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选出来中国当前最知名的尬聊主持的话，女应该有鲁豫，男则一定是许知远。这位知识分子中的“于谦”，喜欢烫了头发，跟嘉宾抽烟喝酒的聊天。他的《十三邀》网罗了大量男神女神，但不论是谁，除了垂涎俞飞鸿、林志玲、黑目瞳的神采之外，许知远都用着他的“偏见”带着嘉宾尬聊，尬聊到无尬可聊。
许知远式的尬聊与预设立场的追问
二十多年前，在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还在上大学的我每周都要在非常有限的零花钱里挤出两块，买一份纸质非常有特色、黄的保护眼睛的《经济观察报》，除了了解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许知远的文章，那时候他是《经济观察报》的主笔。
而随着传统媒体浮沉的他，在这两年回归公众视线是因为一个访谈节目——《十三邀》，在这个节目里他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可爱的羞涩以及装出的混迹江湖的那种老练周旋在各种嘉宾之间。带着他所谓的“偏见”，在他自我的逻辑中，构筑一个访问的“场”，不论是谁，不论说了什么，都会陷入许知远式的追问。
就如汪峰在某选秀节目里的那句“你的梦想是什么？”，许知远永远带着一种怀疑的视角，用他那种预设立场同时又构造矛盾的典型叙述方式，试图挖掘嘉宾心中甚至他们自身都不曾意识到冲突。无论对方是俞飞鸿还是木村拓哉，甚至是李诞。
一本由微电子专业毕业生完成的带有注释的历史著作
而就在不久前，许知远的新书《青年变革者 梁启超 1873-1898》面世了。在他的计划里，要写完梁启超传记的三部曲——青年变革者、流亡岁月、归来。最近发行的是第一部，对于这本书，许知远提到“对于一个微电子专业的毕业生，完成一本带有注释的历史著作，实在是一个冒昧、令人不安的尝试”，的确，他毕业于北大的微电子专业，行走在媒体和公知的路上，给我们带来了一本历史书。
在自序中，许知远开头写到，“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在描绘他看到城市之光书店书架上一本以梁启超、泰戈尔、哲马鲁丁为封面的书时的感受。
他说这是2013年秋，他刚过37岁，“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为辽阔与深沉地表达。”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许知远式的陈述。在与梁启超目光相遇之后，许知远想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个人的经验紧密相连。”又一句典型的许知远式的类似“互文”的表达。
两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时代共振
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办过报、写过书，是个思想者，也是革命者，更是个流亡者。许知远出生于1976年，做过报纸，写过书，是个思想者，也是内心的革命者，远走美国后，是现代生活的流亡者。想必选择梁启超作为自己表达的主题，并非只是电光火石间的四目相对那么简单。许知远，穿越了一百年，找到了一个能与他“共情”的历史主体，并借此来寻找自己的未来出路。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这本书也是个避难所，我常躲入另一个时空寻求慰藉。”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而许知远把这个推的更深，他希望构造一个平行的空间，在那里也许有现实世界的解药，也许没有，只是释放无以为藉的个人理想与抱负的空间。但他也希望在两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当中制造一个虫洞，形成一个共振，借以将他那注入到历史空间中的野心拉回到现实。
那是一种什么“野心”？——“第一卷即将完成时，我读到了博尔赫斯对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评论，在他眼中，阅读这本书仿若'投身于并且幸运地迷失在一部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里。其中的人物是一代又一代，剧场就是整个世界，而其漫长久远则是以朝代、征服、发现以及语言和偶像的嬗变来计量’。我很期待，这三卷本完成时，我的读者也能有相似的感受，如果你尚未在这一卷中获得，就请耐心地等待第二卷。”
对史料的应用还是重复？
在这卷书的最后致谢，许知远说到——“倘若剽窃一本书，人们谴责你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窃十本书，人们会认为你是学者；倘若你剽窃三十本书，则是位接触学者。”我在阿莫斯·奥兹迷人的回忆录中读到他。
