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pharaoh），来自埃及语的希伯来文音译，本义是“大房屋”。在古王国时期（前2686—前2181），“法老”一词仅指王宫，并不涉及国王本身。从第18王朝的图特摩斯三世起，“法老”称谓开始用于国王自身，并逐渐演变成对国王的一种尊称。第22王朝（前945—前730）以后，“法老”成为了国王的正式头衔。现在习惯上把古埃及的国王通称为“法老”，掌握全国的军政、司法、宗教大权，其意志就是法律，是古埃及的最高统治者。本书对苏丹历史上的历代统治者，除了建立第25王朝的几位称作“黑法老”外，其他的一概称作国王或素丹。
苏丹的东、西、南三面地势较高，多丘陵、高原和山地。西部地区是海拔500米以上的科尔多凡（Kordofan）高原和达尔富尔高原，著名的迈拉山（Marra）海拔3088米，是苏丹的第二高峰。东北部的红海山区是东非高原和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延伸部分，地势较高。南部边境地区是中非山脉的一些支脉和丘陵地带，是刚果河和尼罗河的分水岭，其中海拔3187米的基涅提山（Kinyeti）是苏丹的最高山峰。
努巴山区相传有99座山峰，有的山峰海拔高度接近1500米。群山之间的平原地带是肥沃的黑色黏土，其中一半左右是适合种植的“棉花土”。努巴山区属于稀树草原气候，每年的6—10月为雨季，年降雨400—600毫米。充沛的降雨滋润了当地的众多河流、湖泊、泉眼和水井，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蓄水洼地，既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沛水源，也促进了努巴山区农业的发展。高粱是努巴山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棉花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阿拉伯树胶的经济价值很高。此外，努巴山区还出产玉米、小米、烟草、芝麻、花生、西瓜等作物，有芒果、番石榴、番荔枝等果树。
苏丹位于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全境受太阳直射，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之一。地处生态过渡带，年均降雨量不足100毫米，干旱炎热是基本气候特点，易遭旱灾、水灾和沙漠化等气候灾害。全国大致可分为三个气候区。南部是狭长的热带雨林区，闷热潮湿。中部是热带草原区，夏季炎热，降雨集中，冬季温暖，降雨稀少。北部是热带沙漠区，高温少雨，气候干燥，多风沙。首都喀土穆有“世界火炉”之称，年平均气温30℃左右，年降雨量161毫米，4—7月为最热的季节，一般日间气温40℃，酷热季节在50℃左右，地表温度最高可达70℃。从全国来说，每年11月至次年3月的平均气温是22℃，是苏丹气候较适宜的时期。
尼罗河（Nile River）流程6670公里，是世界上流程最长的河流。总体上看，尼罗河自南向北纵贯苏丹全境，并以喀土穆为界分成了南北两段。在南方，白尼罗河发源于赤道多雨区，水量丰富稳定，但流域内地势平坦，流速缓慢，大约一半的水量被蒸发。著名的苏德（Sudd）沼泽位于阿拉伯河、白尼罗河和杰贝勒河（al-Jabal）交汇处，地势低平，河网密集，水流迟缓，沼泽广布。雨季时河水漫溢，流域面积最大时超过13万平方公里；旱季时降水减少，水域面积最小时不到3万平方公里。苏德沼泽布满了水生植物（当地称“苏德”），形成可以移动的巨大障碍，严重妨碍航行，是阻断苏丹南北的天堑。
尼罗河喀土穆段的年平均流量为每秒890立方米，不到全部水量的1/3。尼罗河下游水量主要来自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索巴特河（Soboct）、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Atbara），其中青尼罗河的水量占到了尼罗河全部水量的60%。索巴特河是白尼罗河支流，每年5月开始涨水，最高水位出现在11月。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塔纳湖，上游处于热带山地多雨区，春季水量有限，6月开始持续上涨，至9月初达到高峰，11—12月后进入枯水期。青尼罗河枯水期的最小流量不到每秒100立方米，约为洪水期最大流量的1/60。阿特巴拉河也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由于位置偏北，雨量更为集中，加上其流域面积小，流量变化更大，冬季断流后的河床形成了一连串的小湖泊。
苏丹自然资源丰富，主要有铁、银、铬、铜、锰、金、铝、铅、铀、锌、钨、石棉、石膏、云母、滑石、钻石、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等。截至2010年，已发现金矿矿床150多个，探明黄金储量970吨，铁矿储量12.5亿吨，铬矿储量1亿多吨。石油的地质储量是132亿桶，可采储量约45亿桶。森林面积约6400万公顷，占全国面积23.3%，阿拉伯树胶在林业资源中占重要地位。水力资源丰富，有200万公顷淡水水域。全国可耕地为8400万公顷，已耕地700万公顷。主要农作物有高粱、谷子、玉米和小麦等。经济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占农产品出口额的66%，主要有棉花、花生、芝麻和阿拉伯胶等。长绒棉产量仅次于埃及，居世界第二位。花生产量居阿拉伯国家首位，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印度和阿根廷。芝麻产量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占第一位，出口量占世界的1/2左右。阿拉伯胶种植面积504万公顷，年均产量约3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60%—80％左右。苏丹的宜牧面积高达1.67亿公顷，主要畜类为牛、绵羊、山羊和骆驼，有大量的野生动物，畜产品资源在阿拉伯国家中名列第一，在非洲国家中名列第二。
