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家祖籍湖北麻城，世代务农，清初董家的一分支迁居黄安，到了董必武前六代祖先董之模，董家才进城并开始供子弟入学读书。董必武的四叔董基明，才学在黄安远近闻名，考中秀才后，终身以教书为业，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特别佩服他的才华，认为自己的四叔在经史词章上“均有独到处”。董必武自小聪颖，1903年考中秀才。
◆湖北省麻城县张家湾。1895年董必武随父在这里读书。
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在武昌创办了武普通中学堂和文普通中学堂，武普通中学堂相当于陆军中学，文普通中学堂学习普通各种学科，以备升入高等学堂。董必武决定投笔从戎，并于1903年秋去投考武普通中学堂。在填写考生报名表时，董必武不再填写“董贤琮”，而是取“壁伍”之谐音，填上了“董必武”三个字，表示他从此以“尚武救国”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在这次考试中，董必武的文章很受主考官的赏识，在体检时17岁的董必武因穿着父亲的一件旧长衫，被误认为“年纪太大”而未被录取，此后，董必武就一直使用“董必武”这个名字。
第二、关于董必武参加革命的曲折经历之谜
董必武由一个有抗争意识的晚清秀才到加入共产党，期间经历了让人很难想象的一个曲折过程。
1、革命党人刘静庵是他革命的“启蒙老师”。1905年，董必武报考文普通中学堂，同年11月被录取并被编入第三班学习。在武昌学习期间，董必武经常光顾美国教会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里阅读书报。在那里，董必武阅读各种进步的报刊杂志。当时，日知会的司理是革命党人刘静庵，刘静庵是湖北潜江知名的秀才，因不满清王朝的统治，1903年到湖北护军马队第一营当兵，后秘密成为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清政府无理查封了该所，才不得已隐藏在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纷纷云集这里。董必武在这里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变法图强议论非常赞同。不久，董必武结识了刘静庵，随后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静庵介绍他去读《猛回头》《警世钟》，还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介绍给他。
1905年七八月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爆发起义，同盟会派人到湖北策应，由于叛徒出卖，1907年1月，日知会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刘静庵慷慨激昂，后死于狱中。刘静庵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老师”。
◆湖北省文普通中学校址。
◆李汉俊
3、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在上海时，董必武、张国恩住在法租界渔阳里孙中山租用的房子里，正好与李汉俊、詹大悲为邻，他们都是湖北同乡，因而彼此来往甚密。1890年4月，李汉俊出生在湖北潜江一个教书先生的家庭，1902年李汉俊在其兄李书城、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工科学士学位。在校期间，李汉俊结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并深受其影响。1918年岁末李汉俊回国，与同乡詹大悲同住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董必武结识李汉俊后，李汉俊就向董必武、张国恩等介绍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还将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日文书籍和杂志《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黎明》《改造》《新潮》等介绍给他们看。董必武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这样在李汉俊的影响下，董必武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年龄上李汉俊比董必武小4岁，但董必武却依然尊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第三、关于董必武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之谜
关于董必武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有两种说法：
①董必武是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的。依据是日本人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书中说：“武汉、长沙和济南都曾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因此，这几个城市此前肯定曾存在某种程度的共产主义组织。不过，他们的活动是在陈独秀等的影响之下开展起来的，其规模比上海、北京、广州还要小，保存下来的资料也就更少。再就党和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而言，甚至上海、北京、广州，在早期也难分彼此，其他地方城市里就只有团活动的一些痕迹，而团组织的轮廓并不清晰，殊难界定……换言之，武汉和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中的‘团’，几乎就是‘党’的意思。”在这段文字中，石川祯浩认为中共一大前，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由此推断，董必武也应该是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
关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传统的说法是1920年秋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推动下建立的，有人说是上海的李汉俊与董必武相约，然后由董必武回武汉创建的；也有人说是，从广东回武汉的刘伯垂途经上海时入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随后受陈独秀的委托回到武汉建立了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但日本人石川祯浩认为这些说法是以董必武、包惠僧的回忆录为根据的，至于真实性现在已经无从查证。
②董必武是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认识李汉俊后，回到武汉就积极培养革命力量，为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立而努力，其表现有两点：
第一、董必武为培养革命中坚力量，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经过多次商量后认为应该先做两件事，一是办报纸，二是办学校。他们普遍认为办报要容易些，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大些，他们还为报纸取名为《江汉日报》，还拟定了办报章程、宗旨、组织办法及募捐章程，但终因经费困难，办报的计划就此“流产”。
