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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第16题
南学与北学南北朝时期，儒学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方儒士大多濡染玄风，注重探寻玄学义理；北学严守汉儒传统，注重名物训诂。
南、北儒士研习经书，偏重不同的注本（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本）。以《左传》为例，南朝流行“杜预注本”，北朝流行“服虔注本”。然而，南梁崔灵恩常引用“服虔注本”来诘难“杜预注本”，引领论辩之风。北魏有名儒“兼读杜、服，隐括（修订）两家，异同悉举”。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常互派使节，他们也往往借机相互考校儒学。
隋灭陈后，将大量士人迁至北方。隋炀帝大举征召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洛阳）之下”，胜出者多为南方儒士。其后他们大多在北方活动和授徒。唐初，“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唐太宗下诏统一五经文本和注释。孔颖达兼采南北，撰成《五经正义》，高宗时颁行全国，成为官方经学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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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孔子批判地继承了春秋时代的思潮，以“仁”为核心。在孔子看来，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将得到人民的拥护。孔子不满“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力图维护濒手瓦解的周礼，提倡“克己复礼”,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论行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据甘筱青、文师华《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整理
材料二中唐时期，韩愈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到孔孟以降，儒学正在衰落，发觉当时与佛老的竞争，面临着深刻危机。是故，韩愈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高举复兴儒学的旗帜以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的统治地位为当务之急。韩愈认为通过复兴道统，即可恢复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促使当时纷乱局势，得以全国统一，复兴王朝。
——摘编自李世伟《论韩愈尊儒排佛》
变式2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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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4巩固
材料一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唐朝统治者整体而言，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三 唐代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利用儒家君臣父子之义来巩固统治，也用佛道来安定社会，缓和矛盾……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四 理学之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
——顾炎武《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
变式5巩固
材料一 东汉末年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材料二 从西汉到隋唐的一千余年间，儒家学者偏重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求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只是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从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了抨击，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为立说。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进步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
史论认为，黄氏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却将儒家政治、社会观推演为一更具民本精神之制度化蓝图……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失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
变式6巩固
材料一：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金之，少者怀之”，“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晋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本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唐代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利用儒家君臣父子之义来巩固统治，也用佛道来安定社会，缓……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变式7提升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和统治者的需要，融合道家和法家思想，对儒学进行调整和加工，从而产生了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新儒学体系，这是对先秦儒学进行的第一次改造。董仲舒指出，要促进国家稳定，就一定要完成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宣传了“神”“天”“天人合一”的理论，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种行为准则，后来被称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之后儒学变为真正的统治思想，同时研究五经的经学也随之成为了显学。
——摘编自韩典轩《儒学的发展历程和现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 隋唐时期的儒学倾向于经世致用，表现为经学的繁荣和对佛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唐代前期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义》，将魏晋以来论说纷纭、南北分裂的经学在形式和版本上达到了统一。经学的统一和繁荣以及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背景丰富了儒学的思想资源。科举制度使得以儒学作为教育主要内容成为官学、私学的自觉选择。唐代编辑了许多普及性的儒学启蒙读物，以简约条文化的方式把儒家的经典表现出来。此外，儒学还通过各种民间途径加以弘扬，如村社制定的乡规民约等。
