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Brewminate 使用人工智能创建的加沙占领插图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现代史拒绝终结。这是一个充满记忆、失落和对正义的竞争性愿景的故事。
马修·A·麦科斯
公共历史学家
现代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常常通过头条新闻、政策简报和零星的暴力事件来叙述。然而，它的历史根源深植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其发展过程与欧洲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觉醒以及旧帝国秩序的崩溃密不可分。在二十世纪出现的，不仅仅是对土地的争端，更是一场在创伤、流亡和政治自决的渴望中形成的竞争民族愿景的较量。
为了恢复冲突的历史肌理，我们必须考察四个相互重叠的时期：其起源于 19 世纪末，其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1917-1948）的孕育，其在 1947-48 年内战和分治中的转变，以及其在连续战争后的根深蒂固。在此，我提供了一种分层的叙述轨迹，以人口、意识形态和竞争历史主张的令人不安的持久性为中心。
大卫·本·古里安与爱沙尼亚塔林市的犹太锡安主义青年运动成员合影。 / Wikimedia Commons
冲突的根源并非在于 1948 年以色列的正式建立，而是在于上一个世纪，当时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逐渐形成。在 19 世纪末，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一个衰落的边缘省份。这里主要居住着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同时也有重要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少数族裔。这个人口大多从事农业，长期生活在一种松散融合的社会中，以宗教共存为特征，虽然有时会出现局部紧张局势，但并未形成系统性暴力。
在这个空间中，欧洲犹太复国主义既是一场世俗的民族运动，也是对反犹主义的回应。西奥多·赫茨尔的《犹太国》（1896 年）为犹太民族自决提供了一个世俗、政治的框架，其基础是坚信犹太人在欧洲无法安全地同化。对于许多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巴勒斯坦不仅是一个宗教象征，也是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从东欧开始，移民浪潮（Aliyah）逐渐兴起，第一次 Aliyah（1882-1903 年）标志着现代犹太人在该地区定居的开始。
犹太移民经常从非本地奥斯曼地主手中购买土地，在这个过程中使阿拉伯农民流离失所。 4 虽然这些购买行为合法，但它们开启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进程，破坏了当地村庄生活并播下了不满的种子。受欧洲社会主义影响的犹太定居者，经常建立排他性的农业公社，这加强了与当地阿拉伯人口的分离，而非融合。 5
然而，在这些早期，紧张局势尚未爆发大规模暴力。巴勒斯坦身份认同虽然正在形成，但仍然主要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而不是明确的民族性。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实施，才使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都具有了更鲜明的政治形式。
亚瑟·詹姆斯·贝尔法斯特勋爵 / 公共领域
1917 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在其中表达了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民族家园”的立场，标志着决定性的破裂。它将英国帝国主义利益置于一个严重不对称的安排的中心。占多数人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未获得同等的政治承诺。 6 因此，英国成为了矛盾托管人的角色：既要促进犹太民族愿望，也要保护原住民阿拉伯人的权利。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犹太移民激增，尤其是在东欧的迫害事件和后来的纳粹迫害威胁下。1919 年至 1939 年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约 10%增长到近 30%，极大地改变了人口和经济格局。 7 资本的流入、专业知识的积累以及机构建设的推进，促成了一个正在形成的现代犹太政治实体出现，包括学校、劳工工会、防御力量和政治党派。 8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这种转变并非被视为现代化发展，而是被视为生存威胁。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暴力事件不断增多，最终在 1936-1939 年的阿拉伯反英反犹太移民起义中达到顶峰。英国的回应极其残酷，包括大规模逮捕、村庄宵禁以及对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处决。 9 起义被镇压，但其后果是长期的。巴勒斯坦政治机构被摧毁，阿拉伯领导层被流放或被迫沉默。
