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者，见地也，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言史家须具备史才、史学与史识。他认为，“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无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之《刘知几传》）。
无史才、史学固不能成为好的史家，然有史才、史学而缺史识，虽貌似史家，然却也不能成事。史识便譬如史家之火眼金睛，能透过散乱之历史事实及各种堆积、伪饰，而看清其背后的真相与实质。近日读日本东洋史大家宫崎市定先生的《亚洲史考论》诸书，屡屡为先生的史识所折服。下面兹罗列一二。
史识一：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的“殷墟”不是真正的殷墟
在《中国上古的都市国家及其墓地——“商邑”何在》一文中，他认为现在普遍称作殷墟的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附近不是殷墟!“小屯不过是殷代甲骨的出土地，顶多也就是个殷代的遗迹而已”。
他在文章中，详细分析了大学者罗振玉把甲骨断定为商代的遗物，并把小屯附近命名为“殷墟”的根据。又指出殷墟“必须是殷王朝最后的都城，亦即被周武王摧毁的殷都朝歌的废墟”，“进入西周后，殷墟就此成为卫国都城”。由此，“殷墟这个地名，并不是单指殷商的故都，它还不可避免地兼有卫国最初都城的含义，历史上无法将两者分开来考虑。而这一都市国家又至少经历了三次破坏。传说盘庚迁都至此290年后，武王伐纣，殷都第一次遭到了摧毁（公元前1122年），此后，周公讨伐禄父时又遭到了第二次破坏（公元前1113年），第三次是狄人对卫懿公发动的攻击（公元前660年）。因此，若要对殷墟开展考古发掘，那么，从上到下至少应该有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反过来说，一开始就出现殷代遗物的遗址，决不可能是殷墟”。
并且，“在安阳县小屯附近，国民政府时期就曾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但最终都没能找到城郭”。
另外，“即便是从常识上来思考，都城之中也不可能存在着如此大型的墓葬群吧”。作者依据中国古代的史籍分析，“中国上古的都市国家通常选择近郊的丘陵作为墓地，其中洛阳北部的邙山最为有名”，再有，曹国人的墓地在“曹国郊外”；齐国即墨人的墓地在即墨郊外，“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史记》卷八二《田单列传》）。
在《解读<史记>》中，他再次写道，“殷墟必须是都市，也就是人民日常居住所形成的遗址，但从所谓殷墟中发现的全都是墓葬。而且这片墓地广泛分布在洹水的两岸，没有发现民家及其城墙，或者是环绕都市周围的城郭，当然也没有发现城门……”。
在论证了小屯附近非殷墟后，作者认为，“我们必须从《史记》显示的'洹水南，淇水北，黄河西’这个范围中去寻找”。至于出土所谓殷代遗物的小屯又是什么地方呢？“只要把调查结果直接理解为事实就可以了”（《中国聚族形态的变迁》）。
依宫崎先生所说，现在河南安阳小屯附近不是殷墟，只不过是出土殷代遗物的地方，这真给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出了个难题。怎么办？
史识二：清末中国人将辫发视为固有风俗是“错觉中产生了感情”
还有就是清代的男子剃发问题。在《东洋近世的民族主义》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经过了清朝长期的统治，中国人已将辫发视为中国固有的风俗，错觉中产生了感情。到了清朝末年，青年人剪去发辫，模仿西洋人的发型，被认为是背叛了中国的良风美俗，引起老一辈的不满。
这些老一辈的人，恰恰忘了，满人刚入关时，强制所有中国男子剃发，“剃发令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暴乱频起，但清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将这项政策彻底贯彻了下去。剃发是臣服清朝的标志，不剃发者被视为是有意反抗清朝，对这样的人，清政府绝不容赦”。没想到，二百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屈辱，反而内化为心中热爱的感情，辫发摇身一变为“中国的良风美俗”，这错觉中所产生的感情，能不令人感慨乎？