虽然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但苏丹长期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对自然环境及外援依赖性强。农业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80%，农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大多数农民靠天吃饭，易受干旱影响，长期处于贫困状况。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主要是纺织、制糖、制革、食品加工、制麻、烟草和水泥等。矿产资源开发是21世纪以来苏丹经济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金矿的勘查和开发上。1999年，苏丹石油开发成功，成为石油出口国。2009年，苏丹原油生产能力是3000万吨，石油炼化能力超过500万吨。
整体上看，独立后的苏丹政坛陷入了派系政治泥沼，国家发展迟滞，先后经历了三轮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的交替执政。在1956—2019年间，苏丹的议会制文官政府时期不过10年（1956—1958、1964—1969、1986—1989），而军政府时期长达53年，阿布德（1958—1964）、尼迈里（1969—1985）和巴希尔（1989—2019），都是发展相对有成效的军事强人时代。也就是说，从1958年推翻第一届议会制文官政府开始，苏丹的每一波政治发展，无论是推翻旧政权还是建立新政府，几乎都是军队干政和居中运作的结果。
苏丹的行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较多，医生、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工会组织在历次社会运动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以来，苏丹主要的工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有苏丹工人协会、苏丹银行家协会、苏丹商人协会、苏丹妇女联盟等。这些行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步调与苏丹政府保持一致，但也为各自代表的群体出谋划策，在争取工人权益、提供法律和信息支持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宪法很大程度上是苏丹政治发展的风向标。1955年临时宪法是苏丹的第一部宪法，具有明显的英国式政治制度色彩，确定了当代苏丹的基本政治框架，明确了言论、结社自由和政治协商等原则，承认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确立了独立、开放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虽然临时宪法在实施3年后就被第一届军政府废止，但却是苏丹宪法的基础，基本条款在1956年后的历部宪法中都有体现，实际上是苏丹最长命的宪法。1973年通过的“永久宪法”改国名为苏丹民主共和国，规定苏丹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共和国”，是“阿拉伯和非洲两个实体的一部分”，但1985年4月随着尼迈里总统的下台而被废止。1985年颁布的过渡宪法在4年后的1989年被冻结。1998年宪法体现了巴希尔政府的意志，是苏丹现阶段政治运行的制度基础，却遭遇了南北内战的新考验。1998年宪法规定苏丹是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国家，实行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非中央集权制（联邦共和制）；国家政治权力分别由总统、议会（一院制）、最高司法委员会行使，总统是国家主权的最高代表和军队最高统帅，拥有立法、司法、行政最高裁决权，由全民选举产生，任期5年，最初规定可连选连任一届，但在2002年取消了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可连选连任。国民议会是苏丹的国家立法机构，议员的75%由直选产生，25%由社团、组织间接选举产生，议长由第一次议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议会任期4年。苏丹实行司法独立，全国设高级司法委员会，下设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分由首席法官和总检察长负责。