那么许知远在这本书中，对于史料的运用水平如何呢？
在《引言 逃亡》中，许知远描绘了戊戌变法失败那一刻，梁启超逃到日本公使馆寻求庇护的过程——
林权助（时任日本使馆参赞）把梁启超请入房间，开始笔谈，汉语是彼时“东亚的拉丁语”，是通用的书面语。“仆三日内须赴市曹救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林权助觉得这样交流太缓慢，按铃叫翻译官进来。梁启超随即写道“笔谈为好，不必翻译”，接着写下“寡君以变法之故，思守旧老耄之臣，不足以共事，思愿易之，触皇太后之怒……”
此刻，翻译官走了进来，对话加速起来。梁启超乞求，日本出面救助光绪帝与康有为，他自己准备迎接死亡，“我如被逮捕，三天之内会被杀”。
……
林权助允诺梁启超，努力去办他交代的两件事，并劝他：“你不必死。你好好思考，必要时随时到我这里来。我会救你。”
梁启超离去后，林权助向正住在公使馆的伊藤博文汇报，这位明治维新的重要缔造人刚卸任首相，中国游历计划正在进行，此刻恰在使馆。“我完全明白了。梁这个年轻人了不起。真是令人佩服。”伊藤感慨道。
夜晚，使馆门口一阵嘈杂，接着梁启超闯了进来。伊藤要林权助救助梁启超，“让他逃往日本。到了日本以后我来帮助他”，“梁启超这个年轻人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奢侈的灵魂”。
——以上就是许知远版的梁启超传记中描述的“日本公使馆求助”。
而网络转载的一篇2003年天津青年报的《日本人为何帮助梁启超》中，是这样描述这个过程的——
梁启超继续在纸上飞快地写着：“皇帝以变法之故，思守旧之臣，不足以共事，思愿易之，触太后之怒……”这时，翻译进入会客室。有了翻译，林权助很快就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梁启超说，“现在谭嗣同、康有为也在通缉当中，如果被捕，肯定会被杀头，光绪皇帝现在已经被幽闭起来，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不可惜。但，我有两件事情要请您帮忙：一是请帮忙让光绪皇帝解除幽禁，二是帮助营救康有为。”
林权助看到梁启超写的文字后表示可以我承担，接着又对梁启超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在戊戌变法时期，伊藤博文正好到中国访问，在政变前，还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政变发生后，梁启超到日本领事馆寻求帮助，伊藤博文也在那里，林权助便将梁启超的情况向伊藤博文做了汇报。伊藤博文考虑到维新人士的亲日、亲英倾向，就对林权助说，梁启超这个青年“真是个令人佩服的家伙”，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珍贵的灵魂”，并要求林权助救助梁启超，想办法让梁启超逃到日本去，并承诺，到了日本，他将帮助梁启超。抢先半步摆脱捕快缉拿。
——以上就是16年前的一篇许知远所说的“碎片与短暂”的报纸所写的内容。
可以看出这两版内容的基础都是《林权助回忆录》，在叙述的逻辑、节奏以及主要内容上并无二致。
在许知远版中先是写“梁启超乞求，日本出面救助光绪帝与康有为”，并没直接说是两件事，而后又提到“林权助允诺梁启超，努力去办他交代的两件事”。
但在《天津青年报》的版本中则明确的写出梁启超的要求“我三天内将要就义，有两件事情希望领事馆能够帮忙，如果您不忘旧交的话，我就把这两件事情写出来。”
这两个版本中的有趣的关联，值得玩味，是许知远故意缩写，还是在参考时无意的跳跃呢？是对史料的挖掘还是简单的重复整理呢？另外许知远版本全书基本没有对当时的语言进行翻译，只是穿插着进行解释。这也是他这本书的特色，更像是论文。
一个有学问但没有性格的许知远版本梁启超
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这本书，做到了对史料的尊重，但同时丧失了许知远式的思考和追问，导致了全篇内容如流水一般划过，却留不下什么，很多事情只是考究了史料，却没有考察原委，人物只有行动而没有动机，在重要的内心转变时显得有些毫无来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才华横溢、众人追捧的梁启超，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甚至也不知道梁启超到底在想什么？
就好比很多国产的电影，人物有，剧情也有，但仍然让人莫名其妙。为什么大家都在吐槽《权力的游戏》结局，就是剧中人物的行为毫无逻辑，没有动因，不知所云，也看不到他们内心的变化，缺乏连贯性。而许知远的梁启超，就是这种感觉。
