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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清政府发布谕令全国范围内废除科举考试，谕令称：“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着照所请办理。” 发端于隋，成熟于唐宋，延续并发展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到10年，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作用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宣布退位。作为清末改革措施之一，废除科举是否不仅没有延续清朝的统治，反而加速了其灭亡？本文探讨了科举废除与早期革命活动的因果关系，并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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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了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对清末政治稳定的影响。本文通过使用262个府（州）组成的面板数据，分析入门级考试候选人配额（quotas on the entry-level exam candidates）（即院试录取的府（州）生员名额，简称为学额）的变化，发现了在人均学额更高的府（州）有更高的概率响应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并且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早期革命组织。本文采用小河数量和学额制度形成前的短期考试表现变化作为工具变量并开展了一系列机制检验保证了这一发现的稳健性。其中一个合理机制解释是：在人均学额更高的地区，更多的准精英（would-be elites）（即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精英地位的人）的向上流动预期受到打击，对权力与资源再分配的需求驱使其参加革命。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以赴日本学习学生为代表的现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革命参与的影响。
作者简介：
白营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
贾瑞雪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
文献来源：
本文作者：白营（左） 和贾瑞雪（右）
科举制度自产生以来一直作为封建社会选拔精英集团（主要包括高级官僚和士绅）的主要方式。科举制度不仅影响封建官僚机构的治理能力，同时还影响了精英的流动、人才的分配以及普通人对社会流动性的认知。尽管学者们长期以来认为精英地位可获得性对于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目前对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甚少。本文利用1905年科举制度的突然废除这一相对外生的冲击，研究了精英选拔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政治后果：科举制度的废除如何促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参与，从而加速了清政府的倒台，还提供了解废除科举与政治不稳定之间联系机制的证据。
学额制度提供一种衡量各地受科举废除影响的强度变量。本文根据不同府（州）的人均学额的分配情况，设计双重差分法作为主要因果识别策略。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义和团运动的发生率作为安慰剂实验，排除了受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人均学额更高的地区会更支持冲突的可能性。为了解决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地理和历史特征，使用小河数量和学额制度形成前的短期考试表现作为工具变量，发现本文的主要结论依旧稳健。
本文总结了四种解释科举废除与早期革命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假说，分别为：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精英资格（elite eligibility），精英抵抗（elite resistance）和现代人力资本（modern human capital），并发现精英资格假说在实证数据上可以解释科举取消之前后革命活动的不连续变化。科举废除导致准精英晋升前景受到了负面影响，进而更加倾向参加革命，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
科举发端于隋朝，唐宋后在全国大范围实行。明清时，科举成为国家招募精英的主要渠道。清朝的科举考试体系可分为三级，分别为：第一级是院试，三年两考，在府一级举行，通过的考生称为秀才或生员。第二级是乡试，三年一考，在省一级举行，通过的考生称为举人。第三级是殿试，于乡试后次年在京城举行，通过的考生称为进士。（编者注：殿试前还有礼部主持的会试，通过的考试生称为贡士。然而在明清时期，殿试一般情况下仅做排名，一律不黜落。换言之，通过了会试的考生事实上已经成为进士的一员了，故文章此处把两级考试合并为一级说明。） 考生在考取秀才后，实际上摆脱了“民”的身份，进入了精英士族集团的下层，拥有了免除赋税和体罚的特权。进一步地，考生在考取举人后，在政治上具有了入仕权，有资格担任低级官员。最后，考生在考取进士后，可以担任京城和地方的高级别职务。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第一级别的院试，因为这是平民阶层进入精英士族集团的入口。图1为三级科举考试结果的示意图。
图1：三级科举考试结构
2.学额制度
清朝科举中每级考试的通过考生人数由国家对各省各府（州）分配的配额决定。学额制度决定了各府（州）院试录取的生员名额。学额制度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制度手段来限制和规范精英的权力，防止某一地区的精英规模扩大。一个府（州）所得到的学额遵循逐级分配原则，主要包括两部分：府（州）内的每个县的学额和整个府（州）各县之间共享的额外学额。学额制度在清朝非常稳定，仅在太平天国前后发生变化。1724年分配的学额制度一直持续到1851年。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于1873年修订学额制度，其沿用至科举废除。因此，本文将学额制度分为早期（1724-1851年）和晚期（1873-1904年），并分别搜集了对应数据。图2分别展示学额和每百万人学额的空间分布。
图2：学额的空间分布
3.科举废除