2005年7月，巴希尔总统签署了成立苏丹民族团结政府的过渡期宪法，规定苏丹在6年过渡期内保持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建立南北两套立法系统。南方10个州成立自治政府，北方保持建立在伊斯兰法基础上的政府机构，南北双方内部相对独立，对外统一，总统由北方现任总统巴希尔担任，直接主持政府事务，南方政府主席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Salva Kiir Mayardit）担任国家第一副总统，南方在过渡期结束后可行使民族自决权。南苏丹2011年独立建国后，虽然2005年的过渡期宪法已不再适用，制订新宪法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迟迟没有进展。2019年4月巴希尔总统被废黜，4个月后，苏丹军事过渡委员会与主要反对派“自由与变革力量”签署了《宪法宣言》，组建过渡最高权力机构“主权委员会”领导未来39个月的苏丹事务，双方分别在前21个月和后18个月担任主权委员会主席。2020年2月，苏丹过渡政府同意将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被通缉的多名前政府要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认为对苏丹的和平与正义至关重要；同时与美国就“科尔”号爆炸案等多起暴恐事件开展谈判，积极寻求将苏丹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纵观苏丹1820年以来近二百年的政治发展，尤其是1956年以来的民族和国家建构实践，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和土-埃统治时期直接而残暴的殖民权力架构相比，英-埃政府时期逐步确立的间接统治方式在实践中显然更适合苏丹复杂多元的现实国情，多途径保证各方势力的政治参予。苏丹的政治精英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学会了英国式议会政治的基本技能，独立后的苏丹也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国家治理框架，然而由于缺乏成熟包容的制度执行者，无论是政治精英们还是普通民众，都还不能够有效娴熟地运转这套体制，都不适应通过遵守和运用这套规则实现权力和平转移，政治变革翻烙饼般剧烈。政治精英们渴望名垂青史，为了上位不择手段，不够理性，不愿妥协，不给对手机会，追求不受制约的权力，铁腕对阵异见，罔顾个体局限，以舍我其谁的雄心大手笔实施变革，愿赌却不服输，放任仇恨和愤怒，随时准备否定对手和推翻于己不利的政治结果。普通民众则以高昂的革命思维对待烦琐的建设议题，以叶公好龙的态度追求民主，要求权利，拒绝责任，不愿忍受社会转型的艰难和阵痛，不给理想时间。民众的短视决定了政治家的狭隘，政治家的狭隘强化了民众的短视和对立，二者互为因果，整体上恶化了苏丹的政治环境。缺乏妥协、包容和契约精神的政治权争，在自以为是的正确里一再地浪费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寻求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能苛求和期待他国完全无私的利他政策和行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对在反殖民化浪潮中取得独立地位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味地归咎历史欠账和外部因素干扰既不客观也没必要。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大凡长时间归咎历史原因和外部干扰因素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社会治理上踟蹰不前甚或倒退的国家，目的是强化权力合法性或者掩饰内政失误，长远看阻滞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对苏丹而言，如果忽略1821年以来埃及和英国的自身变化，忽略整个国际大环境在二百年间的重大变化，忽略那些冷血充当帮凶的当地人根深蒂固的狭隘和短视，忽略人性中复杂的善恶因素，本质上就是将复杂的国家成长和社会治理问题简单化，最多也只是指出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应该怎样”，而对现实和未来发展中的“应该怎样”的探究和思考远未达到应有深度。鉴于苏丹的民族、部族和宗教国情高度复杂，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任何单一的权力架构和执政理念似乎都难以建立持久有效的社会秩序和可持续发展，苏丹的国家治理体系架构必须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弹性张力，切实地解决好国家发展过程中各族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实现国家转型和各族体平等共同发展。
苏丹是非洲文明史上较早开始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区，境内的尼罗河流域在前8000年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前四五千年就开始了渔猎和采集经济生活。在前3000—前800年间，古代努比亚人开始使用金属和石器工具并从事农牧业生产。在前800—前300年间纳帕塔王国时期，努比亚人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不仅全面对标埃及文明，还冲出苏丹在埃及建立了黑人王朝，与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在前300—公元350年的非洲化努比亚文明时期，麦罗埃王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因为铁器的使用而有了重大发展，在1—3世纪进入全盛时期。首都麦罗埃不仅是当时的重要贸易中心和交通要冲，与北方埃及和西非内陆的黑人部族都有经济往来；还是当时地中海以南最大的炼铁中心，被西方考古学家称为“古代非洲的伯明翰”。