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党建治学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与现实存在紧密联系，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始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交织，中国现代化求索的历史轨迹经历被动现代化、被动现代化转向主动现代化的思想论战以及主动现代化三个阶段，尤其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主动现代化的三次高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概念，正是在长期的中国现代化探索中生成发展的，经历过不等同于“欧化”“西化”的现代化、“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四个阶段。我们要深化对中国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理解，就要梳理清楚和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由此才能进一步推进党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现代化；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而又精辟地指出的：“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深入领会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需要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中，进一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这里，我们提出四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来研究。
一、民族复兴与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实现“两步走”战略，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体而言，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之所以被提出，就是因为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被英国一个小小的远征军打败了，并且由此拉开了在外敌面前接连失败的序幕。不过一开始并不被称为“民族复兴”，而是叫“自强运动”，后来的洋务运动就是以“自强”的名义来推动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思考：为什么中国会被列强打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落后挨打”。中国是怎么落后的呢？鸦片战争中打败仗的是道光皇帝，而根源在于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错过了工业革命机会，错过了现代化的机会，错过了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即前人落后导致后人挨打。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落日的辉煌》，讲的就是“康乾盛世”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很辉煌，但不是旭日升起时的辉煌，而是落日的辉煌，它迎来的不是白昼，而是黑夜。因为当时正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康雍乾三朝错过了这个机会。于是，在鸦片战争战败后，自强、现代化，就成了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就这样成为一体两面的事情。因为“挨打”就要“民族复兴”；因为“落后”就要实现现代化。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80多年里，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这两件事一直交织在一起，实现现代化也由此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
也正因为“落后挨打”的命运，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这两件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之路上遇到了四个难以避免的问题：一是“被动”与“主动”，只能循着从“被动”到“主动”的轨迹探索中国现代化；二是“器物”、“制度”与“文化”，只能循着从“器物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再到“文化现代化”的轨迹探索中国现代化；三是“中学”与“西学”、“中国”与“世界”，只能循着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徘徊和争论到“立足中国、学习世界”的轨迹探索中国现代化；四是“道”与“路”，只能循着先走“路”再求“道”的轨迹探索中国现代化，寻找和选择“合道之路”。“道路”这个词，中国人特别喜欢用，英文不太好翻译。现在译为Path，只有“路”的意思。而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道”不仅仅是“路”，还有“规律”的含义。“道路”不是“道”和“路”这两个同义词的重叠，而是“合道之路”。毛泽东讲“实事求是”，求的就是“道”（规律性）。搞革命也好，搞现代化也好，总是先走“路”，再求“道”，最终是要找到“合道之路”。我们民族复兴之道究竟是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之道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探索和回答的。令人高兴的是，中国人180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康庄大道。
二、中国现代化求索的历史轨迹
如前所述，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实现现代化探索了180多年、奋斗了180多年，对这段历史，需要认真回顾和总结。在中华民族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180多年中，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被动现代化阶段。这就是在落后挨打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三次现代化尝试，从器物现代化到体制现代化，再到根本制度现代化，共同特点都是学西方，都失败了。
这三次现代化尝试，形成了两次高潮。洋务运动搞了近30年，在奕䜣亲王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三位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推动下，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高潮，建立了一些工业化基础，但以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为标志走向终结。戊戌变法只有103天，康有为等维新派希望通过学西方的政治体制推进现代化，光绪皇帝在100多天签发了100多道变法诏令，没有落地就失败了，也就无所谓高潮。辛亥革命用共和制取代君主专制，是根本制度的变革，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北洋军阀，也失败了；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推动的实业计划，后来在民国时期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可以说形成了另一个现代化的高潮。解放前我们上海老的工业基础，大体上是在这两次现代化高潮中打下的。
第二个历史阶段：从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的思想论战。中国的现代化是从被动现代化起步的。之所以被动，主要是因为思想不统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许多大臣还不以为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朝廷中的大多数人才感到岌岌可危，但顽固派依然认为西方只有物质文明，我们有精神文明，比它们更强大。洋务运动兴起后，这场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洋务派思想家指出，西方的物质文明中也有精神文明，我们只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可以既不动摇我们的根基又实现自强。戊戌变法，也是强调“托古改制”。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有了一点新思想，但对中国现代化究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还是学西方，抑或探索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依然较为困惑。
在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体制层面的戊戌变法、根本制度层面的辛亥革命这三次变革一次又一次遭受失败的命运后，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中国现代化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彷徨和困惑一次又一次涌上中国人的心头。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兴起，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推进到了文化、文明的层面。这样，从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后到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围绕要不要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发生了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说到底，就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选择之争，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要从被动现代化中走出来，转向主动现代化。
这场争论，长达二三十年，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这场论战，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争论的问题涉及：是“中体西用”还是“中西调和”？“中西互补”还是“全盘西化”？“中国文化本位”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非常有意思的是，现代化的方向之争，是以文化取向之争表现出来的。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争论才有了新的选择、新的方向。这期间，各家各派都发表了各种观点，淋漓尽致又错综复杂，尽管也有人认为可以把“西化”和“中国化”都包含在“现代化”中，但在论战中各种观点相互对立，一直没有形成共识。一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才为这场思想文化论战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思想。在提出和论述这个重要思想的时候，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个论断尽管是毛泽东在党内讲的，但针对的不只是党内存在的问题。不久，他就在整风文献中强调要反对党八股，认为五四运动期间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式主义的。在此基础上，他在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唯物辩证关系中阐述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澄清了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种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批判了“全盘西化”论和当时在国民党推动下泛起的复古论以及文化专制主义，强调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既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珍贵文化遗产，要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明确指出了科学和民主是我们在向世界学习中获得的宝贵思想财富，还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领导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纲领。这里强调的“民族”，针对的是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论和“西化”论；这里强调的“科学”，针对的是国粹派维护的封建道统和复古论；这里强调的“大众”，针对的是文化专制主义和脱离人民的倾向。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提出要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但在文化建设上已经提出了和推倒这“三座大山”相对应的三大文化建设目标，即在反对帝国主义中建立“民族的文化”，在反对封建主义中建立“科学的文化”，在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中建立“大众的文化”。也就是说，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不仅回答了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关于夷夏、道器、体用、中西、古今之争，还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建设融中华文明同以科学和民主为特点的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新文明，为在中国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的现代化之路指明了奋斗方向。
