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物，从自然之物成为人工之物，被纳入人的探索、认知、利用包括审美的范畴，和人结成不同层面的关系，成为食物、工具或者资源、环境乃至心灵寄托等，维持人之生存，延伸人之技能，拓展人之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物本身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不断衍生新的功能、意义和价值，最终结成一张物人关系之网，并呈现今昔文化范畴中的物人关系，揭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的实质。
【关键词】物；意识形态化；文化遗产；价值
一、脱胎于自然之物：人工制品的出现及其意义
人超越于动物之处在于其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适应和进化能力，即通过完善自己的生理基因遗传和知识文化积累，来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文化是人的创造。文化适应与人类进化的加入，大大提升了人适应与演化的能力、速度，包括一定程度的超越性和自主性，因此，人猿揖别之后仅仅数百万年，人就已赫然位居生物金字塔顶端。
人类与近祖猿类在生物分类上分手，始于为环境变迁所迫的直立行走之尝试，时间大约在距今600至700万年左右。直立行走开启了人的“手脑”结合为主的进化模式，也使得制作和使用工具成为可能。因此，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不少经典人物都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能够制作工具从事劳动。工具一方面延伸了人体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人与其他的物，包括食物及周边与人类竞争的食肉动物等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制作和使用工具只是直立行走、手脑结合等生理演化模式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之一。当然，工具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产物，为考古学研究早期人类的适应性行为提供了物质性证据。目前，旧石器时代考古即以距今300余万年的最初石器遗存为起点。
无论是直立行走还是制作工具，均首先发源于东非大裂谷一带，尤其是其中部热带地区。灵长类本是热带森林性动物，新构造运动中东非大裂谷的出现和发育，不仅分隔了当时诸多人类始祖猿类的栖息生境，而且造成不同区位的陷落和隆升以及相应的生态环境变化，使得东非地区的热带森林开始向疏林—草原演化，部分猿群不得不被迫学习适应新环境，艰难地尝试从树栖到在地面上以半直立行走的方式从事采食以求生存。
直立行走具有巨大的生理与行为意义，最直接的一点是前肢的逐步解放为手的形成和制作、携带、使用工具等提供了生理基础与前提条件。自然界当然也有其他动物会使用一些特定的工具，比如，人类近亲黑猩猩会用树枝调取白蚁为食，但它们即用即弃。加工制作改进和保存自用的工具非人类的独门绝技。因此，推测逐步适应疏林—草原环境的早期人类除了迫不得已地改变和扩展食谱，当然也应该会像黑猩猩那样，逐步探索利用自然之物辅助自己的采食、防御等行为，甚至包括很早就可能制作竹、木等石器以外工具，但是考古发现：仅能观察到距今300余万年才出现的石器类工具遗存。这是考古学的局限性，却为我们认识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和观察窗口。
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具有明显人工加工痕迹的石器是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西岸的洛迈奎（Lomekwi），距今大约330万年①。自距今260万年左右起，一种相对稳定的石器打制技术已经集中分布于东非大裂谷近于赤道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区，其主要方法就是以原料石块进行简单的碰撞或相互砸击，从而形成碎裂的、具有可用边缘的石片的砍砸器。这种稳定的石器加工技术因为首先被发现于奥杜威一带而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奥杜威类型石器”，或称“奥杜威技术（Oldowan technology）石器工业产品”。尽管这种石器的打制技术非常简单，但是相比黑猩猩等直接拿石块砸击坚果等原料工具及使用行为则多了一个环节，成效也高了一个数量级。
在距今约175万年，在非洲东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石器类型——“手斧”，或称“阿舍利尖状器”（因在法国阿舍利首先发现而命名）。这种石器在形状上已有所设计——人类从石核上敲下大石片，再进一步加工成比较规范的长三角形，其两个长边刃部趋薄，可以用于切割砍伐，而其交汇的远端则形成锋利的尖，可以挖和刺；三角之短边则相对厚重，便于用手把握。这种手斧可以称为当时人类比较得心应手的万能工具。尤其是尖和刃部，经过至少两个方向的反复琢打，在更适用的同时，也更规整，甚至呈现出一种对称的美，有的精致作品甚至被考古学家称为“泪滴型尖状器”。艰难的敲打琢制过程最后反复形成同样的合用形态，说明人类头脑中已经有其模型和对其功能的特定期盼。这种剥片技术（Acheulean technology）遗留的石核也往往被加工成较大的盘状器、砍砸器等石器。阿舍利类型的石器后来也扩散到欧亚大陆广阔的区域。当然，同时期，早期那种奥杜威类型的砍砸器器形不仅仍然存在，也更趋精致。正是因为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人类的生存能力和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展②。比如，2005年在中亚格鲁吉亚德马尼西遗址，以及更早在印尼的爪哇、中国的泥河湾、西侯度、元谋等地都发现有年代接近200万年的丰富的古人类化石与石器遗存，显然都是早期人类从非洲扩张的结果。
