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宣教史早年有“戴德生路线”和“李提摩太路线”之争。笼统而言，前者集中传讲“福音内容”，后者则看重在慈惠和文化层面上传扬基督精神。这两条路线，以两位早期来华著名宣教士为主导，曾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引起过颇长期的争论，而又以前者较为中国教会所认同。进入21世纪，时而势易，看来这两条路线可以并行不悖，同样彰显神的荣耀。由于戴德生较为中国信徒所熟悉和接纳，认识李提摩太的人就不多了。其实，在中国教育文化史上，李提摩太占下了重要席位；在中西文化沟通上，穿针引线，功劳不可忽视。他终身以传教、服务为念，留下佳美脚踪，亦值得后世人学效。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西方人。他蓄着胡须的遗照仍然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展出，他的雕像今天仍站立在他曾共同创办的山西大学校园里，即使是中国**党，也表彰他是第一个用中文提到马**和恩**的人。如今，在他去世百年后，他几乎在英国被人遗忘，但他的工作成就仍在现代中国留下印记。
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脑海里的传教士形象是殖民时代里的漫画形象。我们担心将“白人救世主”置于帝国主义受害者之上。但有一些传教士，如李提摩太这样的人物，曾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立志到中国传道
李提摩太自幼受到父母的基督化教育熏陶，养成富有爱心，乐于助人，品格良善，正人君子的性格。在威尔士福音大奋兴期间，14岁的他在一次奋兴布道大会上受感决志信主。李提摩太先后就读于斯旺西师范学校（Swansea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和哈佛福韦斯特神学院（Haverfordwest Theological College），在神学院攻读期间成绩斐然，尤以希伯来文一科考列榜首，荣获校方特别奖赏。尚未毕业，国内知名教会即来信聘请，然而他已经立下决心要到中国传福音，唯有婉言辞谢。他认为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为文明的国家之一，如果为基督得到中国，就会带动其他国家归主。
1869年春，李提摩太神学毕业后，即向英国浸礼会差会部申请去中国宣教，获准后于同年11月被封立为牧师，随即告别亲人，11月17日在利物浦登上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的“阿基里斯”号（Achilles）轮船前往中国。当时年仅24岁，是一位干劲十足的小伙子。
游行布道广传福音
但烟台乃他日后在中国传扬主耶稣福音的基地。嗣后，他亦游行布道于东三省、华北及山西一带。在中国事奉长达45年，心无二用，贯彻始终，谨守岗位。
这些区域以前甚少外国人出现，看见他们黄发、碧眼、勾鼻都感到十分怪异，心自然产生戒备。抵达村镇投宿，往往引起一阵骚动。客店主人总是心怀惧怕，不敢接纳。因此每次都要花费一番唇舌始能解决两餐一宿，其不便之处非亲历其境者难以明白。
除传福音外，亦兴办出版事业，发行报纸杂志，且著书立说，将西欧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士大夫。创设高等学府，作育英才，引进西方文明，沟通中西文化，又协助赈济旱涝祸害，让千千万万灾民重获生机。
由于抵达中国未几，不谙当地语言，进行起来困难重重，需要雇请本地人随行协助。苏格兰一差会亦差派李烈宣教士加入帮忙。李提摩太不畏艰难，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开始宣教。像早期来华宣教士一样，李提摩太在烟台挨家挨户地去散发或销售福音书册，所收效果甚微，而且接受福音的人又大多是些贫穷人。
两位宣教士冒着种种不便，更以自己的生命作赌注，锲而不舍地作工。向乡民派发书籍和《劝世文》，工作十分辛劳，可惜收效不彰。后来改变计划，拟在烟台租用房屋开办礼拜堂，以逸待劳俾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然而在洽租时却遭到当地人士强烈反对，向拟出租房产的业主百般辱骂，并在其住宅大门涂抹粪便以示抗议。最后迫得英国领事馆出头向政府交涉，始能勉强达成愿望。自从有自己的礼拜堂后，所招来信众多属知识低下、生活贫困之辈，只希望从宣教士身上得些利益。
因此，在实践中，李提摩太的宣教理念渐渐改变，认为传福音应从上流社会和知识界人士入手，遂引发日后办报兴学的动机。他开始试图接触上层社会的人，因为他觉得“他们有良好的土壤可以撒种”，而且得了上层人士之后，就比较容易得到其他人。从那时起，李提摩就开始刻苦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和儒者礼仪，探究中国儒释道思想体系，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地方官吏和士绅接触。
为他立传的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如此写道：“李提摩太在内地传道已经好几年，悟到布道方法，从官绅入手，自上而下，威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使水上流，所以决定要先引领上层人士信教”。1874年，李提摩太迁往山东青州府，开始租屋布道。此时他改穿中国儒生的长衫，脑后梳着一条假长辫；同时亦施医送药，以便于接近百姓。
在山东、山西赈灾
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并由旱灾引起特大饥荒。据统计，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人因飢饿而死，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人口总和。那时眼目所及，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树皮全部剥光，牲畜全部杀光、吃光，以至于家家户户再无粒米，锅底朝天。大批饥民向东北和南方各省逃荒，到处卖儿卖女以换取粮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真是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一幅人间地狱之惨象。
