白天的工作，会来到山谷的碎石坑里寻找有趣的古董，希望能揭开古代世界的一些奥秘。他在山谷里找到了快乐和目标。这已经成了他的一大人生乐趣。
布歇对采石场的例行考察始于1830年。那年，他在挖掘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块燧石，大小是人的手掌的两倍，有两个对称的、微微凸起的面，加工粗糙，呈泪滴状，边缘有利刃。他把这块燧石展示给采石场工人时，他们立刻认出了它，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猫舌”，他们偶尔也会在沙砾中发现类似的石块，而且旁边通常还有古老的骨头。工人们通常会不假思索地将这种“猫舌”丢弃。工人们说，只要布歇愿意拿出一点法郎聊表谢意，他们就愿意把挖到的“猫舌”给他留着。不久之后，一些工人竟然能熟练地仿造“猫舌”，以便在这位海关关长来访时多要几个法郎。
之后十年间，布歇收集了大量燧石，其中许多并非工人仿造的。他相信，这些近乎对称的形状并非天然而生，而是被古人类刻意打磨出来的，这些古人类应该与碎石坑里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生活在同一时代。
布歇并非第一个对这些石头从何而来感到好奇的人。古希腊人也发现过一些形状奇特的石头，但无法弄清起源，于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它们是“雷石”，即“众神之神”宙斯发射到地球上的闪电球爆炸后留下的物体。
1847年，布歇在三卷本的大部头著作《凯尔特人与更新世以前的文物》（Les Antiquites Celtiques et Antediluviennes）中提出了他的理论，认为“猫舌”是早已灭绝的古人制作的。令布歇失望的是，他的著作遭到贬低，被视为业余的拙劣描述和古怪理论的大杂烩。比如，查尔斯·达尔文认为布歇的著作是“垃圾”， 法国科学院的许多知名人物也有同样的看法。但布歇的书还是说服了该科学院的一些成员，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年轻的医生——马赛尔–杰罗姆·里格罗特（Marcel-Jérôme Rigollot）。里格罗特亲自研究了这些“猫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里格罗特采取了布歇的策略，在索姆河下游到处“骚扰”采石工，让他们一旦发现这种石头，就立即告诉他。但他与布歇有一个不同之处：他要亲手把这些石头挖出来。
到了1855年，里格罗特已经孜孜不倦地记录了数百个“猫舌”的发掘情况，其中许多是在法国北部城市亚眠附近的圣阿舍利村外面的一个采石场发掘的。许多化石都是在未变动的岩层中找到的，其中也有古代大象和犀牛的遗骸，这让里格罗特确信这些化石来自古代。
如果布歇今天依然在世，他可能会伤心地得知，正是得益于里格罗特的仔细记录（而非他的发现），这些“猫舌”今天才广为人知，被称作“阿舍利手斧”、“阿舍利两面器”，或者一个不是很有启发性的名字“大的切削工具”。如同布歇向采石工展示的那件一样，这些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使用的石器通常是梨形或卵形，有锋利的边缘，两个凸面大致对称，打磨得很好。有些阿舍利手斧的大小和形状类似祈祷时合在一起的双手，而大部分都是人手的两倍大，非常重，比一个采石场工人握紧的拳头还要厚。
从那时起，阿舍利手斧一直让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感到困惑和沮丧。
阿舍利手斧
* * *
阿舍利手斧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困惑，是因为它们几乎肯定无法被用作手持的斧头，因为尽管这些东西看起来坚固锋利，能胜任切削工作，但是一旦拿在手里，马上就会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即它的边缘非常锋利，头部很尖，找不到发力点，一旦用力按压，锋利的边缘就会切入手指或手掌。这意味着如果你试图用它劈开一根圆木或打碎一根厚实的、充满骨髓的骨头，那么你的手就会被割伤，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握住任何东西。
正如阿比维尔的采石场工人通过反复试验发现的那样，仿造一把阿舍利手斧并非特别困难。考古学家们经常重复这种方法，很多考古学和人类学学生在大学课堂上尝试这种方法时弄得指关节流血，但没有人知道它们确切的用途。如果手斧非常稀少，那么我们可能会搁置这个谜团，但如今发掘出来的手斧太多了，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它们是直立人的必备工具。除此之外，很难得出其他结论。
直立人及其后代在150万年的时间里不断制造这种工具，使它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久远的工具，这个事实为阿舍利手斧增添了一种神秘氛围。最古老的阿舍利手斧来自非洲，是160万年前制造出来的。离今天最近的阿舍利手斧只有13万年的历史。这些工具最早可能是由直立人制作的，而智人、尼安德特人等具有复杂认知能力的原始人类则在这方面更胜一筹。虽然在150万年的时间里，手斧制作技艺逐渐提高，但他们的核心设计和技术基本上没有改变。