已有研究认为，影响科举废除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是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罗斯，将满洲地区划分进其势力范围。日俄战争是近代亚洲强国第一次在军事上战胜欧洲强国。日本军事上的成功被归功于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现代化成果。这激励了清政府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开展政治改革，学习西式教育体系。然而，因为新式学堂选拔流程的不透明性和高昂的费用，现有的精英阶层相较于普通人更能适应新的教育体系。对普通人而言，科举废除意味着他们基本丧失了合法取得精英地位的渠道。
4.早期革命活动与武昌起义
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于对清政府战争失利和现代化改革进程缓慢的不满，反清革命组织不断出现，试图通过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其中包括孙中山于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Revive China Society）和于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Chinese Revolutionary Alliance）。早期的革命活动大多数都被清政府镇压，以失败告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全国各地爆发了响应武昌起义的革命活动。最后，革命以1912年2月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而告终，这标志着封建帝制的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革命领袖清楚地意识到考试制度的重要性。1906年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five-power” constitution）的政治构想，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的基础上，增加了监察和考试权。
本文中的各府（州）的学额数据来自《大清律例》（Imperially Established Institutes and Laws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其中囊括了262个府（州）的学额规模。
本文使用Chang (1982) 提供的1900年至1906年活动的六个主要革命组织（包括同盟会）的背景信息和注册名单，追踪了1304名革命者的姓名、出生地县城和加入革命组织的时间，构建了一个革命者的数据集。需要说明的是，在同盟会的注册名单中记录了革命者的加入月份，其他五个主要革命组织仅记录了加入年份。图3提供了学额和革命数据记录的示例。
图3 学额和革命者信息的记录
为了避免注册名单数据的非随机缺失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1911年11月《东京日日新闻》（Tokyo Daily News）提供的中国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情况的详细地图，并将其编码为虚拟变量，表示一府（州）是否发生响应武昌起义的革命活动。因为辛亥革命是一个短期发而非长期扩散的过程，因此可以合理认为一个府（州）的革命者越多，那么发生响应武昌起义的可能性越高。一府（州）是否发生响应武昌起义可作为另一描述革命者数量的变量。图4展示了各府（州）革命者数量和是否于1911年爆发革命。
图4：各地革命者数量与1911年革命情况。
对于控制变量，本文使用了1880年的府（州）的人口规模、面积、是否位于沿海地区、是否位于主要河流沿岸、是否为通商口岸、城市化水平等作为基准控制变量。其中城市化水平参照Rozman (1973) 对中国各城市的分类，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除此以外，本文使用一府（州）是否为省会、1820年人均土地税水平、和 所属“冲繁疲难”类别，用于进行机制分析。其中，“冲繁疲难”是清朝对全国各县的分类方式。交通频繁曰冲，行政业务多曰繁，税粮滞纳过多曰疲，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曰难。本文根据Liu (1993)在府（州）层面按冲、繁、疲、难进行分类。 综上所述，本文所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来源总结为表1
表1：数据描述性统计与来源
四、实证策略与结果
1.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 DID）作为基准的因果识别策略，研究科举废除前后学额与革命参与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一个府（州）-年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回归，回归方程如下
表2：基准回归结果
2.动态效应分析
本文使用如下回归方程，进行动态效应的检验，以检验不同学额的府（州）是否在科举废除之前就已经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势。
图5（a）为动态效应的时间趋势图。由图5（a）可知，1905年之前不同学额的府（州）在革命参与上并未有显著差异，而1905年和1906年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且估计结果约为0.13，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3.1905年月度层面检验
由于1905年既是科举考试废除的一年，也是早期中国最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立的一年。学额较高的府（州）于1905年后革命参与概率的增加可能是受是同盟会成立而非科举废除而驱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同盟会革命参与数据（其时间精确到月度）开展1905年的月度层面分析。
在本文的数据中，同盟会最早一批成员是在1905年7月加入，即参与了筹建工作。1905年8月，同盟会与早期革命团体结盟，正式宣布成立。1905年9月，科举制度正式被废除。本文对1905年7-12月的每一个月度截面，计算了各府（州）人均学额和革命参与的截面相关性，并控制了基准控制变量，标准误聚类到府（州）层面。对于1905年1-6月，本文使用早期革命团体的革命参与数据进行补充。月度截面系数如图5（b）所示。本文发现在1905年9月之前，人均学额和革命参与的相关关系较弱，9月-12月，相关性显著为正。1905年9月科举正式被废除是对相关性非连续性变化的一个合理解释。
图5：年度动态效应(a)和月度截面系数(b)
表9：晋升前景的异质性分析
表10：社会资本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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