1876年春山东省大旱，农作物歉收，人心惶惶。在李提摩太宣教的青州，灾情尤为严重。据李提摩太1877年2月间写给英国浸礼会差会部的报告称：“去年夏天广大群众的呼声是雨、雨，而现在则是求生了。玉米都已吃光，他们现在吃的是玉米瓤、番薯叶茎、榆树皮、荞麦杆和草籽。……许多人在吃屋顶上已经腐烂的高粱秸，干枯的（高粱）叶子一般是用作燃料的，然而他们都在吃那种干叶，千万人在吃它，另有千万人因吃不到它而死去。他们在卖衣、卖孩子……。”据李提摩太估计，青州府农村的死亡率高达90%。
面对青州府严重灾情，李提摩太首先在当地十一个城镇张贴大幅黄纸告示，劝导百姓不要到庙里去向那些泥塑木雕的偶像求雨，而是要向上帝求告，吸引众多百姓到教会来求教，李提摩太也藉机把福音传给他们，将《劝世真言》张贴街头，劝人悔改归向真神，使相当一部分人信主归入教会。这使他意识到“拯救人民的灵魂固然要紧，但也要拯救人民的肉体；不仅拯救于将来，亦需拯救于现在，还要解放他们比女子缠足更为残缺的思想”。灾区百姓的悲惨境遇深深震撼了李提摩太，更加坚定了他拯救百姓“肉体”的决心。
李提摩太向山东巡抚丁宝桢报告他所目睹的灾情和所做的赈灾工作，并请求政府加速救灾，以免大批灾民死亡。在李提摩太的呼吁下，烟台的外国侨民先后多次捐助款项，汇给李提摩太，由他转送给青州地方官，或直接发放给灾民。同时，李提摩还通过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和《申报》，刊载他所写的山东灾情报告，向上海和南方沿海城市的外国侨民呼吁捐款赈灾，得到了他们的响应。由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组成的山东赈灾委员会宣告成立，首次募集了三千两银子，汇给李提摩太。1877年秋天，该委员会又陆续从上海和国外募集到三万余两银子，汇给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就使用这些源源而来的捐款，逐步在山东扩大了赈灾的范围。他在山东的赈灾工作直持续到同年11月份，据他报告说，至少救助了七万灾民。救灾之同时他手持“祈求真神”的大木牌，不失时机地向灾民传福音，一年之内就使二千多民众信主加入教会。
山西省所遭逢的旱灾更为厉害，连续两年涓滴全无，以致饿殍遍野，令人惨不忍睹。
1877年11月，李提摩带了李鸿章亲发的通行证，乘骡车前往山西太原府赈灾。他先拜会了山西巡抚曾国荃，然后于1878年1月骑骡子到晋南一带考察灾情。李提摩太的日记翔实地记载了当日的惨状：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1月30日，距太原270里，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40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看到路旁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一下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当我在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毛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所记皆触目惊心。经过两个星期，630里行程的考察，李提摩太将所看到的灾情报告给曾国荃，然后开始了在山西的赈灾活动。他多方募集资金，积极救助灾民，除向中国各地的宣教协会募捐外，他还向英国浸礼会写信，请求立即拨款，赈济灾民。在他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两万余两银子运到中国灾区。上海外侨也于同年1月下旬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负责向国内外劝捐赈济，该委员会负责人为英国宣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在短时间内，他们在英国和西欧各国一共募得二十万两银子的捐款，陆续由上海转汇给山西。
自此，李提摩太受到政府高官赏识和敬重，李鸿章拟赠送一官衔酬谢其辛劳亦为李提摩太婉拒，嗣后两人因此而建立起深厚情谊。
1878年10月，李提摩抽空到烟台与苏格兰长老会女宣教士玛丽马丁（Mary Martin）完婚，当时他已经33岁。新婚之后，这对新人立即再到太原一起从事赈灾工作。当时基督教宣教士在华北灾区赈灾的，共有30余人，以李提摩太为负责人。这是外国宣教士第一次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救灾活动。李提摩太等宣教士在山西一共发放了十二万两赈款，这项救灾活动到1879年年底前基本结束。过度劳累加上水土不服，李提摩染上痢疾，被人用担架从汾西县一直抬到平阳府。恢复健康后，李提摩太回到太原定居下来，开始了日常的宣教工作。
李提摩太的赈灾义举与卓越成就，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拥戴，甚至把他的名字供奉在中国的庙堂之上。在李提摩太发放救济金的地方，民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打算送他一把“万民伞”，上面将签下万名接受过他赈济的人的名字。但李提摩太觉得这样做会花去一部分救济金，就坚定地谢绝了。最后平阳府的士绅们还是立了一块石碑，铭记他的善行。有趣的是，碑上最后竟刻下：“惟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可见民心民意之诚。以往许多人在研究与评价西方传教士时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常常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理解为“收拾人心之术”，不是立足于“批”，就是抱着戒备或者怀疑的态度。但李提摩太等宣教士的义行善举都不是用所谓“收拾人心”、“宗教、文化侵略”一句话所能解释的。