即便最基本的阿舍利手斧，也比第一个广泛使用石器的时代（古生物学家称之为“奥尔德沃时代”）的粗糙工具有了显著进步。奥尔德沃时代石器的最古老样本发现于坦桑尼亚的奥尔德沃峡谷，距今大约有260万年之久。“能人”这个名字的起源就与奥尔德沃时代的工具密切相关，但要制作阿舍利手斧那样相对精湛的石器，似乎只有脑容量较大的直立人才能做得到。直到近些年，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奥尔德沃人的石器代表着我们祖先首次系统性地将岩石打造成能够直接使用的工具，但现在有一些初步证据表明南方古猿属也是业余石匠。2011年，研究人员在东非大裂谷图尔卡纳湖附近寻找阿舍利手斧样本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批粗糙的石器，他们估计这些石器的年代比之前发现的石器要早70万年。
制作奥尔德沃时期的工具需要一些技巧。即便如此，它们中的大多数看起来就像石头被敲碎后形成了有用的尖头或锋利的边缘。它们看起来不像是为了实现一个清晰愿景而精心打磨的产物。相比之下，制作阿舍利手斧是一个复杂过程，分为多个阶段。它需要找到一块合适的石头，而不是随便找一块石头，然后用一个重的东西将石头锤出一个接近卵形的核心石块，然后再用小一点的锤头，辅之以不那么坚硬的骨头或角锤，逐步地打磨和塑造它的表面及边缘。在每一处发掘点，几乎都有数量可观的手斧，其中不乏数以百计的手斧残品，每一个残品都有锤击位置不准或锤击力度过大而造成的致命缺陷。这些残品无声地见证了制造一把手斧所需的技能。
一些人类学家推测手斧本身并非用作工具，而是一整块形状不规则的岩石，每当需要切割东西时，就从上面切削下来一块边缘锋利的薄片，非常方便。久而久之，切削的岩石薄片过多之后，岩石就成了具有一定美感的、对称的手斧形状。但手斧边缘的磨损表明，尽管它们很笨重，但直立人很可能不仅仅将其用于切削锋利的薄片，还用于做其他事情。因此，大多数考古学家勉强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虽然手斧看似笨重、不实用，但它就像阿舍利时代的瑞士军刀一样，或许被用于做不同的工作。
* * *
由于没有任何直立人明确地向我们展示如何使用手斧，因此，手斧注定要成为考古领域的一个未解之谜。但我们或许可以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隐形考古材料找到另一个视角去研究这个谜团。所谓“隐形考古材料”，是指我们的祖先用木材之类的有机材料制成的工具和其他物品，如今这些物品已经腐烂，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狩猎采集者需要向远方迁徙，这种流动性要求他们从一个营地前往下一个营地时不能携带太多沉重的物品。这是他们形成节俭文化的一个原因。他们制作的大多数工具都是由轻质、有机、易加工的材料制作而成的，比如木材、植物纤维，或者动物的皮、角、肌腱和骨头。大约800年前，铁器开始通过定居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的农耕部落传入，在此之前，像朱/霍安西这样的部落使用粘有树胶或安装尖状骨片的石片作为箭头，使用石片进行切割。换句话说，石头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但尽管如此，也只占他们工具库的一小部分。与20世纪的狩猎采集者相比，我们的祖先从南方古猿时期到海德堡人时期制造的工具虽然少得多，但这些工具中的大部分很可能都是由木材、草类和其他有机材料制成的。
在20世纪的狩猎采集部落中，有一种特殊的工具是无处不在的，即挖掘棒。朱/霍安西部落制作这种工具的原材料是卡拉哈里沙漠中常见的阔叶树那粗大笔直的枝条。它们通常长约1米，顶部磨出一个倾斜25度的面，形成一个扁平的尖头，然后放在热腾腾的沙子里面，利用沙子的温度进行“锻造”，以提高其韧性。顾名思义，挖掘棒是挖掘根茎的得力工具，尤其是在非常紧实的沙堆里。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用作辅助走路的手杖、在荆棘丛中开辟道路的工具、长矛、棍棒或抛射物体的工具。
即使没有考古证据，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基础的工具——一根结实、锋利的棍子，而不是手斧——是人类进化史上最经久不衰的技术。考虑到塞内加尔大草原上的黑猩猩使用小的、故意磨尖的棍子去猎杀灌丛婴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系统性地使用磨尖的棍子比石器出现得还早。
朱/霍安西部落猎人的工具（自左至右）：棍棒、矛枪、跳兔猎钩、毒箭、挖掘棒、弓
有机物质当失去生命，暴露在自然环境中时，会有氧分解，各种食腐动物、昆虫、真菌和细菌会加速分解过程。死亡动物的软组织总是先分解，就连大象死后，皮肉也会在几天内腐烂，骨头也会被鬣狗咬碎。在非常适宜、干燥的环境下，木质素（赋予木材力量的物质）可能需要几百年才回归尘土，而大骨架则需要几千年。但在潮湿的环境下，木头和骨头会迅速腐烂。当死去的有机物困在缺氧的环境中时，比如被黏糊糊的泥浆封存住，则通常需要更久才能分解，但到最后，肯定也会被某些厌氧酸分解，产生一种叫作醋酸菌的微生物。
1994年，德国下萨克森州文化遗产管理局的考古学家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者是舍宁根附近某个露天煤矿的地质工作者。他们报告说发现了一处似乎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矿藏。结果证明，这些地质工作者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接下来的4年里，这个管理局的工作组挖掘出了20具古代野马的尸骨，以及一些早已灭绝的欧洲野牛和赤鹿的骨头。一些骨头上有一些远古掠食者留下的咬痕，但研究小组更感兴趣的是，许多骨头也显示出人类屠杀动物的明显证据。考古学家从马骨堆里面找到了9根保存完好的木制长矛，其中一根还嵌在马的骨盆中。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他们还找到了某种挖掘棒、长矛和一些小的石制配件，其中有几个看起来像是专门跟长矛搭配使用的。
