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文史专家徐忠同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忠《中国古代文艺政策史》一书。
《中国古代文艺政策史》第四章 春秋时期
第四章 春秋时期
7、反映新旧势力递嬗、社会大变动的文艺之策
春秋时代，在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度开始出现的新旧势力递嬗的社会背景下，随着经济基础的大发展和上层建筑的大变动，各诸侯国虽没有统一的明文规定，但是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方面，都在开始出现百家争呜的局面下，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客观地形成为诸侯争霸和新旧势力递嬗的社会大变动服务的文艺政策。因此，这一政策就同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许多重大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就主要方面来说，有下列几点:
(1)阶级关系的变化冲击了旧的“礼、乐、刑、政”。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各阶级起了对流，形成了社会转变时期的阶级秩序变化的特有现象，周天子所专用的一些礼乐，各国诸侯也应用起来了。诸侯专有的东西卿大夫照样有了。诸侯支使天子，卿大夫支使诸侯，所谓“犯上作乱”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又称之为“名与器”的“僭越”。'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在社会生产有较大发展的情况下，阶级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动，与文学艺术有直接关系的礼、乐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过去享受礼乐的阶级逐渐衰落了，旧的“礼、乐、刑、政”维持不下去了，随着新的阶级秩序的形成，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慢慢升上去了。文学艺术开始冲破奴隶社会的传统思想和传统艺术形式的束缚，按照其与政治斗争、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发展。
(2)东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战争，促进了文化的大传播、大迁移。东周王国与宋、鲁是春秋前期三个文化中心。因东周王室地小贡少、经济贫弱，不能养活众官，有专门知识与技术的王官百工，陆续分散到诸侯国，有些人做官，有些人做师，扩大了文化的传播。鲁昭公22年(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百工、起兵争王位。经四年战争，王子朝被打败，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宗族和一大批百工、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奔到楚国，使东周文化形成了一次最大的迁移②。从此楚国在文化上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三个文化中心。在争夺霸权的战争中也涌现了一些重视文化的领主。例如齐桓公、晋文公，率领中原诸侯，保卫华夏文化。楚庄王、越王勾践开发长江流域，输入华夏文化。以最有代表性的楚国来说，在诸侯争霸的战争中经常获得胜利，国土扩大了，居住在国境内的长江流域蛮人、淮河流域夷人以及被征服的华夏诸侯国人，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在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融合而成为楚国文化。
(3)私人办学，改变了“学在官府”的奴隶主贵族笼断文化知识的状况。西周以来，一直是“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孔子首创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这个学校有孔子讲学的“堂”，有弟子居住的“内”。孔子教人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即经学)四种。入学很容易。只要送一束乾肉以上的礼物，孔子就认他作弟子。据说有弟子三千人。多数是鲁国人，也有卫、吴、陈、齐、宋、楚、晋、秦等国人”，按其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来分析，绝大多数属于士的阶层。这个阶层当时处于社会中间，上有贵族大夫，下有庶民工商，能上达但不能顺利上达，怕下降但可能失职下降。
士在军士上任作战骨干，在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在文化上学得古今知识，在经济上拥有私田产业，社会地位重要而不高，想取得官职而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孔子周游列国，企图复兴周道，他的学生从行服役并随时学习。某些弟子还被荐去做官，很多人取得了尊显的地位。
(4)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开始形成，对文艺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思想上的大变动是与社会的大变动相适应而产生的。其主要标志是对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和他的代理者周天子，很多人发生怀疑，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兴起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与无神论思想，并且渗进了各个社会领域。在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有变革社会的实际活动家管仲、子产、郭偃等人，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言论。