——摘编自刘光育《隋唐儒学发展及其特点》
变式8提升
材料一 汉至唐，思想界逐步形成“三家齐鸣”的局面。在三国两晋时期，战争不断，王位更替频繁，从北方来的游牧文明冲击了原有的农耕文化，“胡文化”一度盛行，儒学者的地位下降，儒士们纷纷南迁，儒学思想陷入危机。直到隋文帝的出现，他在统一北方之后，首先便恢复传统的伦理纲常，从思想层面改造了国家，同时也为随后而来的盛世奠定了思想基础。唐朝，儒学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唐晚期再次为动乱和宗教思想文化冲击，危机再次出现。
——摘编自何成轩《儒学南传史》
材料二 对于程朱理学而言，在明朝时期的确盛极一时，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人们发现程朱理学也有一定的不足。而且王学在这个时候又开始崛起，造成了程朱理学的下坡路。王学的崛起造就了明朝理学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在这段时期，人们以学习王学为主流，即使在朝堂之上，也有很多的大臣在学习王学，王学对明朝的发展做出了较为卓越的贡献。一方面，王学曾经取代过程朱理学，有他的过人之处；另一方面，王学也曾经帮助明朝进一步发展，因此，很多人都非常崇尚王学。
——摘编自宋志明《论宋明理学的成因和变迁》
变式9提升
材料一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似。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材料二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了调和，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翻译佛经时通过对教义的删改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如家庭伦理方面，佛典认为，双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平等的，孩子并没有义务为父母奉献一切。而在中国，则把孝敬双亲视为佛教教义之一。佛教论者还用中国本土文化来改造佛教教义，他们极力把佛教的教义与儒家文化进行融合。比如，把因果报应论与中国传统礼教沟通起来，只有孝顺父母和忠于君主才可以得到善报，孝顺父母、忠于君主这种忠孝观念与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论是相通的。
——摘编自高翔《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材料三 出身于佛门的草书大家怀素和尚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摆脱了传统章法的束缚，狂革舞动，变幻英测，书写于法度之外，在中国书法史上独具一格，他的意境往往被视为对佛教“空”的领悟。佛寺中的高僧心态往往开放包容，佛门书家与信佛的文人雅士的双向沟通与融汇，使得“顿悟说”“凝神观照”“意会”等具有明显佛教文化色彩的语言，最终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艺术理论家们成功吸收借鉴。在佛救教义中，佛教徒只有通过如理如法地不断修行，才能最终成就涅槃自在的解脱境界。佛教这种“修行”的思想与书法家的修养提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虞世南、张怀璀等著名书法家的书法创作理论研讨中，都可以见到佛教“修行”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多与佛教文化主题有关的书法作品正是书法家对佛救相关问题思辨后的结采，还有一些则是在生活中与僧人交往互动后留下的记录。这些带有佛救文化特色的书法作品与普通书法家的创作意境不同，独具魅力。
——摘编自李栋财《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与传统书法艺术之间的互动》
原题第17题
致敬！致远舰！致远舰是北洋海军主力巡洋舰，1894年9月在甲午海战中沉没。战争结束后清廷颁布上谕，大力褒扬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赐谥“壮节”，从优议恤。有挽联云“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材料一 致远药弹尽，适与倭船吉野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成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1897年）（此书多参考当时的公文、电报、私人信函等）
材料二 （致远舰）被1枚重炮弹……命中了水线。总之不管怎样，它开始严重倾斜，显然是受到了重创。该舰的管带……下定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于是向一艘敌人最大的军舰冲锋，准备实行撞击。一阵重炮和机关炮弹的弹幕扫过他的军舰，倾斜更加严重了，就在即将撞上敌舰之际，他的船倾覆了。军舰从舰首开始下沉……所有舰员与舰同沉。
——镇远舰美籍雇员马吉芬的回忆（《世纪杂志》，1895年）
材料三 致远舰水下考古……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力合作，汇集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在丹东市政府的支持下，联合海洋勘测、潜水打捞等行业的技术力量，于2016年秋圆满完成致远舰考古调查任务。
此次调查，也对致远舰的破损情况有了较准确的掌握，整体保存一般，钢板、锅炉零件因爆炸而抛离原来位置，火烧情况严重。
考古发现外壳板保存完好……近艄部处发现保存完好的鱼雷引信、一些完好的弹药，均说明并未发生被鱼雷直接击沉或鱼雷舱中炮发生殉爆。
致远舰……处于北洋舰队左翼最外围的位置，也是最容易成为日军集火攻击的对象……中炮进水后……一直坚持在战场上（考古揭示出大面积的火烧痕迹）。
——《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报告》（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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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其《举贤良对策》中指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又说“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意思是要兴建太学，选任品行高尚、学问出众的学者在此担任老师，从而培养全天下的读书人。以上建议均被汉武帝采纳。
汉武帝的这些做法一方面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变式2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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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盛极一时。“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贾氏、王氏谱学出焉”。到了唐代后期，士、庶界限逐渐淡漠，谱学衰落了。
——摘编自仓修良《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
材料二 1917年的《邗江王氏五修族谱》罗列了所有邗江王氏后裔，在此基础上，《邗江王氏六修族谱》于1995年修成，但只刊印了王夫之一脉的繁衍、发展情况。《六修族谱》共分为两部分：一是附录，包括家规家训、人物传记等内容，主要是对王夫之的轶事记载和传诵，以体现族谱特殊的分量和价值。二是世系表，其中包括王夫之祖下各房齿录的子嗣繁衍、配偶、生卒等情况，时间跨度达375年。
