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董丽敏主持开幕式，上海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处长姚潇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系主任徐茂明致辞。
姚潇鸫教授表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窗口，散存于世界各地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文献，不仅见证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更记录了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互动融合的复杂图景。当前，数字化赋能历史学研究也已成为史学界共识。通过数字化手段，原本远在大洋彼岸的珍贵档案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与此同时，如何在海量的数字资源中精准定位、深度挖掘、系统整理，如何运用新技术手段提升文献研究的效率和质量，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徐茂明教授表示，上海师范大学宋佩玉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在近现代外商银行、外商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领域深耕细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会议发布的宋佩玉教授新著《资本的全球化：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兴衰史》是近代中国金融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以该著为中心，开展海外经济史文献的整理研究、推动数字时代的历史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8日上午的主旨发言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开启。吴教授的报告《战时中美财经合作关系的艰难开局——桐油借款谈判的再研究》通过运用海内外史料，重新解读中美桐油借款谈判，包括借款的背景、借款之前的艰难交涉、陈光甫接受使命的前前后后、谈判交涉过程等，进一步指出1939年达成的桐油借款在抗战时期中美财经合作全局中的地位和意义，包括确立多层次沟通模式、促使双方对于持续财经合作必要性达成共识、确立“商业信贷+销美物资”的借款模式、实现中国在美设立经理机构（世界贸易公司）、实现战时中方在美购料最低标准等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雅特聘教授魏众的报告《冀豫流金——太行根据地商贸活动点滴》以太行根据地的两个主要边贸出口——任村镇和阳邑镇为研究对象，结合根据地商贸政策演变进行了分析。在比较了两个商业集镇的情况后，他认为太行地区的经贸活动具有独特经济基础，山区粮食与特产，和外部工业原料及重要制成品形成互补，构成了边贸活动开展的前提。太行的边贸活动对于根据地的物资调剂和稳定物价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获得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太行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斗争体现为粮食斗争和金融货币战，二者又密不可分，粮食的边境贸易作为边贸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稳定币值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认为当年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根据地与工业基础较好的日伪控制区，也曾试图贸易“脱钩”，最终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策略并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经验对当下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肖如平的报告《战时英国对华经济援助史料的编译》介绍了英国对华经济援助（包括财政援助和物资援助）的基本情况、史料来源以及相关团队的编译工作，并具体分析了1940年英国对华一千万英镑信贷借款和1942-1944年英国对华五千万英镑借款的相关史料。据他介绍，关于1940年的信贷借款问题，史料集从政策沟通、民间意见、限制措施及进展反馈等维度，收录了英国外交部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来电函、英商中华协会对英国政府援助中国的建议等内容；关于1942年至1944年的借款问题，收录了英国外交部、财政部、英格兰银行等围绕借款核心条款（利率、偿还、担保、用途）展开的讨论，英国政府向中国递交借款条款正式文件等内容。
上海市档案馆接收征集部主任彭晓亮的报告《浅谈海外机构藏档搜集整理与翻译出版构想》从选题设计、资源普查、实地搜集、数字化整理、内容翻译到出版规划与成果推广等方面对海外机构藏档的搜集应用提出了建议。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戴建兵的报告《流向欧洲的金子》指出，16-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对华贸易，核心是利用中欧巨大的金银比价差，系统性套购中国黄金。中国长期金贱银贵，东印度公司遂以美洲白银大量换取中国黄金，这一持续百年的贸易使东方黄金源源不断流向欧洲。巨额利润不仅支撑了其亚洲贸易，更直接为英国由金银复本位转向金本位制（1717年事实确立）提供了贵金属储备。而中国则在白银内流与黄金外流中，固化了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他表示，白银的流入和黄金的流出是经济史应当对等关注的问题。此外，从晚清到民初，广州、上海、张家口是有时间序列性质的三个贸易金融中心，特别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侯中军的报告《顾维钧外交档案整理与战时经贸外援》介绍了顾维钧档案中涉及经济贸易部分的内容，指出相关档案的价值在于从经济贸易数据分析中国抗战应采取的外交方针。该档案具体呈现了中日冲突涉及经济贸易的33个问题，包括日本关键物资的自给程度、对华贸易与战略资源依赖（如华北的煤铁棉粮）、国家预算与战争融资、外债与黄金储备状况，以及中日两国贸易格局对比等。他表示，相关研究期待通过分析中国外交决策所掌握的经济贸易数据，深入探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取胜之道。
