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式。
1883年夏天，伊藤博文回到国内。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位掌握明治政府权力中枢的要人遍访欧洲各国，研究立宪政治。在综合比较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是日本学习的样板，日本应该学习德国的宪政制度。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日本转向学习德国。
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那些起步相对较晚的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更大，因此总是要寻找学习的榜样。在日本国门开放之初，日本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荷兰，所谓“兰学”是当时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们热衷的学问，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都曾经学习“兰学”。
然而，在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领4艘蒸汽船艇叩开日本国门之后，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1858年日本与美国、荷兰、英国、法国以及俄国签订“安政五国条约”之后，荷兰的声望出人意料地骤然跌落。日本人发现，西方列强是以英、法、德、美为首的，于是他们丢弃了荷兰语，开始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从那以后，一批批留学生开始被派往这四个国家。
1871年—1873年岩仓使团考察欧美，既是为了了解西方国家，更是为了寻找学习对象，让日本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在比较了所有信息之后，维新政府的政治家们对德国的发展模式非常倾心。德意志由边陲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大国，做到了民富国强、军队强大，日本遂决心仿效德国。虽然英美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流传到了日本，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发展自身的性质，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有些格格不入。德国历史学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所谓古典主义得到了明治政府的追捧，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是在知识界，备受推崇的仍然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学说，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介绍的也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学说。比如福泽谕吉介绍的主要是英美两国思想，民权思想家中江兆民则大力译介法国革命思想。这些思想资源成为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指导。但统治者很快意识到这些学说危害政府权威，于是，限制自由思想盛行成为了当时政治精英的共识。
日本政治领域一直存在着反对启蒙思想家的潜流，代表人物就是山县有朋。1870年山县有朋从欧洲考察归国，按法国标准来规范日本的军事训练。在随后发生的“普法战争”中，德国大败法国，取而代之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这位“日本陆军之父”随之改弦更张，转向学习德国军事制度，日本陆军的编制体制也照搬德国陆军。
山县有朋强调军人要保持勇敢忠诚、服从天皇的旧有美德，反对民主和自由主义倾向。这位保守的政治家对英国政体十分反感，内心向往德国政治。他把自由民权运动家们视为敌人，指责自由民权运动“盯着民权、诽谤政事、中伤官吏、暴论诽议，无所不为”，认为如任其蔓延必将祸害天下。
山县有朋还发表了《变则设德国学校议》，鼓吹向德国学习。在他看来，日本大学使用英国教材，学生毕业后散布各地，也一概传播英美学说，因此该学说在青年中广为普及，造成知识人思想“错乱”及舆论混乱。山县有朋主张，维持社会稳定必须从改革教育入手，他建议设立专门的政治学校培养学生，学校的名称就叫做“德国学校”。他拟定的“德国学校大则”规定：“变则德国学，以教授政治学”， “普通科目为除文典之外，逐次学习历史、经济、地理；以此为政治学的基础，省略不急之学科。”
伊藤博文提出了学习德国宪政制度的主张，也得到了知识界的间接回应。1883年，“独逸学协会”创办了“独逸学协会学校“（姬路独协大学前身），教授德国学说。“独逸学协会”是由西周、井上毅、加藤弘之等著名官僚和学者发起成立的，目的就是传播“德意志文化”、学习德国的法律和政治。
“独逸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加藤弘之时任东京大学校长，推崇德国法学。他引进了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法学家穗积陈重，大力推进德意志法教学。穗积陈重曾先后在英国学习法律七年，获得了大律师称号，毕业后却未立即回国。他向文部省提交了一份转学申请，要求转学进入德国高校。之后他又在柏林洪堡大学学了两年德国法律，才回到日本，到东京大学任教。从1883年开始，东京大学法学部规定教学内容一律学习德国。崇德之风吹进大学校园，这是日本社会思潮转向的风向标。
为了效法西方，明治政府大量雇佣外国人士，早期大部分外国雇员来自法国和英国。1872年，日本政府中外国雇员总数为213人，其中119人来自英国、49人来自法国。然而到1881年，统计数据显示有96名英国人、32名德国人、12名美国人和10名法国人——德国人数上升至第2位。1885年日本政府开始起草宪法，主要参与者有6人，其中2个是德国人。
一旦将德国确立为学习榜样，在日本人眼中，德国立即变成为完美楷模，身为落后者的事实已完全被弃之脑后。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强力引导下，日本奋力踏上“德国之路”。
1889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是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宪法，是1850年普鲁士王国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东亚翻版。如同德国宪法强调的是皇帝的权威，那么日本宪法突出的则是天皇的特殊地位。《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强调日本“臣民”（而非“公民”）的权利必须服从德国式的“法律限度”。它还效法德国的军事强权政策，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的指挥之下。
这意味着，日本彻底排斥了具有明显自由倾向的英国式立宪制，确立了德国式的君主专制体制。在不到十年时间里，日本完成了“德国化”。环顾19世纪末的世界各国，和德国的体制最相像的就是远东的日本。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警告说，国家发展要警惕“路径依赖”，因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它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因此，追赶型的后发国家一定要戒惧戒慎。日本在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更多地看中的是能给它带来实惠的便捷之途。虽然通过学习德国，日本迅速崛起为东亚强国，可是也埋下了走向对外战争的悲剧之因。显然，这与明治时代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缺少长远眼光、急功近利有关。
诚如历史学家钱乘旦先生所说，明治时代的日本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很可能就是“西方文明”（实际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日本‘向西方学习’，最终落实到以德国为榜样，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