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未曾断绝，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中华文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
关于这个话题，著名考古学家陈胜前教授在其新作《考古学是什么》中，给出了更为完整系统、令人信服的回答。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获得者陈胜前老师最新力作
每一片土地下都埋藏着丰富的故事，考古学能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让我们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了解考古学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一次对文化根源的探索。
中华文明的源头
是中国自己的考古学者找到的
了解考古学是什么，用一项有代表性的研究来说明应该是不二的选择。这项研究应该要有足够的代表性，还应该有足够的亲和力。这项研究必定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探索中华文明的渊源，它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取得一系列突破，让我们对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陈胜前教授在辽宁喀左二布尺附近进行考古挖掘
回顾考古学发展的历史，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关世界古典文明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包括希腊、西亚、埃及、印度河以及中南美洲的古典文明等。
殷墟的考古发现也可以归入这个潮流之中，然而殷墟的年代已是商代中晚期。此时文字都已经成熟，《史记》上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也大体不差，因此，并不适合把殷墟考古看作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范畴之内。
中华文明探源真正的突破是在21世纪初，比其他古典文明的发现差不多晚了一百年。与世界其他古典文明的发现都由西方探险家或考古学家所做的不同，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基本是由中国学者自己完成的。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起源，绝不仅仅是看到一系列的发现，考古材料不会自己说话，发现并解读考古材料才是考古学的完整贡献。
文明西来说应当被推翻
中华文明探源有不少有利条件
对于中华文明的探源，我们拥有一些世界其他地区没有的有利条件，首先就是文献记载，尽管这些文献记载带有传说的成分在内，但是这些宝贵的信息可以成为文明探源的重要线索。
古史传说往往带有神话色彩，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参考价值，迷信《荷马史诗》的谢里曼正是凭借古希腊神话传说找到了特洛伊古城。满是宗教奇迹的《旧约圣经》上记载的故事曾在两河流域古文明的考古发现中得到验证。中国的古史文献更加完整系统，它的记载也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部分验证。
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证实了荷马史诗所说的特洛伊和迈锡尼古国的真实存在，揭开了希腊远古历史的新篇章。图为1890年代谢里曼的特洛伊挖掘队和被发掘的特洛伊城墙。
还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文化的连续性，我们可以比较好地理解史前的文化，包括物质遗存包含的文化意义，比如玉文化。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有关中华文明由来的认识只能依据文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纷纷到中国西北来考古，如斯文赫定、斯坦因等。觊觎中国的日本更是在中国东北与华北开展调查与发掘。
左：斯坦因，英国籍犹太人，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因不法得来的敦煌遗迹大发横财；右：斯文赫定，瑞典人，世界著名探险家，于1900年意外发现了楼兰古城。
此时的中国，千年帝制终于被推翻，但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中华文明处在有史以来最为黯淡的时候，当时有关中华文明的种种推测不过是现实的倒影而已。表现之一就是各种中华文明西来说流行，支持者不仅有外国学者，也包括国学大师章太炎这样的中国学者。
这些推测都没有什么证据，根据的往往是人类文化存在的若干普遍共性。中华文明西来说是非常符合殖民者利益的，既然中华文明都是西来的，他们也是西来的，那么他们占领中国，取代本土文化，殖民本土人群也就理所当然了。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大洋洲正是这么做的，殖民地考古正好服务于这样的目的。否定当地文化的历史深度，或是认为当地文化外来，是殖民地考古通常的做法。
另一种做法是中国学者自己做的，那就是“疑古”，古史辨派提出中国上古文献都不可靠，古史上有关中华文明的记载自然都是假的。疑古的做法原初是为了批判封建主义，引入科学的方法，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他们的做法则是在解构中国历史与文化。文献记载的问题其实并不限于上古时期，只要是文字记载都会有问题，文字记录是人做的，必定有立场的选择、遗漏、曲解等。
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为主要代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某种程度上说遏制了解构、否定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趋势。先是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出土材料与文献材料相互补充，证明了《史记》有关商朝先王世系的记载是可靠的。1928年，从殷墟的发掘开始，考古出土材料成为建构早期中华文明史的基石。
