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赠礼》这份资料，是中世纪前期某个时候，由某个人或某些人假托4世纪早期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名伪造的一份敕令，其核心内容就是，赋予罗马教皇及其拉丁教会以各种教俗特权以及整个西部帝国的全面统治权。
虽然自近代以来人们已经明确认定它是伪造的，而且被视为“世界历史上最无耻的伪造品”，但在此之前的证伪历程却是颇为漫长的。尽管在中世纪晚期的几个世纪中对这份文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书，但罗马教廷方面却一直宣称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并将之用于维护和伸张天主教会的俗世权利。
然而，人们的共识似乎也就到此为止。除了一致认定它是假冒的之外，至于是什么人造的假，是在哪里造的假，是在什么时候造的假，造假者为何要造假，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学术界则从未取得过一致意见。
如果12—14世纪主要还是一个凭推理说事的怀疑阶段，那么15世纪则是通过真凭实据解决问题的证伪阶段，而对此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就是洛伦佐·瓦拉。
洛伦佐·瓦拉
瓦拉的一生，作品众多且各具特色，但在后世，受众面最广、冲击力最强、关注度最高的还是他那本成书于1440年、“写了之后让他多少有点后悔”的小册子《〈君士坦丁赠礼〉伪作考》，而在瓦拉与他的这本书之间，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逻辑连接点便是《君士坦丁赠礼》这份文件。
《君士坦丁赠礼》的历史面貌
在天主教会史上，文本造假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特别是在中世纪前期的一段时期内，这类现象更是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疯狂状态，其中，9世纪前后这段时间甚至被后人称为天主教会文本造假的“古典时代”。即便有人提出某些质疑，也并不影响它们作为“正经正典”而在社会上继续流传。
在探究《君士坦丁赠礼》文本源流方面，有一部所谓的《伊西多尔教令集》（Isidorian Decretals）是无法回避的。该集共分三卷，虽说每一卷都有一些真实的历史文献，但同时也都充斥着许多伪造的文书或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部《伊西多尔教令集》的第二卷中，人们发现了存世最早的《君士坦丁赠礼》文本。不过这个文本的正式名叫作《君士坦丁皇帝敕令》，后人在使用这一名称时，一般简称为《君士坦丁敕令》。到了11世纪以后，人们才逐渐将之称为《君士坦丁赠礼》。
既然这个文件叫作“敕令”，那么，它自然要以君主本人的口吻，用第一人称进行铺陈。其文本的中译本大约有8000字，作为“敕令”，这样的篇幅不算小，从内容上看，可分为篇幅大致对等的两部分。
第一部分名曰“告白”（Confessio），讲述他在西尔维斯特的教导下弃绝异教信仰、皈依基督教会、领悟核心教义的过程，以及经由西尔维斯特之手并在天主的亲自关照下治愈麻风病的神奇经历。
第二部分名曰“赠礼”（Donatio），讲述基于信仰和感恩，他要赋予西尔维斯特及其继任者以及罗马教会一系列的特权和财产。
且不论收录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的这份《君士坦丁敕令》（《君士坦丁赠礼》）究竟炮制于何时，也不论造假的原始意图是如何，仅从字面意思上看，它毕竟是在为罗马教皇以及拉丁天主教会赋财、赋权、赋势。因此，罗马教会在某些场合下运用它来维护或伸张自己的权利，实属必然。
对《君士坦丁赠礼》的质疑和证伪
如果运用近代以来形成的历史学、文献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回望《君士坦丁赠礼》，其造假的面目自然一目了然。这里仅举一例便可说明问题。
该文件是以4世纪早期君士坦丁一世的口吻写成的。但是，其第一部分的主题内容却是取自5世纪晚期才最终成形的《罗马教皇圣西尔维斯特传》（Vitasancti Sylvestri paper Romae），其中西尔维斯特为君士坦丁治愈麻风病、为罗马城制服蟒蛇等等，又都是根据“旧约全书”或某些“外典”“次经”中的某些传说，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改造而来的。4世纪的皇帝竟然使用了5世纪的材料，自然有悖常理。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君士坦丁赠礼》这份伪造的文书出笼并流传于世的那个时代，拉丁世界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人们对自己的历史普遍知之甚少”，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途径极为有限，普通民众的文字阅读能力不高，能够接触到文本材料的机会很少，大多数人很难辨其真伪。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情境下，罗马教会利用自身的信仰权威，通过文本表述、口头宣传、绘画展示、口耳相传等等方式，围绕《君士坦丁赠礼》“真实可信”这一目标，在拉丁世界构建出一套“集体文化记忆”，并进而将之固化为被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一个“记忆传统”。