例如子产就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新兴的封建势力把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和无神论同政治变革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显示出生气勃勃的力量。在这同时，也出现了没落的奴隶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孔子等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同新兴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展开论争，开始响起了百家争鸣的前奏曲。这种争呜的实质是封建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同奴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也形成了不同文学艺术观的争呜局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官制，按照已经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也改变了地位与权力。西周的官制规定，关于天事的官，也就是带宗教性的官是属于上位的，其次才是政务官和事务官。在周王左右的六卿六太中，太祀、太卜、太士都是管祭祀和卜巫的神职官。到了春秋时代，那些宗教性官职虽然也设，但地位与权力都下移了。由于宗教性的天的思想的没落和朴素唯物主义天道观与无神论的兴起，传统的文化观念跟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始共产主义末期起，形成的夏代尊命文化，商朝尊神(即天、命、鬼)文化和西周的尊礼文化，到了春秋时代，变成了打着尊礼文化招牌的霸权文化。这种变化是称霸的大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策略在文化艺术上的反映。
上述的重大影响，形成了春秋时代的为诸侯争霸和新旧势力递嬗的社会大变动服务的文艺政策，使文艺形式和文艺活动都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第一个表现是争霸的诸侯在用武力兼并的同时，也运用文艺进行文攻。公元前636年前后，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从王都赶跑，流落在外。一心争取霸业的晋文公认为这是“取威定霸”的极好机会，就约令诸侯，出兵打败王子带，把襄王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王牌，大肆进行争霸的兼并战争，发动了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即“城濮之战”，晋国获胜。晋文公在战土（今河南省原阳西南)会盟诸侯，周王也被召来参加，册命晋文公为“侯伯”，即霸主。配合争霸战争的外交使节(“行人”、“行李”、“行理”、“行旅”)的活动，都借赋诗来表达他们在外交场合不便直说的问题。郑伯与(鲁文)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来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鲁文公十三年冬，晋会盟，鲁文公回国时路经卫国，答应为卫谋和于晋。又经郑国，郑穆公设宴招待。宴会上子家赋《诗·小雅·鸿雁》，取其“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众。”意谓郑国“鳏众”，欲请文公怜惜，为郑求和于晋。随从文公出使的季文子赋《诗·小雅·四月》，取其“四月维夏，六月徂署。先祖匪人，胡宁忍予?”暗示文公在外日久，思归祭祀，不想再去晋。子家又赋《诗·鄘风·载驰》,取其“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再次请求为郑向晋求援。季文子听后，遂赋了《诗·小雅·采薇》，取其“戎车既驾，四牧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同意为郑再奔波一次，去向晋说情®。按照西周的传统礼仪，唱诗、赋诗，都是为祭祀和宴会娱乐之用的,而在春秋时代的大国争霸的情况下,却用赋诗进行外交活动，直接为调整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服务。
第二个特征是文学艺术与政治结合，直接为诸侯争霸的政治斗争服务，但又不从属于政治，不受政治制约，按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演变。这一点，在诗与政治的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周王朝的统治名存实亡，许多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诗和一部分反映贵族生活与思想的诗，都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韩诗:伐木序》中“饥者歌食，劳者歌事”两句话，概括地反映了春秋时代产生的许多诗歌中的“饥者”和“劳者”的声音，也就是被剥削者和被奴役者的声音，尤其是《国风》中的许多诗，摆脱了西周王朝文艺政策的控制，更加尖锐地揭示统治阶级剥削本质，表现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例如《魏风·伐檀》诗中写道:“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千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中对“不稼不穑”与“不狩不猎”的“君子”贵族老爷，为什么不劳而食的质问抒发了被剥削人民的反抗怒火。在这类诗中，还有直接抨击或讽刺统治者的政治色彩更强的诗。《邶风·北风》，以乌鸦、孤狸比当权者，以“北风其凉，雨雪其雾”，比之为酷虐的政治。每章结尾的两句都是“其虚其邪(徐)，既函(志)只且”，号召被压迫人民毫不犹豫地以逃跑的手段来对抗统治者。政治与艺术紧密结合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孔丘，尤其是为官时竟然运用权力杀害与自己不同观点的人。他从事的文化、教育、艺术的一切活动，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充分利用鲁国保存的大量的西周典章制度和礼乐器物的有利条件，掌握了大量的西周典章制度和古代文化知识。