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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一群不拘一格、充满热情且早慧的思想家，着手构建一套不仅适用于大脑、更能解释心智的机械论模型。他们摒弃了弗洛伊德理论的主流影响，认为人类思维的本质是在神经元回路中运作、并受统计学规律支配的逻辑前提。
这便是“控制论”——一场涵盖领域极广的跨学科探索，它既根植于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严谨基础，又拥抱哲学的深度思辨，甚至与艺术的创造性思维产生共鸣。控制论影响了早期计算机的设计与人工智能的研究，更可被视作现代神经回路研究热潮的“鼻祖”。
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是这场控制论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其中最年轻、命运最坎坷的成员。这个曾从混乱动荡的底特律逃离的少年，在数学与逻辑的语言中找到了慰藉。在这群背景各异的思想家中，比他年长25岁的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直至1969年相隔仅四个月英年早逝。
控制论这一曾经辉煌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随着皮茨与麦卡洛克的离世而走向衰落。为了追溯这段学术历史，研究者阿曼达・格夫特（Amanda Gefter）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潜心转录两人的手写书信，深入研读控制论的相关书籍、论文与口述史料。格夫特至今仍为这一领域的消逝感到惋惜：
“当时的传统科学领域的藩篱过于森严，根本无法容纳他们那些超越边界的宏大构想，于是这群富有远见的研究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开创一门全新的科学分支。
可惜的是，控制论最终还是难逃衰落的命运，那些曾经交融的学科又重新分道扬镳。这样的结局着实令人扼腕：如果那份珍贵的跨学科精神能够得以延续，或许早已会催生出多少学术可能？”
阿曼达・格夫特
Amanda Gefter
物理学作家
著有《闯入爱因斯坦的草坪：一对父女，关于“无”的意义与“万物”的开端》。她现居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其发表于《鹦鹉螺》杂志的文章《用逻辑救赎世界的人》，荣获2015年卡夫里科学新闻奖（杂志类）银奖，还曾获《浏览器》杂志（The Browser）金长颈鹿奖、《纽约时报》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颁发的西德尼奖，并入选《2016年美国最佳科学与自然写作》。
布伦丹・马厄
Brendan Maher
《自然》杂志新闻特稿编辑，现居新泽西州中部。
初识与动笔：
从学术线索到“心智诗人”的触动
阿曼达・格夫特：我平时主要写物理学相关内容，但当时开始对现代神经科学史和信息论的起源产生兴趣。于是我在这个领域深入挖掘，发现所有线索似乎都指向一篇论文——沃伦・麦卡洛克与沃尔特・皮茨合著的《神经活动中内在思想的逻辑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这篇论文极具开创性，是史上首篇从机械论角度解读心智的文献。我因此对这两个人的背景产生了好奇。
麦卡洛克的相关资料还算丰富，皮茨却像个谜。这种神秘感让我格外感兴趣。后来我读了麦卡洛克的论文集《心灵的化身》（Embodiments of Mind），杰罗姆・莱文（Jerome Lettvin）在序言里提到了皮茨。我还读了《对话网络》（Talking Nets），这本书记载了神经网络早期研究的口述史，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皮茨的内容。
从人们的描述中，能感受到一种既敬畏又同情的复杂情绪，显然这个人一定非比寻常。渐渐地我发现，他身上藏着一个无比精彩的故事，却鲜少有人知晓——这个曾无家可归的逃家少年，竟然为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和现代计算奠定了基础。
