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老师首先结合自己在毛里求斯的实地观察，描绘了印度洋史上人、物和思想的流动，随后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印度洋史研究的谱系，提炼了印度洋史研究的类别，观察了印度洋史研究的新进展。
一、在毛里求斯岛看印度洋史上的流动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朱明老师常常往返于书斋和田野之间。今年9月，朱明老师一直身在航船之上。鉴于当前中东局势紧张，他不得不放弃经由红海到达地中海的航行计划，转而从非洲南端绕行。他在毛里求斯登船，途经南非，最后在卡萨布兰卡下船。这场跨越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漫长航行让他感到震撼不已，且对非洲和海洋史产生了新的认识。近五百年，大西洋两岸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发展的土壤。三角贸易是大西洋的独特历史，它将欧洲、非洲和美洲的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连结起来。朱明老师指出，印度洋和大西洋地区发展史之间的联系和异同值得思考。随后，他结合在毛里求斯的调研体验，描绘了历史上人、物和思想在印度洋的流动图景。
毛里求斯位于马达加斯加以东、留尼汪以北、塞舌尔以南，是印度洋上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冲。在马埃堡的毛里求斯国家历史博物馆，朱明老师看见了一批明代青花瓷。这可以说明，中国的瓷器在印度洋地区的流动非常顺畅。与大西洋相比，在各区域互补性的推动下，印度洋地区更早地发展出了长距离的商贸活动。
毛里求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青花瓷，朱明摄
从17世纪开始，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先后占领了毛里求斯，将毛里求斯作为扩张的中转站，并把蔗糖、咖啡和香料移植到毛里求斯，建立起了类似于加勒比海的种植园经济。印度洋地区是三大香料的产地，丁香和肉豆蔻产自东南亚，胡椒和肉桂产自南亚，乳香和没药产自阿拉伯半岛。无论是郑和还是达·伽马的船队，都把获取香料作为重要目的。18世纪，人们把香料广泛移植到印度洋的不同地区，丁香和肉豆蔻等作物也从印尼来到毛里求斯，再从毛里求斯抵达东非的土地。
毛里求斯庞普勒穆斯植物园，1812年版画。欧洲人在此地引种了木薯、肉豆蔻、丁香、甘蔗等作物
契约劳工的迁移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印度洋地区一大重要的人口流动形式。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废除了毛里求斯的奴隶制，开始从印度、留尼汪、东非、东南亚和中国招募契约劳工。数以万计的契约劳工在路易港下船，前往毛里求斯的制糖厂做工，或被送往下一个殖民地。路易港的契约劳工下船处是毛里求斯首个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地区，此处的博物馆保存有契约劳工的信息。如今，下船处附近的汽车集散地人来人往，印度人的面孔占据大多数。
路易港的契约劳工下船处，朱明摄
朱明老师还注意到，毛里求斯岛上矗立着各种宗教建筑。比如在路易港，既有五彩斑斓的印度教神庙，又有与唐人街毗邻的清真寺，还有法国人修建的天主教堂。19世纪中叶，法国神父拉瓦尔（Laval）来到毛里求斯传教。拉瓦尔墓地的奇迹故事，在不同教派的民众中都具有影响力。在每年9月拉瓦尔神父的纪念日，其墓地更是游人如织。
路易港的清真寺和唐人街，朱明摄
印度洋史上发生了各种流动，包括香料、蔗糖、咖啡、茶叶、瓷器、纺织品、橡胶、鸦片等物的流动，以及商人、教士、奴隶、契约劳工等人群及其信仰的流动，这些流动是印度洋史和全球史研究的主题。朱明老师指出，在行旅途中，我们能对印度洋上的流动产生更直观的感受。学者的研究通常把日常生活的经验上升至更具理论性的层次，但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对日常生活的关怀。另外，近年来，印度洋史和全球史研究不再歌颂和向往一往无前的流动，而是开始反思流动对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二、印度洋史研究的谱系、类别和新进展
与大西洋史、太平洋史类似，印度洋史研究的谱系可以追溯到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史的书写。伴随着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进行和美国地区研究的发展，学者们纷纷努力寻找另一片“地中海”，比如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和德尼·隆巴尔（Denys Lombard）对东印度洋的研究，以及R.J.巴伦兹（R. J. Barendse）对阿拉伯海的研究。