——摘编自刘嫱等《<邗江王氏六修族谱>研究》
材料三 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指老子）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
——胡适《绩溪旺川曹氏族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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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部分研究资料
材料二 探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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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在20世纪80年代撰文指出：“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政治上制造出来的虚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还是日本法西斯确实犯下的滔天罪行？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下面几则史料，它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材料一 田中正明以未公开的《松井日记》和200人以上的“证词”为依据，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文。随着日本否认侵略，美化战争，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纷纷出来控诉日军的暴行。与此同时，大量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其中包括原日军中佐太田寿男所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毁尸灭迹的部分就达15万具。”日本也发现了参与血洗南京的第十六师团中将师团长的阵中日记，其中叙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材料二 自那以后直到现在，在差不多十年时间中，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又不断被发现，其中主要的有：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发现的原德国驻华使馆文书，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包括当时留在南京的德国外交官、西门子洋行经理、英国记者、美国牧师目睹的日军暴行，共一百九十余页。1991年，在美国发现了当时留在南京的马吉牧师避开日军耳目摄制的日军暴行记录片。这部记录片长达半个多小时，为迄今保存的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原始动态画面。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高兴祖《“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现状和今后的课题》
材料三 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这一估计并不夸大其词，而是可以通过埋尸团体和其他组织提供的证据加以证实的。
——摘编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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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光晋的口述证言（下图为唐光普的登记表与伤痕展示照片，资料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臧资料）
材料二 南京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判决》（资料出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节录
材料三 南京金陵大学美籍教授斯迈思
材料五 南京大屠杀“万人坑”遗址（资料出白朱成山《1998—1999年南京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发掘和考证》）。
材料六 （美）张纯如著，杨复鹏译：《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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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插图第10版）》
材料二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以来的侵华战争、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以及同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开始用武力破坏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而签订的帝国主义各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协定，使得瓜分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进入第一个阶段。而欧洲大战的开始，则使其进入第二个阶段。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同年12月日美战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波及全世界的大战。这次大战是四种战争的重叠：第一种是日德意三国对各自附近的弱小国家和民族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第二种是美英法等对日德意的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战争；第三种是德意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侵略战争；第四种是针对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摘编自[日]井上清《日本历史》
变式9提升
201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以《致远舰：沉没了121年，重回人们视线》报道了辽宁丹东港沉船被确认为致远舰的消息。让我们跟随新闻报道，共同来论证致远舰被发现和证实的过程，补充完整下列信息。
原题第18题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变式1基础
材料:中外历史纲要下册部分目录
第一单元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第1 课文明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
第二单元中古时期的世界
第3 课中古时期的欧洲
第4 课中古时期的亚洲
第5 课古代非洲与美洲
第三单元走向整体的世界
第6 课全球航路的开辟
第7 课全球联系的初步建立与世界格局的演变
……
第9 课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第10 课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