春秋末年，官学衰败了，孔子以传授礼、乐、射、御、书、教六艺为目的，办私学。与他同时私人办学的少正卯，宣传新兴封建主义的革新思想，吸引力很大。少正卯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孔子当了大司寇，行摄相事后不久，就把少正卯杀害了”。这是运用权力镇压不同观点的文人的古代典型。孔子宣布少正卯有五条罪状。”一曰心达(逆)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日顺(训) 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余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此小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他的主张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当时季氏是鲁国最大一家贵族，与周王朝的关系是陪臣，可是他竟用周天子的礼制，“八佾舞于庭”，又“旅于泰山”，孔子就认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由于孔丘反对社会变革,企图削弱以季孙氐为首的私家的权力,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因而被迫去职。从此，孔丘为了推行其“道”，企图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隶制，曾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席不暇暖，对现实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没有一个国家重用他。最后回到鲁国，按照自己的政治艺术观点，从事着述和讲学，整理了“六经”。在整理过程中，他虽然政治观点鲜明，但还能重视历史事实和文学艺术特点，从而使我国古代的文化艺术遗产得以保存和流传于后世。例如对《诗》的整理，他讲过，“诗无邪”，注重诗教，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因而他能按音律整理。正如他自己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说，他精通音律，能“弦歌三百五篇。”《诗》中的国风虽然经过他的整理，但是仍然保存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依然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说，象《七月》反映奴隶血泪生活的诗，象《式微》、《击鼓》、《陟岵》、《扬之水》等反映劳动人民沉重徭役、兵役负担的诗，象《氓》、《柏舟》、《溱洧》、《静女》等以婚姻恋爱为主题的民歌，以及象《新召》、《南山》等讽刺奴隶主荒淫无耻的诗，都保存下来。由于这些诗歌表达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显示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从而成为《诗经》中的精华，成为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的晶莹瑰宝。
第三个特点是不同文学艺术品为诸侯争霸服务的功能起了显著的变化。春秋时代的散文和历史学著作的产生与发展，与诗的地位下降成反比，更加具有为诸侯争霸服务的特点。早在西周时期，王朝和各诸侯国均设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春秋时，孔子面对着周室不振，诸侯争霸、战乱迭起、外族交侵的形势，用谨严的笔法，修订鲁国的编年史《春秋》,目的在于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维护周王朝的奴隶制的统治，巩固周王朝最高奴隶主政权。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维护本国的利益，都要用新的文体作工具，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国有大事，互相赴告，会盟朝聘，史不绝书;褒善贬恶，直笔不隐。因此,《诗》的形式也就不能满足社会急遽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于是散文和史学著作就应运而生了。散文在铜器铭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记叙散文和政论散文。如《秦誓》就是春秋时秦穆公的悔过之词。他因不听蹇叔之言,“劳师以袭远”，结果为鲁所败，三师被俘，“匹马只轮无反者”。他愧悔之余，恍然于“番番良士”,“仡仡勇夫”和“截截谝言”的这三种人的区别和取舍，流露了真实的感情。这些内容和感情如果用诗是不能表达的，用铜器铭文的形式，则更加无法表述。从文学价值方面来说，通篇始终用的是对比描写的手法，大大发展了散文的创作方法，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春秋时期的一篇散文杰作。还有记载春秋列国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活动的丰富多彩的内容的《左传》和分别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事，而主要记言的《国语》，也是适应诸侯争霸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不朽之作。
第四个特点是诸侯国掠夺他国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大肆掠夺文学艺术等精神财富。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许多诸侯国出于对文化艺术的掠夺，一般都重视占有，在客观上形成继承传统，并能互相传播，使其得以保护和发展。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扎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工演奏了各国风诗，季扎一一加以评论。由此可见，鲁国保存了西周和各诸侯国的文学艺术珍品”。鲁国所保存的各国风诗，同流传下来的《诗经》中的《国风》基本相同。不但如此，即使在当时被看作是“亡国之音”的邪乐，许多诸侯国也同样保存。卫灵公带领他的乐师师涓去晋国访问晋平公，在宴席间，“灵公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逐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由此可见，当时的诸侯国把听音乐也都看作是与国家兴亡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这就更加突出地表明，春秋时期的文艺政策，是为诸侯争霸、为刚刚形成的封建制度服务的。