起初，考古人员根据这些保存完好的木制文物，判断这些沉积物的历史不太可能超过5万年。但之后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表明，它们可能在30万至33.7万年前的某个时候被遗弃在湖泊的淤泥之中，这使它们比当时发掘出来的任何木制文物都要古老得多。 附近有一个白垩矿场，这就意味着淤泥里面的碱性太强，醋酸菌无法发挥作用。
尽管它们在泥土的重压下已经部分变形，但制作它们的技术和经验是不容置疑的。每一根长矛都由一根云杉树的笔直的树枝制作而成，经过小心翼翼的切削、刮擦和打磨，每一端都有逐渐变细的尖头，中间部位相对较粗。不仅如此，每根长矛的重心都位于矛杆的前三分之一位置，类似现代运动员使用的标枪。
考古学家对这些长矛的空气动力学特征感到好奇，便制作了一些复制品，请一些国际水准的标枪运动员来试一试。运动员投出的最长距离是70米 , 在1928年之前的任何一届奥运会上，这个距离都足以赢得金牌。
经过4年的挖掘和分析，负责舍宁根考古发掘工作的下萨克森州文化遗产管理局考古学家哈特穆特·蒂米（Hartmut Thieme）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狩猎与处理动物尸体的地点，而且制作这些长矛的尼安德特人很有可能建立了非常复杂的社会形态。
具有30多万年历史的长矛并不意味着人类制作工具的技术跨越了新的创新门槛。同时代的许多人工制品表明，当时许多人已经掌握了阿舍利手斧的制作技术。但这些长矛依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象征着传统的木工技术已经得到了高度进化。我们之所以参照石器工艺来定义人类技术史上最长的时代，是因为石头最耐用，但石器最多只能让我们对我们祖先的一个方面形成大致的了解。
在直立人可用作工具的所有有机材料中，只有骨头、象牙和贝壳的耐磨性足以维持几千年。在东亚，蚌壳被直立人用作切割工具，而且纵观世界，只有东亚地区的直立人对敲打出无穷无尽的手斧没有兴趣。一些证据表明，大约150万年前，在南非一个名叫斯瓦特克朗（Swartkrans）的地方，人们开始用骨制工具撬开白蚁蚁穴顶端的土堆。除此之外，只有极少的证据表明，直到大约30万年前，人们才开始偶尔利用大象骨头制作手斧，系统性地将骨骼改造成工具。 之所以证据很少，可能因为骨头比石头更容易降解，而且使用骨头制品的过程中会带来磨损，从而加速它们的分解。也可能因为骨骼数量丰富，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且是现成的，不需要重新加工就能直接拿来用。任何一种动物的胫骨都可以做成一根轻便的棍棒，可以改造成一个简单的锤子、捣碎器或锤击器。比如，从家禽身上取出的肋骨无须进行加工，就能用于撬开蜗牛壳。又比如，《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发现，驴的下颚骨可以用来攻击敌人。再比如，当为了寻找骨髓而敲碎一块未经烹煮的大骨头时，人们就会发现当骨头断裂时，往往会产生一系列致命的、锋利的、坚硬的尖端和边缘，这可以用来刺穿或切割其他物体。
* * *
除了少数几天被雷雨浇透之外，南非北部开普省的小镇卡图（Kathu）通常会蒙上一层薄薄的灰尘，其中大部分灰尘是从小镇外面一个大型露天铁矿飘过来的。最早耗费时间和精力从红土中挖掘富铁矿石的人，并非那里的矿工。早在数十万年前，就有人在这里做着同样的事情，那时还没有人想到铁矿石可以被开采、提炼、熔化，然后制成多种多样的有用物品。最近，考古学家们也一直在这里挖掘，主要集中在一个后来被他们命名为卡图潘（Kathu Pan）的地方。
在过去几十年间，卡图潘见证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考古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那里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证明晚期的直立人，也可能是海德堡人，能够用石头和木头制作精巧的复合型工具，而直到前些年人们还认为这种技术是在4万年前才发展起来的。
然而，与复合型工具的证据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遗址中发现的一件更古老的物品，考古学家给它取了一个不怎么富有想象力的名字——“卡图潘手斧”。在它的发现地点附近还有很多大象的齿板，而这种大象如今已经灭绝了。这种手斧很可能是在75万到80万年前由直立人制作的。这把特别的手斧由闪闪发光的虎纹石打造而成，形状像一滴泪珠，与在卡图潘发现的其他诸多制作精良的手斧完全不同。其他的手斧都是实心、实用和粗糙的，而这一把的制作工艺非常精湛，从底部到顶端长约30厘米，最宽处约10厘米，是一件高度对称、均匀和精致的手工艺品。如果一个熟练的石匠用十来次敲击就能制作出一把普通的手斧，那么这把手斧就需要数百次精准而熟练的敲击。
卡图潘手斧的制作原因和用途一直是未解之谜，但它宛如一首雄辩的诗，赞美着制作者的精湛技艺。手斧上的每一个凹痕不仅表明它的制作者曾经用手指去感知其布满曲线的、凸起的斧面的对称性，还见证了其成型之前，从铁块上面锤掉的无数个石头薄片。
* * *
不管给大猩猩或黑猩猩提供多少次练习机会，它们都不太可能锤击出半个像样的普通手斧，也不用说制造出像“卡图潘手斧”那样优雅的手斧了，更不可能写一本书或弹一首像样的钢琴独奏。相比之下，智人能够掌握一系列非凡技能，而一旦掌握了这些技能，就会伪装成本能。比如，一个成功的钢琴家无须有意识地思考手指的顺序，就能将大脑中的旋律弹奏出来，变成音乐。再比如，一个娴熟的足球运动员无须有意识地思考复杂的机制，就能自发地将球踢进40米外的球门。