安徽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马长伟的报告《从伦敦回溯中国——英国典藏中国近代经济档案浅析》围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特藏以及英国国家档案馆、图书馆资料中有关中国近代经济的档案展开介绍，尤其是涉及中国债务问题、铁路问题的部分指出了其独特的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佩玉的报告《中心的边缘之声——英藏档案与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的全球语境》从近现代中国金融市场中外机构所占份额入手，分析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及在外汇、白银、黄金、证券市场中，英国资本长期居于重要地位，其中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运作机制以及监管体系即深受英国传统影响，由此可见，英国藏近现代中国金融档案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金融史极为重要。她进一步介绍了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FO系列、财政部T系列档案、殖民部CO系列档案）、汇丰集团档案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包括亚迪斯、梅乐和、太古洋行等个人与机构档案）及剑桥大学藏怡和洋行档案，内容涵盖金融、货币、外债，以及中外金融关系等诸多方面，是深化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的宝贵资源。
在下午的会议中，十二名青年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数字时代的海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展开讨论。
刘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的报告《上海档案馆藏法租界全宗中的经济史资料初探》介绍了上海档案馆藏法租界公董局全宗（U38），其中包含1849–1946年间行政、警务、地产、工程、卫生五类档案，共14029卷。内容涵盖财政税收、市政管理、土地产权、工程建设、公共卫生及社会监控等，涉及币制改革、银行活动、劳资纠纷等经济议题。他指出，年报与公报为系统性核心史料，是研究上海法租界经济与社会史的重要原始文献。
王雯菲（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的报告《纸币、信贷与铁路——从档案看印度支那银行的殖民实践》围绕印度支那银行及相关档案展开介绍。她表示，印度支那银行既是法国殖民权力的代理者，又是金融帝国主义的象征，其分行遍布法属印度支那、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法属索马里，以及中国、泰国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关印度支那银行的档案目前大部分存于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涉华档案主要有印度支那银行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分行与总行的往来函件、分行运行状况等资料。印支银行档案有助于追溯该行自身的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为研究法国殖民帝国银行体系、发钞银行的运作机制以及法国殖民货币政策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的档案依据。
牟立邦（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的报告《从日殖剥削到战后重建——台湾银行档案的探索与研究》从台湾银行成立的背景、功能及档案典藏情况入手，介绍台湾银行的多重角色，包括日本殖民下的资本剥削与战时金融侵略，以及台湾光复后社会重建与两岸商贸复兴。他指出，台湾银行的历史轨迹深刻折射了国家主权、资本流动与区域格局变动之问的复杂关系。尤其是1895年割台之初至1945年台湾光复期间，台湾银行所体现的海峡两岸贸易、汇兑与物资调配的依存网络，呈现出台湾与大陆在经济结构与社会生活层面上始终同源同构、紧密相连、难以分离。
荆宇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报告《近代俄罗斯涉华经济史档案》系统介绍了俄罗斯藏清末中俄经贸往来档案、中东铁路相关档案、抗战前及战时有关中国经济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苏两党的经贸合作档案、经互会档案、一战东线华工档案、俄罗斯远东地区侨商群体的相关档案，以上档案分布于国立俄罗斯联邦档案馆、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国立俄罗斯联邦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等机构。