在距今约50万年左右，又一种称为莫斯特类型的石器制作技术出现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对石材更加讲究，并有了更强的预设性，包括预先制备石核、加工所需石器的关键面、打击面等工艺流程，将一些体型不大的石器通过间接打击或剥片，将预制的雏形从制备的石核上剥离下来，然后再进一步加工修饰成为实际需要的器形。这种石器制作技术也因为首先确定于法国的勒瓦娄哇而被称为“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 technology）。这种技术不仅节约了石材，对器形的控制也更为精准。如此一来，较少的优质石料就可以制作出更多更能满足多样化用途的石器工具。
在距今约5万年左右，石器制作和加工的技术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一种“细石叶技术”，可以从优质石料上通过对台面的预先加工，剥下符合各种特定用途的状如柳叶等的细长石片，从而做出符合各种功能需求的细小石器，并可将它们结合骨槽、木柄组合成刀、锯、斧之类的复合工具。这类石叶和石器工具选材更加精良，刃部更加锋利，携带方便、效率高，组合随意却功能多样，大大提升了人的移动性和应对周边环境的能力。一些具体的微痕分析和模拟研究发现，其中一些石片是剥制兽皮的理想工具，揭示人类在狩猎和动物资源利用方面效能的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还有了石器的磨光和钻孔技术，以及木器、骨器、贝类等其他材质的工具，包括上述的组装起来的复合工具，可以精准地作用于各种对象之上，比如可用以缝制皮衣的细小的穿孔骨针，帮助人类适应了极度严寒的冰期气候。
考古学家将上述300余万年以石器为核心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及其产品归纳为5个阶段性的发展模式：模式Ⅰ：奥杜威技术（Oldowan technology）、模式Ⅱ：阿舍利技术（Acheuleantechnology）、模式Ⅲ：以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 technology）为代表、模式Ⅳ：石叶技术（blade technology）和模式Ⅴ：细石器技术（microlithic technology）③，它们既有连续性，也不断创新突破，尽管极其缓慢，背后却体现了工具类型的日益进步和丰富复杂，以及人改造和利用物的行为效率不断提升。人与物包括整个生存环境的关系逐步复杂化，知识与技术同时带动着人自身的进化，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组织更趋复杂化。有专家甚至推测，前三种技术模式分别对应着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等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而与模式IV—V最后这两个阶段相伴随，骨器等其他材料工具的不断被发现，尤其是各地的考古遗存中开始出现刻画符号以及装饰品、所谓艺术品或者宗教用品等非实用性人造物，表示人类在智力和沟通交往方面的极大飞跃。一些考古学家将其解释为真正的现代人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紧接着，在距今两万年左右，东亚某些地区的人类又率先发明了陶器④。陶器是真正的人工创造物，经过将土、水塑形与火烧，形成自己需要的、具有坚固器形，尤其是集聚各种形式与功能的容器。这一融合诸物出新物的物人关系模式，为后来的冶金和集成创新文化演进铺平了道路。大致同时，人类通过发现并利用植物种子与土壤、阳光、水分、时间等的内在联系，培育服从于自己之需的食物，并驯化动物为己所用，形成农牧业，为人口剧增、社会复杂化和文明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终于，通过工具系统的完善和拓展，人的行为方式和物人关系的日益复杂，人类在工具加工制造、采猎食物、防御野兽、抵御恶劣环境等作用于大自然之物方面获得知识与能力极大提升，也开始加工制作增强自身记忆、贮备信息知识、提升相互交流能力的意识形态类物品。因此，可以说，人的出现不仅是自身及物人关系的一场巨变，也改变了周围世界的物物关系，使它们之间也进入了新的关系模式。
二、手脑并用模式：意识形态物品的出现与演进
如上所述，具有象征意义的人工物品的出现已被学界认为是现代人诞生的重要标记之一。这种物品的类型与功能极其多样，甚至往往匪夷所思，但是都为人类头脑所用，以强化人类意识为目的，可以以意识形态物品一以概之。直接的意识形态物品制作和使用大致上走过了这么一条道路：
首先是一些超越取食取暖范围、人类生存生理需求或者提升手足技能的个人人工用品或物品的出现，如刻画品、装饰品等。较早的如南非的布隆伯斯洞穴，不仅发现了多件创作性表达的人工制品，还发现有距今大约10万年由赭石和融化的骨髓脂肪制成复杂的混合颜料和相关工具，其中一件精美的石块上刻画着红色的交叉网格线条和十字纹样，距今大约7.5万年。这个洞穴的位置也非常特殊，位于非洲最南端，说明现代人形成之后，很快就向南扩张到印度洋和大西洋交汇的海边⑤。北非的摩洛哥多处地点发现有距今8万年左右的贝壳穿孔饰品⑥。欧亚大陆不仅在东西两端多处发现距今2至4万年的陶石塑像和壁画等⑦，近年在中亚俄罗斯南部丹尼索瓦洞穴还发现有距今4万年左右的绿泥石手镯⑧。这些物品的本意当然有让人看、理解甚至欣赏的可能性和意图，但一些符号的意义在今人看来已相当隐晦，如发现数量最多的骨刻符号，考古学家经过系统比较和分析仍然不明就里，因此一些考古学家推测有些符号可能最初纯粹就是刻画者个人的记事符号甚至是暗号，只对刻画者自己有用，属于非常个人化的记忆标记及其存贮物。但是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这类物品都能起到延伸人的记忆，同时增强其与其他物品或人类互动的客观作用。而那些所谓的艺术或者宗教用品，则毫无疑问在表现制作者意图的同时，也具有明确的相互沟通的媒介意义。无论这沟通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神或其他想象的对象之间。