充分掌握一项技能，并使其达到近乎本能的程度，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首先必须学习基础知识，通常是通过指导、模仿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然后，在它成为第二天性之前，必须经过多年实践。获得技能还需要精力、灵活性和认知处理能力，以及一些无形的素质，科学家在讨论这些素质时要比诗人谨慎得多，包括毅力、欲望、决心、想象力和雄心。
智人获取和掌握的各种技能，包括以极高的精准度射箭或进行显微手术，都融入了我们的手、胳膊、眼睛和体型中。我们不仅是祖先所做工作和所获技能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生来就是要工作的，我们在一生中也逐渐被所做的不同工作塑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祖先对工具的依赖不断加强，这就迫使他们的身体朝着更适合制作和使用工具的方向进化，从而改变了他们的进化轨迹。“能人”种群为了将岩石和其他物体制作成有用的工具，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显著遗产就是一双能够穿针的手，能够抓握和操纵物体的对生拇指，能够做出精确投掷动作的肩膀和手臂，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物体间距的双眼，以及能够将这些特质融合在一起的精湛运动技能。
但使用工具带来的最重要、最深远的生理学遗产体现在神经学方面。
与阿舍利手斧相比，我们头骨内部那些白灰相间的褶皱要神秘得多。虽然今天的智能机器可以跟踪、分析和绘制每一个刺激神经元或神经突触的电脉冲，但与心、肝、肺相比，由于大脑内部的这些组织更顽固地守护着自己的秘密，我们知之甚少。即便如此，仅有的证据也足以证明我们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不仅塑造着我们的大脑，而且从中获取的技能，比如制作和使用工具以及解读沙地上的足迹，都改变了我们的祖先在自然选择中面临的压力，从而影响其进化过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妨考虑下面这个事实：我们的祖先通过使用工具和火获取了充裕的能量，本可以将大部分能量用于使自己逐渐变得更高大、更强壮、跑得更快或长得更美，而他们却利用这些能量去形成、改造和维系一个更大、更复杂、更有适应能力的大脑，并重组我们的身体，使其能够容纳体积异常大的神经组织，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进化过程。
就衡量动物的一般智力而言，大脑体积与身体的比例是一个有用而粗略的指标。比如，任何物种的一般智力与新皮质（新皮质是哺乳动物最发达的一种神经学特征）的大小、形状和褶皱存在宽泛的对应关系。但从获取技能的角度来看，最有趣的是我们在童年期、青春期及之后经历的一系列神经转换（neurological transformation）。这些神经转换使得我们的身体与周围世界的互动重新改变着我们的神经结构。
* * *
大多数动物经过几代的自然选择，会进化出一系列高度专业化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利用特定的环境。我们的祖先通过逐渐变得更具适应性、更多才多艺来缩短这一过程。换句话说，他们变得更加善于获取技能。
大多数哺乳动物在出生后不久就能独立行动，如果人类没有为开展科学研究或制作高端肉排而用鱼叉捕获鲸鱼或其他鲸类动物，那么后者的寿命堪比人类，而且它们天生善于游泳。大多数有蹄类哺乳动物都会走路；所有灵长类动物（除人类之外）的幼崽从离开母亲子宫的那一刻起，就能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背或脖子。相比之下，智人的新生儿是无助的，如果他们需要身体接触，就必须被抱着，他们的特点是连续多年几乎完全依赖成年人的照顾。刚出生的黑猩猩的大脑体积接近成年黑猩猩的40%，但在一年内就会增长到成年黑猩猩的80%。刚出生的智人的大脑体积大约只有成年后的四分之一大小，直到青春期才开始接近成年人的大脑体积。从一定程度而言，这是一种适应力的表现，使它们易于通过产道离开母亲的子宫。另一个原因是，智人新生儿的大脑为了发育完善，更多地依赖丰富的感官环境，而不是温暖安全的子宫。
智人的新生儿不仅感到无助，其大脑也是一片空白。婴儿期是大脑发育最快速的时期，因为他们出生后，会从外界环境中接受听觉、嗅觉和触觉的刺激，数周后还会受到视觉的强烈刺激。这种丰富的感官刺激环境会促使婴儿的神经元不断发生连接，连接部位就是所谓的突触。突触决定着人的学习能力，数量越多，密度越大，人的学习能力就越强，智力水平也就越高。这些突触还能帮助婴儿从混乱的感官刺激中过滤出有意义的信息。这一过程从童年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早期，到青春期早期，突触数量是出生时的两倍，大脑不断被幻想（通常是荒谬的想象）激发。这一时期获得的基本技能在后来的岁月中就成了直觉的、本能的技能，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在青春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逐渐消耗大量在婴儿期和童年期形成的突触，经常受到刺激的突触被巩固并保留下来，反之则会被修剪，直至消失。所以，当我们步入成年期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突触数量仅剩青春期时的一半。突触修剪、消失的过程对成人大脑发育的重要性不亚于之前突触大量生长，因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未充分利用的突触连接萎缩和死亡，大脑实现自我精简和进化，以便更好地满足环境需求，将能量集中在最需要的地方。