第12 课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
……
——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下)
变式2基础
材料 时序性是历史学科的基本特征，人类历史纷繁复杂，一切历史都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产生的、发展的、结束的。在具体的历史教学语境下，时序意识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时间的背景下把握历史的变迁与延续、原因与结果。
下面所示为世界近代史上的若干关键词。
“全球航路的开辟”“早期殖民扩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的兴起”“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扩展”
——摘编自李秦苏《侧谈高中历史教学中时序意识的培养策略》等整理
变式3基础
材料 直到1500以前，大西洋一直是一道栅栏，一个终点。但在1500年左右，它一变而成为一座桥梁，一个启程之地，其巨大的影响波及各方。一般看来，这一变化对欧洲人是有利的，但对其他地方的人则意味着灾难，如美洲，由于欧洲传来的天花等疾病而人口大量减少；非洲则出现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最后甚至远至澳大利亚，导致那里长期存在的文化和语言的毁灭。因此，旧的庆祝欧洲“海外发现”价值的观点，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广泛挑战，他们从土著美洲人或非裔美洲人的角度来探讨欧洲扩张经历。依据上述观点，哥伦布于1492年首次出航美洲，与其说开启欧洲人扩张和征服的英雄历史，不如说是启动了可怕损失的历史。
——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变式4巩固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质变，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包括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的变迁，15-16世纪是一个公认的西方历史分水岭“社会转型期”，它标志着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分界。但有学者却认为这一时期理性精神仍然受到压抑，西欧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欧社会真正的变化是从17世纪才开始的，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全新意义上的近代西方社会才真正产生。因此，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真正分水岭，严格来说不应该放在15-16世纪，而应该放在17-18世纪。
——赵林《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
选择材料中的一种观点，从社会转型角度运用史实多方面地论证你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实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变式5巩固
变式6巩固
材料 从15、16世纪开始，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相对闭塞，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欧大陆之间在更大程度上的闭塞，美洲、大洋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完全隔绝——这些现象都逐步发生全面改观。15、16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转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内部，首先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人类历史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因这个变化而归于结束，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变式7提升
在近代世界到来之前，文明的基调是农业，文明的指向是巩固和发展农业社会，西欧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然而，1500年前后西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推动了西欧的文明转化，为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
变式8提升
材料 旧结构的调节功能瓦解了，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出现了，这是不是一定会有新结构取代旧结构呢？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新结构的形成必须使各种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实行功能耦合，组成新的互相维系的状态……另外，新结构出现后，要能够壮大到占主导地位的程度才能取代旧结构。
——据金观涛《历史的巨镜》
变式9提升
原题第19题
材料一 中国古人通过祭祀表达对黄河的敬畏。据甲骨卜辞记载，殷人每年多次举行黄河祭祀，以求雨、求丰年等。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诸侯也常常祭祀黄河，以结盟、立誓或祈求战争胜利等。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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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情感油然而生。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材料二 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还最早表明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于1902年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转引自《光明日报》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
材料三 日军侵华暴行，没能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爱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日烽火在各地燃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民族，唤起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新的民族觉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沈祖炜《抗日战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变式2基础
材料一 七七以后，日寇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兽蹄所至，庐舍为墟。日本帝国主义给予我中华民族的损失和耻辱，实在是数不胜数。半个世纪以来，我中华民族所受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