二是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这场论战，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方针和重点。这个问题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经伴随中西文化之争产生了。所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推动中西调和的学者以及极力改变农村教育文化落后面貌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主张“以农立国”，致力于推进乡村建设；所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主张西化和全盘西化的学者，几乎都强调“以工立国”，致力于推进中国工业化。由此可见，中西文化之争和“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之争之间，有很大的交互性。前者侧重于中国现代化的方向问题，探讨的主要是中国的现代化要不要学西方、现代化是不是西方化之类的复杂问题；后者更侧重于中国现代化的方针和重点，探讨的主要是中国的现代化要不要工业化、要不要复兴乡村之类的复杂问题。长期以来，有些学者认为，这场论战到1927年结束了。实际上，这场论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爆发过两次。可见，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方针选择和重点选择之重要性。
经过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三次论战，中国“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现代化方针和现代化重点的选择问题，终于有了结论。这就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阐述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之路。其要义，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强调的，唯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二就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三是关于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战。这场论战，关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关于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的争论和选择，最为深刻的一点是，中国有许多有识之士，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很快就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关键在找到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这在1933年7月《申报月刊》组织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征文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出来。这次征文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共计26篇文章。在26位作者中，关于中国现代化应该选择什么道路，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学者在《论中国现代化》的开头写了一段对未来的展望：“总有一个时候，中国的工人乘着汽车，农人会乘着农耕机器车，而且能取其所需，人必尽其所能。”他在文章中论述“怎样才能现代化和怎样现代化”的时候指出，第一，关于“怎样才能现代化”这一问题，“答案当然是须先消灭障碍中国前进的反动垒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魔掌里夺回来”。第二，关于“怎样现代化”这一问题，“直截了当的说，即社会制度之彻底改革，尤为重要”。他认为资本主义日薄崦嵫，社会主义正走向胜利的前途。“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
第二种观点，是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学者在《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中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经济的出路比较分析，认为“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也不是单纯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它仅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很可以而且需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路线”。最后，他指出：“只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我敢信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造与建设，是可以一帆风顺地进行的。”
第三种观点，是选择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有学者在《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中说：“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何况民穷财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呢？”“所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我们的现代化之计划中，当然在摒弃之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以为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即是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我们称之为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固可。”
第四种观点，是选择个人主义即私人资本主义。有学者在《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中说：“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之国家，而我国乃为生产落后之国家。”“财富之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殆无由达其目的也。”“现时实施经济政策，不可好高骛远，专以摹仿苏俄为事也。”“个人主义非恶名也。”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明确指出：“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
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尚处于白色恐怖的年代，但在上海滩上发生的这场论战，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有许多学者只谈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文化运动等具体问题而不触及发展道路，但是谈及发展道路问题，只有一人明确主张中国现代化应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大多数作者主张中国现代化应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有节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多数人强调，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不在别的，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才能实现中国现代化。
综上所述，20世纪20～40年代的一系列论战，争论的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方针和重点、发展道路，这说明中国在经历被动现代化的失败后，开始思考怎么转向主动现代化。有一点值得高度重视，这就是在经历了被动“学西方”的一系列失败后，从新文化运动后开始的一次次此起彼伏的思想文化论战中，在中国人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选择中国现代化之路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道路”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首选；从论战骨干来看，我们注意到，在这些思想文化论战中，敢于挑战权威的，都是年轻人，其中事实讲得最清楚，说理也最透彻的，是刚刚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年轻人。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第三个历史阶段：主动现代化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转变问题：一是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二是把中国从新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成立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在毛泽东自豪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的时候，他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将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他说：“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他还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
当然，进入主动现代化阶段，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一帆风顺，没有任何挫折，只是讲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可以不断总结经验，主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真正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高潮。这三次高潮，是历史地发生和推进的。
第一次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现代化高潮，选择学习的主要是苏联的现代化经验。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程中，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电影《护士日记》及其主题曲《小燕子》，反映的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上海青年奔赴东北，投身工业建设火热生活的历史场景。与此同时，学苏联的工业化经验出现了许多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很快就意识到“高潮”中的隐忧和不足，比如农业生产虽然也取得较大发展，但同工业相比有较大的差距。1956年，毛泽东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了这些问题。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第二次高潮是1958年开始的。1960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四个现代化”目标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他还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第三次高潮，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选择的是在立足中国又学习世界现代化经验进程中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动现代化”进程中，“学苏联”虽然成就很大但水土不服，自己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急于求成、违背规律，经历了这些之后，我们进入了既立足中国又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有益文明成果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显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过程。
在这个既立足中国又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有益文明成果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起点，经历了“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个历史时期。
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历史时期承担着既相互联系又互不相同的历史任务。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也就是说，这两个历史时期各有自己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同时又有共同的主题、道路和目标，即主题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标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考察研究现代化的中国选择，我们既可以分别考察研究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经验，又可以把这两个历史时期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来考察研究。
