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中国经营报“锐书评”栏目
佘涛
以首倡“全球史观”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08—1984年）曾说过：“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份，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巴勒克拉夫对“世界史”的定义，与同时代的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年）心目中的“亚洲史”概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宫崎看来，亚洲的“对自身历史有记录的民族或国家通过交通这一纽带，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在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援助的过程中发展至今。”
他不认为编纂一部亚洲史，就是把中国史、印度史等亚洲各国的国别史累加在一起的“合订本”，而首次出版于1947年的《亚洲史概说》就是阐释此一观点的重要著作。
宫崎市定是公认的“东洋史”（日本学界对“中国史”的传统称呼）史学大师，京都学派（以京都大学学者为主的东洋史研究流派，与以东京大学学者为主的东京学派分庭抗礼）第二代代表人物，对中国史的诸多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及独到见解，其著作文风平易，在日本乃至中国史学界都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交通史观”是宫崎市定一个重要的学术创见。在《亚洲史概说》一书中，他强调，亚洲文明因“交通”而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否靠近人类文明的交通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不同区块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
比如他认为，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西伯利亚、非洲大陆南部以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智识”上的落后，“一方面是遗传的禀赋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排除在世界交通圈之外，缺少文化的刺激”。前半句话放在今天毫无疑问是“政治不正确”且有种族歧视之嫌，而后半句不能不说确实是学术上的洞见。
宫崎市定将串联亚洲史的重要交通要道，分为海陆两大部分：陆路称为“北大道”，经中国、中亚、波斯通往西方，几乎与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重合；海路称为“南大道”，经中国东海、南海及印度洋到达西方，跟海上丝绸之路大体一致。在东方的中国，这两条大道由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连结成一个闭合的“循环交通”，运河的挖掘也使沿线的城市得以迅速繁盛起来，如北端的幽州（北京）、运河与黄河交汇地区的汴州（开封）等。
而交通线的变动转移，也会导致原本发达的文明衰落下去，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西南亚地区。在中世时期（日本所称的“中世时期”通常始于12世纪末的镰仓幕府，到16世纪室町幕府灭亡为止），西南亚是南北两大道的西端汇合点，是远东和欧洲贸易的中转站，虽时常有战乱干扰，但商业的繁盛从未停止过，横跨欧亚非大陆的阿拉伯帝国，即是那个时代该地区的头号强权。
但自从15世纪末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殖民者和商人，或沿西非海岸线南下，绕过好望角往东航行抵达印度，或从美洲出发，横跨太平洋，通过“大帆船贸易”跟中国及东南亚各地做生意。在北亚的陆地上，不断东扩的俄罗斯人对极北迂回路线的开发，让中国商人可以与商路另一端的欧洲人发生联系。
按宫崎市定的说法，一度占据世界中心、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的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初起，它继阿拉伯帝国之后，以亚洲西南部的小亚细亚为中心，成为称雄欧亚非的大帝国），却因此变成了“被世界交通体系及其发展进步所抛弃的孤岛……在世界的竞争局势中逐渐落伍，并迅速地衰落”。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欧洲中心论”随之大行其道。而在写作《亚洲史概说》一书时，宫崎市定明显带有“亚洲中心”的视角，可以看作是他对上述思潮的反击。
比如宫崎市定说，“欧洲文化在最初不过是亚洲文化的一个分支，希腊诸城邦的文化在发展到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之前，其动力几乎都是亚洲提供的”，“基督教信仰原本是形成于西亚的，传入欧洲后，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亚洲色彩，慢慢欧化甚至退化”。
为了强调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谈到近代欧洲崛起的最大动力来源“工业革命”时，宫崎还略带讥讽地说：“如果当时不存在能够为各种机器提供能源和原料以及这些产品所需的市场（即亚洲），那么这些新发明都将被视为中世性的反动，成为后世之人用以怀旧的谈资 。”
类似的对欧洲人的傲慢忿忿不平的立场，早在20世纪之初（那时候宫崎本人还是个孩童）的日本就相当常见。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区区一个东方小国，居然击败了欧洲人自己都得退让三分的庞然大物俄罗斯，这极大地引爆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地理上身处东亚一隅的日本，既然自视为新兴强权，怎么会甘心服从于“欧洲中心论”的陈词滥调呢？于是强调亚洲的重要性，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这种欲以日本为主导力量的“亚洲中心”思潮，经一些充满野心的政客和军人操弄，逐渐发酵演变，一步步走向极端，酿成了波及大半个亚洲的惨烈战争灾难，最终日本也不得不咽下自造的苦果，并为此赔上了国运。
在《亚洲史概说》一书初次出版四十周年（1987年）时，宫崎市定的弟子砺波护写过一篇“解说”，介绍本书著述的缘起。
原来早在1942年7月前后，日本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正在僵持不下之际，日本文部省的教学局计划编纂一本《大东亚史概说》。所谓“大东亚史”，指的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日本当局的目标是在该书完成后，立即将其翻译成东亚各国的语言，使各国民众都阅读此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数名历史学者受命执笔，宫崎市定便是其中之一。
当宫崎市定负责编写的部分刚刚完成第二稿时，已经是1944年了。第二年，日本战败投降，“大东亚共荣圈”土崩瓦解，《大东亚史概说》的撰写自然就不了了之了。日本战败后，社会上出现了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的风潮，文部省暗示要对有关“大东亚”的资料进行销毁，而宫崎决定抗命，坚持将写好的第二稿藏了起来，到1947年才辗转得以出版。
根据砺波护的解释，“尽管作者（指宫崎市定）执笔《大东亚史概说》时正值言论统制极为严厉的战时，其写作受到政府和文部省的直接监督，但其作品仍没有采用那种迷信皇国史观的叙述方式”，因此，他的老师这本书（包括后来增写的《续编》）不仅在战后的日本得以公开出版，并且此后四十年间，仍能不止一次地再版。
今天的中国读者在阅读这部七十年前的“老书”的中译本时，如果能够明了上述特殊的时代背景，或许能对宫崎市定关于亚洲历史的认识和主张，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本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七章“亚洲历史上的日本”是全书唯一单列成章的国别史。虽然宫崎市定一贯强调，亚洲是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的亚洲，但这样的篇章安排，多少流露出某种仿佛置身事外的视角，而这种视角的背后，不能不说潜藏着日本人在面对“亚洲”时，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一丝优越感。
“宫崎市定认为，近代日本作为汲取了东洋和西洋两大文化精华的后起之秀，在近代史上的意义，就在于成为打破这一世界体系的（虽败犹荣的）‘英雄’（第一号准白人）。他在日本‘战败’三十余年后，仍然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提及此事，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