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线应划在1953年
最近，郭松民同志发表了他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线，应该定在1953年》(以下简称郭文);紧接着，钱昌明同志提出了商榷：《中国近、现代史划界应是1949年》(以下简称钱文)。两文观点各异，但均值得称赞。因为二者的学风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商榷的文字、商榷的方式也都是值得点赞的。
但是，我不想模棱两可。我郑重表态：我支持松民兄的观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线应划在1953年。
钱昌明同志的观点代表了社会的主流，而且也肯定为多数学者以及众多左派网友所赞同。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认为这一次也不例外。
钱文提出商榷的理由有三条：
一是钱文认为郭文误解了胡绳的观点。
钱昌明同志认为，作为新中国的史学权威，胡绳同志1954年的确提出1919年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说，而且被普遍采用;但是，他1980年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认为按照社会性质，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应该是1949年。
胡绳同志的这后一段表述，我不清楚。我想，郭松民同志很可能也不知情。看了钱文后，我承认钱昌明同志是对的，郭文没有提到这一点自然错了。钱文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点，很值得称赞。但这不能成为证明郭文观点错误的充分理由。道理很简单：胡绳同志虽不愧为新中国的史学权威，但他仍然不是真理的化身。而郭松民同志并不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专门学者，其没有面面俱到可以理解;虽有此错误，仍然可以瑕不掩瑜。
二是钱文认为郭文把1949年前的“张冠”搞成了1949年后的“李戴”：“奇怪，发生在1945年和1946年——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事件，怎能用来论证1949年建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这里的逻辑是否有点混乱? ”
的确，1946年蒋介石卖国政府同美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同一个卖国政府于1945年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直接涉及雅尔塔体系中国部分)的废止则是此后1950年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后的事情，而且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所谓中东铁路以及旅顺军港等并没有马上交付给中国。这个“尾巴”的最终剪除是在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以后的事情。所以，这里是不存在“张冠李戴”与逻辑混乱问题的。
同时，钱文还指责郭文“过分强调了军事因素的历史作用，从而贬低了政治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的确，政治同军事相比不能不占据首位，过分强调军事因素作用，而贬低政治因素作用，那绝对是错误的。但是，抗美援朝战争绝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一项极大、而足以永载史册的政治事件，以此作为否定郭文观点的理由并不恰当。而且，所谓“政治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决定社会性质的主要因素也是经济基础，而不是政治上层建筑(虽然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对社会性质都具有巨大反作用，这是绝不容否定的;如今社会上把经济作用看得高于一切，竭力淡化、甚至拒不承认政治对经济工作的灵魂与统帅作用，其所犯的恰恰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钱文还强调，“ 客观事实是：是先有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了抗美援朝的辉煌。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怎会有抗美援朝的辉煌?这难道不是一种母子关系、因果关系?岂能颠倒。”问题是，即使这一观点成立，能说明新中国的建立对抗美援朝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没有任何问题。同时，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同样也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所以，毛主席的战友们也说过，全力抗美援朝是必要的，权当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了——没有抗美援朝胜利，就没有新中国政权的最终巩固与发展。二者是互为因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丝毫不亚于解放战争，甚至更胜一筹(只有在这时，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列强才会认识到，架起一门大炮就能让中国屈服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才会有此后的尼克松朝拜毛泽东，才会有中国加入联合国，才会有中国的自主对外开放)——而没有包括抗美援朝战争在内的、事实上的全部解放战争这一立国之战的胜利，哪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巩固与发展壮大?
三是钱文认为，划分历史分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进为依据，而不能以某一重大战争的胜利作为依据。这一观点完全正确，我高度赞成。事实上，郭文也完全是这样看问题的。
但是，如果某一重大战争胜利直接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演进呢? 要知道，英、美、法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就统统都是通过一定的革命战争之胜利才实现的。历史分期应以社会形态演进为依据，但社会形态的演进往往都是通过相应的社会革命完成的，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所以历史时期的分界线往往恰恰是以相应的革命之胜利日为标志的。钱文把近、现代史的分界定在1949年，不也正是以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从而新中国的建立为依据吗?钱文与郭文的分歧不也正在于到底是以解放战争的胜利，还是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为近、现代史的分期线的分歧吗?