开篇用紧张的气氛描述的变法失败，梁启超奔走日本公使馆，随即梁启超被日方收留，并协助逃亡。为什么伊藤博文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许知远没有分析，直至这部书的末尾，写到伊藤博文访问中国，跟康有为聊了一个下午，这是唯一的线索。
但仅仅一面之缘，就能让伊藤博文认为梁启超是中国少有的灵魂，并愿意为了救他做出一些冒着巨大风险的事情，实在让人摸不到头脑，这背后的原委、动机，推进，作为一个传记是否需要展开一些呢？
除此之外，通篇内容，大多数时候只是看到梁启超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似乎他就是一个空壳，一个许知远借来用用，去观察清末时局风云的道具，看不到梁启超的思想和个性，看不到思想的转变。
就如康、梁一个最大的政绩就是上书取消科举，而最后也达成了科举改革的政策下达。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在意科举？这其中有梁启超在讲课时发现的教育问题，也有他作为学生时的自身感受。回溯这个过程，许知远竟然对梁启超的几次会试落榜都轻描淡写——
“落第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影响，这是每个读书人再常见不过的经验，从挫败中迅速复原是必须经历的一课。”“落榜没太影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情绪。”等等
又如许知远发掘的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只是简单的叙述就跳过，并没有将梁启超的行为带入。许知远说在语言方面——当时没有合适的现代语汇来对应英文概念，social economy呗笼统的翻译为“一国之治”，译者更是不知道该如何传达individual的意涵……这是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他们往往对新知识生吞活剥，不清楚究竟意味着什么；个人主义与公民自由都是无中生有的概念，他们必须给出清晰的定义与内涵。
但，许知远就到此结束了，这么有趣，有价值的一个话题，只说到了梁启超们勉励的挑战，并没有展开他们是如何去应对，这中间的思想冲击和变化等等，还是很遗憾的。
死的梁启超和活的康有为
单就人物来说，反而把康有为这个“狂生”描绘的淋漓尽致，康圣人甚至康狂人的形象跃然纸上。问题可能处于许知远在处理人物的时候，对康有为以及很多人物往往通过第三方的视角来去呈现，通过别人的眼睛去观察，通过他人的形容去描述，这就很生动形象。
但对于梁启超，过多的类似于第一视角的叙述，引述很多梁启超自己说过的话，就丧失了一个人物的外部特征，但内部的心理活动、矛盾冲突、志向的转变也没有体现出来，让读者看了并不是非常的过瘾。
虽然是尊重史料，但在选材上，许知远的一些引述反而降低了读者对梁启超的兴趣。比如——有位以善于看相著称的人评价梁启超“耗子精”、“扰乱天下必此人也”，“在黄遵宪召集的一次聚会中，皮锡瑞发现梁启超'貌不甚扬，亦不善谈’，比起纸面上那个雄辩滔滔的主笔，他本人更像个谦逊的青年。”
除此之外，许知远还亲自上场补刀，在行文中评价梁启超“他不是一个原创思想家，亦非精益求精的文本大师，却是个情绪的把握者，知道如何刺激读者的神经、拓展他们的视野。他的思想与写作也明显带有康有为的痕迹。”
甚至在本卷的最后高潮，戊戌变法的部分，梁启超也被描述的犹如隐形人，跟康有为的恣意激进，谭嗣同的大义凛然比起来，像是一个畏手畏脚的书生，一个手足无措的帮手，一个被吓坏了的好孩子。
当然，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但在一本名为梁启超的传记中，很少看到梁启超本人在成长变化中的动因，对同一类事情理解的不同阶段，没有一个丰满的性格和人物的行为，让人无法从他的活动中获得太多激励，这样的传记跟历史书有什么分别？
结语
那个访问中常常尬聊，自说自话的许知远，很用心的为读者奉献了一本考究详细的史书。就如复旦大学的葛兆光评论的那样——许知远阅读史料体验那个时代的心情，借助想象重塑那时社会的生活，通过将心比心的感受复活梁启超的生命历程，并尝试着以梁启超式“弊端常带感情”的写法，写出梁启超和他的时代，也写出中国那一段风云诡谲的历史。
的确，这部书着墨最多的部分，就是梁启超在做报纸的那一时段，也许同样做了很多年报纸的许知远更能够感同身受，同样作为在报纸上呼喊的知识分子，许知远更希望说点什么，他的确也说出了很多梁启超对于那个时代的见解和建议，也许对我们这个时代也同样有用。
抛开内容不说，这本《青年变革者》最大的价值，可能在于通过许知远的考究，让这位一百多年前的青年变革者和他所处的风云时代又重新回到了我们当下的主流视野当中，那些沉淀了百年的话题，经过许知远式的重新叙述，将会再一次融入到这个社会大的叙事当中，构成我们对民族和历史的全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