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课堂上的主角之一，教学态度和学术风格对同学影响极大。 我首先要求自己有一个 正确的史观，对待教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在研究中也力主创新、深入，对学生们也产生了良好影响。
1951年我从南开历史系毕业，任助教。当年系主任是吴廷璆，第二年改为郑天挺，吴先生到学校任总务长。在吴、郑两位师长的栽培下，我开始执教鞭。我很喜爱这一职业，中学时读韩愈的《师说》，其中讲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就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教书育人。
头两三年，我先给中文系、外文系新生讲“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随后给历史系本科生讲“中国现代史”，一直讲到“文革”开始。“文革”后期给几届工农兵学员讲过“中国现代史专题”。1978年以后，我继续主讲“中国现代史”和一些专题课程。
1979年教育部委托我校历史系主办中国现代史讲习班，由我负责。我主讲了“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和实践”部分。1983-1984年接受美国Fulbright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蒙他拿大学讲课三个学期，讲了“中国通史”、“中国古代文明史”、“武汉革命政府”、“今日中国”等课程。
回想起来，我几十年中讲授的课程计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五四运动史”、“土地革命史”、“南昌起义史”、“武汉革命政府史”。专题课程有：“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毛泽东思想”、“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法论”、“中国考古新发现”、“丝绸之路”等。
我上课的地点先后在胜利楼一楼阶梯教室、思源堂二楼、主楼二楼，听课的同学以1958年毕业的人数最多，约120人。有好几个年级约八九十人。给研究生上课先在主楼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后在文科楼中国现代史教研室。
讲课是一门艺术，教师讲课各有自己的风格，有的讲得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有的讲得较平淡，但内容丰富；有的口若悬河，内容比较空泛；有的条理清楚，很注意板书等等。50年来，在南开园这样一个知名学府中，我耳闻目睹过教学中的各种现象，尽量吸收前辈和同仁的长处，以丰富自己的教学实践，从中受益极多。
回想起来，早年就读大学和初期任教时所接触的资深老师的教学形象、技巧和方式，依然历历在目。辅仁大学的余逊先生，在讲授“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课程时，对史料背景滚瓜烂熟，把要讲的一段史料写在黑板上后，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在南开，郑天挺和雷海宗两位先生的课程倍受欢迎，他们上课时不用讲稿，只拿几张卡片，就旁征博引、驾轻就熟地讲起来，效果极好。几十年来，我一直把他们视为榜样进行着教学实践。
在辅仁大学上学时，我曾在青年会办的夜校讲过课。1949年暑假，我也在天津第一中学讲过“社会发展史”。这些经历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锻炼，然而毕竟还不是正式的大学授课。1951年留校任教后，开始讲课时，我的心情总是有些紧张，怕讲不明白。因为面向大学生要系统地讲授一门课程，要求是很高的。要想讲明白，自己先得明白，以己昏昏，何以使人昭昭？这就得改正读书不求甚解的毛病。我尽力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冥思苦想诸种历史现象间的关联性。记得讲“中国通史”时，曾参考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教程》、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要略》、司马迁的《史记》、《御批历代通鉴缉览》等书。讲“中国现代史”时，经常翻阅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上海三民公司印的《孙中山全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毛泽东选集》、斯诺夫妇《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以及《新青年》、《向导》（周刊）、《大公报》等报刊。一个人即使精力超人，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资料，只能有选择地重点阅读一些基本史料及论著，建立起一个对所研究的时代及领域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及认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可以不被称为门外汉了。
我的知识来源是多方面的，大学时代学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及有关课程；任教后，我经常向冯文潜、郑天挺先生请教，傍晚时，我们常围绕新开湖散步，边走边谈，获得了许多的教诲；从1951年起，吴廷璆先生主编《历史教学》杂志，约我参加编委会。我们经常一起审稿，他让我为读者解答一些问题；时任图书馆正副馆长的冯文潜、张镜潭先生对我备加关照，假日和星期天给我一“特权”，允许我在书库中学习。那时我也是一个“购书狂”，经常到天祥商场和劝业场楼上的旧书摊“淘金”，有时把工资的三分之二都用于买书，曾横下心来花30多元买过上海复社版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还买过蒋介石和冯玉祥来往书信集。可惜，这些书在“文革”时都被人抄走了。有时，我也做一些社会调查等。就这样，脑子里装的东西逐渐多了起来。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系里担任行政职务，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集中精力备课、研究。为节省抄写讲课资料的时间，一些主要参考书我都买三套，两套用于剪贴、分类，留一套备用。对同一问题的资料阅读两三遍，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譬如《毛泽东选集》、《“二七”回忆录》、《中国红区印象记》、《中国的暴风雨》、《土改整党文献》等书，我都买了三套来剪贴。对《毛选》，我能熟稔到记得什么问题是在什么文章中讲的，可以在哪一章哪一页找到。但没有料到的是，剪贴《毛选》用于教学和科研的做法，竟成为“文革”中斗争我的一大“罪状”——“销毁毛选”。
讲课时，我总是提醒同学不要埋头作笔记，做笔记的奴隶，要注意听讲，要根据教师所讲线索找书自学。当时的条件较差，有好几年，我总是从图书馆借出相关的书籍刊物，放在一起展览，使学生对史料文献有一个直接的观感，那时学生们没有时间去翻阅一些珍贵资料的原版，通过看展览，见识见识，印象就深刻得多了。