材料二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三 民族危亡激发了人民群众对于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并且奋力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同时，中国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国际舞台上，通过全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地位，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
——摘编自宋黎明《中华民族认同与全民抗战》
变式3基础
材料一
材料二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废除井田制，将耕地依照边界以1步宽、240步长为标准划分成小块，两块这样大小的土地就是一亩。秦政府将100亩左右的土地分配给个体家庭，然后向其征收粮食、饲料、稻草及劳役和兵役。
——摘编自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
变式4巩固
材料一 明清时期，黄河夺淮南侵。自明中期以后，下游淤高，河成悬河，黄、淮、运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紧急情况下可调动军队参与治河。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但后期随着河工日繁，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1950年夏季淮河遭到全流域水灾，党和政府直接领导淮河治理，开始启动淮河根本治理工作。同年，政务院发布《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两项重要原则：一方面尽量利用山谷及洼地拦蓄洪水，一方面在照顾中下游的原则下，进行适当的防洪与疏浚。到1957年冬，国家共投入资金13.3亿元。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广大技术人员制定出主动地控制和利用洪水的治淮计划草案。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指出，不但要使淮河流域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同时还要发展5000万亩的农田灌溉，改善2000公里的航道系统，并建造若干水力发电工程。
——摘编自王瑞芳等《蓄水还是排水：新中国治水思想的新突破——以淮河治理为例》
变式5巩固
材料一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对黄河的治理。黄河每泛滥一次，“没民田”“毁庐舍”“漂人畜”，直接威胁中原统治政权的稳固与社会的安定。每个时期都设有各级水官，地方官员也皆领河事。宋代治河机构扩大，在黄河下游形成了专职河官与地方河官相结合的河防体系，同时形成了固定的治河专业技术队伍。明代，朝廷设立治理黄河的常设机构，并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系统。清代朝廷还增募河兵，常年驻守在险工段负责修防。自古以来，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沙”，从汉武帝“荪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
——摘编自陈维达《黄河一过去、现在和未来》
材料二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黄河治理由分区治理转为全流域治理。党中央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兴利除害的治理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投入大量资金，按照“以工代赈”“按劳记工”等办法调动人民积极性，协调上、中、下游利益矛盾，一方面复堤防患，一方面兴修农田水利，引黄灌溉。1953年，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胜利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黄河治本的条件逐渐成熟。党中央组织科技人员收集大量科学数据，在苏联水利专家指导下，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编制工作，规划兴修了三门峡、刘家峡等水利枢纽，黄河治本工作全面展开。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编写
变式6巩固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变式7提升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历史上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
材料一自春秋到清末，黄河水道有六次重大的变迁。
第一次于周定王五年，黄河在宿胥口决水，……经河北省盐山县入海。
第二次于王莽建国三年（距第一次改道672年），黄河主流迁徙至魏郡，经济南到千乘。
第三次于宋仁宗庆历八年（距上次改道977年），由于商胡决河，河水溃决造成新的河床，从而分成东、北两支。……有时北流开而东流闭，有时则东流开而北流闭。
第四次阳武故堤溃决，时为金章宗明昌五年（距上次改道146年）。此时黄河大半之水经由泗水而进入淮河，此时北流仍通。
第五次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距上次改道95年），此时会通河成，河水往南，北流已微，到明代宏治中，至是黄河之水全由淮河所承受，北流遂绝。明人防黄河北流，如防大盗，强制黄河向东南流，遂使黄河水患无法消弭。
第六次清咸丰三年时（距上次改道566年），黄河在河南省兰封县西北的铜瓦厢溃决，再改道北徙，从济水入海。……此后即无大水灾发生，证明黄河应向北流才对。
——钱穆《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材料三元末黄河屡屡泛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短短一个月时间，“又北决金堤。”“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元朝政府疏浚黄河大量征用民工，加之艰苦的劳役以及监督修河的官吏贪污作弊，任意克扣民工“食钱”，致使民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北方白莲教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
——《历史上的那些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历史上黄河水道变迁的特点以及黄河水道变迁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历史上黄河水道变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变式8提升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淮河流域部族、方国和封国密布。大禹治水后是夏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汉武帝采取措施消除宪豫平原的水患，西汉末年全国人口5959万人，而淮河流域约为1448万。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迂回曲折的历程后，隋唐是淮河流域经济的辉煌时心，而且淮南淮北经济均衡发展，改变了两汉淮南落后于淮北的局面。在宋金对峙时期，淮可流域经济一度衰落。南宋以后，由于黄河夺淮的影响，流域内洪涝灾害频仍，与其他发展较快地区比较大落伍了。明朝初年，统治者除了实行兴修水利、鼓励垦荒以外，还实行了向流域地区移民、营建凤阳中都城的特殊政策，促进了流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清时期流域内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倾向更为明显。
