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给予了书籍十分崇高的地位，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靠的也是书籍和文字。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书籍的整理、搜索也都无比重视，像宋朝时期编写的《太平广记》，明朝时期编写的《永乐大典》，清朝时期编写的《四库全书》，无不证明了国家对书籍的重视程度。
书籍的出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文字。
作为文字的载体，只有文字出现了，才有可能出现书籍。而华夏文字出现的年代已经无从追究，远古时期的“神魔年代”什么都没有留下。
夏王朝作为华夏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也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文字，所以夏朝的藏书机构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夏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文字。
夏朝创始人便是治水的大禹，而大禹之所以精通治水之术，是因为他得到了一本有关治水的书籍。东汉学者赵晔对此事有着详细记载。
由此可以推断，夏朝之前是一定有文字存在的。
既然有文字，那就会有记载它的“书籍”，《吕氏春秋》中曾提到过一个官职——夏太史，也就是夏朝的太史，此官职主要负责管理典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图书管理员。
太史是不是图书馆的馆长，还尚不确定，虽然夏朝历史频繁地出现在后世记载中，但毕竟没有发现夏朝文物，也没有发现夏朝文字，所以说无论是夏朝的图书管理员还是图书馆，我们只能靠推断。
但是到了商周时期，图书管理员和图书馆就已经非常正式了。现如今已经发掘出土的甲骨卜辞的总量已经超过了15万块，其中所使用到的文字也达到了4500多个。
由此可见，商朝的文字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
既然文字已经如此繁荣，那么必定会出现“书籍”，也就是甲骨文了。
所以说商朝时期不但有着正规的图书管理员，而且也有了国家图书馆。保存甲骨文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作册”就是中国最早的图书管理员。
到了周朝时期，奴隶社会走向鼎盛，文化也是空前繁荣，统治者对于图书的管理也越发细致，不但有帮助周天子处理政务、随时随地记录时事的太史，还有为周天子传达命令、制作册书的内史，而周天子所用的御书也都会被收藏在“守藏室”之中。
除了图书馆越来越正规之外，周朝时期的国家图书馆也出现了“馆长”，此人姓李，名耳，我们可以叫他李耳，也可以尊敬的称呼他一声：“老子。”
夏商周奴隶社会结束后，华夏历史进入封建社会，始皇帝横扫六国，建立千秋霸业。随后车同轨、书同文，实现了文字上的统一，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始皇帝随后便开始“焚书坑儒”，民间书籍以及学子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很多人并不理解秦始皇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秦始皇不但焚书坑儒，而且还收缴了天下的兵器，铸成了12个巨大铜人，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要愚民、弱民，毕竟这有利于秦朝的统治。
秦始皇虽然残暴，但他并不傻，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只有文字统一了，文化才能统一，文化统一了，中华民族才能最终的统一。
所以秦始皇一边“焚书坑儒”，一边大力建设国家层面的图书馆。这两种行为其实并不矛盾，民间不可以有书籍，但不代表着国家也不可以有。
秦朝时期实行“三公九卿”制度，而管理书籍的最高官职为御史大夫，官拜上卿，地位仅次于太师、太傅、太保（三公）。
但是雄才伟略的秦始皇很快便废掉了“三公”，只保留“九卿”，增设左右丞相，所以说秦朝时的御史大夫就相当于“三公”之一，地位仅次于丞相，属于朝廷最为核心的成员。
秦始皇不但提高了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和地位，而且还新建了多处国家图书馆，比如说明堂、石室、金匮等。
随着国家图书馆的数量越来越多，秦朝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书籍的管理，以《秦律令》为例，正本必须要收藏在中央禁室（最大的国家图书馆），副本则会收藏于皇宫之中。
当然了，无论是丞相还是御史大夫，手里也都有副本，可以让他们随时查阅。
刘邦灭掉秦王朝后，所有人都去国库里面抢夺金银财宝，唯独萧何去了丞相府以及御史大夫的府邸，他的目的就是秦朝的国家藏书。
刘邦在起义之前就是一个县城小吏，他知道天下有多少户口吗？
他不知道！
要想了解天下大事，就必须依靠秦王朝的国家藏书。
也正是因此，刘邦登基称帝后，立刻对秦朝的军事藏书、律令藏书，甚至是礼仪藏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通过对这些藏书的研究，汉朝统治者也迅速掌握了许许多多他们不知道的国家大事。
了解到书籍的重要性后，汉朝统治者们做出了三个决定：
得益于这三条制度，到汉成帝统治时期，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已经“堆如山丘”。
汉武帝统治时期又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图书管理机构，图书馆馆长依然叫御史大夫，下面则出现了数个中层领导，分别是太长、太史、傅士。
除了这三个中层之外，汉朝还有很多管理图书的官职和机构，比如说兰台令史，再比如说秘书监。在秘书监里还有很多校书郎中，校书郎，典籍等一系列的官员。也正是因为秘书监的出现，才奠定了日后秘书省的崛起。
隋唐时期，国家图书馆馆长有了新的名称，因为这一时期实行“三省六部制”，所以秘书省便成为了管理国家图书的机构。
机构中的一把手叫做秘书监（正三品），下面还有一名秘书丞以及多名秘书郎、校书郎、楷书郎，全部加起来的话共有三四十个人。
隋唐时期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也仅次于三公，同样是朝廷核心人员。在秘书省的努力下，隋朝时期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达到了3.7万卷。
唐朝时期仅仅是弘文馆的藏书数量便超过了20多万卷。除了弘文馆之外，唐朝时期也出现了专门编写国事的史官，以及专业的藏书机构——故史馆。
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唐朝时期书院也非常盛行，这里不但培养选拔人才，而且也会珍藏图书，就比如说唐朝时期的集贤书院，其藏书数量便达到了8万卷，一个书院的藏书量竟然超过了隋朝时期的总和。
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的结束，经济高度发展，文化空前繁荣。在科举制度以及活字印刷术和套版印刷术的推广普及下，无论是国家藏书还是民间藏书的数量都达到了历史巅峰。
就比如说明成祖朱棣编修的《永乐大典》，数量直接达到了22877卷，这也成为了世界上公认的最早最大的一部书。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数量更是达到了79337卷。
纵观中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最为重要的传承方式便是书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对此也非常重视，不但大规模修建国家图书馆，更是给了图书馆馆长以很高的身份地位。
谁若是能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馆长，那绝对是清贵中的清贵，也会成为天下士子们的至高偶像，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才让我们知道了一件又一件的历史往事，中华文明也得以延续和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