书中还附有《君士坦丁赠礼》一文，便于读者结合文本本身理解瓦拉的辨伪过程
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对《君士坦丁赠礼》的质疑主要是从12世纪以后开始出现的，不少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论据”，比如君士坦丁一世的确为罗马教皇以及天主教会奉献很多，但他并没有像《君士坦丁赠礼》中所说的那个样子竟然“把他的国家拱手相让给罗马教皇”，事实上，“他把国家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在和教皇西尔维斯特会面之前，君士坦丁就已经成为基督教徒；君士坦丁赠礼和西尔维斯特收礼的做法不明智等等。
从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尽管他们认为《君士坦丁赠礼》有可疑之处，但他们的论证思路基本上都还是局限于简单的感性猜测或逻辑推理，有的甚至是直截了当的情绪宣泄，都游离于文本之外去找证据。从理论上说，不能绝对排除君士坦丁在某种极其特殊的状态下做出某种极其特殊决定的可能。因此无法直接予以盖棺论定它是伪造的。
做出决定性贡献的洛伦佐·瓦拉
在谈论瓦拉的时候，有一个人物不能忽略，此即德意志著名学者尼古拉·库萨（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在瓦拉写成《〈君士坦丁赠礼〉伪作考》的七年前，即1433年，库萨写成《论天主教的和谐》（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该书第三卷中，库萨广泛运用史料，对《君士坦丁赠礼》的来龙去脉做出分析，并对其真实性做出否定性结论。
库萨对问题的总结、分析和判断，对随后瓦拉的写作是有明显启发作用的，甚至说，如果瓦拉没有读过库萨的《论天主教的和谐》，也就可能不会去写他那本《〈君士坦丁赠礼〉伪作考》。
作为一本向教皇以及罗马教廷发起进攻的檄文，《〈君士坦丁赠礼〉伪作考》也大量使用了历史学、逻辑学、古钱币学等等方面的外围证据，但是，让他这本著作在证伪领域留下决定性印记并让其得以流传后世的，并不是他在书中提到的那些外围证据，而是通过历史语言学、历史文献学知识在《君士坦丁赠礼》文本中发现的那些与历史事实相悖的错乱表述。
描绘君士坦丁“献土”的壁画
在《〈君士坦丁赠礼〉伪作考》第四部分，瓦拉用大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一段一段地讨论《君士坦丁赠礼》文本内部存在的种种荒谬说法，其中极为荒诞之处就是，在这个文本中，竟然使用了君士坦丁一世那个时代尚未出现的用词用语，例如“塞特拉普”（satraps）、“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拜占提亚”（Byzantia）等，瓦拉表示这要么是时空错乱，要么属于无中生有。
可以看出，和从前那些质疑者不同，瓦拉在充分利用“外证法”的同时，又开创性地运用“内证法”，从文本内部入手发现问题，从而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个文本绝对不可能出现于君士坦丁一世生活的4世纪。
这个制假贩假的家伙，一看就知道是个骗子。——瓦拉
时隔半个世纪后，即1600年前后，身居枢机高位的著名教会史学家凯撒·巴罗尼乌斯（Caesar Baronius，1538—1607）在其名著《教会年代记》（Annales Ecclesiastici）中终于承认：《君士坦丁赠礼》是伪造的。总体而言，由罗马教会主导构建、普通民众集体呼应的这个“文化记忆传统”已经基本消解。
附江晓原推荐语：
无论如何，本书都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书籍，没有之一。
我最初是在40年前念研究生时，第一次接触到这段欧洲著名历史公案的。那时学习欧洲历史，遇见了发生于公元8世纪的“丕平献土”，此事促成了教皇国的出现。
有一种说法认为，为了让丕平向教皇的领土捐赠合法化，就出现了伪造的《君士坦丁赠礼》文献——君士坦丁大帝宣称要将“包括罗马城，还有意大利的所有行省、地方和城市，或者说整个西部领土”赠给当时的教皇西尔维斯特及其继任者。既然整个罗马帝国的西部领土都捐赠给了教皇及其继任者，丕平献纳的那点土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丕平的行为则只是实施了君士坦丁大帝的“遗志”而已。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洛伦佐·瓦拉的《〈君士坦丁赠礼〉伪作考》，全面揭露了《君士坦丁赠礼》的伪托和造假。
那时我特别想看看《赠礼》和《伪作考》原文文本，可惜以20世纪80年代的条件，当然难以如愿。现在终于看到这两种著名历史文献的中译本了！合为一帙，设计高华，装帧素雅，让人爱不释手。
译者陈文海的“中译本导论”长达50余页，对《赠礼》和《伪作考》作了极为全面深入的论述，包括瓦拉的生平、《赠礼》的历史面貌和相关争议、瓦拉《伪作考》的内容、方法、动机、文本特征和中译本的有关情况。
——江晓原2022年私人书单推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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