大脑受生活环境影响的过程并不会戛然而止。神经系统的重组和发育过程一直延续到成年期和老年期，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过程更多地是由突触萎缩和死亡驱动的，而不是由突触再生驱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物种在年轻时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可塑性会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抵触改变，为什么老了之后很难改掉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反映了自己的本性，为什么当别人的信仰和价值观与我们相冲突时，我们抨击别人是不自然的或不人道的。
* * *
那么，我们祖先的情况如何呢？他们也是年轻时可塑性强、年老时顽固性强吗？可塑性的变化是否能够解释为何我们祖先使用手斧的时间如此之长？
化石记录清楚无误地表明，在人类进化谱系中，大脑体积更大、新皮层更多的个体在进化过程中一直占据优先地位，但大约2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大脑却奇怪地开始萎缩了。我们无法根据仅有的化石去了解不同种属的祖先的大脑，在其生命中发育速度是快还是慢，未来的基因组研究可能会对此提供一些新见解。与此同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盯着神秘的手斧这样的东西，问自己为什么经过100万年的努力，我们的祖先在30万年前突然放弃了它们，转而使用一系列新技术制造出功能更多的工具。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我们不同种属的祖先曾经在基因层面受到束缚，不得不使用手斧这样的工具，就像不同种类的鸟在基因层面受到束缚，不得不使用特定的巢穴一样。如若果真如此，那么直立人和其他种属的祖先就是一边勤奋地制作手斧，一边在本能驱使下处于自动进化过程之中。在此期间，他们只是模糊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最终，大约到30万年前，他们不断进化的基因忽然跨越了一个关键的临界点，迎来了一个创新的新时代。
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不再将智力视为一般特征，而是将其视为人们在进化过程中为了应对不同压力和从事不同工作而进化出的不同认知特征的集合，那么，我们或许会发现另一种可能的答案。根据这个新视角，解决问题可以被视为人们为了应对某种压力而进化出来的一种智力形式。同样，抽象推理、空间推理、获取和吸收社会传播的信息等方面的能力都是智力的表现形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直立人可能会固执地坚持使用手斧，因为从一开始向他人学习的能力比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轻松。具有认知可塑性的生物，比如大多数陆地哺乳动物、头足类动物和一些鸟类，都是先学习固有的经验。但这种适应方式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它要求每个个体从零开始学习同样的课程，因而一遍遍地重复他们祖先的足迹，耗费能源，有时还会发生致命的错误。
但当它们同社群学习结合起来之后，可塑性的优势就会被放大许多倍，因为有益的社群学习行为，比如避开毒蛇或了解手斧用途，可以在没有成本以及风险最小的情况下实现代际遗传。
我们或许不知道直立人用手斧做什么，但他们自己肯定知道。当他们年轻的时候，通过观察别人使用手斧的情形，就会了解手斧用途。可以想象得到，直立人肯定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获得了许多其他技能。其中一些技能或许是技术方面的，比如制作一根好的挖掘棒、屠宰一具动物的尸体以及生火；另一些技能或许是行为方面的，比如学习追踪动物或者用温和的语言去安抚别人。
为了有效地传达一个想法，需要按照正确的顺序去组织语言。许多大猩猩和黑猩猩，比如加州明星“科科”，生活在人类主导的环境中，能够掌握数千个单词。长尾猴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信号，以警告不同类型捕食者的存在和位置。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南方古猿也拥有这样的大脑。但从发出准确的警告到唱情歌，堪称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如果要掌握一门语言，就要按照一系列复杂的语法规则把词汇组织起来。这就需要神经回路能够将感官知觉和运动控制结合起来，同时还需要具备遵循某个层级的能力，因为一个句子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其中的单词必须按照特定的顺序和层级呈现出来，所以，制作工具的过程需要遵循特定的操作层级。如果你不先做一个矛头，准备一根矛杆，并找到把它们绑在一起所需的材料，就无法制造长矛。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大脑内部某些离散的、高度专业化的脑区负责处理语言，这类脑区被称作“布洛卡区”（Broca’s area）。但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发现，“布洛卡区”也在非语言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制作和使用工具。 这就意味着与制作和使用工具相关的进化压力可能也促进了人类语言能力的早期发展。
