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赵敏俐教授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一解）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二解）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前有艳词曲，后有趋）
这首诗在现存文献中最早著录于沈约《宋书·乐志》，列在卷3《大曲》之下，题为“《罗敷》（歌名），《艳歌罗敷行》（曲调名），古词三解”。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列入“相和歌辞”中的“相和曲”之目，其解题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曰：“《古今乐录》曰：'《陌上桑》歌瑟调。古辞《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篇”。’崔豹《古今注》曰：'《陌上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乐府解题》曰：'古辞言罗敷采桑，为使君所邀，盛夸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与前说不同。”
《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华辞甚妙。
枚乘《梁王兔园赋》：若乃夫郊采桑之妇人兮，袿裼错纡，连袖方路，摩貤长发。便娟数顾，芳温往来接，神连未结，已诺不分，缥倂进靖，傧笑连便，不可忍视也。
1.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旁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纫，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佚之志，收子之斋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唤妇，至，乃向釆桑者也。秋胡子惭。妇曰：“子束发辞亲往仕，五年乃还，当欣悦驰骤，扬尘疾至。今也乃悦路旁妇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
2.宿瘤女者，齐东郭采桑之女，闵王之后也。项有大瘤，故号曰宿瘤。初，闵王出游，至东郭，百姓尽观，宿瘤采桑如故。王怪之，召问曰：“寡人出游，车骑甚众，百姓无少长，皆弃事来观。汝采桑道旁，曾不一视，何也？”对曰：“妾受父母教釆桑，不受教观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职，属之不二，子之不忘。中心谓何？宿瘤何伤？”王大悦之，曰：“此贤女也。”
3.辩女者，陈国釆桑之女也。晋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过陈，遇釆桑之女，止而戏之曰：“女为我歌，我将舍汝。”采桑女乃为之歌曰：“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
▲《列女传》书影
其实，《陌上桑》中反映的人物时尚，不但在罗敷身上有鲜明的体现，在罗敷对她“夫婿”的夸赞中也得以体现。她称赞他“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这同样符合当时男子的审美标准，而且有帝王和名臣的原型。《汉书·高帝纪》描写刘邦的外表是：“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汉书·霍光传》说霍光：“为人沉静详审，长财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后汉书·光武帝纪》曰：“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后汉书·光武十三王传》说：“（刘）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为人美须髯。”甚至连罗敷夸其夫所佩之剑，“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的派头，也与那个时代的奢侈风尚有关，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可见，《陌上桑》中的人物描写，并非是出于艺术家的凭空想象，它来自于生动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与当时所流行的文化时尚是紧密相关的。
《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气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关山》，五曰《东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觐歌》，十曰《对酒》，十一曰《鸡鸣》，十二曰《乌生》，十三曰《平陵东》，十四曰《东门》，十五曰《陌上桑》。十三曲有辞，《气出唱》《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并魏武帝辞，《十五》文帝辞，《江南》《东光》《鸡鸣》《乌生》《平陵东》《陌上桑》并古辞是也。二曲无辞，《觐歌》《东门》是也。其辞《陌上桑》歌瑟调，古辞《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篇。”
▲《陌上桑》，《乐府诗集》书影
作为汉代“流行艺术”的相和歌，有专门的表演场所和艺术表演者。对此，郭茂倩《乐府诗集》虽然没有引用文献直接说明，但是我们从其他相关记载中也可能略知一二。如《相逢行》：“堂上置樽酒，坐使邯郸倡。”可见，那个时候有专门的歌舞倡伎，而且燕赵中山等地的倡伎特别著名。邯郸就属于赵地。对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生动的描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据《史记·外戚世家》和《汉书·张释之传》，汉文帝的宠妃慎夫人是邯郸人，能歌善舞。又据《史记·佞幸列传》和《汉书·外戚传》所记，汉武帝时的著名音乐家李延年就是中山人，其“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也就是说，李延年出身于中山的倡伎世家，他的全家世世代代都以从事歌舞艺伎为生。李延年擅长新声变曲，他的妹妹则妙丽善舞，因而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又据《汉书·外戚传》所记，汉宣帝的母亲王翁须本出身于歌舞艺伎，也是燕赵之人（汉时涿郡，今河北涿县）。《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又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这些歌舞艺伎从小受到很好的专门训练，长大后专门从事歌舞艺术表演，一些幸运者甚至得到帝王的宠幸。《盐铁论》云：“古者土鼓凷枹，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及后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汉成帝永始四年下诏中也说：“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吏民慕效，寝以成俗。”东汉明帝以后，甚至一些宦者家中也是“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对此，仲长统曾有这样的描述：“汉兴以来……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想见这些相和歌曲在当时的表演情况。至于表演的地点，则是上至宫廷，下至达官显宦和富贵之家的宅院厅堂，专门用于这些皇室贵族、达官显宦和富商大贾的审美娱乐。如《艳歌何尝行》所言：“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古歌·上金殿》：“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霜。”《陌上桑》作为汉代流行艺术的代表，就是在这种场合表演的，它与那些汉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画一歌》《民为淮南厉王》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
由此再来讨论歌辞与整个曲调表演之间的关系。我猜测，作为一个有着生动故事的乐曲，在《陌上桑》的音乐表演中，应该有罗敷这个人物的显现，这个人物，也可能是那个“执节”的歌者，也可能还有其他帮唱的人分别扮演旁观者、扮演使君或者是罗敷的夫婿。杨荫浏经过分析后认为，当代民间歌舞《二人台》的表演，有男女两个人物出场，先是在台上唱歌，唱完一节之后，接下来就有一段热烈欢快的舞蹈，这样反反复复。“可以不可以把民间歌舞中这种歌唱的部分比之《相和大曲》中分节歌唱的部分，而把它活跃舞蹈的部分比之《相和大曲》的'解’的部分呢？”没有文献记载，我们不能将其落实，但是杨荫浏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因为按前引王僧虔的说法，可知大曲本来就包括诗和声两部分，“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另外从《陌上桑》的歌辞来看，它有头无尾，中间缺少一些必要的交代，这可能是因为在表演时有人物出场，观众自然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在诗文中不必交代，作为歌辞，只是记录下歌唱时的核心唱词。受音乐表演的限制，它并没有更多的展开，而只是抓住关键要素，选取了这个故事中三个最重要场景而进行片断叙事。但是在这个片断叙事当中，又运用了夸张、排比、映衬、对话、议论等多种方式，显得欢快而热烈。总之，《陌上桑》的语言艺术表现是独特的，它是作为乐歌的歌唱文本而被保存下来的，我们不能按照文人案头写作的模式来对它进行分析。
▲二人台《打金钱》演出照
第三，它采取了当时最流行的艺术形式，是一种新的艺术创造。它把传统的“民俗艺术”成功地转换成“流行艺术”，同时也把传统的严肃的道德主题变成了充满喜剧色彩的娱乐。它的产生，摆脱了汉代儒家传统诗教理论的束缚，体现了作为娱乐文化的艺术本质，将创作的动力由作者主体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主体，把符合艺术的欣赏与消费需求当作艺术生产的目标，它迎合了大众的消费心理。它没有显示作者的创作意图，没有作者的主观说教，而是调动了所有的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将十分丰富的文化内容，成功地转化为合于审美目的的形式表现，用传统的说法就是“寓教于乐”。它是一种新的艺术类型，开魏晋六朝以后娱乐艺术的先河，并且成为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