总之，这类新的人造物品一出现，即为了帮助人延伸自己的记忆，表达人的意图和观念，开始发挥超个体的社会文化媒介作用。人的意图由此从禁锢自己的生物躯体中突破出来了，相互交流互动，并开启具有自身逻辑的进化历程。无论是欣赏、理解、交流或者供奉它们，还是占有它们，都会产生一些新的物人以及人人——包括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类型，也逐渐形成一些新的相关社会习俗与规范。有了这些物的支撑与辅助，人的能力、思想观念及人的社会渐渐变得复杂起来。
考古发现较早较多的、明确的意识形态物品还包括随葬品。最早可以确定的人类墓葬被发现在肯尼亚东部海岸一处7.8万年前的石器时代中期的庞加雅赛迪（Panga yaSaidi）洞穴中，一名大约3岁儿童死后不久被挖坑掩埋并留下相对完整的遗骸⑨。因为墓葬是有意埋葬，其随葬品保存下来的概率也往往比其他物品大一些。最初常常就是一些自然物，比如花朵、石块，或者实用品，包括死者自己的随身物品，如装饰品等⑩，也渐渐出现特殊的物品，如别人献给死者、后代献给祖宗的物品，然后开始有特意为随葬而制作的物品，甚至是作为日常生活象征的粗制滥造的明器，以及丧衣和棺椁，等等，被按照特定的程式和死者一起埋葬。当然，最后几乎各个古代文明社会中，都发展出丰富、超出想象的象征财富与符合死者等级地位的、成系列的、标准的随葬器物以及相关的丧葬习俗。随葬品背后的意义是很复杂的。作为随着死者安放进墓穴或茔地的物品，其包含的意义有生者对死者的表达，有向神或者死后世界的沟通，既说明死者的身份和地位，也有生者向生者传达的富贵权利关系及其合法性意图，等等。而形成这些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的表达方式的背后，可能对应着极其复杂的文化习俗、宗教观、世界观等。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以实用品做随葬品，死者在墓中也不可能使用它。总之，随葬品都是生者在以一种象征性方式使用它，突出前述的某种功能或表达特别的观念。
祭品是活人献给死人或者抽象对象的物品。献给死人的祭品和随葬品的意义不完全相同。随葬品虽然是活人布置和安排的，却是基于死者的立场，考虑死者之所需。祭品则是活人面对死者的更直接的自我表达。祭品献给其他抽象对象比如神灵时，直接就是通过进献表达进献者的意图、祈求，以求获得保佑、理解或支持，等等。给死者献祭可以在墓葬和墓地进行，也可以在专门的建筑中，如祠堂中进行。考古学家推测，新近在新月沃地土耳其哥贝克力发现的距今1.2万年的石构神殿遗迹，应该可能是方圆很广范围的人类举行献祭和宗教仪式的场所，是人类仪式性公共活动空间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源头。因此，祭品就是凝聚着献祭者观念与意图的通神（包括祖先魂灵）物品，甚至被解释为一种抽象的贿赂品。祭品也可能是实用性物品，但进入进献祭祀的程序中时，其主要功能发生了变化，有明显的传达意愿、讨好被祭祀对象的意图，而且献祭往往伴随着发达的集体仪式。拿自然之物献祭的情况也不少。在不平等社会的顶峰阶段，常常有拿活人献祭的野蛮行为。祭品类型及其等级和仪式，既要看被祭祀对象的地位，也要看祭祀者的地位、财富状况，更要看祭祀行为的社会语境，这些都和祭祀者用什么祭品表达自己的意思有关。如果祭品是食品，也有在祭祀之后献祭者自己吃掉祭品的现象，这恰恰证明了祭品的主位视角与象征意义。
不同于葬品、祭品等，礼品属于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的一种互惠交换物品。人类学家发现，互赠或交换礼品原可能曾经是某些社会或者社会发展阶段中非常普遍的一般性物品交换和流通的一个方式，既满足人们之间交往的象征性需求，也满足互通有无的特产类甚至是日常类物品的交流共享⑪。在货币出现之前长期存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而商品出现之前，则主要就是礼品的交换。早期人类曾经普遍存在原始共享主义的物品观念，尤其是采猎社会中的食物，共享是其最主要的分配和消费方式，这和当时的采猎、消费方式以及社会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采集和狩猎需要一定的社会协作，而很多食品没有办法保存，获取又极不稳定，最好的办法是获取者和群体中的人共享，下次再有机会共享别人获取的食物。随着丰裕生产与生活的形成，对某些剩余物品则采用礼物交换的方式，成为超越小群体共享的行为和物人关系新类型。在早期文明阶段，上层的奢侈品交流网络可能是公共权力的重要表征，后来也逐步发展到满足某些特殊的日常之需与功利色彩更浓的以物易物，后者距离商品和货币经济只有一步之遥了。马凌诺斯基发现，在太平洋波利尼西亚岛屿人群间有着比较特殊的库拉礼物交流圈⑫，而且礼物除了其自身的实际功用，也往往包含丰富的观念和灵魂信念，尤其强调回礼的重要性，使得交换行为具有很强的社会交往甚至是信仰方面的功能。推测史前发现很多丰裕墓葬随葬品的来源可能就与礼物之往来有关。中国的历史时期一直有专门用以助葬的赗赠之物存在，而上下级之间的礼品往来，也演变出特殊而系统的朝贡和赏赐制度。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受到高度关注的礼器，和西方人类学中所称礼物相去甚远。礼物的交换无论是具体之物还是相关观念，往往比较讲究对等，注重礼尚往来，而早期中国礼制背景下的礼器并非是为了交换器物本身，而主要是为了强调拥有或使用者的等级身份，以明辨上下尊卑，区别对待不同人的身份地位，传达和交流特定的观念信息，制礼作乐是为了规范行为礼仪，协调社会关系，礼制和礼器均是器以载道思想的中国式社会化表现。因此，礼器可以视为是中国式意识形态物品的集大成式表现。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礼器甚至包括面向祖先和神的祭品的使用范畴，综合体现使用者授受双方的社会等级、身份标志以及行为规范等意义。因此，将物人关系整合为礼器与礼制，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礼制对礼器的使用情景在儒家经典中有系统化规定⑬，是复杂等级社会的标志体系，甚至被视为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和重要特色。