我们必须指出，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才会有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斗争”的说法;钱文口中，把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模糊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得通，但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是难以成立的)。也正是在1953年，我们党才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才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启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
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对1949到1953年这一段中国历史如何定位的问题。即应该把它归之于近代史还是现代史范畴的问题。应该肯定，如果没有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段时期定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充分准备的时期，成为现代史的开始，从而把二者的分界线划在1949年。但有了抗美援朝，就需要仔细分析这一时期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以及我们在这一时期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1949至1953年，中国发生的主要历史大事件主要有五个：一、我们解放了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以及香港、澳门以外的祖国全部领土，彻底清除了一切匪患和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二、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三、取得了三反(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伟大胜利;四、在解放了的全国农村中普遍完成了土地改革;五、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显而易见，这五件大事，同1949年前一样，我们仍然是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也正是这期间的五个大事件，才标志着自1848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开启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让历史展开了崭新的一页(没有这五大事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不彻底的了)。就是说，现代史的这一页，正是从1953年(而不是从1949年)完成了这五大历史性任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
这五件历史性任务的完成，件件均足以彪炳史册，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又非抗美援朝莫属。因为，中国近代史正是从外国列强轰开中国大门（1840年）开始，也应该至外国列强被彻底阻挡在中国大门之外（1953年）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因此，把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线定在抗美援朝胜利的1953年，才名至实归。
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又只有一条。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哪个认识才是真理，向来不以发现、认可它的人数多少为转移，而以社会实践的最终结果为依归。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有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日益向真理靠拢。只有那些手中没有真理的人，才会对“不争论”的“发明”津津乐道的。郭、钱之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参与进来，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一句老话，叫做“落后就要挨打”。其实，如果单纯把它理解成物质、经济实力落后就要挨打，那就大错特错了。两宋时代的物质经济实力同金、元比起来，不知要先进多少倍，却被金、元灭了，显然不是因物质、经济落后所致，而是统治阶级上层顽固的苟且偷安意识、缺乏必不可少的反侵略战争的意志造成的。鸦片战争时的中国物质经济实力同样要强于英国，甲午战争时中国的物质、经济实力更是比小日本强得多，为什么会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细细地想来，不也是当政的清政府苟且偷安、完全没有反侵略战争的意志造成的吗?如果清政府能有足够的决心抗争到底，英、日侵略者是毫无胜算的。还有可笑的中法战争，中国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竟然也同人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最终使“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一直到了所谓“民国”时期，小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单指那一时一地，它以区区几十、上百人，同东北军几万军事力量比较起来，也“落后”得不成比例。其最终结局，用物质、经济落后就要挨打的歪理，能够解释得通吗?没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国策，与“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小日本怎么会三个月就占领了全东北?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美两国的物质、经济实力比较起来，其差距之大，简直到了天壤之别的地步，中国相比美国之“落后”也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但“挨打”的最终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这本身就是对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理论最大、最有力的嘲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不是我们在物质、经济实力上比美国佬有多“先进”，而是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美国佬从事的则是名副其实的侵略战争、非正义战争。我们是在为保家卫国而战，战争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美国佬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则是为了同当时的苏联争夺势力范围，为了把全朝鲜统统变成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而以朝鲜为跳板，把中国纳入到它的殖民体系之中。其心理是心虚的——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之所在。美国佬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足。这样的说法才一语中的。
必须指出，当年的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现在起作用的仍然是当年的一纸《停战协定》而不是本应具备的《和平协定》。朝鲜人民要求美国撤走它在半岛的军队，要求与美国签署最终全面结束朝鲜战争和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的《和平协定》，这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吗?美国佬则一再予以拒绝，并不惜动用武力直接威胁朝鲜的国家安全，这才一手促成了所谓的朝核问题(在强大的美国武力威胁面前，又没有任何人愿意为它提供核保护伞，除了拼死也要实验出自己的核武器外，你让一个小小的朝鲜如何能够活下去？)朝美双方，谁个正义，谁个非正义，本来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但由于中国总觉得中美之间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夫妻”，觉得“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总觉得拒不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小兄弟不可理喻，而厌恶至极(其实，朝鲜绝非不想改革开放，只是不想以损害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式搞改革开放，加上“国际社会”的制裁与封锁严重地阻碍、甚至绝对不允许朝鲜对外开放而已)，中国当然就只能紧紧地围绕着美国的指挥棒转了，只能冒着让中朝反目的风险，也要取悦于美国而直接参与对朝鲜的制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持中美“夫妻关系”而不想“离婚”了。——我们半岛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此。
附带说一句，若我们拒不反省，中朝反目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当年我们通过一场帮助美国人教训自己“同志加兄弟”的反击战方式(我不认为教训得不对，只是对先去征得美国人同意的基础上替美国佬教训原本“自己人”的方式不感冒——这样做，在军事上也许无可挑剔，但政治上绝对是走了一步愚昧至极的败棋)，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一个盟友(虽不是百分之百地)推到了美国人一边，又有谁能够保证通过追随美国佬的对朝制裁，不会同样把另一个盟友也推向美国人一边?!