结交中国上层人士
通过赈灾，李提摩太也在官绅中建立了美好形象，结交了不少政府高级官员。虽然他也得到不少信徒，但多半是处于极端贫困线上的下层民众，还有一些属于“吃教”之人，用李鸿章的话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哄而散”。李鸿章还告诉他，“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这句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深。从此，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必须改变策略，进入中国知识层、官吏层，找到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社会并改变他们的信仰。只要中国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接受了基督教，就可以使中国的老百姓成为基督徒。
李提摩太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涵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进而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避免饥荒再度发生，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于是，李提摩太开始将宣教的重点转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把基督教传播与西方文化的推介、现代科学的推广、现代新发明新技术结合起来，敦促清政府进行积极改革，建立现代教育。这样，基督教必将自然而然地伴随着科学的引进而引进。到那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便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1881年至1884年，李提摩太在山西、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为地方官吏和士大夫开办讲座，讲授的内容包括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化学、车床、缝纫机、自行车等机械设备，蒸汽机、电能、摄影术和医学等。他又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宗教、人文学科、教育学科方面的文章或小册子，分赠给各级官吏以扩展他们的视野。
李提摩太目睹了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的刺激，1895年2月，李提摩太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等待张之洞接见的时候，一位高级官员对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李提摩太出入厅堂，直接游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一揽子改革方略。其中包括组成多个代表团，出国周游世界，实地考察别国情况、教育制度、宗教情况、工业情况、交通工具状况，以供政府研究决策。
李提摩太于1884年底，带了妻子和四个女儿，从上海乘船回英国度假。期满后，他把两个大女儿留在英国读书，自己则于1886年底带了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乘船回到中国。把家安置在北京后，他先和在天津的李鸿章取得联系，提出由政府每年拨出一百万两银子让他搞教育改革。他回忆说：“……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于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回答道。李鸿章回答说，‘噢！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随手注：100多年的今天，当权者依然是这种想法。）
1890年7月，李鸿章聘请李提摩太去天津担任《时报》主笔，李提摩太高兴地接受了，“我立刻接受了这一工作，这项任命可说是天赐良机。”这无异于给他提供了一个讲坛，可以向千百万中国读者宣传他的变法主张。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共写了200多篇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汇编成集，题名《时事新论》，共12卷，于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
从1895年到20世纪初的数年间，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达到顶峰。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荃、恭亲王奕忻等都有着较深的交往。而且他还结交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李提摩太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许多朝廷大员和维新派。李鸿章的很多思想就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张之洞十分同意李提摩太提到过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并承认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后来被清政府采纳。在李提摩太做曾纪泽家庭教师时，曾纪泽对李提摩太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赞赏，并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级官员中散发，曾纪泽也因之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在于教育”。