私立武汉中学除学生报考费、学费低外，教职员也是低薪或不支薪。董必武亲自担任两个班的国文课，他精心选编国文讲义，非常注意文章的思想性。董必武还邀请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或讲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的陈潭秋在武汉中学的筹备过程中，曾参与研究讨论、四方奔波，出了不少力，学校一成立就受聘任英语教师兼乙班班主任，李汉俊也曾来校任教，恽代英、李大钊也曾被董必武邀请来校作过讲演。这些进步教师给学生讲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
◆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第二、董必武积极组织创建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立后，其主要成员李汉俊就写信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嘱托董必武在武汉筹建党组织。差不多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过几次后，因为二人是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的，陈独秀先介绍刘入党，后又让刘在武汉发展党组织。刘伯垂回到武汉后，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进行了多次交谈。1920年10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这里也是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召开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会上宣读了刘伯垂由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及有关文件，然后刘又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并宣布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推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他们租用了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昌阅马场多公祠5号作为党支部机关，外面挂上“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做掩护。支部成立一个月后，由董必武介绍，发展了学生赵子健入党。党支部每星期开会一次，有时在董必武的寓所，有时在多公祠5号。据包惠僧后来回忆：“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有坚定信念，他虽然搞律师、教员的工作很忙，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他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我们每逢召开党的会议，他从没有缺过席，并在会上积极发言。”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董必武他们又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共产党组织是完全秘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完全公开的，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是通过各个党员个别联系发展的。陈潭秋是国立武昌高师的毕业生，他就负责吸收武昌高师的进步学生；包惠僧是湖北省立一师的毕业生，他就负责吸收一师方面的进步学生；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女师等校任教，他就负责吸收武汉中学、女师等校进步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以武汉中学和第一师范的学生最多，青年团每个星期开一次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会较少，每次开会多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作报告，开会的地点都是在多公祠5号。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共一大前，武汉不仅有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只是当时共产党组织是完全秘密的，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所以，第二种说法，即董必武是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更为适宜。
第四、关于董必武与中共一大之谜
1、一大上，董必武提出党要联合孙中山，还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2、董必武写给何叔衡的回信，成为最早介绍中共一大珍贵的档案资料。
◆何叔衡
3、与毛泽东商量后，把7月1日定作党成立的纪念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7年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与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董必武曾会见尼姆·威尔斯，董必武谈了四个问题，包括：关于武昌起义、孙中山的军事联盟、创立共产党、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武汉，其中《创立共产党》提供了关于中共一大的许多信息。1938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毛泽东等人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为此，毛泽东专门询问了董必武一大是哪天召开的？而董必武只提供是在1921年7月的某一天，具体的日子记不起了，没有办法，最后由毛泽东提议，把7月1日定作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纪念日。
4、拍板把一大的会议室定在了原望志路106号楼下客厅。
面对一大代表和当事人的不同回忆，纪念馆工作人员十分为难。恰在这时，1956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董必武到上海视察，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他见到修缮后的一大会址把一大会议室布置在了楼上，就十分肯定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董必武接着解释说，“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最后一大会址采纳了董必武提出的建议：将会议室布置在了楼下。这次视察中共一大纪念馆时，应纪念馆邀请，董必武为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该题词源自于《庄子》内篇《人间世》中的一句，意思是有些事开始时极微小，后来发展壮大了。董必武还为纪念馆题词写道：“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道理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
5、董必武依据记忆帮助复原嘉兴南湖上的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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