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并称为考古学领域的三大“终极问题”。农业起源是划分旧新石器时代的根本标志，但是在史前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农业起源并不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唯一的文化适应变迁方式。即便是在农业起源区，华北、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也各有不同的形式。在没有农业起源的地区，同时期也发生了文化适应变迁，形式同样各有不同。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面貌日益清晰。学界逐渐认识到，其中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其发展也不是简单线性的。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就这个领域的关键问题展开思考，以期推动未来的研究。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 图片来自作者
时空框架日渐清晰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考古发现大幅度增加，相关认识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以最近十余年的工作为例，东北地区先后发现了一系列该阶段的遗址，包括大兴屯、后套木嘎、缸窑、双塔、滕家岗等，填补了空白。在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北部发现了裕民文化，裕民、四麻沟、兴隆等遗址的发掘为了解北方草原地带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提供了新资料。加上既有的考古发现，目前我们可以就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时间阶段进行更细致的区分。
这个阶段的开始可以用陶器的出现作为标志。陶（容）器易碎，不适合搬运，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狩猎采集群体居住流动性的下降。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在距今1.3万年前后，岭南、长江中下游、华北、东北，乃至日本、西伯利亚，都出现了陶器。其中岭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数据更早，部分数据距今超过2万年。由于测年标本还不够多，标本的可靠性（其中可能存在更古老的“死碳”）不够高，年代还有争议，所以还不能说某地的陶器就是最早的，更不能说其他地区的陶器都是从这个地区传播而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制陶技术曾经在不同地区被反复发明。
结合现有的发现，我们可以把距今1.5万年左右设为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开始的时间。这个上限的设定是折中的产物，是可以变化的。其下限相对更清楚，那就是距今8500年左右，这一时期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涌现出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文化，如上山、彭头山、后李、兴隆洼等。其中，上山与彭头山的年代略早。之所以用“涌现”这个术语，是因为其出现具有突然性，而且规模前所未有，相关遗址中发现大量的房址、陶器、磨制石器、驯化物种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似乎可以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进一步区分为早、晚两期。区分的时间标志是新仙女木事件。这个气候事件持续的时间只有1000多年，更新世之末的升温过程被打断，气候重又变冷。这个事件可能加速了农业的起源进程。尽管目前考古材料的年代精度还不是足够细致，但是采用早晚两期的划分大致是可以成立的。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发展进程，如在万年仙人洞遗址可以看到新仙女木事件前后水稻利用的显著变化。
从分区的角度讲，按照文化生态条件，笔者在《史前的现代化》（三联书店2020年版）中把史前中国分为华北、长江中下游、东北、西南、岭南、生态交错带、青藏高原、西北等区域。由于材料的限制，当时还有两个区域没有列入：一个是北方草原地带，另一个是海岸与海岛区域。裕民文化的发现让北方草原地带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成为一个可以探究的课题。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还可能会在区域内发现更细微的差别，如长江下游与中游地区之间，华北的黄土高原与盆地、山麓、平原区域之间。甚至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也存在差异，如山东的后李文化存在沿河与内陆的区别，废弃过程研究显示前者的居住流动性更低。对史前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广大、自然环境丰富多样的区域而言，必定还会发现更多各具特色的地方适应，这可能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探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机制
从文化适应方式来看，所谓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就是狩猎采集者如何应对外部（环境）与内部（社会）的挑战，形成相宜的文化适应模式。因此，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机制的讨论必定以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为中心展开。狩猎采集者研究是人类学与考古学交叉的研究领域，汇聚生态、进化、社会、能动性等众多的理论与视角。所以，探讨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探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机制呢？原因在于考古推理需要建立理论模式。
考古学通过实物遗存来了解过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透物见人，考古推理的路径则分为归纳、演绎与类比。归纳是从各个具体的考古发现出发，从特殊到一般，最终上升到理论层面；演绎推理正好相反；归纳与演绎相互补充，两者都不可或缺。这个过程类似刑侦破案，但值得说明的是，刑侦破案有一系列模式可以参考，一定的模式对应一定的材料特征，而不是漫无边际的推理。模式来自理论研究，它与从材料出发的推理相向而行，从而提高推理的效率。