布伦丹・马厄：显然他值得书写的理由很多，但真正让你动笔的，是什么？
阿曼达・格夫特：最初打动我的，是皮茨、麦卡洛克和莱文三人都写诗这件事。他们在彼此的书信里，会一起讨论诗歌、艺术、文学和哲学，并没有把科学研究和文学生活割裂开来。他们只是毫无拘束地探索知识。这一点给了我很大启发。所以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写这三个人，把他们称作“心智的诗人”。
麦卡洛克、皮茨与莱文三人都是天生的诗人——不仅内心充满诗意，在实际行动中也践行着诗人的浪漫。麦卡洛克与莱文发表过多篇诗作。皮茨也曾写诗赠予麦卡洛克：
论信息的量
[美]沃尔特・皮茨作
孩童在未干的水泥上
涂画随意的印记；大脑中的突触
消亡又新生；不断隆起的符号
在准平原上勾勒出峰与谷；嘴唇将杂音塑成
公理中的辅音：法则就此扩张
侵蚀着无知的无名之辈。
“若有人沉迷虚妄，便是大不敬：
我必除之——那些将自身世界化为稻草之人，
要让他们认清我的存在。”
立法者如此宣告
他藏身于晶体之中，驱动肌球蛋白收缩，
以同类相挤的方式
将人类禁锢。
因此我们赞颂熵与热，
为生存空间挥拳相争，交换位置、动量与自旋，
只要生命本非设计而成，便已是足够的成功。
布伦丹・马厄：你当时是怎么提案的？反响如何？
阿曼达・格夫特：《鹦鹉螺》杂志每期都有一个主题，编辑会提前征集选题。当我得知下一期主题是“信息”时，立刻觉得皮茨的故事再合适不过了。那时我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去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查阅了麦卡洛克的论文，以及他与皮茨、莱文的所有通信。在这个过程中，我越发意识到皮茨本人的故事有多精彩。
于是我放弃了之前“跨学科/诗歌”的切入点，决定写一篇关于皮茨的叙事性报道。我给《鹦鹉螺》的编辑迈克尔・西格尔（Michael Segal）发了封邮件，里面浓缩了整个故事的核心。他很快回复：“篇幅打算写多长？什么时候能交稿？”我特别感激他，因为尽管这个故事很精彩，但它终究是一篇没有时效性切入点的历史叙事，本可能是个难推广的题材。后来我也很感谢他出色的编辑工作，还允许我按需要的篇幅完成这篇报道。
资料深耕与人物联结：
从文献堆到生死情谊
布伦丹・马厄：跟我说说你的资料来源吧。大概有多少文献量？
阿曼达・格夫特：基本上能找到的资料我都读了。包括他们所有人的科学论文，还有大量口述史记录。诺伯特・维纳的传记《信息时代的隐秘英雄》（Dark Hero of the Information Age）是份绝佳资料，我还回头读了维纳关于控制论的经典著作，以及其他几本控制论史相关书籍。另外还有约翰・冯・诺依曼的书信、已出版的所有梅西会议记录。莱布尼茨的著作也读了不少！还有乔治·布尔（George Boole）的《思维规律》（The Laws of Thought）。
为了解当时学界的认知水平，我还读了很多早期神经科学相关的资料。但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资料来源还是美国哲学学会收藏的沃伦・麦卡洛克档案。那可是一大堆资料！而且整理起来花了不少时间，因为皮茨的笔迹特别潦草。不过我很喜欢做原始资料研究。算下来，我总共花了10个月时间做研究、写文章。这绝对是我为一篇文章投入过最多研究精力的一次。
布伦丹・马厄：你把皮茨和麦卡洛克的关系刻画得非常深刻。你从他们的互动中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想重点展现这一点？
阿曼达・格夫特：读他们的书信时，我能明显感受到两人之间极强的情感联结。我立刻意识到，这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皮茨离开了那个根本不理解他的家庭，却在麦卡洛克身边找到了归属感，这种经历特别打动我。可能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这类“意想不到的友谊”题材吧。
还有皮茨在两人都濒临离世时，写给麦卡洛克的那封最后书信——当时文章里没篇幅引用更多内容，但我在阅览室里读那封信时，直接泪流满面。我再补充一段信里的内容：