* * *
乔治·阿米蒂奇·米勒（George Armitage Miller）生活在一个文字世界里。映入他眼帘的每一个东西以及他听到的每一句话，一连串的联想、同义词和反义词都会立刻映入他的脑海。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对语言和信息处理背后的认知过程很感兴趣，并在哈佛大学建立了认知研究中心。1980年，早在数字网络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前，他就推动了英语语义网络Wordnet的开发。目前，这个在线数据库仍在运行，详细记录了英语中大多数单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但在1983年的时候，他一直试图寻找一个词来描述生物体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作为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一书的粉丝，米勒相信薛定谔对生命的定义遗漏了一些重要东西。米勒坚持认为，生物体为了消耗自由能，必须先找到自由能，而要找到自由能，则必须有能力获取和解读与周围世界有关的信息，然后遴选有用信息，并采取应对措施。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在生物体获取的能量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借助感官寻找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处理，以便发现和获取更多能量。
米勒解释说，正如身体通过吸收自由能而生存一样，心灵也通过吸收信息而生存。
米勒没有找到一个词来描述吸收信息的有机体，因此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即“以信息为食者”（informavores）。他最初只是想把这个术语应用于像人类这样的“高等生物”，因为这种生物的神经系统和大脑需要大量能量，但现在很清楚，从原核生物到植物，所有生物都是“以信息为食者”。比如，水坑里面的细菌连用于思考的身体器官都没有，但如同植物的叶子为了捕捉阳光而变得弯曲一样，这些细菌能够吸收周围环境中的刺激信号，并做出回应，这些信号告诉它们周围环境中是否存在能量，如果存在，就去把它们找出来。
拥有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复杂生物体所获取的能量，大多涉及过滤和处理感官捕捉到的信息。然而，当某个信息被认为无关紧要的时候，通常会被立即忽略，而如果某个信息被认为非常重要，那么它通常会触发一个行动。比如，对于猎豹而言，当它看到容易捕食的猎物时，就会立刻让自己转换成捕猎模式，就像一只小羚羊看到猎豹的尾巴就会狂奔逃离一样。然而，许多物种不仅能对获得的信息做出本能的反应，还能像巴甫洛夫的狗那样学习，对特定的刺激做出近乎本能的反应。有些人还能将本能和学习经验结合在一起，然后选择如何应对。因此，当一头饥饿的豺狼遇到一头正躺在猎物附近休息的狮子时，它会先谨慎测试狮子的戒心和情绪，权衡从狮子猎杀的动物尸体上抢走一根带肉骨头的风险，然后再决定是否发起冲击。
凭借可塑性超强的新皮层和组织良好的感官，智人成了信息世界的暴食者。我们在信息获取、处理和排序方面拥有独特的技能，而且我们具有多才多艺的独特优势，能够利用这些信息塑造我们自身。如果我们被剥夺了感官信息，就像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一样，陷入黑暗的环境，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有时也会幻想一个信息丰富的虚幻世界，以满足我们内心对于信息的渴望。
我们的大脑并不需要把大量能量用于维持器官、四肢和其他身体部位的正常运转。我们头盖骨中绝大多数消耗能量的组织都致力于处理和组织信息。当我们仔细思考我们的感官收集的琐碎信息时，这些器官就会产生电脉冲，从而产生一定的热量。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就这些器官所做的工作而言，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当我们睡觉时，会做梦；当我们醒着的时候，会不断地寻求刺激和参加活动；当我们被剥夺了信息的时候，会感到痛苦。
大型灵长目动物的大脑在处理和组织信息方面完成了大量工作，这在动物世界中出类拔萃。在我们的进化史上，大脑发育中取得的每一次突破都表明我们祖先对信息的需求大幅增加，而且处理信息所消耗的能量也大幅增加。
