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自古希腊发端迄至今日，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到了近现代，新史学思潮萌芽并成长壮大，使西方史学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那么，什么是传统史学？什么是新史学？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对于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对于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学者来说，怎样看待国际史坛涌现出的这种新潮流、新变化、新趋向？围绕这些问题，几位青年学者进行了在线讨论，并请专家给予点评。
1.“传统史学”与“新史学”是相对概念
主持人：西方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史学与新史学。请各位老师首先谈谈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吕和应：“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并非泾渭分明的史学范式。在范式更迭频繁的时代，号称“新史学”的范式有可能在短期内就被后起的范式定性为“传统史学”，即某种程度上有些落伍的史学。除了这种主观上强调“新史学”优于“传统史学”的观点之外，客观上，西方史学从18世纪末到21世纪，在史学观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确经历了一次次变革，所以将前后两种具有不同特征的史学范式划分为“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亦非全然不妥。例如，在德国史学界，史家们很少以“新史学”概念来标明新的史学范式，不过威廉·吉泽布雷希特还是在1859年明确使用了“传统与现代史学”这样的区分：在他看来，前者是以18世纪哥廷根史学为代表的旧史学，而后者则对应于19世纪初尼布尔和兰克所开创的“德国现代史学”。作为兰克的弟子，吉泽布雷希特此番区分难逃抬高以兰克为首的新史学派而贬低哥廷根史学派的嫌疑。尽管有学者强调尼布尔和兰克与启蒙史学之间的微妙联系，但德国现代史学乃至整个西方现代史学始于尼布尔和兰克却是不争的事实。
张弛：确实，我们不能过于高估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替代关系。例如，伯克把年鉴学派的诞生看成是一场史学革命，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着不足，因为把它称作史学革命，就太强调与之前的对立，而看不到联系。年鉴学派在19世纪末法国有关史学方法的论战中萌芽。当时，正统的史学方法过于关注局部，缺乏整体性。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不过，也应当注意，新史学其实继承了19世纪史学传统的某些特质。对于当时的历史学家来说，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尝试理解政治局势中反复出现的动荡，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孤立地分析这些问题，而是把政治放在社会、制度以及文明的演进中加以考察。法国史家米什莱在1869年出版的《法国史》中说，他要把法国史放在自然和地理环境中去研究，从“充满活力的统一体”中去研究。不难发现，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也正是持这样的观点和看法。实际上，这种视角也不是19世纪独有的。孟德斯鸠在分析《法的精神》的时候，就已经阐述了类似的看法。所谓“法的精神”，就是法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考察法就应当采取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的角度，即在分析问题时更注重结构和关系。在法国，新史学在很多方面均延续了之前时代的史学特质。
陆启宏：所以说，西方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可以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根据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和周兵教授的观点，西方史学自19世纪末以来大致经历过三次转折：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及20世纪70年代，主要表现在历史学观念的转变、研究内容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历史学家不满于兰克学派的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在史学观念方面，克罗齐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相对主义反思了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同时，德国的兰普勒希特、法国的贝尔和美国的鲁滨逊倡导在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更新传统史学。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史学出现了新的转折。在研究的主题内容方面，“新史学”关注普通民众，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打破了“传统史学”只关注精英人物和政治史的传统；在研究方法上，则吸收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新技术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1979年，英国史家劳伦·斯通宣告“叙事史的复兴”，促使西方史学发生新的转折，新文化史是代表。与传统的文化史相比，新文化史是“从文化的社会史转向社会的文化史”，即伯克所解释的“过去经常被认为是客观的东西——硬性的社会现实，如性别、阶级或共同体——现在都被认为是文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