问题是，如此因错觉而产生的感情，在当今国人身上还少吗？惜乎无宫崎先生这样的人来一一指出罢了。
史识三：战胜国后遗症
再来看“战胜国后遗症”。作者在《亚洲史概说》第八章《现代亚洲史》中提出了此一概念。二战中的战败国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自不必说，就是那战胜国如英、法、美国、苏联等，“也不免患上了战败国所无的后遗症”——
这就是军队力量的强大及其对政治的介入。
作者先举了日本的例子，“这种现象曾在日本的明治、大正时期出现过，如今又出现在战后的欧美各国”。
接着举举英法两国的例子：
由于英、法两国的政治受到其军人势力的控制，故仍然反复经历着失败。法国在战后曾企图征服印度支那半岛，但遭遇失败；此后又试图镇压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又告失败；后来，法国依旧不接受教训，为了反对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而对其实施炮击，结果再度失败。再看英国……到了战后，英国也和法国一起参与了对埃及的炮击并失败，最终连自己跟前的爱尔兰问题都无法解决。
最后是战胜后遗症最为严重的美苏两国……
老实说，对于战败国的得失，人们往往看得比较清楚，而对于战胜国之种种作为，能如宫崎先生这般冷静加以分析者，世间又有几人呢？
史识四：从《水浒传》看儒释道三教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一书中，宫崎忍不住对其中的人物、事迹、官职等考索一番。这些并非难事，难的是有无真正的见识，于虚构的小说中，发现当时人们对于儒释道三家之态度：
《水浒传》全书上下没有一处能看到对孔孟之道的赞述。相比儒教而言，书中对佛教则要尊敬一些。因杀人而逃亡的鲁智深，作为弟子被五台山文殊院的智真长老收留，智真长老看在赵员外的面子上，一次次地饶恕了违反戒律的鲁智深。但这绝不仅仅是因为赵员外捐了大量布施，而是长老看到了鲁智深的慧根……若在儒教中，断不会对这样的人如此宽恕……
当然最贴近百姓的宗教还是道教。与其说道教是一种以道士主导的宗教，不如说是一种民间习俗。因此道教受到了百姓的极力尊崇，也成了民意的代言。道教非常宽容，甚至可以包容与自身相反的教义……
从一部虚构的小说中，窥见当时的人们对儒释道三家之态度，舍宫崎先生又有谁人呢？
类似的真知灼见，在书中随处可见，就不一一列举了。史才者天生者也；史学者积学可至也。那么，又如何能够拥有史识呢？不外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正如宫崎先生引用的恩师原胜博士的教导：“越是严谨的历史学家就越善于怀疑，他决不会去追随那些多数人口中的通说。”而原胜博士无疑是位具有史识者。他针对世人皆言的“中国的衰落是因为科举”辩驳说，
“通过考试广泛选拔人才，这一点远远领先欧美各国，这也是中国成为先进国的原因。中国的文明已经达到了发达的顶点，而且长期免于解体，得以维持权威性，这主要是科举的成就，它防止了阶级制带来的腐败。如果中国没有科举，其文明的末路无疑从数世纪前就开始了”。
“总之，科举不应当是一概加以排斥的坏制度，反而有足以大加称赞的地方。就如各民族的盛衰荣辱一样，各民族创造的文明也自有定数……中国文明在几个世纪前已经极尽完善，换言之，就是到了发展的终点，其停滞不是因为科举，只是运数已尽而已”（《贡院之春》）。
宫崎认为，其恩施的论述“是科举制创立以来未曾有过的卓越学说，只有思路明晰、学贯古今的博士才能得出这样的论断……科举的功过是养育它的中国社会的功过，其功过程度必须与世界的进步相对照，才能得出公平的判断。如果科举有功，那应当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就树立了如此卓越的理想；如果科举有过，应该责备的是它将各界事物全都包含在儒教的氛围之中，后来不能进行本质性的改善，并且一直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史》第四章《科举制度的崩溃》）。有这样的老师，才会有这样的学生吧。
而我们的历史学者往往是这样的，“在学术过多地受到外在因素影响的环境中，他们有时显得非常进步，有时过于激进，但一涉及学术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必须是专家才能发言的时候，他们却反而变得保守，有时甚至是封建的、趋炎附势的”（宫崎语）。正因如此，史识之缺乏就成为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