在6—12世纪的基督教努比亚时期，苏丹与周边邻国的经贸往来进一步发展。8世纪后，阿拉伯商人的商贸活动一方面将苏丹的木材、黄金和香料销往西亚北非地区，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教在苏丹的强有力传播，并最终促成了努比亚文明的伊斯兰化。16世纪，苏丹出现了丰吉和富尔两个伊斯兰素丹国，二者都拥有发达的灌溉农业和手工业，发展长途贸易，文化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1956年独立后，因为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的交替执政，也因为糟糕的国家治理实践和惨烈的南北内战等因素，苏丹的经济发展迟滞曲折，虽然断续实施了数个经济发展计划，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每一阶段的些许进展最终都以社会和政治动荡收场，整个国家的成就乏善可陈，始终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不仅如此，北方穆斯林精英凭借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实行有利于北方群体的利益分配，维护阿拉伯人的特权，导致南方产生被抛弃感和被剥夺感，最终危害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南北方在历经55年的战乱和统一实践后最终选择南北分立。
196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年计划”完成了数个成效显著的灌溉工程和工厂项目，民众平均收入从1960年的86美元增至计划末期的104美元。1959年，苏丹与埃及达成了《尼罗河水分配协定》，苏丹每年可以获得的水份额提升至185亿立方，虽然实际上苏丹一直没有获得这样的份额，但在理论上确保了苏丹农业生产有足够的灌溉用水。雄心勃勃的“十年计划”原定1960年底开始实施，但直到1962年9月才被正式批准，不仅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年多，其后的贯彻执行实际上演变成了政府每年制订的投资计划，所需投资基本依靠政府的发展预算，具体的计划项目也随意增减，资金短缺成为经济计划难以为继的普遍原因。苏丹政府的经常性支出远超收入，始终面临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外债压力。
尼迈里政府的“临时行动纲要”始于1973年，由苏联专家帮助制定，重点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工农业生产项目，有着明显的向“左”转和集权式倾向。“临时行动纲要”试图通过加速国有化等手段实现“五月革命”的主要目标，即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推动文化、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发展。根据这一计划，尼迈里政府启动了数个灌溉工程，建立了许多工厂，修建了从喀土穆到苏丹港的柏油公路。提前实施的琼莱（Al Junayd）运河项目不仅计划给北苏丹和埃及供水，借此改善运河区内尼罗特人的生活，还前所未有地在南方地区实施基纳纳（Kinana）食糖和拉哈德（Rahad）棉花等大农业项目。1970年代初，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在苏丹科尔多凡州和加扎勒河州交界处发现了石油，为苏丹经济带来了希望。至少在当时，尼迈里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开端良好，有着丰富农牧业资源的苏丹一度被期待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面包篮子”，南方民众也开始对国家经济发展充满希望。
苏丹经济在1970年代实现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得到了海湾产油国、欧美国家的大量援助，来自世界银行的贷款也是推动苏丹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实施“临时行动纲要”的1973—1977年间，尼迈里政府的年度支出高达10亿苏丹镑，政府公共投资从原计划2.15亿苏丹镑增至4.63亿苏丹镑。然而和1960年代的阿布德政府一样，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成效并不理想。庞大的发展计划引发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加之国有化运动导致的私人投资减少，尼迈里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外债剧增。从1977年开始，苏丹的经济形势开始恶化，通货膨胀不断攀升，已经无力支付到期债务和利息，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77—1982）”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了。