在考古发现中，随着与人相关的物品类型的极大丰富，常会出现很多今天来讲难以确切理解其含义的物品，往往被笼统地称为艺术或者宗教用品。特定语境下的艺术品与宗教用品的意义应当是明确的，此类物品往往是因为时空遥远，我们确实难以搞清与它们相关的具体背景并了解其意义，因此，考古与文物研究中有泛艺术和泛宗教化的倾向。当然，日常生活之用仍是人工物品或者与人相关的物品之大宗，但是在日益复杂起来的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络中，其中一些也开始具有日常之外的非常意义。总之，发展到今天，几乎所有物品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象征性意义，都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目之，只不过这里又可区分为原生与次生之别。发现日常之物深层的社会与文化象征意义，是洞察社会与文化本质及其趋势的现代学术追求之一。
某种程度上来说，神本身也是人造的一个抽象概念或者物品，是人认知自己并与之互动的一个特殊镜像，神在一些人的主观世界中已经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甚至可能需要一些物品来表征或辅助其存在，更重要的是，神会在很大一个范围内被人们所共识，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品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和制约作用。
至此，随着物人关系的不断演进，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二元世界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神是精神世界的重要代表之一。精神世界脱胎于物质世界可以塑造物质世界，赋予人造物或者自然物以新的意义。最初的神学和哲学、科学是难以截然分家的。
三、物人互驯，交织文明时代之光
前述的很多用于记忆、交流和表达的物品最初并非专门制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经过转化，甚至是再转化，也有一些脱胎于日常所用，比如墓葬随葬品中的明器，有日常之形，却无日常之用，有抽象之用。大多数墓葬明器相对来说制造粗糙，但其象征性功能丝毫不受影响。最终，几乎一切物品都被编织进人类独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而集记忆、象征、表达沟通功用之大成的，无疑是文字的发明了。
尽管语言的诞生具有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作用，但从考古出土文物上却难寻其踪；刻画符号、图画景物的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大致与现代人的形成与扩散同时的数万年前，但是它们的意义和交流方式及效果仍然极大地受限于制作者和接受者的互动情形与相关辅助，能够传达的信息有限，也需要更多的背景性或辅助性信息。而文字作为语言的物化，可以脱离言语者本身进行弥散式交流，具有更强的跨越时空的效能。文字也是符号发展系统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几乎所有原生性文明都发明有自己的文字系统，来应对复杂社会的管理协调需求，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以及玛雅的象形文字等。需要指出的是，最初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脱胎于符号的象形文字。只有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没有文字，但是却发展出一种高度系统和复杂化的结绳记事系统（Khipu），它和文字一样需要专门的知识分子记录、保管和解读，用于处理复杂的国家管理事务⑭。因此，文字是信息与社会复杂化的集大成表现，基本上被学界认为是原生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文字出现之后，意识形态物品的转型升级，很快便超越记账和占卜等特定事务范围，逐步扩展到勒石纪事、记功、颁布法律、文学创作等，比如距今4000余年古巴比伦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一篇刻在石头上的长篇楔形文字铭文，也是人类历史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早期成文法典。可以说，文字及其意义体系乃是早期国家为最重要主体的意识形态建设。当文字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之后，若干关键的文明地区，如古希腊、古印度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因为大批经典文献的诞生而进入了文明的轴心时期，其思想文化与制度框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世界格局。
中国特有的玉器文化也是物被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玉器脱胎于石器时代的实用或者装饰品，但是渐渐被赋予特定的生命和宇宙象征等意识形态意义，不仅广泛应用于个人装饰、墓葬随葬以及萨满巫器，等级社会中的祭器和礼器，一些专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可与石器、铜器比肩的玉器时代⑮。正是在这个时代，以玉器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为核心，初步形成了早期中国的世界观和礼乐文明特色。甚至在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之后，儒家文化中还流传着以玉比德的精神信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被作为君子之德的象征和修身养性的参照系统，和主流世界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类似这种赋予特殊材质、器形以特殊象征意义的文化风俗，在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与器道学说中广泛体现，形成科学之外的对世界的一种特殊的认知和格式化形式，也被视为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独特特点。