在分别考察研究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经验时，我们注意到，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党领导人民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选择开始，重新踏上现代化的历史征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中摸索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自觉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进程中，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就是在这样创造性实践中，党不仅继续探索和选择用最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且在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比较和对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中赋予了中国现代化全新的内涵，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把这两个历史时期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来考察研究，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进程，到2023年已经有45年的历史。回眸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45年历史进程，我们看到的图景，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总结经验、开创新路，是攻坚克难、创新发展，是承前启后、与时俱进，是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这45年里，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的考验，作出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的选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可以说，这两个历史时期在中华民族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180多年的历史上，是最辉煌的45年。这45年，相比较前四次现代化高潮，创造的现代化含金量最高，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化“高潮”。在这个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件彪炳史册的大事。这就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选择和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念的生成
在对中国现代化求索轨迹的考察中，我们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个概念，是在长期的探索中生成和提出的。“现代化”这个概念，据著名学者罗荣渠在他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的研究和介绍，“现代化”一词，在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例如，在严既澄的文章中就出现过“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在柳克述著《新土耳其》（1927年）一书中，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1927年，胡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在这里，新文化运动就是现代化运动的思想已呼之欲出。同年，他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提法。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20世纪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可以说是“现代化”这个新概念被推广运用的正式开端。
从那时到现在，经历了四个阶段，才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个概念。
第一阶段，提出不等于“欧化”“西化”的“现代化”。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普遍采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是因为那时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欧洲的现代化并不完美，不适合我们的需要。比如，张熙若（即张奚若）先生1935年4月在天津《国闻周报》发表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中，在指出“全盘西化论”“极不妥当”“要不得”“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的同时，明确指出：“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这并不是斤斤于一个无谓的空洞名词，其中包含着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国人当年用“现代化”这一新概念取代“欧化”“西化”时，就已经意识到“现代化”不等于“欧化”“西化”。
第二阶段，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6年，我们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教训的时候，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说：“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他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新概念。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后来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前奏。
第四阶段，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强调这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在现代化的实践中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以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大家普遍使用的概念，并被写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可以说，这是自毛泽东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来的又一次转型。其核心思想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脉相承，都强调现代化要适合中国国情；但和邓小平说的“把标准放低一点”的现代化不完全一样，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这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之路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
通过这样的概念生成史的回顾，可以进一步体会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中国特色的概括和科学内涵的论述，“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
四、为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应对风险挑战的重大原则，作了充分的论述。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深化对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第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曲折也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一批摆脱殖民统治枷锁的民族独立国家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批发展中国家，但其后有些国家不久就步入了一个个“陷阱”而走向衰退。这说明现代化仍在实践中、探索中，有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破解，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把自己作为西方国家的外围，依附西方国家来实现现代化。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究竟怎么走，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重视这样的教训，一旦出问题就会出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这也是我们中国搞现代化必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的，作为致力于领导国家现代化事业的政党，一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二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三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四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五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48]这是中国经验，也是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经验。
第四，我们自己的经验更要珍惜。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在现代化实践中，学西方失败了，学苏联也水土不服，自己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搞“大跃进”又受挫折。正是有了这么多的经验教训，才认识到搞现代化要“立足中国，学习世界，走自己的路”。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相结合，学习外国经验要和本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就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著作和整风文献中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起来，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具有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亲仁善邻等社会理想和治国理念的民族。我们只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可以破解现代化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总之，我们要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梳理清楚，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进一步推进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今天，能够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对世界作出的最好贡献。
【李君如：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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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发布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涵盖了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达到了近亿次，其中通过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产品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较好。并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同步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新华网、央视频、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等新闻客户端，以及经遴选评荐近百本中央级核心期刊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形成了系列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累计固定读者百余万，影响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在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相关党建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已正式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的有关单位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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