至于综合性的印度洋史专著，则由毛里求斯学者奥古斯特·图桑（Auguste Toussaint）开创。1961年，图桑用法语撰成《印度洋史》，从他身处的海岛看待印度洋。1985年，印度学者K.N.乔杜里（K. N. Chaudhuri）出版《印度洋的贸易和文明：伊斯兰教兴起至1750年的经济史》，借助长时段和总体史方法，探研了伊斯兰教文明统一下印度洋的整体性。此后每隔十余年，都有整体汇通的印度洋史专著问世。1993年，澳大利亚学者肯尼斯·麦克弗森（Kenneth McPherson）出版《印度洋史》，用清晰的脉络呈现了印度洋世界的历史。2003年，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皮尔逊（Michael Pearson）也推出了一部《印度洋史》，侧重于用生态史的模式讲述印度洋史。2014年，澳大利亚学者爱德华·阿尔珀斯（Edward Alpers）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新世界史”书系出版了《世界史上的印度洋》，此书线索明晰，详略得当。以上三位澳大利亚学者撰写的印度洋史著作都已有中文译本。
关于专题研究，朱明老师举例说明了印度洋史研究的一些主要类别。
印度洋史研究注重物质文明，经济贸易史研究不断涌现。比如，欧洲商人从印度进口棉布，将其销往东非，织就了密切的贸易网络。《印度何以衣被天下：南亚纺织物的世界（1500—1850）》和《纺织品贸易、消费文化和印度洋物质世界：织物之海》集结了这方面的研究。港口城市史是印度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对斯瓦希里、马六甲和也门等地港口城市的书写，映现出这些窗口与商贸网络的互动。
跨区域是印度洋史研究的鲜明视角，这在人群的流动中得以体现。信德商人、古吉拉特金融家、齐智人、华人广泛开展经济活动，他们在海外形成了新的群体。犹太人的流动是一大研究热点。“开罗基尼扎”（Cairo Genizah）反映了中世纪犹太商人在印度洋地区的频繁活动，学者们不仅收集和翻译了与印度洋有关的文书，还根据文书记录重构起犹太商人的微观史和物质文化史。12世纪，北非犹太商人亚伯拉罕·本·伊居（Abraham Ben Yijū）长期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从事进出口贸易，还在当地组建了家庭。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的《在古老的土地上》追寻了这位商人及其印度代理人的蛛丝马迹，伊丽莎白·兰伯恩（Elizabeth Lambourn）的《亚伯拉罕的行李：中世纪印度洋世界物事的社会生活》则从他的行李清单入手，复原了食物、礼品、医药等物质文化。
思想和信仰的流动和人的流动同时发生，印度洋周边散布了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等宗教的景观。安妮·邦（Anne Bang）的《海上的苏非和学者：东非的家族网络（1860—1925）》和塞巴斯蒂安·普兰格（Sebastian Prange）的《季风伊斯兰：中世纪马拉巴尔海岸的贸易和信仰》属于这方面的研究。
过去五百年间，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在印度洋地区施展权力，因此印度洋史研究探讨了在帝国影响下的网络、联系、边界和移民等话题。其中英帝国史最受瞩目，托马斯·梅特卡夫（Thomas Metcalf）的《帝国的联系：印度洋舞台上的印度（1860—1920）》和苏嘉塔·博斯（Sugata Bose）的《一百道地平线：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属于这方面的代表。
人类学方法构成了印度洋史研究的重要视角。人类学家为印度洋史书写注入活力，比如由萧凤霞等学者主编《翻展亚洲》对亚洲的互连互动的探索。一些印度洋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人类学特征，比如克莱尔·安德森（Clare Anderson）《庶民人生：印度洋世界殖民主义传记（1790—1920）》对流放者们的生活的描绘。生态环境是近年来印度洋史研究的热点，比如《孟加拉三角洲的帝国和生态：加尔各答的形成》和《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对生态维度的诠释。