1989年“救国革命”后，巴希尔政府实施了“挽救经济三年计划（1990—1992）”，但经济状况持续恶化。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苏丹列为无力偿债和不宜提供贷款的国家，停止其会员国投票权。此后，巴希尔政府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发布新经济法规，实施新的改革措施和发展计划，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市场经济，鼓励外国投资，大力推进私有化进程。1997年，苏丹政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行财经紧缩政策，严格控制公共开支，限制依赖银行借贷开支比例，减少货币发行量，重点扶持优先发展的战略项目，利用石油出口带动经济复苏，通胀率和赤字均明显下降，经济状况趋向好转。1998年和1999年，苏丹按期偿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恢复了会员国投票权。1999年，苏丹在中国等国的帮助下跻身石油出口国行列，建立了上下游完整的石化行业体系。石油行业的开发不仅提升了工业产值和出口额，还带动了麦罗维大坝、杰伊利电站等一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因为国际油价持续高企，苏丹凭借石油出口一度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03年以后，苏丹财政状况好转，国家的经济信誉度提升，汇率逐渐稳定。这样的经济发展虽然整体上还有点畸形，例如国家财政严重依赖石油出口，但相对于此前近乎赤贫的欠发达状况而言，仍然是具有突破性的发展成就。
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苏丹损失了70%的石油储量和80%的石油产量，加之国际油价步入了动荡调整的下行周期，作为其核心财政来源的石油出口收入损失殆尽，财政收入锐减，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高达80%，美元与苏丹镑的汇率在2008—2019年间从1:2.05暴跌至1:47。为消除消极影响，苏丹政府一方面逐步加大对水利、道路、铁路、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卫生等民生项目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努力改变财政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情况，积极调整工业结构，重点发展石油、纺织、制糖等工业，将发展农业作为长期战略。但实际上，依靠高科技支撑的现代化农业比依靠资源开发的初级工业化难度更大，失去了石油资源的苏丹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2019年4月发生军事政变的重要诱因，就是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价格暴涨导致民众的生存压力剧增。南苏丹获得了独立并拥有石油资源，但受制于几近于无的国家认同和治理能力，发展前景同样不乐观，战乱频仍，超半数人口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
苏丹历史悠久，文化多元，无论是语言、建筑还是绘画、雕刻，都有着非洲黑人与北非阿拉伯双重属性，曾出现过的古代努比亚文化、黑人各传统部族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着复杂的传承关系。整体上看，北方地区长期是文明走廊，文化形式多样，发展轨迹多变。古代努比亚时期是苏丹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大量的神庙、宫殿等建筑既受古埃及艺术风格的影响，又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在从尼罗河第一瀑布到喀土穆的广袤区域，分布着大量罗马帝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历史建筑。许多村落中心和市镇的希腊-罗马式长方形建筑，既有着优美的罗马式浮雕和柱廊等建筑，又结合了麦罗埃人的传统艺术特色。在基督教努比亚时期，苏丹境内出现了大量具有基督教形态的教堂建筑。栋古拉附近的基督教堂和皇宫建筑有哥特式、科林斯式等多种风格。法拉斯（Faras）大教堂遗址残留的壁画作品，色彩呈紫色调，线条流畅清晰，有着浓厚的原始基督教风格。10世纪以后，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努比亚人的传统艺术与阿拉伯伊斯兰艺术逐渐融合，传统的古兰经学校把艺术传授看作是一种生活实践，稳定地形成了苏丹现代艺术的基础。
在中世纪逐渐阿拉伯化后，阿拉伯文学成为了苏丹文学的主体，阿拉伯新古典主义诗歌长期占统治地位。苏丹的古典诗歌，就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两支，一是反映当时日常生活的民间口头诗歌，二是主要赞颂战功、哀哭和清教徒式忏悔的书面诗歌，专供上流社会欣赏。就形式而言，除了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外，南方黑人部族社会中保存下来的口头民间文学也是苏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在埃及、黎巴嫩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苏丹现代文学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开始复兴，但远落后于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诗歌继续是最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直接反映英埃殖民统治这一主题，但从内容到形式均无重大变化，许多诗歌充满悲哀失望的情绪，感叹伊斯兰精神的减退，留恋阿拉伯统治的黄金时代。