英国试图安抚双方，在支持犹太人目标与对阿拉伯人要求的半心半意让步之间摇摆。面对日益增长的阿拉伯反对，1939 年白皮书限制犹太移民，为时已晚，无法阻止灾难的发生。在欧洲大屠杀加速的情况下，巴勒斯坦成为了一个象征性和字面意义上的避难所，但大门正在关闭。对犹太人来说，英国的约束看起来像是背叛。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仍然不够。委任统治已经变得不可持续。
1949 年绿线边界。/ 蒙美国中央情报局，维基共享资源
联合国 1947 年分治计划提议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并将耶路撒冷设为国际区。当时，犹太人占人口三分之一，却只拥有不到 7%的土地，却被分配了 55%的领土。巴勒斯坦人作为多数，认为该计划非法，拒绝其条款。 10
暴力几乎立即爆发。1947 年 11 月至 1948 年 5 月间，内战席卷了巴勒斯坦。犹太民兵组织，如哈加纳、更激进的伊尔贡和莱希，发动了协调的军事行动，以夺取联合国计划分配的领土——有时甚至超出分配范围。阿拉伯抵抗力量分散且地方化组织，缺乏中央指挥。 11
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是纳克巴，即“灾难”，超过 70 万巴勒斯坦人逃离或被驱逐出家园。 12 虽然以色列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认为这次流离失所是自愿的或由阿拉伯广播煽动，但越来越多的档案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巴勒斯坦村庄被故意清空和摧毁，以防止他们返回。 13 1948 年 4 月臭名昭著的迪尔亚辛大屠杀中，超过 100 名村民被伊尔贡部队杀害，这在巴勒斯坦人中引起了震动，并加剧了逃亡。 14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第二天，邻国的阿拉伯军队入侵，引发了第一次阿以战争。以色列不仅幸存下来，还将其领土扩展到联合国分界线之外。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复存在。约旦吞并了西岸，加沙则处于埃及的控制之下。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被剥夺家园的创伤将永远是一个未愈的伤口。
耶路撒冷正式移交英国统治，一位“本地牧师”从大卫塔的台阶上宣读公告。/ 转自国会图书馆，维基共享资源
1948 年战争之后，冲突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地区层面。以色列的胜利被其支持者誉为奇迹，但也巩固了一种军事意识和围城心态，这些将塑造其政治数十年。在新国家中，留守的巴勒斯坦人被授予公民身份，但直到 1966 年仍处于军事统治之下，遭受土地被没收和政治监视。 15
阿拉伯国家在战败中受到屈辱，但它们缺乏一个连贯的战略。1956 年苏伊士危机中，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在纳赛尔将运河国有化后攻击埃及，显示了西方在该地区控制的脆弱性。尽管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撤军，但它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能够单方面行动的地区强国。
转折点出现在 1967 年。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这不仅改变了地图，还使超过一百万巴勒斯坦人直接处于以色列军事占领之下。 16 这次占领开启了冲突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定居者扩张、行政控制和国际法律模糊。
1973 年的赎罪日战争，由埃及和叙利亚发起以夺回失去的领土，短暂地动摇了以色列的自信心，但最终再次确认了其军事优势。在这些战争之后，一种新的政治动态开始形成。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被流放并重组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成为巴勒斯坦身份的主要声音。武装斗争成为其方法，国际承认成为其目标。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现代史拒绝终结。这是一个充满记忆、失落和竞争性正义愿景的故事。对以色列人来说，国家的建立既代表救赎也代表必要性，在种族灭绝的阴影中形成。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标志着灾难的时刻，这一灾难仍在难民营、军事检查站和外交僵局中不断展开。
要理解这段历史并非要解决它，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哪些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这场冲突并非源于古老的仇恨或宗教的必然性，而是现代意识形态在一片兼具神圣意义和战略地位的土地上碰撞的结果。每一章都建立在上一章的沉默之上。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责任不是裁决当今的政治，而是阐明过去的抉择。在这些抉择——无论是帝国、定居者、叛乱者还是难民做出的——我们或许能找到一场从未注定会发生悲剧的轮廓，以及一个尚未书写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