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通常是指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62年的历程，共和国史研究也几乎具有了62年的历史①。当然，中国当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一般认为发端于1978年②；其正式的推广与展开，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历史学科里，当代中国史无疑是最年轻的新兴学科，尽管还比较稚嫩，但内容丰富，进步明显，思潮起伏，发展曲折，大有成为显学之势。
如何推进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笔者贡献五点浅见。
一、档案问题。所谓档案问题，首先是要开放档案，按照中国的《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③。即使是“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事实上，即使是五六十年前的档案无法利用的，亦比比皆是。所以，研究当代史的学者们殷切希望各个档案馆，应严格根据《档案法》的规定，及时开放应该开放的档案。
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档案的归口问题。《档案法》明确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第十一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定期向档案馆移交档案。”但现实社会中，档案不归口，自行保管，绝不开放的情况，非常多。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没有制度性落实，将会严重妨碍当代史的研究。
二、加强口述史。由于当代史的某些资料研究者无法获得，因此，寻访历史亲历者或见证者，进行田野调查，极其重要。
口述史是一种生动、古老而又新兴的史学方法，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均古已有之。口述史的方法，对研究近代以来的历史，对底层社会的研究，对方志的撰写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近代以来，报刊、档案资料已非常丰富，但仍有许多缺陷和盲点。如政治领域，政治内幕多不见诸记载，需要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讲述。战争时期，战场瞬息万变，许多秘闻如果没有参与者的讲述，就会永远无人知晓。同样，即使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亲历者的口述会提供许多细节。
口述史的基础就是具有大批亲历、亲见、亲闻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活史料”。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拥有大批参与当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活动的亲历者。诸如政权更迭中的参与者，政治运动中的主政者与受害者。一座工厂、一家商店的经营者，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文革”、改革开放等，均是弥足珍贵的史料。还有大量不同民族、职业、文化背景的市民，他们对日常生活的认知也非常不同。这些鲜活的事例将告诉你更真实的“事实”。当然政治昌明，也是口述史兴旺的重要条件，否则，心有余悸，见证人就不敢或不愿讲述。当前的任务是要抢救具有各种不同价值的口头历史，将其视为不再抢救就会从人类文明中永远消亡的精神遗产。
口述史是史学价值观念的革新，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理念。传统史学讲述的是“创造历史”的人与事，而口述史更多的是“事件”对个人的影响，“事件”成为了叙事的背景。口述史具有强烈的民间化色彩。传统史学较少注意民众生活史。而口述史使“草根”的底层社会史，变得鲜活与丰富起来。同样，记录民众女性史，在传统社会，女性的历史几乎是缺失的、被忽视的，口述史将提供大量女人的真实故事。口述史试图通过小叙事的叙事形态，以对大叙事的历史进行证实或证伪，从平凡的生命个体、日常生活的视角，来解构大叙事历史是如何被塑造的。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活动。受访人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一定具有历史工作者的素养。在其讲述的时候，可能受记忆因素、情绪因素、选择因素的影响，讲了一些，也漏了一些，甚至讲了枝节的，漏了关键的，讲了感兴趣的，回避了不堪回首的；讲对了一些，也讲错了一些。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访问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前进，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
当然，口述史与其他历史方法或路径一样，既有长处也有缺陷。口述史的长处，是可以找到大量丰富、鲜活的事例，将生命体验融入历史，并突出人的作用。缺陷是个人的叙述不可能是完整的“历史证词”，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因此很容易产生偏见。不仅如此，受访者还有可能删除某些事实，甚至歪曲历史。当然，受访者有选择性记忆，历史的编纂者也有选择性记述的问题；口述史料有失实的地方，文字书写的史书就一定完全真实吗?最佳办法还是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互为参照，彼此印证，两者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三、关于当代史研究的研究方法。这里仅举四种。第一，唯物史观指导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第二，比较现代化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能有效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但要努力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模式，切忌把现代化的成果当作向西方模式演变的过程。第三，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方法。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通常被概括为市民社会理论。以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性质为基本来建构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关注的是相对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近十年来受到学界重视，我们民主自治实践的推进，也显示出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借鉴意义。第四，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将新制度经济学引入政治学领域，形成新制度主义，这种方法已在中国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广泛应用，其核心概念是“产权”和“交易费用”，主张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应该从制度变迁中寻找原因。北京大学一位学者提出，可注重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国史，注重定量和实证分析，重视国史学科的规范建设。国史研究不但要发扬原有的传统研究方法的长处，而且还要注意吸收借鉴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④。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是最早提出“全球史观”的学者，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这给中国史学界以启示。在进行当代中国史研究时，是将其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进行，还是将其视为仅仅是“当代中国史”，是独立于世界史之外的当代中国史进行研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必然会影响到最后的研究结论。于沛认为，脱离世界史的中国史，是不完整的历史，都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的或世界的历史图景。如何在研究实践中认识、并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这是摆在中国史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之一⑤。
四、当代史学科建设，还有一个当务之急便是整理和出版史料。与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相比，当代史的资料建设最弱，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除了党史等专题以外，当代史的资料整理，几乎一片空白。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当代史的发展。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要求各地文史馆征集辛亥革命以来的资料，那时离辛亥革命不过三十余年，而现在，50、60年代已过去半个世纪多了。所以，整理与出版当代史资料已刻不容缓。
五、当代史的研究一定要解放思想，突破禁区。要本着尊重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准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应该鼓励研究者进行大胆的探索与研究，否则，我们将难以改变中国当代史研究落后于海外的局面。
有学者指出：“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有研究所能依据的理论和方法，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虽然日益引起国史学研究者的重视，但是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史研究工作者必须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并组织学者进行系统研究，建立国史学概论、国史学史、国史史料学等相关学科。”⑥有些学者早已呼吁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和教育部，应尽早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正式列入国家学科目录和研究生招生目录，以推进学科的独立发展⑦。看来，在中国史一级学科内，增加一个共和国史的二级学科，应该是早晚的事。笔者以为，发展当代史学科，还要大力加强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恩格斯在论述社会变迁时指出：“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⑧古代、近代领域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应可为当代社会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照。
中国学者应奋发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当代史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更加生动、更加真实、更加全面地展示当代中国史的壮丽图景。
注释：
①当代中国史最早的成果之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等组织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北京师范学院师生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④关海庭：《关于国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⑤于沛：《“全球史观”和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⑥转引自曹守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新趋势——记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第359页。
⑦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