岂不知，美国佬对中国的一再妥协退让并不买账，对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地直接参与对朝制裁也毫无感谢之意，反而直接把中国与朝鲜(加上俄罗斯与伊朗)一起绑定为它的战略对手。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在即，半岛形势有所缓和之时，美国又迫不及待的把原“联合国军”17国加上日本、意大利等20国召集在一起开会，其重启朝鲜战争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只不过有碍于朝鲜人的不妥协以及“拥核”而同仇敌忾的实力，还有对中国的对策把握不准(虽然它知道中国的精英阶层态度暧昧，但十三亿中国人民可不是好惹的)而还会举棋不定而已。
中国的精英阶层完全看不懂这些;或者，他们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他们会觉得，是否亡党亡国，同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保住自己的精英地位才是顶顶重要的事情。而要保住自己的精英地位，就必须彻彻底底地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哪怕冒牌的“社会主义”也不行），让红旗落地，一夜退回到“民国”去——“民国范儿”由此而生。而“民国范儿”能够在大地上横行无忌，其在党政机关的“同伙”即走资派肯定少不了——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社会基础。而他们更知道，要实现这些梦想，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紧紧地抱住其美国爹的大腿不放，哪怕卖身为奴、为狗，也心甘情愿。所以，不论美国佬怎样明明白白地表示要与中国为敌，许多“中国人”仍然念念不忘“中美关系大局”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而绝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简单)。
那么，如果朝鲜战争一旦重启，结局会如何呢?老实说，我是很悲观的。当然，我对中国武器装备的进展没有任何怀疑，对我人民解放军战士们的素质也仍然充满希望——虽然这些战士们的政治素质会略逊于抗美援朝时期，但相较于被驱赶到战场上来进行非正义侵略战争的美国士兵来，我们的优势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忧虑的是，我们今天统治阶级上层的反侵略战争的意志同两宋、同满清、同民国比起来，到底会有多少进步呢?中国今天的秦桧、李鸿章、蒋介石有多少?有，是肯定的！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要不遗余力地为秦桧、为李鸿章、为蒋介石翻案？一旦这些人得了势，其精心挖下的坑，多少解放军战士的鲜血能够填得满？！而且，大量身居高位的人之苟且偏安意识也不会比秦桧、李鸿章、蒋介石逊色太多的。即使美国佬重启朝鲜战争，而苟且偷安之徒置之不理，置身事外，让我们的战士不流血，但美国佬一旦发威灭了朝鲜，打到鸭绿江边(难道我们会指望自己十分瞧不起的朝鲜小兄弟，孤身一国打败美国佬率领的17国豺狼虎豹，而继续为中国挡子弹吗?)中国从此可就永无宁日了，我们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盼望那个了不起的美国爹手中高举的屠刀晚几天落到我们头上了。至于那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很可能也只能成为一场黄粱美梦了。
即使那样的话，说中国现代史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开始，到失败结束，也许勉强可以说得通;但说从1953年打败美国佬开始，到被美国佬打败，岂不更顺理成章，更合乎逻辑?至于以后，可能就不再有以后了……
当然，这里我所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但绝非危言耸听的可能。看一看多年来网络上、一些地方上(如河南省一些人执意要推倒、搬走人民群众自发矗立起来的毛主席塑像)反毛、反共、反人民，以及种种频繁的嘲中哈美丑恶表演，和大量“民国范儿”们的丑陋表演，想一想如果郭伯雄、徐才厚们得了势会怎么样(谁也不敢说，我们的人民军队再也不会有张伯雄、李才厚存在与出现了)，就知道我所言非虚了。但是，我还是相信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有了多么好的全国老百姓，对回归了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是会一呼百应的。我所设想的“可能”也可能只是一种不太可能变现的可能了。
