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天府智库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三十年”: 革命夺权三十年，继续革命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学科建设的“中国当代史”在时间上涵盖后两个三十年。而目前学界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二个三十年。本文所讨论的也主要是第二个三十年。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的划分尚无一致的看法，或将1840—1949 年称“中国近代史”，将1949 年以后称“中国现代史”; 或将1840—1919 年称“中国近代史”，将1919 年以后一直延续至今称“中国现代史”; 或将1840—1911 年称“中国近代史”，1912—1949 年称“中国现代史”，1949 年以后称“中国当代史”。近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越来越偏重“朝代史”的取向: “晚清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无论是“近”、“现”、“当”，还是“清”、“民”、“共”，具体的划分虽不尽一致，将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一分为三”则是基本的取向。在这种取向下，研究者被细分为不同的研究群，召开不同时段的学术研讨会，创办各自的学术刊物，甚至分别组织不同的学术团体等，甚少有学者的研究能够涵盖和贯通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从不间断的历史长河中，截取某一时段，加以细致的探讨和分析，主要是历史研究者基于“操作”和“技艺”上的考虑，一方面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研究者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有限，很少有研究者能够贯通古今。相对于古代史，近代以后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加之历史变迁的速率大大加快，研究者所能探讨的时段也日趋短促。然而，这样截流式的细分，对这一百多年历史的认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近年来，学界有关“碎片化”和历史“连续性”的讨论，即是针对这样一种负面性所进行的检讨和反思。历史学与一般社会科学不同，一般社会科学更关注“常”，关注“规律”、“机制”、“结构”，重视普适性“法则”和“普遍意义”; 而历史学则更关注“变”，重视“转折点”、“分水岭”，强调因时因地而异。但这样也容易漠视潜存于剧变表层下的历史深层结构。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并分别称之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近现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大体属于“短时段”的范畴。在“短时段”的视野中，容易“发现”历史的剧变和突变，而不易察觉历史的“渐变”和“不变”。我不主张过于强调“中国当代史”作为一个“学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本是一个变动不居和相对的时间概念。相对于延续千年的“古代”，“近代”的转型其实尚未完结，我们今天仍处于这一转型过程中。无论从“现代化”视角，还是从“革命”或其他视角观察，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更具有内在连续性。就革命而言，中国的20 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20 世纪中国先后经历了三场革命: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相互之间有新旧之别，有高下之分，有鸿沟相隔。研究者习惯将三次革命切割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来论证后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中国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 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而中国共产党革命又是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终点并非1949 年。在1949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既是在野革命党，也是局部执政党( 苏区和根据地) ; 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执政党，但并未改变其革命党的特质。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以前的革命过程中，在其控制区域进行了全方位的政治试验，也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对中国共产党而言，1949 年执掌全国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继续推进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意识中，根本不存在一个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就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而言，无论革命还是执政，1949 年并不是一条鸿沟，相反，1949 年前后具有相当的连续性。革命仍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主旋律。在这个时期，革命挂帅，革命主导一切，革命笼罩一切，革命改造一切，革命塑造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灵，颠覆一切知识价值和道德伦理，也渗透到社会最底层和偏僻的乡村角落。避开“革命”无法理解和阐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代史”。只有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置于“革命”的大语境和大情境下去观察和分析才能允当。前三十年的“中国当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不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代史”便无法完整地理解和解析中国共产党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虽然具有阶段性，更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的东西。如果忽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中国当代史”上的很多问题就可能无法理解。如有学者提出，中国在抗战时期还属于“弱国家—弱社会”类型，为什么短短数年之后就转变成第三世界少有的“强国家—弱社会”类型呢? 其实，这一转变并非“短短数年”完成的，而是国共两党不同类型与体制的转变。要解释中国共产党1949 年后“强国家—弱社会”形态的建构，必须追溯到苏区和抗日根据地时期。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形态就基本上是“强政权—弱社会”形态。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苏区和根据地体制的延续与发展。有学者竟认为1949 年后共产党人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蒋介石的“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延续，显然不知中国共产党自身在1949 年前后的传承与演变。历史学者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当代中国研究”，在时间上几乎是一致的，而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后者大多缺乏历史的动态眼光，缺乏历史的纵深视野，对“当代中国”与1949 年以前的历史连续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难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一般认为，1949 年以后的革命模式，多为“延安道路”的产物。所以一般学者往前追溯，多追溯到延安时期，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比较成熟了。其实，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政治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必须再往前追溯。如群众运动贯穿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始终，无论在革命夺权阶段还是在执政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群众运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持续数十年的群众运动，是否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运动模式，而在不同时期又具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陈独秀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武力，没有地盘，几乎全心全意致力于群众运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其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积累了丰富的策略、经验与技巧，也养成了一些难以克服并在此后数十年的群众运动中反复呈现的流弊与困扰。刘少奇以其领导早期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出这样一条工人运动的“规律”: 在政治环境好，工人有集会罢工自由的情况下，工人就会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的一味冒进，出现过激、过“左”的局面。刘少奇为此“苦闷欲死”却一直无良策加以解决。中国共产党此后的群众运动，虽然手段、策略、技巧日趋娴熟，却始终难以摆脱这样一个“怪圈”: 群众运动初期，必须“放手”发动，才能运动起来，一旦运动起来，就难免失控，以至每次群众运动都必“过火”，也总是在“过火”之后，才能着手收束。当然，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研究，不仅要注意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的连续性，更要将中国共产党革命放置在整个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去观察，放置到近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脉络中去讨论。中国共产党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必须将其放在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考察，比较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其他国家共产党革命的异同，才能发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特性与共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革命是20 世纪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有将其放回到20 世纪乃至更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才能给以适当的定位，也才能探寻其成因与历史影响。一般历史研究多从高层入手，再做地方史，或先从政治史入手，再做社会经济史。中国当代史研究，因高层档案的不开放，逼迫研究者从地方和基层档案着手，故近年来当代史研究有偏重社会经济史的态势。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不同于政治事件人物的研究，更应该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观察与比较。当代史研究似易实难。当代史事，还有大量当事人和亲身经历者在世，“一般人”好像都知道一点。你的研究既要让那些亲身经历者认可，又要让他们“佩服”你的学术见解，所以不能止于简单的事实描述，必须有学理层面的深度解读。尤其是社会史的研究，若不能将其中的内在结构机制进行解析，呈现出来的很可能是一地鸡毛，零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