“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在我们俩身上，到那时，我们就把轮椅并到一起，对着寡淡无味的农家干酪，一起回味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和智者希庇亚斯（Hippias）在卡里阿斯家进行的那场著名对话*。然后，我们再试一次，试着弄懂他们关于'认知者’与'被认知者’的那些精妙又深奥的悖论……其他任何结局，我都不愿去想。”
* 出自柏拉图的对话录《普罗泰戈拉》。在这部作品中，苏格拉底和希波克拉底前往卡里阿斯（Callias）的家中，目的是拜访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而希庇亚斯和普罗狄科也在那里，
布伦丹・马厄：反过来讲，皮茨与维纳的关系在文中着墨不多，但故事里明确提到，失去这份友谊对皮茨是巨大创伤，甚至可能加速了他的人生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阿曼达・格夫特：在早期草稿里，维纳的戏份其实更重，我也更深入地梳理过他俩关系的演变。后来主要是出于篇幅考虑，也为了让焦点更集中，才做了调整。
维纳和麦卡洛克几乎是两个极端，麦卡洛克是个豪放不羁的波西米亚式人物，维纳却循规蹈矩，还极度缺乏安全感。但实际上，他和皮茨有很多共同点：两人都是神童，思维都极具逻辑性，都曾师从伯特兰・罗素，也都崇拜莱布尼茨。
但问题就在于，他们实在太像了。维纳很可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他的情绪波动是出了名的。皮茨在给麦卡洛克的信里聊到自己的抑郁发作时写道：“维纳偶尔也会这样，发作时他会认定：1）自己的研究毫无意义；2）自己写的小说一文不值；3）年纪太大，再也做不出好的数学研究了；4）自己的行为得罪了所有人。但这些都不是真的。通常我能想办法让他稍微振作一点。维纳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但他也写道：“我和诺伯特其实不太适合合作——虽然我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太像了，优点和缺点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
▷诺伯特·维纳和玛格丽特·恩格曼·维纳以及他们的女儿芭芭拉和玛格丽特 图源：MIT Museum
维纳对整个故事来说很关键，但在我看来，他在叙事里的作用，更多是为了凸显麦卡洛克和皮茨当初分开这件事有多遗憾。皮茨在麦卡洛克身上找到了父亲般的依靠，后来去给维纳工作时，维纳不知不觉也成了这个角色。皮茨本身心思敏感，性格也有些脆弱，但他本该一直和麦卡洛克在一起的——如果是那样，很多事可能都会不一样。
所以在我看来，和维纳关系破裂确实是皮茨人生走向下坡的开端，但本质上，这不是因为失去了维纳，而是因为麦卡洛克和皮茨本该始终并肩，却没能做到。或许我当初该更强调这一点。
另外，关于维纳妻子的部分，我可能也该多补充些细节。当时我觉得写太多会偏离主线，但后来发现不少读者觉得我对她的刻画不够公允。现在想来，多给些背景信息应该会好一些。弗洛・康威（Flo Conway）和吉姆・西格尔曼（Jim Siegelman）在他们写的维纳传记里，完整还原了这件事，素材来自对维纳女儿（也就是那个据说“被引诱”的孩子）的采访。
维纳的妻子玛格丽特本身确实很古怪——我是说，她也不得不古怪，因为维纳本人就够特别的了！但她的偏执很离谱，总会把无关的事往性方面联想。比如女儿打了耳洞，她就指责女儿是想引诱父亲。而且，诺伯特是犹太人，玛格丽特却是个纳粹同情者。这么看来，我当时对她的刻画其实已经算温和了。
布伦丹・马厄：很高兴你提到了这点，因为我当时看到那段时也有同样的直观感受。我其实挺想确认，所谓“众所周知”，并非只是几个人的串通，毕竟他们的利益或许就在于让所有人都觉得她“歇斯底里”。听起来你手头有不少惊人的素材，那为什么你和编辑没多补充些背景信息呢？
阿曼达・格夫特：现在回想，确实应该补充的。当时没这么做，一个原因是康威和西格尔曼已经把这段往事报道得非常详尽了，我不想过多借鉴他们的成果，更想聚焦在自己找到的一手资料上。我在文末给《信息时代的隐秘英雄》加了注释，想着如果有人真的想了解更多细节，自然会去读那本书。但现在看到大家的反应，我才意识到当时应该多写几句的。