王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的报告《英国藏全面抗战时期中英经济关系档案与利用情况》围绕英国国家档案馆财政部档案、贸易委员会档案、外交部档案，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缅甸事务部档案以及英国大学中的馆藏档案展开介绍，揭示相关资料在英国对华援助、中英平准基金、在华英商的运营、抗战时期中国的海关问题等方面的利用情况，并指出相关档案利用在未来学术研究中的增长点，例如档案来源的多样性，尤其是对线下档案的应用；以及议题的扩张，包括广义上的中英经济关系运作、英国在华企业情况、全面抗战时期英国在华投资与经济利益的详细情况等内容。最后，他以汇丰银行与近代中国的外债的研究为例，为上述档案的利用提供了范例。
茆安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报告《比利时藏中国近现代银行史料目录举要》围绕现藏于比利时国家档案馆的华比银行档案，介绍了华比银行在华发钞、铁路贷款、医疗基金、宗教资金往来、教育等方面的角色，为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多个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比利时国内决策的视角，为研究者理解比利时国家历史视角下的华比银行沿革，进一步理解华比银行全球网络形成的过程尤其是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重要资料。
徐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报告《美国藏近代中国档案与经济史研究——兼及陈光甫档案整理的最新进展》系统介绍了美国政府系统、高校及研究机构以及非公典藏机构所藏的中国经济史相关档案，反思海外档案整理与研究的难点，并从其正在进行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陈光甫档案整理编目工作入手，做具体问题的探讨。
马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的报告《普林斯顿大学藏甘末尔档案与近代中国货币改革相关史料》围绕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美国经济学家甘末尔（Edwin W. Kemmerer）参与中国货币改革展开探讨，详细分析了财政部设计委员会的准备与调查工作，甘末尔委员会与国民政府改革的配合，甘末尔使团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学界的反应，讨论了甘末尔对法币改革的影响，以关键案例展现了中美货币关系之一隅。
高作楠（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的报告《从战时金融到战后重建——贝祖诒档案中的近代中国经济网络》围绕哥伦比亚大学藏贝祖诒个人档案，尤其是1948年贝祖诒率领的访美技术代表团相关档案，探讨战后经济重建和中美关系，从中窥见近代中国的三大经济网络——机构网络、人际网络和知识网络。包括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等机构在内的组织网络构成了战时战后中美金融外交的基本面貌；包括贝祖诒和宋子文、陈光甫、张嘉璈、李铭、王世杰、顾维钧等要人的人际网络揭示了经济事务运作的纽带；包括经济学出版物、研究报告及各类国际商会材料在内的知识网络体现了贝祖诒等人对世界经济趋势的观察。她指出，贝祖诒档案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特定史实，更在于提供一种跨越传统经济史、政治史和外交史界限的研究思路，从个人档案看到国家和世界互动的具体形态。
孙毓斐（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的报告《北洋政府时期美国对华经济调查史料概况》，从时代背景与调查动因、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展开介绍，指出北洋政府时期美国在华经济调查报告的主线体现在对日本在华因素的关注，充满了警惕与竞争意识。随后他从美国国务院档案、商务部国内外商务局档案、陆军部档案等方面介绍了史料概况及史料价值。
江家欣（上海海关学院海关史研究院讲师）系统介绍了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怡和洋行档案的生成过程、具体构成以及有关代表性研究成果，并对档案的价值和利用提出一些思考。作为在华外商档案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之一，怡和档案总量达95立方米，涵盖了自1832年洋行成立以来近两个世纪的账簿、信函、法律文书等，详尽记录了其从鸦片贸易起家，逐步拓展至航运、金融、铁路等领域的全球商业网络。档案不仅包括洋行自身的运营记录，还包含了其前身、子公司及联营公司的文件，为研究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与全球贸易史提供了不同于官方文书的关键视角。她表示，这批档案已在企业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但对其后期活动及跨国商业网络的深度挖掘仍有可为。
陶万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以《加勒比华侨华人对中国抗战的经济援助及其影响》为题，讨论加勒比华人群体对中国抗战取得胜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加勒比华人群体通过自发筹建机构、发起集会、协助中国机构建立分机构三种主要方式募集捐款，支援中国抗战，支援总额至少达数百万美元。加勒比华侨华人援助中国抗战影响大，中国抗战力量得到加强，胜算提升；抗战士气极大提振，抗日民族全球统一战线进一步形成；团结加勒比乃至全球华人群体，促进华人群体民族意识觉醒与身份认同。
在最后的总结讨论中，与会学者表示，本次工作坊不仅是一次学术研讨，更是推动海外文献整理研究领域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期待通过这次会议，能够组建富有多样性的研究团队，形成学术共同体，进一步加强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推动资源共享，提升研究水平，共同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