所以，把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线划在1953年，不仅是真理，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对我们党、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之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历史是动态的，历史的分期也会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把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线划在1953年，这只有在现时才是必然的、科学的。而在1954年，胡绳同志提出定在1919年，以及1980年提出定在1949年，可能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1954年时，只有区区一年“现代史”的说法，哪会有任何科学性可言?1980年时，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深远历史意义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胡绳同志怎能做到未卜先知?以此，即使我们侥幸言中，全国的教科书都把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划在1953年，钱文所说胡绳同志“作为新中国史学权威”之地位仍然会是不可撼动的。毕竟所谓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的具体划分，只有对具体的一代人说来才具有实际意义与科学意义。
为了让广大网友完完整整地明确郭、钱二同志的基本观点，特将郭文与钱文附录如下：
钱昌明：中国近、现代史划界应是1949年
——兼与郭松民同志商榷
第一点，胡绳是“1919年分期说”还是“1949年分期说”?
“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据此，郭认定胡绳的观点是“1919年分期说”。
不错，胡绳是新中国的史学权威。他在1954年提出“以1919年”为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分期主张，确实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同。但后来他自己改变了观点，又否定了“1919年分期说”，认同并采用了“1949年分期说”。郭文只讲了他的“头”，未讲他的“尾”。看来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胡绳于1980年出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上册的“序言”中，白纸黑字明白地写着：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可见，胡绳确实是改变了原先“1919年分期说”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应该是1949年，而不再是1919年。1919年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与“后期”的分界线。
第二点，1949年前的“张冠”岂能由1949年后的“李戴”?
郭文认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线，应该定在1953年。为什么?因为中国近代史“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郭文接着用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变相接受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1946年11月又与美国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通商友好条约》等历史事件，作了详情的论证。
结论是：
“1949年仍然不能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原因有两点：
“第一，中国仍然不能证明她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表现出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但这毕竟仅是国内战争)
“第二，中国也还没有证明她有没有能力摆脱不平等条约——中国此时还受着‘雅尔塔协定’的束缚，能不能顺利摆脱尚属疑问。”
随后，郭文断言，只有到了1953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才摆脱了所谓“两个条件”的制约，故1953年才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
奇怪，发生在1945年和1946年——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事件，怎能用来论证1949年建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这里的逻辑是否有点混乱?
另外，郭文要以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实质上是过分强调了军事因素的历史作用，从而贬低了政治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客观事实是：是先有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了抗美援朝的辉煌。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怎会有抗美援朝的辉煌?这难道不是一种母子关系、因果关系?岂能颠倒。
第三点，划分历史分期的根据是什么?