那会儿我太沉浸在故事里，已经失去了客观视角——要知道，那个女人的梳妆台上可是放着两本《我的奋斗》啊！我对这段经历的感受已经根深蒂固，完全无法对她产生同情，根本没意识到有人会觉得我对她的刻画不公平。我满脑子只想把故事讲下去，尽快回到皮茨的主线，她在故事里终究只是个催化剂。当然，有人可能会问：维纳当时该不该听她的？该不该先问问皮茨和莱文的说法？或许最终该怪的是维纳？但我觉得，我的职责不是去指责谁，而是把故事讲出来。
写作思考：结构打磨、概念传递与结局定稿
布伦丹・马厄：你很擅长提炼复杂概念，既让内容读起来浅显易懂，又不会丢失其背后的复杂性。能说说提炼这些晦涩文献时，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吗？
阿曼达・格夫特：其实我平时主要写基础物理学相关的内容——比如弦理论、量子力学这类——所以相比之下，这个领域的内容没那么晦涩，至少比我习惯的题材好懂些！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得学很多东西，毕竟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
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个原则：凡是我自己没真正理解的词、短语或是观点，绝不出现在文章里。正因为这个原则，我写东西花的时间很长，需要做的研究也多到超乎常理。我常开玩笑说，大概写一句话，就要先读300页的资料。
但我始终相信，读者能理解的程度，取决于作者自身的理解程度。而且我发现，当你真的把一件事弄懂了，要清晰地解释出来其实并不难。每次我发现自己写的解释读起来绕口，就知道一定是我自己还没完全搞懂想表达的内容。
我的另一个原则是，绝不低估读者的智商。我相信读者想要的是有实质内容的东西，所以我写科普时很少用比喻，只会尽量把科学本身的逻辑讲清楚。我一直希望，凭着这两个原则，能写出既清晰又不流于简化的内容。
布伦丹・马厄：这个故事的结构是如何逐步演变的？
阿曼达・格夫特：到目前为止，结构对我来说始终是最难处理的部分，这次编辑帮了我大忙。我很容易陷在时间线里打转，现在想来挺傻的——最开始我居然是先写麦卡洛克，再写皮茨，就因为麦卡洛克出生得更早。还好编辑立刻让我把两人的顺序调换了过来。
还有好几处地方，我最初都是严格按时间线写的，但实际上更该按叙事逻辑来组织。比如皮茨的抑郁，我原本把这段放在故事中间讲，编辑却觉得应该往后放，用闪回的方式呈现（也就是文中“几年前……”那段）。这样处理在叙事上更合理：先保留住人物上升期的乐观氛围，再过渡到后续的低谷。
布伦丹・马厄：你写的核心段落有点让我惊讶。它做到了我常要求作者做的事——告诉我故事在讲什么——但又毫不掩饰，这通常需要煞费苦心。你是怎么考虑的？
阿曼达・格夫特：我合作过的每个编辑几乎都得提醒我加一段核心段落！这次也不例外。第一次修改时，编辑给我的批注是（希望他不介意我引用）：
“这里需要一段核心段落，比如：这两个人因共同的兴趣走到一起，在最不可思议的经历中相遇、共事，最终一同离世，却走过了两条截然不同又非同寻常的人生轨迹。重述他们的故事，我们能明白X、Y、Z这些道理。”
我大概就是照字面意思来写的！但我喜欢这种风格。我不反感故事里有元叙事的时刻。而且，这篇文章很长，讲的还是个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的人物，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直白地告诉读者，为什么他们值得坚持读下去。如果是短篇，或者读者本来就对主题感兴趣，核心段落或许可以更隐晦地发挥作用。
布伦丹・马厄：结局当然写得很美。你当初是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让故事在这里收尾？跟我说说你在结尾部分遇到过什么纠结的地方？
阿曼达・格夫特：自从找到皮茨在两人都濒临离世时写给麦卡洛克的那封信，我就知道故事必须以这封信、以他们的离世收尾。所以没错，我从一开始就确定结局会是这样。
译者后记
编译这篇对谈后，我对沃尔特・皮茨的经历以及控制论领域的相关过往有了更具体的认识。阿曼达为还原这段历史，花了大量时间整理资料——从麦卡洛克档案里的手写书信，到相关的学术论文、口述史记录，还在对谈里清晰讲出了皮茨与麦卡洛克的深厚友谊、皮茨和维纳的关系变化，以及她写作时在篇幅分配、叙事焦点上的考量，让学术背后的人与事不再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