近十年来，印度洋史研究发展迅速，新作迭出。2024年问世的《印度洋世界史教学读本》系统梳理了印度洋史研究的热点、主题和方法。2017年思想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等主编的《海洋史》收集了对各大海洋的学术性介绍。2022年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出版的《在亚洲水域：从也门到横滨的跨海世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了专门研究的成果。法国学者菲利浦·布亚（Philippe Beaujard）和德国学者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分别主编了体量更为厚重的《印度洋世界：一部全球史》和《横跨印度洋的早期全球互联互通》。
中国学者在印度洋史研究领域不懈探索，最新成果包括：《海洋史研究（第十八辑）》《大航海时代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域交流研究》《季风亚洲：全球视野下的跨印度洋文化网络》《瀛寰识略：全球史中的海洋史》《锡克警察》等。
印度学者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的新动态反映了印度洋史研究的趋势。他具备较强的理论背景，掌握学术前沿情况，曾提出“连结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y）这一概念，受到西方学界认可。他的研究兴趣广涉葡萄牙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明清中国等，擅长从边缘看中心，近年来他的研究视野转向了全球史。他的新著《穿越绿海：西印度洋的历史（1440—1640）》汇聚了他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此书在扎实的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非洲东岸、麦加、苏拉特等具体案例讨论了15至17世纪西印度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从苏布拉马尼亚姆的案例可以看出，印度洋史研究正在向更深入的手稿细读和案例分析发展。
朱明老师表示，印度洋史研究发展至今，已从“地中海模式”扩展至对印度洋周边的研究，注重比较和联系的全球史研究路径，关切底层民众的生活。印度洋史研究仍有广大开拓空间，史料亟待进一步搜集和整理，航海技术、岛屿、生态环境、沿海区域及沿海人群的生存模式亟待深入研究。
三、评议和讨论
在评议和讨论环节，刘伟才老师认为，印度洋史有助于非洲史和国别史研究者拓宽研究视野，重视过去不够显眼的历史细节。非洲史和国别史研究者亦能根据自己的研究积累，呼应和推动印度洋史研究。刘老师近期尤其关注19世纪欧洲人在非洲的旅行记录，他认为从中可以窥见桑给巴尔的中转站地位和殖民主义影响下印度洋周边土著人口的流动模式。刘老师还结合实地观察经历，说明了对沿海人群生存模式的理解，比如，在桑给巴尔某座渔民岛屿上，通讯方式不同于陆地，人际关系反映了非洲传教站传统的遗留。刘老师指出，寻访类似的细节，锚定特定区域和人群，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印度洋史。
曹寅老师强调，权力不平等问题既是印度洋史研究的关切，又贯穿于知识生产本身。对于货物、思想、制度、人员的流动和联系，学者们已经倾注了大量成本和精力。追根究底，权力的不平等问题才是更为深层的关怀和动力。早期印度洋史研究者批评欧洲中心叙事，打破此前知识生产的不平等，力证非西方人也能凭借自己的技术、资本、制度和能动性，完成在印度洋上的流动。近年来，印度洋上流动的边缘族群以及流动造成的不流动愈发受到关注。另一方面，印度洋史研究本身存在着不平等，第三世界的学者无法和第一世界的学者同等占有学术资源。曹老师建议有志于从事印度洋史研究的同学从两方面入手：其一，关注边缘族群，以及欧洲人到来之前权力的不平等现象；其二，反思如何促进更平等的知识生产过程，彰显中国学者的特色和主体性。
程莹老师阐释了以印度洋为中心看待历史的启发意义。她在和非洲当地知识分子交流时，发现对于他们来说，印度洋意味着一种研究视野，有助于重新理解非洲的时间和空间，寻找亚非内部的系连，突破原先西方—非西方、中心—边缘的二元范式。印度洋史将中国合理地纳入了研究范围。如果以大西洋为中心，我们可能会将非洲视作遥远的土地，更关心非洲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如果以印度洋为中心、把目光转移到印度洋沿岸，我们便会发现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谢侃侃老师提出，朱明老师的讲座提示我们，海洋尤其是印度洋之于东西方交流的媒介作用不容忽视。中国不濒临印度洋，并不代表中国学者没有必要探究和印度洋的相关性。实际上，当前有很多印度洋史研究都是变相的帝国研究，无论是连结还是跨区域网络，很大程度上都是因帝国而起，最终落脚到帝国。因此，中国学者需要思考如何以批判性视角重写印度洋史，用全球南方的视角回应西方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