苏丹的现代艺术，大致分为北方的阿拉伯-伊斯兰艺术与南方的尼罗特黑人部族艺术两大部分，大城镇的现代艺术有明显的受西方影响痕迹。北方的阿拉伯-伊斯兰艺术包括建筑、民居、音乐、舞蹈等。清真寺是苏丹建筑艺术的主要体现者，总体上承袭了伊斯兰建筑的特点与风格，又因为当地建筑材料、气候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本土化特点，例如法克鲁清真寺和马赫迪宫等。近现代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西式建筑，也是当代苏丹建筑艺术的重要内容，尼罗河畔的总统府是首都喀土穆最好的旧式建筑。苏丹的音乐舞蹈具有浓郁的东方与非洲风情，其节奏与旋律既有阿拉伯音乐舞蹈的歌唱性与舞蹈性，又混合了非洲黑人音乐舞蹈的强烈节奏与动感。
因为始终处于周边强大文明传播和影响的边缘地带，无论是埃及化时期、基督教化时期还是阿拉伯-伊斯兰化时期，苏丹的文明发展都始终保持或者具有比来源地更鲜明的特征。纳帕塔王国的佩耶国王就认定自己是埃及文明的真正继承者，建立了同时统辖埃及和努比亚的黑人王朝（埃及第25王朝）。苏丹的基督教努比亚文明，不仅保存了更多早期基督教的色彩遗迹，而且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崛起后仍然顽强地存续了八个多世纪。进入阿拉伯-伊斯兰化时期后，尤其是现代阿拉伯国家民族体系逐渐形成后，苏丹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重要性都处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边缘位置，因而总是更多地突出自身的文化特点来强化归属和认同，典型的就是在1980和1990年代的两度全面伊斯兰化。也就是说，因为受宗教和自然环境的双重影响，苏丹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更虔诚，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履行功课要求，在饮食上尽可能符合沙里亚法的相关规定，更长期把向国内的非穆斯林地区推广沙里亚法作为文化国策，即便引发绵延半个多世纪的两次南北内战也在所不惜。
和滞后的教育发展类似，独立后的历届政府甚至一直未曾认真考虑过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1970年，苏丹出台了第一部关于科技组织的法律，同时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负责制定科技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1970—1980年代，苏丹相继建立了一些具有现代特征的专业科研协会，如生物学会、传统医学会等。1989年，苏丹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部，国家自然研究中心也重组成功，科技投入随着此后石油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有所增加，一些基础性研究开始起步，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研究机构，但由于研究经费少，人才流失严重，这些机构的成果和影响都十分有限。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苏丹几乎没有全国性的研究协会和组织，仅部分高校建有一些研究机构，如喀土穆大学的伊斯兰研究所、阿拉伯文化研究所等。
因为与古埃及王国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也因为非洲黑人文明、北方埃及文明、古代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程度不等的影响，苏丹的种族与文化形态多元并生，历史演进错综复杂。其一是人种差异，苏丹全国共有19个种族，597个部落，根据人种不同而大致分为黑人部落（52%）和阿拉伯人部落（39%），各个部落彼此独立，整体的语言、体系和文明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构成南方社会主体的黑人约占苏丹总人口的20%（截至2010年）。其二是语言差异，苏丹全国约有115种主要的部落语言，其中近30种部落语言使用的人数在10万以上。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使用者占总人口的60%（主要在北方），南部地区民众操各种苏丹土语，自近代以来通用英语。其三是宗教信仰差异。伊斯兰教是苏丹国教，全国超过70%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多属逊尼派，主要居住在北方。南方居民多信奉原始部落宗教及拜物教，约占全国人口的25%。另有大约5%的人信奉基督教，多居住在南方和首都喀土穆。也正是因为在社会形态、语言和宗教三方面的巨大差异，苏丹的南北方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条明显的文化边界，讲阿拉伯语且信奉伊斯兰教的北方人（包括阿拉伯人与黑人），与讲英语或土著语且信奉原始宗教或基督教的南方人（主要是黑人）的矛盾，是苏丹国家独立后数十年间的基本矛盾。