总之，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中，人借助于物，通过科学技术、历史记忆、审美实践、文化象征等社会活动，拓展着自己生存与认知的现实与想象世界，物对人的支持，已不仅仅是果腹的日益多样化的食物获取及其衍生物，也不仅仅是防寒预热或人之手足的延伸与加持，更包括了人之记忆强化、情感寄托、认识和想象世界的拓展，以及超越时空的交流与协作能力，从而使物与人均派生、叠加、交互出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上的新关系和新意义。比如文字及其书写工具和材料，从最初各文明各自寻找自己的合适之物，如泥版、纸草、甲骨、简帛、皮革、金石等，到发明笔墨纸砚与活字印刷，以及今天的计算机存取介质与光速关联，人的功能需求和认知实践不断打开物的形式的新的可能性，人不仅不断赋予物以新的意义，也创造新的物或者物与物的复合关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发明组合型工具，比如把锋利的石片镶嵌在骨柄或者木柄上，从而具有新的功能；到距今两万年左右，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人类制造出考古发现最早的陶器，即水、土、火经过复杂工艺而形成的一种融合产品；距今8000年左右出现的冶金术及不断翻新的各类合金……与之异曲同工，这些探索创新对于物人关系的意义都是革命性的，尤其是食物的获得、存贮和加工方面的进步，为人口的增加、复杂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考古学所称的“新石器革命”或者说“食物产生革命”，使人类有能力驯化和改造动植物这样的生命活体，获取更加稳定高效的食物来源。农业革命表面上看是人以选择、改造的方式，使得部分植物和动物在形态、口感、营养和取食时间等方面更加符合自己的意愿，其实同时也是在以文化的方式对人自己进行的一种反向驯化：为了照看这些动植物，人们不能再如以往那样随意迁徙了，更加稠密的人口在同一个地方长期生活，相互之间的交流、协调乃至冲突等都成倍增长，生态环境、社会与文化都开始向更加复杂的方向演化，超越原始人群的村落、城市和国家文明等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由此而孕育诞生。众多的文化成果，终于酝酿出文明社会之光。物，无论是自然还是人工，经由开发、利用、记忆、怀旧、审美、幻想、认知、信仰等不同路径，进入人与社会的日常或精神生活。文明社会绝不仅仅是由玉器、青铜器、文字等物质文化成就所构成，而且经由它们荷载的大量丰富信息知识及其开辟的物人、人人关系新范式所界定。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由此看来，人对物质世界的文化、人化，其实也是一种相互驯化。人越来越生存在一个自然与人工相混合的新型自然人文环境中，当然也只能采取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适应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信息的积累与传递，就是物我一体、手脑协同、知行合一。客观的物的世界既支撑人的生存与发展，也被不断赋予社会与文化的意义。
四、物的遗产化，开辟物人关系新维度
随着物品的丰裕和物人关系的深入拓展，一些人慢慢培养出收藏、鉴赏、研究物的人类新行为和新需求。其实在上述的装饰品、随葬品、祭品、礼品等物品中，情感与审美等因素和趋势已经在不断积累着。在公元前1300年安阳殷墟的商王武丁夫人妇好墓中的随葬玉器中，考古学家就识别出不少自兴隆洼至二里头时期的前代玉器⑯，推测商朝王族应该是有意地收藏和利用了这些遗物。公元前9世纪，三门峡虢国的国君墓葬中不仅有红山玉器随葬，还包括多件商代玉器。收藏、欣赏和利用前朝遗物，尤其是收藏和把握前朝玉器，珍爱以至于与其一起下葬，看来似乎已经成为商周贵族的一种社会风气了。之后的王室、皇家收藏行为和器类在文献记载里就不绝如缕了，兰台玉府中也渐渐积累起丰富宝藏，直到民国时期，将明清故宫及其收藏转化为今天中国藏品丰富精美的公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这一传统才发生了现代化转型。
在有人类文明摇篮之称的两河流域出土的泥版文书中也曾记载巴比伦最后一位国王那波尼德（Nabonidus）亲自在供奉太阳神的沙马什神庙基址上发掘，试图寻找古代的遗物和遗迹，了解是谁建造了这个神庙⑰。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考古行为。那波尼德的女儿南娜（Ennigigaldi-Nanna）也收集了大量的古物并展出在乌尔（Ur）城中当时的巴比伦王国的一个博物馆里。这可以认为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也记载过希腊人发掘爱琴海中德罗斯岛（Delos）上一个古代遗址并试图用当时的世界观来解释它们。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学者与皇帝曾经尝试比较系统地搜集古代的文物，包括将战败者的王室珍宝运回罗马在公共场所公开展示，有的精美雕塑被直接从古希腊建筑上拆下来，移到罗马的街头或庭院中进行永久性陈列。这些行为培养了一种认知和接续古代遗产的文化传统。总之，和古物、古代的正统联系，一直是历代帝王与统治者获得权力与信仰合法性的重要源泉。
博物馆的发明是物人关系史一项重大的文化制度创新，从此诞生了一种专门的收藏、保管古代遗物并进行科学研究和展示传播的公共机构。博物馆学史喜欢将博物馆的雏形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昂纳克学院，尤其是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于公元前290年左右在亚历山大城建立的博学园中，系统收集了当时所知世界中的图书和各类实物标本，为专家进行研究之用。第一座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博物馆是牛津大学的阿什莫尔博物馆，它是由阿什莫尔捐赠自己的包括自然标本与文物收藏，由牛津大学建立馆进行收藏、陈列以用于研究和教育。这个博物馆迄今仍在，并影响到大英博物馆、卢浮宫以及斯密森尼机构的设立模式及其宗旨。这让收藏品成为用于公共事业的开放的博物馆的藏品和展品，从而使之在公共性、价值、意义等方面都获得新的维度。可以说，藏品和展品，是物品博物馆化或者遗产化的结果之一⑱。