8. 为诸侯争霸服务的文艺
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战乱不止、人民生活极端痛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为诸侯争勒服务的文艺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就主要方面来说:
(1)产生了大量的所谓“变风”、“变雅”的诗歌。突出代表是160篇的十五“国风”诗，大部分是春秋前期和中叶的作品。这些作品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定成诗歌总集时，虽然可能有所润色，有的甚至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图进行修改，但是由于诸侯争霸，周王朝宗主权威和尊天敬祖明德重人事的文艺政策已丧失了实际的控制力，所以仍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艺术创造才能。例如《秦风·无衣》就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强敌压境、外族入侵时，不贪图苟安的“王于兴师，修我戈予，与子同仇”的斗志昂扬精神。除了这类爱国诗以外，反映奴隶们血泪生活，控诉兵役、徭役之苦，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和婚姻恋爱的诗歌，都以鲜明的画面，生动的笔调，描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大大超过了《雅》、《颂》，真正是《诗》三百中的精华，不愧为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中的晶莹瑰宝。因此，诗歌的这一重大发展，是春秋时期为诸侯争霸服务的文艺政策的辉煌成果之一。
(2)变革了散文的文体，推动了散文的发展，开创了私人著书立说的新阶段。为适应诸侯争霸的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散文有了重大发展，其突出表现是文体发生了变革，大大提高了思想性和艺术性。春秋以前的散文，都出于奴隶主贵族的最高统治者之手，典雅诲涩;除了世袭的史官记载写作的官书以外，没有私人著书的。《尚书》中较为可靠的《周书》，象《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无逸》,《君奭》、《多士》、《多方》等篇和铜器铭文，都是公式化的官书，是无生气的滥调古文。春秋前期和中期，许多贵族还模仿古文，脱离口语。周惠文对齐桓公使者管仲说:“舅氐，余嘉用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这显然是模仿上古文的官样文章。到了春秋后期，散文改变了文体，私家著书的人出现了，哲理散文，或者叫政论散文也产生了。这种散文在用词造句上，注重吸收民问文学养料，出现了运用当时口语和也、乎、焉等语助词的新文体，其目的是便于通俗地宣传政治主张.《论语》是春秋时代哲理散文中的一个最可靠的书，是孔子门徒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孔子周游列国论说政事和对学生讲学，都是用当时的口语，简明扼要地阐明政治观点。如鲁昭公被季氐等三家赶到齐国去，孔子跑到齐国游说。齐景公向他问政，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影射攻击当时正在夺取晋国政权的田氐。齐景公一听就懂，非常高兴地说:对对，对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然有粮食，我还能吃得着吗?记录孔子讲学和游说的言行的《论语》，就是采用变革的新文体的第一部书。这部书是语录体的新型变革散文。从文学性方面来说，语言精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能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形象。例如《阳货》篇有这样一段对话:“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段谈话是严肃的，又是诙谐的。孔子平日的风趣，学生的笃信师说，他们师生之间亲密愉悦之情都宛然如见。孔丘以“祭神如神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简短语言，表明他对神鬼、人的态度;用“苛政猛于虎”的一句话,强烈谴责了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
(3)历史文学适应诸侯争霸的形势需要，在《尚书》的基础上，产生了用精确年月记事的史书和详细记载诸侯各国之间重要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历史著作，也可以叫历史散文。这种历史著作有三类。
第一类是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在奴隶主贵族逐渐没落，地主阶级逐渐兴起的春秋时代，各争霸的诸侯国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产生了简要记载历史事件的编年史鲁《春秋》之类的史学著作。编年史起源于西周共和时期。到了春秋时代，文化较高，能够称霸的诸侯国都有史官记事。如晋史名为《乘》、楚史名为《梼杌》。墨子曾见到“百国春秋”，只是都亡佚了。这些史官世代承袭，依据一定的手法，一般都是直书其事，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为后代的史学和文学著作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楷模。特别是某些史官的杀身殉书的精神，更为历代文学艺术著作者所敬仰。鲁襄公25年(公元前548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据实直书，写为“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太史。