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与克莱特之间的冲突，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被人们广泛讨论。克莱特的批评毫不留情，这种批评的尖锐性引发了亚历山大的愤怒，但为何这种愤怒如此剧烈，以至于他最终亲手刺杀了克莱特呢？虽然历史真相难以完全还原，然而，马其顿人依旧通过某种方式试图减轻亚历山大的责任。在当时，他们为此举行了一场形式上审判，宣布克莱特意图谋反，并定下了他的罪行，这样一来，亚历山大的行动就显得有理有据。
探究亚历山大的心理，首先可以从普鲁塔克的记载中寻找线索。普鲁塔克指出，亚历山大的愤怒源于克莱特不仅提到格拉尼库斯河的战役，还轻视他与阿蒙神之间的关系。对于亚历山大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他曾自信地认为自己已超越凡人，然而克莱特的讽刺让他意识到，自己依然活在他人的恩惠中。他感到自己的神性被贬低，甚至认为克莱特是在侮辱他的人格。
然而，阿里安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当时，亚历山大试图命令守卫发出军号，但没有任何人响应，这使他想起了大流士三世在被贝索斯俘获后遭遇的孤立。那一刻，亚历山大深深感到一种被背叛的孤独，而克莱特的拒绝更是让这种情感进一步加剧。普鲁塔克进一步补充道，当时亚历山大还命令军号手吹响号角，但军号手的拒绝让他深感威胁，认为克莱特可能策划了叛乱。在情急之下，亚历山大拔出利剑，致命一刺，克莱特倒地。随着克莱特的死，亚历山大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他痛苦万分，甚至一度想自戳胸膛，以此来减轻内心的愧疚与悔恨。他将自己关进帐篷，掩面沉思，三天未曾进食或喝水。虽然这场暴力事件已经是众人皆知，但亚历山大的内心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煎熬。
然而，亲信护卫官托勒密的叙述则进一步为这一事件增添了另一种可能的解读。在托勒密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并非冷静地刺杀克莱特，而是在克莱特返回宴席时与他正面冲突。克莱特的挑衅，显然使得亚历山大的情绪达到了极限。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以矛将克莱特刺杀。这一版本为克莱特的死亡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但无论如何，亚历山大对好友的亲手杀戮，最终无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事实。
在公元前327年的初春，亚历山大再度遭遇暗杀未遂。这次图谋者是他身边的侍从，赫摩劳斯等人。侍从制作为马其顿王国培养未来精英的体制，赫摩劳斯等人原本是马其顿的贵族子弟，他们长期跟随亚历山大，为其提供保护。一次狩猎中，赫摩劳斯因先行猎杀野猪而遭到亚历山大的惩罚，亚历山大一气之下鞭打了他，还没收了他的马匹。在马其顿，马匹代表了贵族身份，赫摩劳斯的这番羞辱让他心生怨恨，最终策划了对亚历山大的暗杀。幸运的是，亚历山大当晚出席了宴会，未能在睡梦中被刺杀。第二天，这一阴谋被泄露，亚历山大迅速展开调查，最终所有参与者都被捕，并以极刑处死。赫摩劳斯在审讯中坦白了动机，除去狩猎事件的直接刺激，他还提到，亚历山大过于傲慢自大，已经让许多马其顿人忍无可忍，甚至他对波斯风俗的采纳，特别是跪拜礼等，令许多人难以接受。赫摩劳斯等人最终的动机，不仅是单纯的复仇，还包含了对亚历山大“东方化”政策的不满。
这场暗杀未遂揭示了亚历山大政策执行中的另一面。原本他期望年轻一代的侍从能够接受东方风俗，并成为帝国的重要支柱。然而，这些年轻人并未如他所愿，反而对其推行的东方化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在这种背景下，亚历山大继续提拔那些能够支持自己政策的亲信，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帝国中的统治。
至于亲信护卫官的角色，随着亚历山大远征的深入，这些人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原本仅仅负责保护国王的他们，逐渐成为了帝国中最为重要的军政官员。亚历山大在亲信的任命上，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敏感性。他根据每个亲信的背景、能力以及忠诚度，逐步调整了亲信护卫官的结构，确保自己能够在多变的战场上始终占据主动。
结尾部分，克莱特的死亡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事件。它不仅仅是一次个人恩怨的爆发，也是亚历山大面对内外压力、孤立与挑战时心理的极限反应。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亚历山大的极端反应并非简单的情绪失控，而是在多重复杂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而历史的记载虽然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托勒密的虚构叙述还是普鲁塔克的详尽记载，都无法改变这一残酷事实——亚历山大亲手结束了自己至交的生命，而这一切，都源于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