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思想与中共建党》收录了近20篇中共建党人物及其思想研究的论文，将活跃在上海这片红色土地上的近代人物与中共建党的关系进行了充分阐发。不同于传统中共建党人物研究聚焦13名“一大”代表，本书关注了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共早期组织创建的人员，如陈独秀、陈望道、杨明斋、沈雁冰等，甚至包括了早期参与建党活动、后来消失在历史中的“边缘人物”，同时吸取“新革命史”的研究思路，从文化、情感、社会动员、城市空间、人际网络等角度重新审视建党历史，为人们展示了建党人物“标签化”叙述之外的丰富面向。
序言：追忆建党先贤的上海事迹／苏智良
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红色文化的关联／熊月之
塔拉索夫不是维经斯基／李丹阳
毛泽东确定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纪念日的历史情境还原／吴海勇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陈独秀／郭绪印
从伶仃洋畔到黄浦江边——杨殷与上海的两次交集／徐明
走向革命：中共“一大”前王尽美成长研究／张玉菡
陈望道与中共建党／江文君
刍议沈雁冰早年的革命活动与中共创建／张姚俊
杨明斋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贡献／陈安杰
上海外国语学社述略／邵雍
湖北人与中共建党／高红霞、刘盼红
四川第一个党组织之创建始末——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焦敬超
丁宝琳：中共发起组里的神秘女性／姚霏
上海平民女校与资源动员／丰箫
叙论瞿秋白在上海革命活动轨迹／翁长松
中共“一大”会议闭幕日期研究述论／李云波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召开日期再考——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邵雍
海内外档案的收集、鉴别、翻译与解读——以有关李汉俊的档案为例／李丹阳
序言：追忆建党先贤的上海事迹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高峰高原学科负责人，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文史研究会副会长）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角，历史研究不能缺失历史人物。同样，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史研究来说，参与中共建立的那一批最早的革命者们，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与这一批先行者们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这座城市的许多建筑、里弄、工厂、学校、街道，都是他们革命生涯的见证。但对他们在上海的革命活动，纵使成果已丰，总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通透，总还有很多细节有待挖掘。
史料仍然是历史的基础。旅英学者李丹阳以非常熟悉的李汉俊相关史料为例，通过详细对比各个版本的中译史料以及外文原档，指出国内有关李汉俊的叙述存在不少错译与错判的问题。结合档案和回忆，她认为，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7月，李汉俊始终主持中共临时中央的工作。此外，对于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史料，李丹阳教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对于史料搜集工作而言，在明确课题以后，需要缩小对象与范围，不能漫无目的搜集。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尤其注意准确性，有时因为表述不同，原档文字难以弄清，此时需要研究者仔细鉴别。对于研究者而言，原始档案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不能过于迷信，而是要通过多种史料周密分析考证后才能下结论。
基于史料，论文集中的多篇论文对不少原有和新近的观点进行了重点分析。吴海勇指出，7月1日被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纪念日的背后，是毛泽东基于现实的睿智决策和敏锐洞察。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接触到相关历史文献，影响其决策的是复杂的历史情境。李云波梳理了关于中共“一大”闭幕日期的种种说法。邵雍则对新近提出的“中共一大闭幕于8月3日”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颇有一片生机勃勃的态势，其原因之一便是“新革命史”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新革命史提倡回归历史学轨道，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尝试使用新的史料、意识和方法，以求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受此风潮带动，一批新的党史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在我们这本论文集中，多篇人物研究的文章呈现出了这一新气象。
姚霏的《丁宝琳：中共发起组里的神秘女性》一文将焦点集中于丁宝琳这位中共发起组内的神秘女性。作者通过还原其从最初作为进步女性参加革命活动到最终为情所困出家的曲折经历，为我们展现了早期革命者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展现了长久以来被传统革命史学所遮蔽与忽视的“边缘人物”的历史图景。
江文君、张姚俊、张玉菡等学者虽然依旧将陈望道、沈雁冰、王尽美等著名建党人物作为研究对象，但其研究相比过往传统革命人物研究，做到了：在挖掘人物生平之余，注意人物的心态与心理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发现新材料；注意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早期文人参加革命，其政治心态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如江文君对以往隐去不谈的陈望道脱党一事进行了还原，认为其脱党除去个人理念的原因外，还有党内人事斗争的因素；张姚俊则指出了沈雁冰对中共建党的具体贡献，特别是其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对“一大”党纲的起草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张玉菡则注重勾勒王尽美的出身背景，这与以往的标签化叙述明显不同。
人际关系和地缘关系作为近年来比较热门的概念，也出现在本次论文集中。李瑊的《渔阳里时期陈独秀交往述论》，详细讨论了陈独秀在沪期间形成的独特人际关系网对中共建党的影响。高红霞与刘盼红合作的论文《湖北人与中共建党》则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何以湖北移民人口稀少的近代上海，湖北籍党员的数量却相对较多。
大量建党历史人物活跃于上海这片土地，有着强大的时空逻辑。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其早期的主要活动也集中于上海，因此，上海是红色文化的诞生地。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上海的主流文化是海派文化，而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则是以江南文化为主流。此前，对于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系，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集中，熊月之教授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红色文化的关联》，是相关领域的重大突破。
熊教授在文中探讨了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红色文化的关联。他认为，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根基，江南文化中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发展、重视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特点在海派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红色文化则是在上海特殊的城市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滋生、发展而来的上海文化基因。据此，熊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上海红色文化之所以那么鲜艳、灿烂、繁盛，是与海派文化中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法治、爱国等特点分不开的。因此，上海不仅仅用自身的空间承载了中共大量的革命活动，也用自身独特的海派文化，孕育出了红色文化，是当之无愧的“党的诞生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红色基因伴随着这座城市成长的各个历史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上海市区内大量存在与革命活动相关的红色纪念地。截至2017年底，上海已经认定650余处革命历史遗址和遗迹。在此基础上，上海师范大学团队近年进行深度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形成更为完整和丰富的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1000处革命纪念地。此次研讨会公布的红色纪念地名单较为完整展现了与革命相关的名人在沪的故居、中共特科和地下党在沪活动点、革命书籍印刷和出版书店、新四军在沪活动地的分布，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对上海城市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将原先相对孤立的部分地点连接成完整的红色文化面。除去从文献中挖掘了更多信息，这次红色纪念地名单在内容上也下足了功夫。每处纪念地都经过实地探访和考察确认，广泛征询老上海市民的口述认证，并与史料互证。同时，这些革命纪念地的时空信息准确，可以做到用历史地图和GIS技术精准定位，具备互联网发布的基础。新考订出的红色景观中还加入了历史图片或摄影图片，增加了公交、地铁线路信息，希冀更为直观地展现红色景观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尽可能方便公众的参观访问。
未来，我们会将纪念地的图文信息集结成《日出东方——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一书。同时，我们也将以成果嘉惠社会。我们建议，对于重要纪念地，有必要继续建设纪念馆、博物馆；在纪念地保护工作中，应丰富完善多姿多彩的纪念性铭牌；对已消失的建筑，可通过二维码＋手机APP再现历史信息和场景；此外，还可加大红色纪念地的跨省联动。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近年多次到加拿大、美国、荷兰、日本、菲律宾、朝鲜、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地访问讲学。 社会及学术兼职有：中国现代人物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教育部社会学科继续教育项目组组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咨询委员、上海市中学《历史》教材主编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上海历史、抗日战争史、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