但是，不是所有的过时之物都能获得进入博物馆的资格，一件物品要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展品或者文物和文化遗产，要有一个过程并发生很多变化。首先，它要经过价值选择。一件物品只有具有被收藏的价值时，才会被收藏者或博物馆所收藏。这种价值判断正是基于对上述的物与人的关系的一种认识和洞见；其次，进入收藏，往往是对原有功能的剥离——有时是终止，有时是在延续原有功能的同时又被赋予新的功能，即赋能。比如纪念品会唤起对特定人物或事件的记忆、留恋。但纪念品有刻意设计的，也有日常用品转化而成的。专门设计的纪念品都是为未来的回忆做准备，如纪念碑，纪念币。日用转化的，如结婚证、准考证、某人使用过的某物等，有助于怀旧，其信息指向特定人物、事件或历史情景等，持有者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和其有关。而纪念品成为文物后，其原来具体的纪念意义当然仍在，却要被放大到更大的共同体甚至是人类共同体的纪念和见证意义。比如一张结婚证，最初只对结婚者具有纪念意义，一旦被认定为文物，就会成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种制度或者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和见证。所以，博物馆征集收藏品，要经过价值选择并进行一种博物馆化的处理，包括从原有的语境和功能中剥离，即去脉络化，进入藏品系统，进行登录、描述、保管、保存。在这个过程中，物的本体则应尽量保持不变，即保持其原真性，包括其所有原有的信息都应是要征集和保存的对象，并非是要剥离出去。但是，仅有这些显然是不够的，还要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释、和其他物品或者信息进行链接，使其在新的信息、知识和价值系统中扮演新的角色，发挥新的功能，包括具有新的象征性意义，即在新的价值体系和语境中的再脉络化。
如此一来，开始出现处理这类物品的崭新的现代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等科学范式与社会制度安排。它们有对上述物品进行价值判断、处理尤其是价值赋能与传播共享的系统机制，它们使某些物品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随着自然之物、人工之物的意识形态化以及遗产化，人类的意识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与客观世界平行的主观世界，它既存在于具体的个人的意识中，也共存于人类共同的世界观和共享的意识中，并且只有人能够意识到并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
五、传承实质，基于物人关系的文化遗产信息与价值链建构
物与人关联的进化或者说人借助于物而实现的自身及社会与文化的进化，是人的自然与文化双重进化的重要表征，也是人与物的相互驯化，人性与物性的相互激发。可以说，人是借着物或者物人关系的梯子才爬上了生物金字塔的顶端。这个过程包括不断揭示物之本性，认知自然之现象，把握其规律并转化为可以驾驭的技术和可以为人所用的产品、物品，以及可以寄情喻理的对象，不断拓展物性与人性的边界，从而走向一个更高人化或文化的世界。
就客观世界来说，人的探索包括分析和整合、认知和利用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大到宇宙星际，小到微观粒子，都是人愿意利用甚至是无功利探索和感知的对象。而随着客观对象不断被人化或者文化，则逐步彰显出相互之间的关联性、系统性、综合性等人文属性，并更加广泛地加入能量、信息的呈现和流通，无论有用无用、自然人为，都逐步达到普遍的意识形态化。物质、能量、信息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与人的主观性意识形态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对象。可以说，意识形态化包括资本主义时代的泛商品化，都是对物与人的关联，包括生产流通不断专门化的一种集成总结，从而赋予了物及其相关内涵更高的流通性。信息化时代，则进一步突出了脱离物本体的信息与能量及其流通的重要性，开辟了物人关系的新维度。从物中提炼能量、信息、知识、价值，是人特有或者改进过的一种文化炼金术。
这么一个过程和趋势，一方面积累和强化人对物的认识和利用，包括意识形态化的利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人对物的一种加持——在物的自然维度和自然属性之上，不断为其增加科技信息、功能信息、象征信息等，并最终汇总到其超自然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体系和相互作用系统中，使得物不断向人敞开，人不断强化与物的关联，从而加深着世界的统一性和有机性。
这么一个历史过程与趋势，对我们科学认知今天的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事业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文物是古代人类遗留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的人工制品，而遗产（包括文化和自然）则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的总称，从存在形态上可分为有形遗产（又称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遗产（又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基本上可以和有形文化遗产划等号，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景观以及交通线路等。无形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且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如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当然，它们也需要与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的支撑。总而言之，文化遗产是系连人与其已逝历史的独特媒介，包括无形遗产，也是这个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纽带。