1937年的殷墟发掘现场，图源：北京晚报
1949年以前，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工作非常有限，经过系统发掘的遗址屈指可数，如城子崖、仰韶等。当时还没有测年技术，年代问题不好解决，类型学的分期排队只能解决相对年代早晚问题。
如果把文明视为文化
说中华文明8000年也不为过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考古发掘带来不少新的材料，有关中华文明探源的工作也提上日程，代表性的工作就是徐旭生在豫西地区的调查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实证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图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
徐先生在分析古史文献的基础上，认定夏代的中心区域应该在豫西、晋南一带，后续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基本是支持他的观点的，尤其是最近20多年的发现。
系统的中华文明探源应该说是从80年代开始的，苏秉琦在提出区系类型理论之后，注意到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即中华国家、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此时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女神庙、积石冢与祭坛以及类型多样的玉器，从实物遗存上揭开了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面纱的一角。之后不久，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当时最大的史前城址，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
牛河梁遗址内坛庙冢的组合及其与后世帝都天坛、太庙与帝陵组合的相似性，使人将其与中国延续存在的文明传统联系起来，也让不少专家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或许已踏入“文明门槛”的红山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源头之一。图为光明网《了不起的文明遗存》系列国风动画截图。
90年代中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多学科合作进行中华文明探源的尝试，侧重于断代工作。当然，中华文明探源绝不仅仅是断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的实物证据。
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并且持续滚动。后续还有“考古中国”以及众多专门的文明探源项目，带来了大量的考古新发现，众多学科参与其中。按照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王巍的说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能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跨越学科最多的科研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来了怎样的新认识呢？这项工程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夏代的考古探索，而是把整个中华文明起源过程都纳入其中。简要归纳既有的成果，我们可以按照2000年为一个阶段来划分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
中华文明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此时农业开始起源。农业是文明的基础，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文明无一不是立足于农业的基础上，离开农业也就无所谓文明，所以，讨论文明起源不能不从农业起源开始。而且，农业起源的模式与发展过程都深刻影响了后来文明的演进，后面我们会进一步讨论两者的关联。
距今10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两大农业起源中心：北方以粟黍种植为中心的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中国与西亚地区并列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区域，而且史前中国同时拥有两个差异显著的农业形态。
考古人员在浙江上山遗址中发现了一万年前的稻米遗存，这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炭化稻米。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二阶段是8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文化涌现……这些物质文化都是后世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文明视为文化，说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年前，也不算是夸张。
第三个阶段距今6000年左右，其标志就是古国的出现，其中包括崧泽-良渚古国、凌家滩古国、西坡古国、红山古国等。
第四个阶段在4300年之前开始，按我个人的观点，石峁、陶寺应该代表这个时期的开端，因为它们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就是青铜时代。
夏朝存在与否
并不影响中华文明至少5000年的历史
一般来说，古史传说经过长期的流传，难免会走样。目前有关夏王朝是否真正存在有过争议，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是西方学者和一些完全否定文献可靠性的学者。
考古材料已经非常清楚地证明中华文明有完整的发展过程，至少可以包括四个阶段。在古国时代，尤其是在古国后期的良渚，可以肯定地说作为“早期国家”的文明已经形成。这一点得到包括科林·伦福儒在内的国内外学者的认同，这也是良渚博物院的大厅中那句“良渚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底气所在。