太史两个兄弟继续写同一句话，都被崔杼杀死。最后一个兄弟还写“崔杼弑其君”，崔杼终于不敢再杀了。南史氐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尽了，拿着竹筒去写，半路上知道已经写成，才回家去了。经孔子修订的鲁《春秋》，上起隐公元年，下止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年至481年共242年的事。从文学价值来说，《春秋》属于“以事系日，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一种传记式的历史叙事文。但叙事简单，意义隐晦，是初期的散文体。如鲁惠公死，子隐公不依承法立鲁君，《春秋》写为“元年，春王正月”，不说隐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鲁君。又如襄公 25 年写“齐崔杼弑其君光”,意思是崔杼犯了弑君罪。从政治性方面来看，孔子修《春秋》的指导思想是面对动乱的时代，推明王道，维护正统，扶持日益衰微的周室。孟子认为是使“乱君贼子惧”。朱熹认为“以寓王法”、“以讨乱贼”。司马迁认为《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褒贬态度明朗，“笔则笔，削则削”。这也就是说，能够把当时社会的是非善恶揭露出来，是坚持了现实主义态度，在历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与《春秋》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部历史著作《左传》，叙事性较强，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全书共十九万多字，记载了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7年(鲁哀公27年)计250多年的历史。作者是谁属于历史公案，难以考证。但是书的编写却出在春秋末年，肯定出自一位杰出的历史家和卓越的文学家之手。这部伟大的著作全面地记叙了春秋时代封建领主贵族阶级内部所发生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以及各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兼并战争，揭露了昏庸腐朽的统治者，称赞了著名的政治家，肯定与否定的观点异常鲜明，褒贬美刺的精神贯串其中。从写作技巧方面来说，《左传》善于写重大事件，尤其善于写战争;善于刻画人物，特别善于叙述事件和人物，而又富于生动的故事性。其语言特色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第二类历史著作是依照国别来记述各国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国语》21卷，反映了春秋时代政治活动的简影。旧说是左邱明所作，但缺少科学根据。从体例来看，是出自春秋时代各国史臣的手笔，而又经过整理加工的史料集。有重点地记述了若干大事件，文字朴实平易，长于记言，也善于描写人情物态。例如在《季文子相宣成》里,很生动地刻画了鲁国宰相季文子的俭朴形象，尤其是对季文子以自己的生活艰苦，去体察国人的生活艰苦，以自己对妾马俭朴去感染士大夫对妾马的俭朴的描写，充分显示了记事简明、语言生动的特色。《国语》的这种写作艺术，在为诸侯争霸服务的过程中，较之《尚书》、《春秋》笔法，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第三类历史著作是专记一个人的言行,类似今天的传记文学。记述齐相晏婴言行的有《晏子春秋》。晏婴曾拥齐灵公、庄公、景公，是有名的贤臣。《晏子春秋》共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每一章记载他生活中的一件事:有的是谏齐国君主，有的是回答齐国君主提出的一些问题，此外还记述了其他一些言行。文章写得明白畅达，易读易懂。特别是《景公筑长來台，晏子舞而谏》的一章，抒情意味很浓，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4)音乐歌舞沿着为诸侯争霸服务的方向，得到继承和发展。
原始社会就有的狩猎舞，战争舞，以及进入农耕时代的《蜡》、《雩》等祭典、祭祀的舞蹈，在春秋时代仍然经常举行。“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乐所知也®。”子贡观《蜡》，即看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舞。孔子在举行“乡人傩”的时候，恭恭敬敬地穿起朝服去看'。春秋时代的“女乐”，也是殷纣王时的“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的继承和发展。诸侯争霸的各种活动，增强了各国之间的交往，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春秋时代向北方争霸的楚国，在南方民族中是比较先进的。但是，他们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称霸，国君和贵族们在文化上，礼仪上和生活上很多地方向中原诸国学习。《楚辞·招魂》中说的“二八齐容，起郑舞兮”中的郑舞，就是楚国向郑国学来作为宫廷的娱乐乐舞。
春秋末年，孔子反对“郑声”，说它乱了“雅乐”。其实“郑声”不只是“声”，还有二与三人配合的舞，称为“郑舞”。这种歌舞以八人为一单位，称为一“八”;两个单位称为二“八”。八人或十六人作群舞，舞姿一律，称为“齐容”。据说起源于夏代的倡优，传到西周”，再传到春秋时代，不但能歌善舞、滑稽调戏，而且参与对统治者的讽谏、讽刺的政治活动。晋献公的夫人骊姬已经求得献公的许可,准备杀死太子申生而立她自己的儿子奚齐做太子，但是害怕大臣里克不答应，就向她豢养的优施求计。优施说:我把里克说服过来只要一天功夫就行了。你给我杀一只羊，我来和他喝酒。我是一个倡优，说错了话是没有罪过的。于是优施就和里克一起喝起酒来。喝到一半，优施站起来跳舞，并唱了《暇豫之歌》，边舞边唱:“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这一歌词的大意是:用讽刺的手法，暗示里克不会逢迎献公，还不如乌鸦。别人都知道栖息在茂盛的树木上，而里克却栖息在枯树上。里克问他:什么叫苑，什么叫枯?优施说:母亲做了夫人，儿子做了国君，可不是苑吗?母亲死了，儿子又遭到毁谤，可不是枯吗?何况这个枯树还有伤痕呢'。这些事实说明，从事歌舞声色之娱的职业艺人，在春秋时代，由单纯的娱乐发展成为带有政治目的的说唱歌舞的艺术活动。