因为居住在城市的人同其他地区的人互动频繁，因此，关于可塑性对人类进化的影响，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关注语言技能的发展，毕竟语言技能促成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并帮助个体游走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我们的祖先很可能只是在相对较晚的进化阶段才成为高度熟练的语言使用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处理非语言信息的技能。这些技能都是通过观察、倾听、触摸以及同周围世界互动而获取和发展出来的。
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者并不怀疑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性。比如，知道哪些植物是美味的，什么时候成熟，或者哪些块茎和瓜类含的水分足以维持一个猎人的生存，这些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当涉及打猎这类事情时，一些重要的知识可以通过一些词语来传达，比如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些毒箭甲虫的幼虫来给箭头涂抹毒药，或者哪种动物的肌腱最适合用于制作弓弦。但他们坚持认为，最重要的知识却不能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因为这种知识不仅存在于头脑中，还存在于身体中，永远无法用语言去传播。
当然，我们只能推测这些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其中很可能包括寻找路径、获得方向引导、理解具有潜在危险的动物行为和周围形势，以及判断和应对风险。而对于猎人而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能够从沙地上的动物足迹中推断出详细的信息，然后用这些信息去寻找猎物填饱肚子。
* * *
在黎明过后的几个小时里，卡拉哈里沙漠动物的足迹就像上百种不同字体和字号的字母一般，呈现出成混乱、连续、交叉的线条形状，点缀着沙漠。除了少数动物之外，夜晚是卡拉哈里沙漠大部分动物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早上，它们在夜间的冒险故事会在沙地上留下简单的痕迹，留给那些懂的人去解读。
随着太阳升得越来越高，地面上的树影变得越来越短，动物足迹就变得越来越难以看到和辨认。不过，对于一个善于追踪动物的猎人而言，这没什么。比如，当人们阅读某个字母或单词被涂黑的句子时，或者听到别人用陌生的口音说着熟悉的单词时，人们首先会借助直觉去推断，然后从之前就熟悉的那些词语中找到难以发现的线索。
对于狩猎采集的朱/霍安西部落而言，研究沙漠中的足迹是无穷无尽的乐趣之源。如同动物的足迹一样，人类的足迹也会被仔细观察，这样一来，在朱/霍安西部落中，秘密情人和小偷的生活就会遇上麻烦了。
成年人经常和孩子们分享他们在沙地上解读出来的故事，但他们没有付出特别的努力去教孩子们如何追踪猎物。相反，他们悄悄鼓励孩子们通过观察以及同周围世界互动来获得这些技能。孩子们带着小型弓箭，整天追赶和捕猎各种各样的昆虫、蜥蜴、家禽和啮齿动物（这些动物就在朱/霍安西部落的聚居地悄无声息地跑来跑去）。成年人解释说，这教会了男孩们“观察”，让他们为进入青春期做好了准备。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将逐渐掌握一种更高级的技能，即对他们所追踪的动物形成感知能力。这种能力决定着他们的狩猎是成功，还是失败。
在朱/霍安西部落猎人们的体验中，沙漠被视为一块巨大的画布，不同动物将自己来来往往的足迹刻画在上面，使沙漠充满活力。如同诗歌一样，解读动物足迹也要遵循一定的语法、韵律和词汇，但解读动物足迹的复杂性和微妙性远远超过阅读一连串通过特定顺序组合起来的字母，因为猎人必须从动物的角度出发去认识世界，才能解开每一组足迹的层层含义，断定哪些动物在什么时候留下了这些足迹，动物在做什么，并预测动物要去哪里以及为什么要去。
在朱/霍安西部落中，一个猎人的技能不仅仅通过他的毅力或射箭准确度来衡量，还要通过他发现动物的能力来衡量。他首先要发现潜在猎物，通常需要跟踪它一段距离，然后才能靠得足够近，以确保准确射击。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当你与动物产生心灵交互，通过它的感官感知世界时，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解读它的足迹。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没有山丘或高地可用于观察下方平原上的食草动物，而且灌木丛通常过于茂密，只能看到前方几米远。在这里，你可以不用任何武器或工具就能捕猎大型肉食动物，如大角斑羚、大羚羊或北非麋羚，但前提是你必须能够解读动物留在沙子上的足迹。
* * *
如今，朱/霍安西部落已经没人定期从事“耐力狩猎”了。在纳米比亚卡拉哈里沙漠边缘地带的奈奈自然保护区，依然活跃的猎人数量正在慢慢减少。他们更喜欢用弓和毒箭猎杀体型较大、含肉较多的动物，而非依靠耐力追逐猎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步入中年，尽管他们身体健康，耐力狩猎法却只适合那些更年轻、更有雄心的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几位居住在奈奈自然保护区的朱/霍安西部落成员仍然是耐力狩猎的大师级人物，这项技能堪称艺术，或许和智人种属的历史一样悠久，甚至可能更古老。这门艺术提醒我们，祖先在满足基本能量需求的过程中，做了很多脑力工作，涉及对从周围世界中收集的感官信息进行过滤、处理、假定和争辩。