自651年《巴克特条约》（Baqt Treaty）签订以来，大批阿拉伯商人移居苏丹，与当地的母系氏族部落杂居通婚，迅速融入了当地社会。这是一个不同文明融合的双向进程，既有苏丹当地基督教徒和原始部落民众的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也有阿拉伯移民迁入苏丹后的地方化内容。伊斯兰教两世兼重，有着强烈的世俗参与性，苏丹的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不仅内容相当宽泛，影响上也远比曾经的基督教化深刻持久。到14世纪早期，无论是信众人数、活跃程度还是影响范围，伊斯兰教都已经远超苏丹的其他宗教。只是由于天堑阻隔，也由于南方尼罗特人的抵抗和向北扩张，苏丹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的向南扩张被迫止步，长期停滞在北纬10°附近的苏德沼泽、加扎勒河及阿拉伯河一带，形成了一条横亘苏丹东西的文化边界。
首先，南北间的文化边界是一条长期处于变动状态的宽阔地带。这种变动虽然整体上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向南和向西移动，但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单向移动，尤其是上尼罗河流域和边界西段地区。在1800年之前，在富尔素丹国的劫掠者和巴卡拉阿拉伯人眼中，苏丹南北的文化边界地域就是一片待占领、待掠夺和待开发的广阔领土。南方的希卢克人曾将控制区域从诺湖向北拓展到阿莱斯（Alays，现在称卡瓦），在1636—1861年间的二百多年间一直统治着长达500公里的白尼罗河流域，并以阿莱斯为基地袭击丰吉素丹国和努巴山区。当时的穆斯林民族将希卢克人统治的这一段白尼罗河称为“塞卢克河”，大致东西平行走向的南北方文化边界因之在上尼罗州向北凸出成三角形。努巴山区曾是历史上南北方变幻不定的边疆地区，当地的很多民间传说就是明证。
其次，南北间的文化边界是一条模糊的种族和宗教分界线。界线以北的“北方人”肤黑鼻阔，有着明显的黑人生理特征，但认同阿拉伯祖先，接受阿拉伯文化，信奉伊斯兰教，自视高贵，到20世纪中叶已经被稳定地看作是阿拉伯穆斯林。界线以南的“南方人”被认定是落后的非洲人，是信奉泛神论的“异教徒”，与北方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交往。这是一条被人为扩大的种族分界线，根深蒂固却脱离现实。悠久的奴隶贸易很早就将苏丹南北地区连接起来，将整个苏丹与世界连接起来，那些最终被同化了的黑人奴隶丰富了苏丹北方的社会和人种结构。而在宽阔的文化边界地带内部，由于战争、灾害和饥荒等原因，阿拉伯人、富尔人、丰吉人、希卢克人、努尔人和丁卡人都在这一区域内生活过。主体居民的频繁迁徙导致了文化边界内部高度复杂的社会变革及种族融合。
基督教在苏丹北方的历史早于伊斯兰教，但在16世纪初被后者成功根除并替代。1838年后，因为与在苏丹的欧洲商业集团结成了各取所需的联盟，也因为大量的欧洲基督徒被委任苏丹各地总督，不少耶稣会传教士们得以重新进入苏丹传播基督教。在1898年后的英埃共管时期，基督教开始有组织地传入苏丹南部地区，成为受欢迎的外来宗教。原因之一，基督教提供的普遍观念和宽泛认同契合南苏丹民众对人神关系的原始认知，从自发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过渡比较顺畅。原因之二，基督教在南苏丹的传播始终以和平方式进行，不同派系的传教士被限制在不同的区域，而且与信众个人的福祉和发展紧密联系，主要通过提供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传播基督福音。可以说，如果不是独立后以“铲除殖民遗产”名义限制基督教在南方的传播，不是借助1962年的《传教士社团法令》驱逐了全部的西方传教士，基督教在南方的影响肯定比现在大。
与基督教的和平传播、自然同化不同，伊斯兰教在进入南方时采取了暴力推进、强迫同化的方式。事实上，无论是殖民时代的土-埃政府还是独立后的历届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北方的穆斯林精英们尽管存在着各种分歧，但在推动南方的伊斯兰化方面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粗暴地定位苏丹是阿拉伯国家，把伊斯兰教看作是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是北方慷慨提供给南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因而粗暴地借助国家机器强制在南方推广阿拉伯-伊斯兰化政策。与此同时，南方人则将伊斯兰教看作是包含种族、民族和文化内容的阿拉伯沙文主义，认为其本意就是排斥信奉泛神论原始宗教和基督教的南方人，因而从一开始就抵制北方的伊斯兰化政策，并在抵制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基本的国家认同。基督教和英语被当作抗击北方伊斯兰化政策、对抗伊斯兰压迫的最有效手段，政治精英们在1980年抗议重新划分南部地区的《团结书》就特意使用英语表达不满。
1821年以来，由于土-埃政权的掠夺式国家治理引发了南方人的群体性恐惧和仇恨，1898年后英国人的间接殖民统治又带动基督教更有效地进入了苏丹南方，南北方由来已久的文化边界因为宗教和种族差异日益明显，因为血腥的奴隶贸易而被固化，进而先验地成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1956年赞同统一的南方在持续了55年的实践后选择分立，本质上还是因为不满自身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涉及宗教、种族、认同、国家权力调整、经济资源配置等多项内容。也就是说，虽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入南部地区的不同方式深刻影响了现代苏丹国家发展的历史走向和进程，但导致南北分立的根本原因还是独立后苏丹中央政府失败的南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