(5)美术和工艺美术也比西周的水平有所提高。高超艺术的代表作是“占斗纹鉴”，高九寸，口径一尺六寸三分五厘，四兽耳衔环，腹饰晚周战迹之一幅写真图。令鉴颈腹近底三层，都四十组，二百九十二人。男子皆帻首束腰，腰挂剑，上服及膝。女子环发长裳，足不外露。船夫有竖发者。其事物有旗、有鼓、有钲、有舟、车、櫂、鱼，有豆、勺，有弓、矢、戈、戟、剑、盾、弹石。旗作竖羽状，鼓树于杆，下为镦，镦旁峙小物岩罅，亦可击以退兵者。弓矢与今无殊，戈皆短柄，戟长柄。其战状有格斗，有斩杀，有督战，有射御，荡舟、祀祭、跪送@。这一战斗纹鉴，不但显示出了高超的工艺美术水平，而且表明了雕刻图案的水平也是很高的。
(6)文艺理论批评，在春秋时代也开始发展起来了。最早的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53年)，吴国贵族季札奉吴王余祭之命，出使鲁、齐、晋、郑、卫王国。在鲁国聆听了保存完好的极为珍贵的周乐凤、雅、颂各章，对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点一一作了评论，首创了我国古代的诗论、乐论和舞论。他的评论特别强调诗、乐的中和平正之美，把乐章里所反映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民间风俗作为理论依据,从中谋求了解人民的思想情绪、对统治阶级的反映，寻找施政的借鉴。例如他听了《周南》、《召南》就评价周朝的教化基础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听了《郑》歌就从郑国的政令苛细烦琐的角度评论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听了《陈》歌，则批评国君荒淫无道说:“国无主，其能久呼?”象这样从政治与艺术的结合上评论诗、乐、舞，不仅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意义，而且为开创我国的文艺评论、美学理论具有深的历史意义。春秋末年，继承和发展季札文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他在文学批评方面有很多重要见解。《论语》等书里面记载他论《诗》的很多观点。他说，“《诗》，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承，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从儒家的观点出发，说《诗》可以使人读了感奋，可以教人认识社会生活，可以教人合群，可以使人知道怎样批评社会、批评政治，还讲了《诗》在伦理上和政治上的作用，以及在扩大关于鸟兽草木等知识范围方面的作用。孔子还特别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他认为写诗批评社会政治时，不要暴露太过，不能动摇统治阶级的根本制度和根本观念。他在文章写作方面主张“辞达而已矣”（见注释23），即要求文章恰当地表达思想内容。此外，他还主张“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情欲信，辞欲巧”，意思是要能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同时要有文采，有技巧。我国的文学批评史，除了萌芽状态以外，真正形成文艺批评理论的，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
由于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统治者的文艺政策也发生了急剧变化。综上所述，文艺政策的变化又促进了文学艺术的急剧变化。这一变化的显著特征是文学艺术的政治色彩浓了。例如列国之间公卿大夫进行外交活动，常常断章取义，用诗三百篇中某些章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所谓赋诗言志。这也就是说，政治与艺术已经产生了利用与制约的关系。因而造成了诗衰散文兴的局面，艺术性很强的诗几乎没有了，新兴的散文又是政治性大于艺术性，开创了文艺不脱离政治的历史，或者说是开创了文学艺术的政治史。
注:
①、②据《中国史稿》第一册323-332页
③据《史记·孔子世家》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据《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32-133页
⑥据《左传》文公十三年
⑦据《论衡·讲端》
⑧据《荀子·宥坐》
（9）《论语·季氏》
⑩《论语·八佾》
⑪《汉书·艺文志》，《礼记·玉藻》也有记，但稍异
⑫据《左传》襄公 29年
⑬ 《韩非子集释》上，171页
⑭凡引自《诗经》的注释略(下同)
（15）《左传》僖公十二年
（16）《孔子家语·观乡》
⑰《论语·乡党》
（18）据《国语·郑语》所载，西周末年有由贵族豢养、专供声色之娱的“优”，
⑲据《国语·晋语》
（20）据《商周彝器通考》
（21）《论语·阳货》
（22）《礼记·经解》
（23）论语·卫灵公》
待续 第五章 战国时期
徐 忠 原淮安市政协学习委员会主任，淮安电视台台长、淮安市广电局副局长、市文化局副局长、淮阴行署文教局副局长等职。资深高级编辑。现年87岁。全国著名的党史及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专家。著有《童年周恩来》电视连续剧、《奔向春天——青年周恩来》《学生时代的周恩来》剧本，《青少年时期的邓颖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少年周恩来的学习故事》等。其中《童年周恩来》已拍成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并获“飞天奖”。《奔向春天——青年周恩来》获得国家电视剧引导扶持专项资金，以拍摄成功已确定为献礼作品。徐忠还著有《中国古代文艺政策史》等。徐忠现在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员、淮安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秘书长、江苏省新闻系列高级职称评委、淮安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淮安名人研究会顾问、世界华人交流协会教授级研究员，获省“五个一”工程等大奖三项，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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