兴办山西大学
李提摩太热心于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说：“中国朝臣无知乃是无教，中国图强之要在于教”。
拳匪之乱起于1900年、惊动整个中国，不少省份的宣教士惨遭杀害，山西省亦不例外。当事件平息后，官方与李提摩太共商受害宣教士赔偿问题，他藉此时机显明基督精神，不要以仇恨相报。因为生命诚可贵，不是赔款就可以抵偿。但这次中国实在犯了大错，应当取山西省拟支付的赔偿款项移作兴办一所大学，俾能开导民智，以后不会再次作出这类野蛮仇视教会的愚妄行为。
山西大学遂于这种情况下兴办而成，影响所及，其他各省份亦相继学效。此举对于培育人才发挥宏大力量。
李提摩太在北京拜见主持议和的李鸿章时，递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桉章程》。章程七条，第三条是：“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法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总管其事。” 李鸿章对此建议非常赞成，约定以10年为期，期满即将学堂管理权交还山西。李鸿章同时电告山西巡抚岑春煊照办。
1902年，西太后因李提摩太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该校分成西学书斋和中学书斋两个部分，山西巡抚岑春煊聘李提摩太为西学书斋总理，直到1911年。
山西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办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培养出大批新型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山西社会的发展。清政府因此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如今李提摩太和岑春煊的石像，一起矗立在山西大学校园内。
主理广学会
李提摩太于1886年由英国度假完毕重返太原后，因与几位初来华的年轻宣教士意见不合，决定离开山西回到天津，并计划在山东济南创办一所基督教大学，可惜不获差会同意。此事颇令他失望，遂萌生脱离差会之意。终于在1890年退出浸礼差会，开始独立宣教生涯。
“广学会”所发行两大刊物为：
1. 《万国公报》－着重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
2. 《中西教会报》－藉此报导中外基督教发展情况。
此两份报刊均为中国报业史上重要先驱刊物，并为日后中文报刊之蓝本。两刊物均负灌输西方文化责任，译述欧西学术思潮介绍国人，深得社会高级知识分子接纳。当时中国维新分子，以至清廷“洋务运动”的主力人物，均深受影响。
在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期间，梁启超汇编并出版了一份他的维新派同伴需要阅读的关键书刊的参考书目。这份书目包括了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和李提摩太翻译的许多欧洲著名书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本广受欢迎的历史书：罗伯特·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又译《泰西近百年大事记》），它的中文翻译本销量超过了100万册，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1916年李提摩太年老体弱，需要请辞之时，已发展成为聘用六位西欧人士及18位华人同工长驻工作的机构。出版大小书报刊物百余种，全国发行。中国官绅与高级知识分子，深受其影响者多不可计数。
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李提摩太不仅参与其中，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幕后推手。维新派人士视他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而《万国公报》是广学会在中国“行销量最广，蛊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
康有为“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康有为还曾向当时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李提摩太自己也曾写道： “康有为告诉我，他是相信上帝是天父，世界各国是兄弟的，就如同我们的出版物所教导的。他希望在革新中国的事业中同我们合作。”
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有来往。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需要一位临时秘书，就来到李提摩太处，表示愿意为他效劳。李提摩太欣然接受了他，因此梁启超充当李提摩太的秘书，从1895年10月起直到1896年2月止。私下里，李提摩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他经常带着李佳白（Gilbert Reid）等宣教士同维新人士一起吃饭，一起讨论进行改革的计划和办法。当维新派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时，他们也都加入该会，为维新派出谋划策。