在当前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特别缺乏对模式的认识，甚至对模式有误解，认为这样的推理是用材料套用模式或预设观点。从模式出发与从材料出发的推理是相互匹配的过程，不是削足适履。排斥模式的结果，就是考古学透物见人的能力不足。其原因在于，无论考古材料多么丰富，其实都只是古代生活非常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材料本身并不会讲话，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古代发生了什么。从模式出发的好处，就是能够直接说明人本身。由于古今生活存在巨大的差距，考古学家必须借助诸如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中程理论”来构建模式。所谓狩猎采集者研究，就是模式研究的组成部分。
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可以分为长期与短期两个方面。长期的机制包括技术的不断进步、能动性的提高、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复杂性的增强与能量最大化策略的形成。短期策略包括提高流动性、发展储备、扩大食谱、强化利用食物资源、向周边群体求助等。首先，这些策略的使用会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比如热带雨林地区很难实现长期储备（也无必要），也不利于提高流动性。又如，有的地区缺乏可以强化利用的动植物资源。其次，这些策略存在“天花板”，如流动性的提高，单凭人类步行，每天能够流动的距离是有极限的。最后，不同策略都有其成本，而且可能相互制约。如流动性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群体内成员的流动性可能会产生分化，有些不适合流动的成员反而可能停下来，留在中心营地，让适合流动的成员进一步提高流动性。这样，我们就可能在考古材料上看到，一方面适合流动的技术（如细石叶技术）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中心化的居址以及适合低流动性的技术（如锛形器、石磨盘等）。随着人口的增加，群体的领域边界会更加明确，大范围（资源斑块之间）的流动性会受到限制，而小范围（资源斑块内）的流动性会提高。
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狩猎采集者长期与短期策略结合可能形成不同文化适应模式，部分模式非常清楚，能够得到狩猎采集理论与考古材料两者的支持。其中最显著的模式就是走向农业生产，但需要注意的是，农业生产的形式非常多样。就利用的对象而言，可分为谷物种植、动物饲养、根茎栽培，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地的情况，又形成不同的形式。就发展程度而言，也各有不同，程度较低的有“低水平食物生产”，如在岭南地区，农业生产贡献有限。程度高的有集约农业，如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
第二种模式是走向水生资源利用。水生资源的资源域广阔，有船运的优势，适合定点利用，支持定居，同时具有跟陆生资源不同的季节性，能够较好地缓冲陆生资源不足以及流动性受限所导致的压力。当然，水生资源利用存在淡水与海洋的区别，还存在不同气候带的差别，其中的关键在于资源利用的难度与可持续性。离海岸线越远，利用难度越大，但可持续性更好。
第三种模式就是继续狩猎采集。上述长期与短期的文化适应策略可以称为积极的策略，狩猎采集者其实还可以采取消极的策略来应对，如采用降低出生率、溺婴、弃老等行为，避免产生人口压力，从而可以继续狩猎采集。有的地区本来就适合狩猎采集生计，受更新世之末的环境变化的冲击较小，从而可以继续从事狩猎采集。
是否还有更多的模式呢？从集约农业到狩猎采集，是连续的过渡，其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混合。目前有关模式的归纳还是比较简单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预知，还会建立起来更多的模式，让考古推理更加精细准确。
动因分析值得精细化探讨
有关动因的讨论通常缺乏区分，从而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归因于唯一或主要动因。但是，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内外因的角度来看，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涉及外部环境的变化，末次冰期结束，气候相对温暖与稳定的全新世开始，对新的生计方式的形成有既推又拉的作用。内因应该是更主要的，但在考古学研究上，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
此外，内外因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面。如有研究认为末次盛冰期时海平面下降了一百多米，当时的海岸附近生活着社会复杂性较高的狩猎采集群体。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些区域被淹没，这些群体不断向内陆撤离。人口迁入地带的人口密度随之提高，社会复杂性还会传过来。社会复杂性越高，也意味着社会内部的竞争更强。农业起源的目的更可能是为了获取进行“宴飨”的生产剩余，而不只是为了获取基本食物资源。从考古证据来看，浙江的上山文化，其陶器出现早，而且一开始就呈现出分化的形态，存在部分加工精致的陶器（如壶），而且有酿酒的迹象，表明上山文化的社会很可能存在一定的社会复杂性。
目前我们讨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基本都强调推或拉这样的正面因素，而很少考虑负面的阻碍因素。狩猎采集社会通常是平均主义的，正是这种机制抑制产生生产剩余的动力，农业正是可能产生生产剩余的。因此，农业要起源就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如何打破狩猎采集社会的平均主义同样也是需要讨论的，不破不立，破与立是辩证的关系。社会复杂性的产生是打破平均主义的结果，显然，某些地区率先取得了突破，这个过程值得深究。
动因不仅有内外之别，还有远近之分，远因代表长期的发展，近因则是短期或突发因素的影响。远因的讨论涉及狩猎采集者文化适应变迁的机制，近因的讨论则主要考虑的是触发因素。弗兰纳里（Flannery）、林多斯（Rindos）等从生态学出发的学者认为根本不需要什么触发因素，人类与动植物长期稳定的互动就足以导致驯化。这种观点还可以从自组织复杂系统理论中得到支持，系统处在临界状态时，究竟是什么因素触发突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系统如何达到临界状态。这里之所以考虑近因问题，是因为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存在与环境事件的耦合关系。至少在华北地区，新仙女木事件可能在农业起源的过程中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把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以之为界，分为早晚两期。
有关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研究需要关注机制与动因的问题，这涉及理论的深入，可以有效提高考古推理的效率，实现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目的。同时，可以把多学科的理论融入考古学研究中去，协助解决问题，反过来，深入到人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较之纯粹的考古材料更可能为其他学科所引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研究”（21&ZD2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