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政治运作的无情，最是体现在权力争斗上，如果没有明确的有节度有限制的游戏规则，结果就是你死我活。“兔死狗烹”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历代的政治制度有重大的不足和缺陷，对各级政治权力，特别是对最高的政治权力，没有做出明确的权限规定，在个人终身制和家族世袭制之下，不但“兔死狗烹”的故事会反复出现，王朝循环的历史也会不断重演。开国的功臣们，坚持“共天下”的建国理念，并将这种理念制作成文献，发展成宪章，进而建立起共天下的一整套制度，怕是最重要的。澎湃新闻：从淳于意和齐国女子田南，看编户齐民社会与王国侯国制下的封建领主社会并存的叠层空间。也是《汉兴》的一大特色，就是你既写王侯将相，也写升斗小民。李开元：千百年来，关注国家政府和帝王将相，忽视底层社会和庶民百姓，将一部中国历史，写成王朝兴亡的历史，一直是中国史学的欠缺。不过，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怕是相当困难，特别是对于古代史而言。一是史料的限制，除了与国家政府相关的事情，遗留下来的信息很少。二是历史认识的问题，除了改朝换代时期，左右历史进程者，多在国家顶层和社会上层。三部曲所叙述的历史，集中在秦末汉初，正是改朝换代时期。社会下层的升斗小民，大张旗鼓地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来，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主力。改朝换代完成以后，他们从社会底层上升到国家顶层和社会上层。我在《汉兴》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这本书中，我讲了很多个人的故事，多是帝王将相。有萧何曹参、田横吴芮，有陆贾娄敬、陈豨贯高……古来，他们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史书中的主人公。”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潜台词，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是改朝换代的历史变动期的历史，这些帝王将相的身份，只是他们的后半生，他们的前半生，多是升斗小民，我写他们的前半生时，已经将那个时代的底层社会描绘出来了。三部曲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高祖刘邦和他的沛县朋友圈，活脱脱一部战国末年到秦帝国时代下层社会的历史。汉帝国建立以后，史书的笔触，随着这些人的升迁，逐渐向上转移，涉及下层社会的记载，越来越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一直苦恼着历史学家。得到新出土史料的恩惠，我在张家山汉简中找到民间女田南的材料，再一次将史书的笔触，下移到寻常百姓家。对于这一段历史叙述，我是相当地看重，也颇为自负。因为这一段文字，是同一历史之三种不同层面的叠加：首先是国家政策层面上的移民徙陵制度，这是顶层的制度设计；其次是新统治阶层享受胜利果实的迁居欢乐图，也就是皇帝刘邦整体搬迁故乡丰邑到关中的记事；三是民间女田南被迫迁居的爱情悲剧，也折射出六国旧贵族起伏沦落的命运。历史叙事，只有在这种立体的叙述和不同层面的对照中，方才能够体现出“在这些高大上的方针政策之下，在这些冷酷无情的法律文书背后，庶民百姓的命运，当是何等地无奈而又飘忽”，方才能够感受到“被国家政策绑架的个人命运，是何等地无助无力无奈何！”“中国史学，已经具备了创造性起飞的条件”澎湃新闻：在你看来这个“叠层空间”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有没有改变？升斗小民又如何利用这个有限的“空间”伸伸腿脚？李开元：帝国、王国、侯国的叠层空间，是贯通《汉兴》的一个基本观念，也是后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两千年来，我们对于秦末汉初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误解，就是将这一段历史，理解为大一统的秦帝国崩溃后，被一个大一统的汉帝国取代，王朝循环的中华帝国历史由此展开。我在三部曲，特别是《汉兴》中，通过理念阐述、历史再叙事和重新解读，恢复了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改写了这一段历史。理念的阐述集中在尾声《后战国时代》中，历史的再叙事几乎渗透于全书。比如在“贯高田叔的故事”中，赵国臣下忠于国王而不是皇帝，具体地体现出封君封臣的封建道德伦理。在《行医的风险》中，名医淳于意的曲折人生经历，显示出个人在侯国、王国和帝国的叠层空间游走的实况。这个叠层空间，可能只是西汉初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的特点，两千年来的中华帝国，偏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方向，缺少这种横向自治的叠层空间，通行的是行政分割的纵向空间叠层。至于升斗小民伸展拳脚的天地，除了天下大乱，社会重组的时代外，怕是相当有限。澎湃新闻：在“黄老之学”一节，你结合新出土的文献，对黄老之学经世致用的精要，做了简要的概括。能否再延伸讲讲这套学说对现当代政治伦理有何启示？李开元：首先，需要申明一点，我是不赞成将学术问题与现实政治牵强地拉扯到一起的。