在李提摩太回忆录中谈到，强学会办报之初不仅所用名称完全借用《万国公报》，而且内容也几乎照抄广学会的各种刊物。1898年2月出版的《时论新编》，编辑了梁启超44篇、康有为38篇文章，直接出自李提摩太之手的则占31篇。即使是康梁写的那些，主要思想也多来自李提摩太的启迪。
另一个维新派骨干谭嗣同，也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
光绪皇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6月，康有为上书翁同龢，敦促光绪帝赶紧变法。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为止的一百零三天，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一连颁发了数十道变法谕旨，还批准了康有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私人顾问，帮助维新决策。这一时期，李提摩太对维新运动的发展和传教事业的开拓充满着希望。
正当维新派和李提摩太踌躇满志的时候，慈禧太后和顽固派发动了政变。慈禧把光绪帝软禁起来，亲自临朝听政，并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京城弥漫着腥风血雨。危难中，李提摩太伸出援手，竭尽全力保护变法志士。9月18日，李提摩太在北京会见康有为，康有为告诉他局势危急，光绪已密诏他迅速离京。李提摩劝康有为先搬到他的寓所躲藏，然后设法帮助康有为逃离北京，经天津乘船到上海，再在吴淞口换乘英国兵舰，逃往香港。
政变后的第三天，李提摩太在其寓所举行秘密会议，梁启超、谭嗣同等出席。他们商讨如何援救光绪皇帝，决定分头吁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由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但是，各国公使在未获得本国政府指示之前，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梁启超经天津搭乘日本轮船逃往日本，容闳见情势不妙也逃离北京。李提摩到天津求助英国公使窦纳乐，未果。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说：“我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还明显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前途的忧心和对顽固势力的憎恶。
李提摩太认为：“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础上进行。除非有一个道德的基础，否则任何维新运动都不可能牢靠和持久。……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这个新道德的动力。”
李提摩太始终是缓和的革新者，主张以教育渐行改良，而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把英文“Revolution”（革命）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去掉，改为“Evolution” （渐进或改良）。他不大赞同孙中山激进的革命主张与行动，并曾试图说服他放弃暴力革命。1903年2月，李提摩太给一位中国报人的信中写道：“论及在中国的改革，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革命的观点，一种是改良的观点。我不属于前者，因为遍览各国历史，以武力进行改革，多是杀人流血，造成可怕的灾难。而我赞成改良，愿意贡献所能，对真正有利于中国的一切问题，给予开导。……耶稣基督战胜世界不是使用武力，而是使用精神和知识的力量。我们努力采用后者的方法，另一种方法耶稣早已吩咐过他的门徒们——‘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到1913年时，李提摩太已年近70岁。从26岁到中国做宣教士算起，他在华已经42年。此时的他也已经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呼吁世界各国实行裁军和组织世界政府，还提倡世界各大宗教成立宗教联盟。
婚姻家庭女儿
李提摩太于1878年在烟台与苏格兰长老会派来的女宣教士玛丽马丁结为夫妇，婚后二人同往山西太原传福音，并在当地开办孤儿院、女子学堂等；又创立天足会，力倡改革缠足恶习，将中国女孩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李提摩太婚后育有四个女儿。1903年3月，李夫人不幸染上恶疾，药石无灵，于同年7月去世。
1914年8月，李提摩太邂逅伦敦会一位女医生特赖布(Ethel Tribe)女士。她已来华二十载，先后在厦门及上海工作。晚年的李牧师与这位晚婚的女士思想兴趣契合，遂结为连理，赴日本横滨旅行结婚。
1916年春，因年老体弱，医生劝李提摩太回国休养。于是向广学会提出辞去总干事之职。获准后，于同年5月20日，李提摩带了家眷，挥别了同事朋友，乘船离开他工作生活多年的上海。
回到英国后，李提摩太于同年7月14日接受了威尔士大学授予他的法学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得过美国乔治亚大学和布朗大学授予的神学和文学博士学位。1918年，梁启超到英国访问时，曾专程到伦敦李提摩太的寓所去看望他，赠送他十本自己的著作，并与他一起畅叙维新运动的往事。
在英居住三年间，仍经常到处演讲，并完成其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宣教士在华半个世纪的生活画卷，成为该段历史重要的文献。
1919年初，李提摩决定重返中国，但在4月间因旧病复发而不得不住院手术，终因病重体弱，于4月20日逝世于伦敦，享年74岁。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比尔·海顿（Bill Hay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