——摘编自王鑫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轨迹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 晚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水利状况更加糟糕。"道光二十四年至光绪七年，平均每三年大水一次。"以张謇为首的两淮名士深切同情灾民，他指出洪灾根本原因在于淮河入江、入海路断，根本之路在于导淮。但是其时政府并未重视此事，于是他们另辟蹊径，倡导利用外资导淮。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导向下，美国驻华公使芮思施积极推动两国在导淮事业上的沟通和合作，两国于1914年签订了《导淮借款草约》，但这一举动威胁到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遭日本强烈反对。美国为了保护其利益，同意日本加入到运河借款和运河工程的管理上，使中国民众对美国深感失望。淮河流域贯穿苏皖鲁豫四省，苏皖两省是淮河流域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两省在导淮工程上的分歧颇大，各省相争，1924年后，导淮事业逐渐衰微。
——摘编自李菲《中美导淮事业的历史进程与影响（1911-1927）》
材料三 新中国历次重要治淮会议(节选)
——整理自《治淮》：《新中国历次重要治准会议》
变式9提升
材料一 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对黄河的治理，每个时期都设有各级水官，地方官员也皆领河事。外宋代治河机构扩大，在黄河下游形成了专职河官与地方河官相结合的河防体系，同时形成了固定的治河专业技术队伍。明代，朝廷设立治理黄河的常设机构，并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系统。清代河道总督本隶属工部，但可直接受命于朝廷；另外朝廷还增募河兵，常年驻守在险工段负责修防。清末，由于财政困难等原因，河道总督被裁撤，由各省巡抚兼理河务，仅下游冀、鲁、豫三省设河防局。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才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统筹黄河治理工作。因种种原因，民国时期治理黄河的工作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维达《黄河一过去、现在和未来》
材料二 194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治理黄河。1951年新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新中国对黄河的治理，从干流到支流，直到流域内的广大地区，进行了统筹规划、全面治理、综合开发利用。建立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加强了防汛队伍组织、水文情报预报、防汛通信保障等非工程措施。依靠沿河党政军民。黄河职工的共同努力，战胜了黄河发生的历次洪水。从2002年起，黄河水利委员会探索建立了原型黄河、数字黄河、模型黄河“三条黄河”体系，逐渐形成“维护黄河健康生命，促进流域人水和谐”的理念，大力推进治黄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新中国七十年来黄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
——摘编自王渭泾《历览长河一黄河治理及其方略演变》等
原题第20题
材料一 中国是最早栽培柑橘类果树的国家之一。宋代，柑橘的产销扩大。南方出现了温州、苏州、荆州和福州等多个柑橘生产中心，有众多专门贩运柑橘的商人。开封的酒肆内有温柑、金橘等多个品种，临安有专门售卖柑橘的市场“柑子团”。士大夫喜爱歌咏“橙黄橘绿”，苏轼自称“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南宋韩彦直总结了柑橘栽培技术，撰成世界第一部柑橘专著《橘录》。该书将柑橘类果树分为3大类27种，分述植株、果实、食味和产地等，并介绍了栽培、去病、浇灌、采摘、收藏和入药等各项环节。
材料二 15世纪以后，中国的甜橙传入欧洲，哥伦布将其带到美洲。在甜橙基础上培育出的脐橙成为美洲重要品种。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奥斯贝克在广州记录了当地柑橘品种，并把标本带回国。19世纪初，英国从广州引进宽皮柑橘。
中国良种的引进，使欧美柑橘从药用、装饰转向食用为主，并形成商品化消费。西班牙在18世纪末就出现了商业化柑橘种植园。20世纪初，美国植物学家施永格在中国发现了宜昌橙等耐寒柑橘品种，将其引入美洲，用于改良品种。
《橘录》在欧、美、日均有流传。1923年，《橘录》英文版在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为其撰写引言。世界柑橘业权威著作《柑橘产业》也多次引用《橘录》。
变式1基础
材料一 (宋代)福州是地处闽江下游的沿海城市,又是福建路治所在地,所以闽江上中游流域之手工业品、土特产,源源不断地顺江而下,汇集至福州市,投入市场进行销售,有的转销至福建路各县,有的则贩卖到国内各路,还有巨额商品则船运舶载,远涉重洋,输送到海外各国出卖,与世界各国互易有无。从福州出口输出的商品东至日本,东北至高丽,东南海道可达东南亚、南洋群岛以及阿拉伯各国,例如荔枝干就是畅销国内外的商品。“荔枝制成干果以后,水浮陆转,以入京师(汴京);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故商人贩益远,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
材料二 宋代福州城市规模宏伟,是有其雄厚的经济背景。它以全省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开展对外贸易为前提。宋代,福建农业比以往有着明显的发展,不论从农田面积扩大或水利兴修、耕作技术进步各方面都有所表征。值得注意的是梯田和围垦田的开拓。福建具有山海优势,早在宋代,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农耕技术的进步,开山造田和围滩种植的成绩就已卓著。所谓“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束,山岚蔽日;而人力所致,雨露所滋,不无少获”。
变式2基础
史料一 （汴梁）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官民杂处，商民混居，在潮水一般的世俗生活力量的推动下，“夜禁”也被突破，出现了繁华的夜市……海外汉学家称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并不为过。
——吴均《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史料二 到了宋代，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宋人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货多瓷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特别是广州、明州、杭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大批瓷器从这些港口启运，源源不断地销往亚洲、非洲各地，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居多，销往埃及和伊朗的数量也很可观。
