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伊尹故事之所以不断发生改变，不仅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伊尹故事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学术派别中都会有很大差异。本文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去关照伊尹故事，探索其流变的其他原因。
叙述主体
一般来说，叙述主体是故事传递的源
头，在伊尹故事流传的过程中，对其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作为故事传说的叙述主体，与其他诗歌散文作家相比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即社会上每一类人都能成为讲故事的人。正因为如此，在不同叙述主体下所呈现出的伊尹故事面貌各不相同。
商代巫觋对当时文化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然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甲骨文的诞生。考古研究表明，中国最早的文字和卜筮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大部分都是巫觋发明和使用的，属于巫觋文字。
同样，甲骨文也不例外。甲骨文反映的内容亦不外乎巫觋占卜的卜辞记录。从甲骨文使用的情况来看，可知它己经不是处于原始阶段的文字，而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与商代巫觋的创造活动是分不开的。正是巫觋在进行祭祀占卜的过程中，在原有刻划符号的基础上，经历了无数次的经验积累之后才将刻划符号一步步发展为成熟的文字。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巫觋是一个部落最高的行政长官，所以巫觋作为叙述主体，在传说的传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甲骨卜辞就是商王向神灵祭祀后的记录，关于伊尹的卜辞，最多的也是祭祀类。祭祀过后，巫觋主要选择受祭者的名称，祭品的数量、祭祀的目的等信息刻于龟甲之上。
甲骨卜辞只是记录先公先王的祀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个人档案资料。因此，通过甲骨卜辞，我们只能获取一些和伊尹身份相关的简单信息。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可以获知伊尹在商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温皓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五个方面的表现：其一，能够附祭于先商公上甲和第一位先王成汤(大乙）；其二，伊尹与上甲以前的先公高祖一样成为商王祭祀、求年、求雨的对象；其三，伊尹与商先王一起受到祭祀；其四，伊尹单独受到商王的祭祀；其五，伊尹还享受到商王的枋祭。以上就是我们能够从甲骨卜辞中获得的一些线索，由于受文献材料及叙述目的的制约，无法确认在他身上发生过哪些历史事件。然而，巫觋不但是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唯一有资格传播文化的人。
它们通常在极其重要的仪式上，由巫师庄严地吟唱。它其中包含的不仅是宗教上的功能，更有训诫后代的教育意义。伊尹辅佐商汤取得天下的功绩以史诗的形式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天问》以宏大的叙事场面追忆了先王的事迹，其中也包括伊尹。和《诗经》单纯追溯功绩不同，《天问》中的叙述带有反诘语气，而将伊尹塑造为出身低微的小臣，也和屈原的人生遭际相关。
总体来看，巫觋在古代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巫觋掌握着氏族部落的历史典册，作为叙述主体，他们每一次的演唱或吟诵都是不同的创作过程，因此在故事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早在商代就己经存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并且流传至周，因此在周代编纂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存留的有关伊尹的记载。通过甲骨文中“作册”、“史”、“尹”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商代确有史官之职，并且初具规模。
由此可以猜想，夏代也许己经产生了专门负责记录的职官，只是由于时代久远缺乏文献资料的考证。我们知道伊尹曾往来夏商之间，如果能有文字记载的话，其中也一定会保存着伊尹的零星记录。
到了周代，史官制度渐趋完备，主要职责就是记录和编纂历史。就史官的职责而言，学者们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史官要保持正直的人格，在记录历史时能够不为个人情感左右，客观真实地再现事件发生的始末缘由。
然而，史官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在叙述历史事件时难免受到主观喜恶及社会价值观判断的影响，从而使得记录历史事件不再是完全地还原，而是带有创作的性质。
首先，史官的记录不一定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同步进行，这一点在早期的历史书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夏商时期的历史事件多是后世史官根据口传和零星残存的文献加工编纂而成，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因此与真实的历史存在很大差距。其次，史官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此在记录历史时不自觉地带入感情，在叙述上产生偏差。另外，由于史官编写史书采取的体例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录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因此无法全方位展示事件发生发展的整体面貌。
综合来看，史官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力图还原真实的面貌，因此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史官书写时受到主观和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和真实的历史存在差距，造成伊尹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差生一定的偏差，这一作用也是无法忽视的。
地域文化
中国文化自发生期，就因地域空间的差异性对文学产生影响，而呈现出不同样貌的文学形态。早在《诗经》当中，就因地域的不同分为十五国风。后来的《楚辞》以其“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特点，形成了独具楚地文化色彩的文学体式。自此以后，中华文化就分为南北两支，学者们在研究先秦文学与思想时，也多有从南北畛域进行划分的趋向。
春秋战国时代是伊尹故事发展的繁荣期，而这一时期的文化重心主要分布在齐鲁、三晋、楚这几个文化区域。其中，三晋文化区在黄河流域中游、齐鲁文化区在黄河流域下游，楚文化区则分布在江汉、江淮流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分布态势，除了地理环境的作用外，还和政治力量，文化精神等因素密切相关。一方面来看，当时的文化重心都集中在国家力量相对雄厚的地区，可以凭借政治中心地位占据文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根植于不同地域的文化精神对文学呈现的样貌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学术派别
春秋战国时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春秋末季，中国政治社会发生剧烈变革，贵族对政治和文化学术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当时的教育学术散入民间，使得社会中文人数量急剧增长。他们游仕无碍，思想自由，还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现实使命感，一方面表现为关心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学术政治主张以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私人著述风气的盛行，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境遇下，学术思想多元并进，保守与激进同驱，中庸与极端对立。伊尹故事也在诸子论说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结语
伊尹，是商代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被称作“旧臣”。通过甲骨卜辞的研究，伊尹辅佐商汤的大臣身份得到确立，并且一直贯穿于后世文献中，不论伊尹的故事怎样被敷衍，最终都会落实到这一身份上来。卜辞中关于伊尹的记载还显示了他在商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文献典籍中对伊尹的身份多有矛盾冲突之处，甚至显示出和卜辞中全然不同的身份等级。
通过勾稽文献典籍，我们发现于伊尹的出生、名号、身份以及其与汤和太甲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有全然不同的记载，以至于千百年来聚讼纷争不断，使得伊尹研究的一些问题仍被笼罩在历史的迷雾背后。近年来清华简的陆续公布为伊尹研究带来新的契机，使我们重新审视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伊尹故事。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伊尹的故事还在后世不断演绎着，在长期的流传和沉淀中不断被赋予新的身份意义。随着身份意义的转变，其背后所蕴含的时代主题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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