作为专业的学者，既必须与你的研究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也必须与现实关注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此才能获得客观的眼光和公正的立场，避免功利性偏颇和理性失衡。如果不能保持这种适当的距离，不但会损害你的学术研究，也将对你的现实关注产生不利影响。关于黄老之学，是本书的看点之一，也是我引以为自豪，成一家之言的地方。我们都知道，黄老之学，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西汉初年的政治指导思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诸多代表人物，如曹参、张良、陈平，都是黄老思想的奉行者，可以说，黄老思想不但是后战国时代的思想特色，也是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意识形态，文景之治之所以得以出现，其思想基础也在于此。然而，两千年来，由于文献的欠缺，我们对于黄老之学的内容和真实面貌，基本上是不清楚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黄帝四经》后，黄老之学的真相，才开始显露出来。对于《黄帝四经》和黄老思想，专家学者已经做过相当多的研究，主要是文献的整理和思想源流的专题探索。不过，正如我多次谈到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论著这种体裁，适合于就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追究，不适合作思想的流畅阐述。《汉兴》是历史叙事而不是历史研究，从而，如何在历史叙事中专题阐述思想，成了一项新的挑战。经过多次尝试，再三推敲，我写黄老之学的师承关系，用了考证和推理的方式，通过时间的排比，在乐毅和毛翕公之间，进而在毛翕公和乐瑕公之间建立起联系，将黄老之学的师承关系大致梳理清晰了。太史公阐述诸子百家，写了“六家之要旨”，对各家思想的精要，做了简洁明晰的概括，成为经典之言。我非常喜欢这一段文字，有意学习这种写法，对黄老之学的精要作简洁的概括。在反复阅读黄老之学的相关文献，特别是《老子》、《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之后，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独自做了一个概括，写成“盖公说黄老之学”，算是填补历史空白的一家之言，形式上也与历史叙事的形式契合，自己喜欢，也很有满足感。 这个概括，我用了十一个字：守道、依法、均衡、知变、求无为。就是以道为思想本源，以法为制度架构，以均衡为施行方针，以知变为改进方法，以无为为目标境界。进而，我对道做了简要的解释，“道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母亲，道是支配天地万物的规律。”基于道是支配天地万物的规律的理念，自然地延伸出“法”是道“这个规律的成文体现”的概念，在道与法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这个联系非常重要，澄清了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困惑：为什么《史记》将老子和韩非子放在同一篇列传中，还说法家源于道家。也澄清了我们多年以来一直片面误解的一个重大问题，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不是简单的自由放任，而是在严格的法制框架内，讲究均衡有度，柔软变通。也就是说，只有将道生法，法是道的成文体现这一个环节补进黄老之学中，才能理解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黄老之学，为何能够行之有效。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法自君王所出，视君王为法源的思想，几乎是历代各家各派所共同奉行的普遍主张，成为君权高于法的思想渊源。唯有黄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法是道之理，也就是道的成文体现的主张，将道视为法源，构筑起道法高于君权的思想基础。这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尚待学术界深入探讨。澎湃新闻：结合“三部曲”的推出，以及这些年来游走国内外的研究经历，你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未来？李开元：多年以来，我有一个预感，在中国文化事业的方方面面中，最有可能走出中国，迈向世界文化峰巅的领域，可能是历史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有太史公和《史记》的引领，后有历代史学的不间断继承，致使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史学传统和历史资源。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世界史学优秀作品的引进和介绍，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也堪称举世无双。考察世界文化史，创造性起飞的渊源，一是纵向的历史传统，一是横向的文化交流。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史学，已经具备了创造性起飞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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