卡拉哈里沙漠里面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使得大部分肌肉较多的动物都变得又快又灵活，大多数捕食者都有锋利的爪子，奔跑速度更快，力量更强。但除了少数动物之外，捕食者和猎物都没有足够的耐力。由于无法出汗，狮子或角马等动物在试图捕杀猎物或摆脱捕食者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降低自己在奔跑过程中产生的体温。当一只捻角羚被狮子攻击或一只跳羚被猎豹攻击时，几秒钟之内就能决定结果如何。如果猎物成功摆脱捕食者，那么二者都需要一些时间休息，降低体温，恢复神智。
当被狮子攻击或追赶羚羊时，人类永远不会在短距离赛跑中获胜，但人类毛发少，出汗多，而且作为两足动物，双腿跨步长且轻松，能够跑得很远，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连续数小时保持稳定、持续的步伐。
从理论上讲，耐力狩猎很简单，需要先找到一个合适的猎物，最理想的是一个头上长着沉重的角的动物，然后坚持不懈地追逐它，不给它休息、喝水或降低体温的机会，直到最后把猎物累得脱水，体温过高，神志不清，瘫倒在地，一动不动，任由猎人靠近甚至取走性命。
在20世纪50年代，朱/ 霍安西部落只是沿着泥泞的浅水洼地打猎，因为夏季雨水在洼地聚集，洼地的边缘是一层黏糊糊的灰色软泥。这种泥粘在动物脚上，干了之后就会变得坚硬，像破碎的水泥一样，影响动物奔跑，从而易于捕猎。朱/霍安西部落最喜欢的肉是大角斑羚的肉，这是非洲最大的羚羊。对这种羚羊而言，这种泥巴就是一个大问题。当它们在浅水洼地喝水的时候，软泥就会填充到蹄子之间的缝隙里，然后当泥巴变干的时候，体积就会膨胀，把它们的蹄子撑得很紧，让它们跑起来很疼。当在洼地外面干燥的沙地上搜寻猎物时，猎人很容易就能辨认出猎物留下的带泥的足迹。
只有在最热的日子里（气温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耐力捕猎才可以进行，因为在这个时候，所有明智的猎物都只想找个阴凉的地方，尽量减少活动，然后，事先大量饮水的猎人就会循着大角斑羚的足迹有节奏地追逐。与借助弓箭狩猎不同的是，耐力狩猎需要小心、沉默、跟踪和坚持，猎人想要大角斑羚感到恐慌，以最快的速度匆忙逃窜到灌木丛中。然后，也许在跑了几公里后，大角斑羚相信自己已经摆脱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开始寻找阴凉处以便喘口气，缓解一下蹄子缝隙里面的干泥巴造成的疼痛。但没过多久，猎人们就又出现在它的视线中，穷追不舍地追赶着它，促使它再次奔跑。跑了三四个小时后，大约30公里或40公里，大角斑羚的蹄子无比疼痛，开始抽筋癫狂，疲惫不堪，任由猎人摆布。这时，猎人可以不加掩饰地靠近它，甚至可以骑在它的脖子上，用手捂住它的鼻孔和嘴巴，使其窒息而死。
这种耐力狩猎方式并不是非洲南部独有的。北美帕尤特（Paiute）部落和纳瓦霍（Navajo）部落的印第安人过去都曾用这种方式猎杀叉角羚。墨西哥的塔拉乌马拉（Tarahumara）部落的猎人用这种方式追逐鹿，一旦鹿筋疲力尽，猎人就会徒手掐死它。一些澳大利亚原住民在捕猎袋鼠时偶尔也会使用这种技术。
由于这种狩猎方式没有留下明显的器物痕迹，所以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表明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种方式狩猎的。但对于在技术方面备受限制的直立人和其他在平原上狩猎（猎物不包括食腐类动物）的人类种属而言，除了这种方式，很难想象他们还有其他狩猎方式。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去将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打造成一把手斧，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也能够从熟悉的动物的足迹中想象出动物的形状。在一些人类学家看来，考古和化石记录里能够清晰地看到动物的足迹。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路易·利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就斐然的耐力狩猎大师，认为直立人肯定也是以这种方式猎杀动物的，而且这种狩猎方式对塑造我们的身体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让我们实现了依靠两足长跑，进化出了通过排汗降低体温的能力，并调整我们的大脑思维，应对解读动物足迹方面的挑战（动物在土地上留下足迹的过程堪称一种最古老的书写形式）。
几乎可以肯定他的观点是对的。从沙地足迹中推断出复杂意义所需要的技能，不仅表明人类是具有“目的性”的物种（我们如今主要将“目的性”这一特质与人类联系在一起，认为其他动物仅仅具有“合目的性”），还表明与加州那只名为“科科”的猩猩相比，人类具备一些独特的认知技能，可以采取更为复杂的方式去使用语法和句法。换句话说，几乎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狩猎是刺激我们祖先进化出复杂语言能力的一种自然选择压力。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狩猎方式可能在塑造祖先的社会性和社交智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增强了我们的毅力、耐心和决心（这些因素依然是我们当前工作态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