良渚博物院的展览主题是“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文明以玉为表征，在玉琮、玉钺、玉璧等玉器中，蕴藏着神权、军权、王权的高度一致的信仰与集权，是良渚文化的成熟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实物见证。图源：良渚博物院。
夏的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即便没有夏，也不妨碍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
关于夏代并非没有考古发现，在夏代纪年范围（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600之间）内存在大量的考古发现，上面所说的夏禹五事只是其中一部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史记》的记载来看，有关夏代的古史文献具有跟黄帝时代非常不一样的细致程度，更像商代。
这个现象表明，夏代很可能是有文字的，而在黄帝时代，文字还不那么成熟，因此有关夏代的历史记载具有跟商代一样的细节。
陶寺遗址已经发现了文字，最近清华简的整理研究中也发现一些有关夏代的记载。古史文献是非常难得的线索，是中国考古学的优势，当然，我们也清醒，有关这个时代的文献记载的精度并不高，要避免把文献本身当作事实。
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是我们采用直接历史法的有利条件，中华文明探源需要把中华文化发展脉络整理清楚，当整个脉络都清晰完整的时候，所谓有关夏的争议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陶寺晚期一件已残破的扁壶上，发现有朱书的两个字符，图源：《人民日报》。
朱书的其中一个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图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有关夏的讨论中，我们要警惕以科学名义剥夺文化意义的情况。
中华文明的发展
和四个板块的交流融合有关
就中华文明的发展，有四个板块的理论：以农耕为中心的东南板块、以游牧为主的西北板块、处在两者之间的生态交错带板块，以及海洋板块。
游牧板块的出现较晚，真正成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驯化的马、牛、羊、车轮与金属工具进入到草原地带，有效利用草原成为可能。此前更多是一种混合狩猎采集、家畜饲养（如养猪）、农业在内的生计方式，对草原的利用相对有限。游牧经济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必须与农耕群体进行交换，或是利用草原地带骑射的优势进行劫掠。
处在东南与西北板块的生态交错带板块是随着气候变化而变动的，这个地带是中国历史时期农耕与游牧族群交锋的战场，也是中华文明融合的枢纽。
四大板块是个主框架，不同时期的架构其实有所不同。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西北板块还没有成熟，文明互动主要发生在东南板块之中，也就是以洛阳为圆心，以洛阳到赤峰为半径的一个圆形区域。
中原就是“天下的中心”，逐鹿中原并不仅仅具有政治、经济上的实际利益，还是精神信仰之所归。
华夏民族绵延数千年，从古到今，皆以农为本，农耕文明已经浸润到民族的血脉里，这个以农耕生活闻名于世的民族自带“土地情结”的光环。左上：汉代彩绘木牛拉犁；右上：魏晋高台壁画砖《播种图》；左下：魏晋高台壁画砖《耙地图》；右下：魏晋嘉峪关壁画砖《耕作图》。
从考古材料上看，距今6000年前后，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已经形成一套共同的崇拜体系，体现在共同的物质文化之上，其中暗含着共同追求的精神内核——天下。
稍早于距今6000年前，史前农业文化系统完全成熟，此时的动植物驯化、社会组织、人地关系都形成了相互支持的系统，但与此同时，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从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到史前农业社会开始大规模扩散，可能是由于人口增加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社会内部的矛盾加剧（走向文明的前奏）。
就是从这个时候，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人群开始通过台湾岛、菲律宾向大洋洲的海岛地区扩散；在陆路上，沿着中南半岛进行扩散。除了向海洋方向扩散，在内陆地区，向中国的西北，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农业人群的扩散。我们甚至在内蒙古的草原上也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遗存。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前10000—前7000）先民聚落遗址。其中发现的炭化粟黍距今约7650年，这是西辽河流域迄今所发现年代最早的、经过人工栽培的旱作农业遗存，为探讨旱作农业起源及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图为被誉为“华夏第一村”的兴隆洼文化遗址。
向海、向陆是两个同时存在的扩散方向，向陆方向可能略早，青藏高原的主要开拓者就是来自华北地区的农业人群，他们进入青藏高原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史前农业文化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其特征也深受农业文化的影响。
考古学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同时，考古学就像CT一样，能够从一个维度上剖析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
要想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由来，了解中国人的由来，甚至是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都离不开考古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