作为一项新生的社会性事业，对于文化遗产，具体保护和利用什么？是很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可以说，文物，或者说遗产化之后的物对人的作用中，其本体之用已经彻底让位于信息、知识和价值等物之外的追求。经过遗产化而成为文物，乃是对本文前述诸物的又一次意识形态化，甚至可以说，文化遗产的每一次传承甚至其与人的互动，都蕴含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再诠释的重新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因此，对于人来说，文化遗产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其特有的记忆和象征方面的功能。在前边的物被意识形态化进程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某些物——无论是自然或人工，直接就是被从这个角度纳入文化系统的，更多的则是在初始使用功能之外逐渐也被赋予了如此这般的功能。而所谓遗产化，就是指它们被赋予这些功能并被选择成为文化遗产的历史过程。如果它们原来就是某种意识形态物品或者具有意识形态意义，成为文化遗产，就是要再次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意识形态化和脉络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物成为文化或者文化遗产之后，记忆与象征就成为其主要功能甚至是唯一功能，而且这个成为的过程恰恰是历史的维度，是为了记忆和传承特定的意识形态，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当然，它们在历史之外同时也具有艺术和科学的维度，以助于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及其进一步适应自然和文化环境的能力。在作为意识形态物品的文物身上，历史、科学与艺术性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这个成为遗产的过程正是一个新的物人关系缔结过程，而遗产化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不是要清除而是要确认、清晰、深化和拓展这些交互复杂的关系。
文物与遗产虽然是过去之物，而其保护与利用这项工作或者事业却是面向未来的一门科学或者艺术，目的在于促进人的意识理性化与丰富化。物尽其性，最终是为了人自身的完善，而非仅仅表现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当物的意识形态价值愈益突出之后。据此，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本体与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代表性和系统性，就是需要高度重视的特性和原则。本体是信息和价值的载体，是意识形态化的对象，也是超越个体群体甚至跨越时空交流融合的媒介。遗产见证物人关系的过去，塑造物人关系的现在与未来，而我们需要一个全面丰富过去和符合历史逻辑的现在与未来。
意识形态物品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层次：
1.本体信息：包括材料，质地，颜色，形状或形式，质量，能量，等等。
2.功能性信息：如形式、工艺，人作用于它，它又作用于人或者其他，突出其对人的有用性。
以上信息，往往是人的肉眼可以观察、经验可以感知的，但也有不逮或者不同之处，是需要科学的观察和研究成果予以辅助的。
3.历史或者社会性信息：从物定型到进入博物馆成为文化遗产之前的自然或者社会历程，包括其功能的实际体现及客观效果等。博物馆界常说的用物讲故事，其实主要就是这一部分的呈现，而非随便什么的文学创作。
4.博物馆化或遗产化信息：物成为遗产进入博物馆之后，文博人对上述信息进行挖掘、整理、记录，同时开启其新的生命历程，包括缔结新的物人关系，与其他物重新关联，参与展览，与人展开新的互动的社会实践，等等。业界通常强调博物馆藏品流传有序的重要性，这不仅事关物本体的原真性问题，也包括和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发生关联，增写故事以及流传研究中新的认识与信息叠加积累。物在展示中被观看、其他社会关系与力量在新视角与新关系中的互动或投射，也可能会为物增加新的故事与信息。这些都会进入不同的信息增值通道并最终增加物的信息和价值⑲。
1964年，文化遗产领域中的“真实性”概念首次在《威尼斯宪章》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渐渐被认为是衔接文物和遗产一切价值与意义的基础。这里，“实”是指文物本体的实在性，“真”是指文物本体及其相关信息的真确性。前者是形而下，后者是形而上，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但都是遗产真实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从古典文物的收藏鉴赏上升到现代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文物真实性的问题逐渐复杂起来。为此，1992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对东方语境下的文物真实性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其第12条特别指出：“在每一种文化内部就其遗产价值的具体性质以及相关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达成共识就变得极其重要和迫切。”