——万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变式3基础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变式4巩固
材料 （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北宋商税情况简表
宋代的“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靠商税”。
——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变式5巩固
材料一 汉代与宋代丝绸之路示意图
材料二 两宋时期通航的海港至少有20来个，设有市舶机构的港口就有十多个。宋代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至少在60个以上，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印度及孟加拉湾沿岸地区、红海周围及东非沿海地区。进口商品在北宋前期不超过50种，至南宋增至300余种，大致可分香料、宝货、药材、矿产、燃料、纺织品和动植物初级制品等几大类；输出商品以手工产品为主。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市舶收入（官府的进口税）为三十万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为二百万缗。开创出一个中国主导国际贸易的时代，并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到印度的航运。
——摘编自《简明中国经济史》与金开诚《海上丝绸之路》
变式6巩固
材料一宋初，设置榷货务管理茶叶贸易。官府向园户（种茶的百姓）提供种植本钱，园户则将所焙制之茶除输租外全数交由政府收购。政府向园户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又以较高的价格批发给商贾。政府榷货机构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向商贾出售茶券（亦称茶引），商贾凭茶券到茶场提货（称为交引）。至嘉祐（公元1056~1063年）中期，茶叶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茶叶贸易实施改革，茶商与园户交易，则按质论价，可讨价还价，政府征收茶税。《宋史》记载，行禁榷（即官卖法）时平均每年从茶利得到的财政收入109.41万贯，改革后平均每年得117.75万贯。
——据屠振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
材料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全面展开以后，出现了全国粮食供销矛盾严重的问题。国家于1953年10月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采取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国家控制粮食资源，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国家供应，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禁止粮食自由买卖。1983年开始，中央陆续制定调整农副产品购销的政策，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并采取多渠道经营。1984年，农业丰收导致全国性的“卖粮难”，改革流通体制，势在必行。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1993年，粮油等实现敞开供应，价格由市场决定，统购统销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据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
变式7提升
表1 唐、宋耕地面积及粮食产量的比较
表2 唐、宋水利工程的分省统计
表3 唐、宋财政收支的比较
——摘编自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
变式8提升
材料一 宋朝的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北宋中期以后，海外贸易收入一直占宋朝收入的很大比重。宋代对外贸易港口的分布不再呈点状，而是形成了区域，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今广州、杭州、宁波、泉州、嘉兴、松江、镇江、苏州、温州、江阴、海盐、上海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元丰三年（1080年），宋朝政府制定了《广州市舶条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
——摘编自袁南生《从经济外交的视角看宋代对外贸易的得失》
材料二 朱元璋在他统治的前几年里禁止私人对外贸易。所有的对外贸易都必须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唯一被允许进入明朝进行贸易的外国人是那些作为朝贡使团成员的人，但其官方目的是向明朝皇帝进贡，并接受皇帝所赐礼物。史载，“（明代）有贡，即有赐”，“所贡之物不过数百金之值，而供亿浩繁，（赏赐）何啻数十倍”。对外贸易“在下只是些和平民众小规模的商贩活动，在上只是政府借以表示中国文化传播之一种光荣礼节而已”。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蓬勃发展，朝贡贸易体制趋于解体。
——据【加】卜正民等《全球贸易冲突：16--20世纪》整理
变式9提升
材料一：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到。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到了宋代，商业的发展遂导致坊市制崩溃。商业活动不再局限在官方设立的市内进行，而是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人们在城内任何地方都可建立商店，开设作坊店铺，还可以推车挑担沿街叫卖，当然也更不存在时间上的限制了。一些大都市还形成了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有的同行业集中经营，有的则是不同的众多行业错杂相邻。……宋代草市进一步发展，国家在那里设立镇这一行政单位，以进行管理，在镇的下面，还设立了市这一行政单位。镇市都是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在宋代广泛出现，有的镇在人口、商业税收等方面，都超过了管辖它的州军的治所城市，它们不是政治中心，而是完全意义上的工商业中心城市，所以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城市革命。
商业的兴盛，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唐代的飞钱到宋代称为便钱，仍由官方经营，并发行一定面额的便钱券。在宋代真正具有纸币性质的货币是交子。因四川使用铁币不便，当地大商人就联合发行一种纸币，称作交子，也是在一地交钱后到另地取钱。不久交子改由政府发行，并设立了机构管理，交子遂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流通纸币。……宋代的汇兑业务比唐代有更大的发展，除了沿袭唐代使用飞钱(宋代称便钱)外，国家还发行一种钞引，可以持钞引到各地换取需要的货币或实物。为便于便钱、钞引、金属货币等之间的兑换，宋代出现了许多金银钞引铺，进行货币兑换、汇款等业务。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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