我常带研究生到校图书馆去翻阅稀有的《海关册》、《北洋政府公报》、《盛京时报》等资料，到市图书馆去看《益世报》、《Peking&TienTsinTimes》等报刊，以扩大学生的视野。现代传媒的出现，使得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活动都可以从报刊上找到相关记载，因此养成翻阅报刊的习惯，对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我还特别注重培养研究生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思维，在讲课时，我经常介绍海内外关于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并讲授我对这些争论的评价，使学生们熟悉学术动态并激发他们的思考。如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在天津利顺德饭店住了一宿，当时的《大公报》和黄昌谷日记均有记载，而天津学者为住了几天争论起来，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好多篇文章。这种争论可以说意义不大。教师的职责是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教给年轻的朋友，使其在研究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即使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及了解。出于让青年学生打好古汉语和阅读古籍基础的初衷，我常常选择《史记》和《明史》的部分篇章，印发给他们阅读和领悟。我劝他们有空时读读中华书局编印的《中华活叶文选》，从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也可以改进自己的文风。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过去不大注重对外文的学习，缺乏一种将中国现代历史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思考的视野。为提高研究生们阅读英文专业书籍的能力，我开设了专业英语课，从《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The Venetian],《The Stilwell Papers》和《毛泽东选集》英文本选出片断，共同朗读和讲解，不仅借此纠正他们的发音，也使得他们从中体会到外文史料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和郑天挺先生就号召历史系同仁攻读外文和古汉语，比喻为“两座大山”。1959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南开，在图书馆阅览室问历史系同学是否读过《饮冰室文集》的文章，让外文系同学读一段外文。这使我更坚定了历史研究必须打好语言基础的认识。恰在这时，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提出了历史系培养的方针是“一论二史三工具”，我深表赞同，认为具有指导意义。1958年学校开展“拔白旗”运动，一些老教师受到批判，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大跃进”运动过后，总结经验教训，使教学回到应有的轨道上来，是极为重要的。上级组织也提出要精雕细刻，切勿大轰大嗡。身为系总支书记的我，积极贯彻这一方针，逐渐使历史系的教学回归常态。
应该说，教师是课堂上的主角之一，教学态度和学术风格对同学影响极大。我首先要求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史观，对待教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在研究中也力主创新、深入，对学生们也产生了良好影响。
教学是相长的，是一种互动关系。我在研究生课上，多次讲到韩愈《师说》中的名言：“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和年青学人接触中，始终平等相待。在和他们的接触和交谈中，颇多收益。中国现代史的领域非常广阔，书籍刊物最多，难以尽览，他们阅读过的一些书籍，我没有读过，他们说出来，我就获得了一份知识。他们有时提出一些问题，也常常能促使我去思考。在学问上相互切磋，这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也是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研究中国现代史，一定要进行社会调查，把书本知识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这样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历史。田野调查，既可以补充课堂上知识的不足，又可以实际锻炼研究历史的方法。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创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中国经济的许多学者都是身体力行的。他们的知识与研究，建立在一种集体形成的、不容辩驳的真实性基础之上，对我启发很大。1958年，我和天津历史博物馆馆长柳心商议，共同调查天津义和团的历史，由博物馆出经费，南开历史系同学参加，调查了天津周围各个村庄，征集了大量文物，访问了123位尚健在的义和团团民，记录了他们的谈话，成为极为珍贵的史料，所收集的文物还在北京展览过。1964年，我请同事杨圣清到河北省丰润县参加县志的编写，到霸县东台村参加调查韩复榘的家史。“文革”后期，我和汪茂和同学到大沽和天津间的村落，调查沙俄在八国联军侵华中的罪行。改革开放后，我和研究生们一起，到冀东和太行山区进行调查，记得当时条件是艰苦的。在冀东，朱德新、付建成、温锐3人到迁安调查时，各租了一辆自行车，一跑一整天，晚上回到住处，也没有地方洗澡，身上都生了虱子，两个星期回来洗个澡，烫了衣服，然后再回到原地调查，这一经历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是铭诸肺腑的。他们的成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社会的缩影——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家庭研究》、《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变革之研究》，都为学界所称赞。其他像李正华的《乡村集市和近代社会》，乔培华的《天门会研究》，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借贷之研究》，都是在农村中寻找文化的资源，写出了自己独特的论文。
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要不懈地努力，继承中国优秀的历史研究传统，也要吸取当今海内外的历史研究法，切不可自满，“满招损，谦受益”，这是真理。有的年青朋友在自我评介的论文中，喜欢说一句自己的论文填补了某一学术领域空白的话，我对此总是持否定态度。我多次引用歌德讲过的一句名言：“一本学术著作的真正价值，一百年之后才能看出。”自我“包装”无助于学术发展。
教育是国家强盛的基础，良师为教育的基础。作为教师，肩负着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教师职业的价值及作用，不是其他行业所能代替的。回想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我想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给人以启示的吧。
周刊编辑：东方 / 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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