如果说1964年《威尼斯宪章》主要反映了针对非活态遗产（历史的遗迹）的真实性认知，那么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反映了针对活态遗产的真实性的认知，考虑到了有形与无形遗产的统一。2015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10条指出：“真实性：是指文物古迹本身的材料、工艺、设计及其环境和它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社会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就是保护这些信息及其来源的真实性。与文物古迹相关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同样也是对真实性的保护。”⑳文物保护与传承就是让文物本体及其信息实现真确、客观、完整、系统的流传（实在）。文物遭受损毁之后应尽量予以维护、修复，并应考虑到上边这些要素及其特点，尽量运用原材料、原工艺，维护原结构、原形态、原功能等，并留存客观、真确的记录，尽量使保护与利用具有可逆性。
而文物和遗产的完整性不仅是其本体结构与视觉方面的需求，也是相关信息、功能、知识与价值的这些物人关系的重要体现与要求。完整性的基础是文物本体及其结构形态或者脉络体系上的完备性，这些当然和信息的传达密切相关。不管是不可移动文物还是可移动文物，作为历史与文化载体的文物经过沧桑流变，常常是破碎的、不完整的，因此在保护利用过程中，应尽量维护并保持能够体现其材料、工艺、结构、形态和功能的最小单位的完整，使其具有标本性意义。随着对文物及其价值认识的提高，保护利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完整性也逐渐扩展到信息系统完整、关联背景的系统完整等方面，如相关的无形遗产，相关的材料、工艺、文化信息，环境信息乃至社会关联等背景信息与知识等，也已经纳入完整性的关注范围。落实到文物保护与传承上，诸如考古场景复原，文物的维护、维修、修复、复原等，都应力求在形与质方面传承文物本体、结构、视觉以及相关信息、知识与环境背景方面的完整性。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非遗并非是要强调其非物质性，而是突出了无形遗产的重要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信息或者知识的范畴，上述特性和原则对它们也完全适用。当然，它们也需要自己的物质性载体，尤其是传承人的口传心授对于其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介质作用。因此，有形与无形，本体与信息、知识、价值，是一个事情的两面。
正如探索自然之物的科技领域中实证性、逻辑完备性和特定条件下的可重复性等，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在遗产选择时的代表性和系统性等特性，都是人类通过记忆与过往时空中的世界建立联系和完善自我的意识世界所必不可少的要求和原则。从本体到相关的信息、知识、价值，正是人类对遗产进行赋值增能的阶梯。本体作为一种实存，原真性存在是前提性要求，本体是信息的载体，而信息的真实性、系统性，依附于本体的原真性、完整性和代表性。即便在遗产化的去脉络化中也是要竭力保留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其蕴含的知识和意义、价值，再脉络化也必然要合理适度，按照文化传承自身的逻辑传递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一再强调文物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也是基于其所包含的物人关系的信息与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历史求真、科学求实、艺术培养人的审美能力，文博事业正是在人的意识之中按照文化自身的逻辑不断打造和诸如真善美的内在价值判断㉑。先哲曾说，万物因人而有用，人是万物之尺度，而今天的科学已经发现人自身也只是生物基因和文化模因演进的一个环境场域而已。基因是生命展开的信息编码，文化模因则是世界绽放的编码。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生，共同合成人类历史的文化轨迹，其本质如中文之“道”，它因为物人关系而缔结并展现，在宇宙大化中，器以载道，人以存道弘道，道乃宇宙终极目的，并且正在越来越快地被人认知和实践。
因此，文化遗产这门学问不仅是关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也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门系统性学问。过去的遗产相关科学包括考古学和文物学对物的具体的功能性研究较多，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物与客观世界被意识形态化方面，既包括过去的意识形态化进程，也包括它们今天作为信息载体的维度和深度、广度，既要深入挖掘它们对历史的记录意义，也要深刻揭示遗产和人的多维度互动关系，认识物人世界的纵向生态多样性，指导建构未来合理的物人关系——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内在需求。
遗产的价值建构很重要的一个路径是传承，是再意识形态化。曾经的意识形态物品不断被后人再意识形态化，就是信息和价值在同一物品上的叠加积累。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自我成长的动能，物人关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文化过程，需要我们以此为核心，构建全面系统的文化遗产学，并指导相关社会实践。
作者简介：曹兵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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