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时间性。离开了时间性，就没有了历史。因此，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严肃的、重大的学术问题，只能以科学的、严谨的、说理的、自由讨论的方式达成共识;决不是凭任何个人的一家之言。
综观当今国内外史学界对历史分期的根据，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以社会形态演进为依据的历史分期法;又一种是以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
前一种，大多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要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它的低级阶段)五种形态。据此，把整个世界历史按社会形态划分为：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
世界古代史：又分上古史、中古史。上古史，为原始社会史、奴隶社会史;中古史，为封建社会史。
世界近代史：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史。
世界现代史：为社会主义兴起、资本主义衰落史。
采用这种分期法的代表论著有：前苏联的10卷本《世界通史》、日本岩波讲座之《世界历史》、我国人民出版社99年版《世界通史》。
后一种，以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作为分期依据，多为西方国家学者所采用。他们把人类历史划分为采集文明、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分别纳入世界古代史(也分上古史与中古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把人类谋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具体方式的变化，或人类在物质文明上的飞跃作为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主要依据。
这种分期法的代表性论著有，英国的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海斯的《世界史》、伯恩斯的《世界文明史》。
我们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奉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理该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划分历史的依据。如今冒出一种以重大战争的胜利，作为划分历史分段的依据，这恐怕很难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
1840——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是受帝国主义通过封建主义代理人控制的，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产物，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旧中国的基本矛盾已经消失，新中国的基本矛盾形成：“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社会矛盾决定社会的性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终结，社会主义新中国浴火重生。正是194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
一句话，把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界，顺理成章!
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线，应该定在1953年!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始于何时，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
那就是发生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因此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包括香港的割让。
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那么中国的近代史终于何时？中国现代史开始于何时？却有着不同说法。
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胡绳的断限方法，应该说颇有其道理，但缺点似乎在于过于重视近代中国的“革命的性质”，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这一划分虽然被学界所接受，但也有许多学者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就提出，应该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他认为，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1949年才应该算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不过，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在1980年代以前，这种看法并没有成为主流，无论是教学、研究或者撰著中国近、现代历史，全部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
这种状况在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改变：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著作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本书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的必修教材，该书开篇的第一句就是：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
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分期方式，已经写进了大学教材，开始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但是，如果按照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特征来衡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49年仍然不能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原因有两点：
第一，中国仍然不能证明她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表现出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但这毕竟仅是国内战争);
第二，中国也还没有证明她有没有能力摆脱不平等条约——中国此时还受着“雅尔塔协定”的束缚，能不能顺利摆脱尚属疑问。
况且，仅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到1953年才全面完成的，而直到这时，我们才能说，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的性质。
也许有人会质疑，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没有终结你所说的那两个特征吗?
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日本在中国大陆还驻有200多万军队，占领着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包括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而担负正面战场抗战任务的国民党军队，却躲在西南一隅，并没有开始战略反攻，也没有收复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
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力，解放了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一亿左右的人口，但也仍然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开展反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程度。
简言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结果，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虽然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能自然证明，中国就具备了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再说不平等条约。
《中美商约》共三十条，它规定：
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为此可以在中国保有、建造、租赁土地及房屋，从事各种职业。
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
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
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品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
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
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危难”时，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以彼此“平等”、“互惠”的形式掩盖着不平等的内容及实质，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的单方面全面开放，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
条约签订后，驻美大使顾维钧竟无耻地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中美商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
“《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
“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
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11月4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中美商约》之外，损害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议”，是被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内容如下：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左：
（a）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
（b）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
（c）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
千岛群岛让与苏俄。
在“雅尔塔协定”的问题上，苏联表现出了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违背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外交准则，印证了人们当初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被民族主义所绑架的担心。
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战争成本，换取苏联出兵远东，不惜出卖自己正在浴血奋战的战时盟友，更让人们看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资本集团的精明势利，刻薄寡恩。
在强调了这两点之后，笔者想指出的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决心搭美国的“便车”，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把抗战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迟迟不肯发动反攻，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表现太烂，尤其是在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起的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也是导致中国在雅尔塔被出卖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本是美、苏、英等大国背着中国政府单方面签订的协定，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以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方式确认了这些条款，主要包括：
另外，此条约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华民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
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
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和斯大林的谈判之所以进行的困难重重，甚至一度很不愉快，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不得不和斯大林清算蒋介石留下的这笔烂账：要求苏联放弃通过“雅尔塔协议”在中国获得权益。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下，斯大林答应放弃除外蒙古之外的大部分权益，尤其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手段老辣的斯大林又不马上把这些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采取“拖几年，走着瞧”的态度。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这两个问题同时得到了解决——
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证明中国完全有决心，有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不受侵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苏联后来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但这些援助是在志愿军已经取得节节胜利的背景下提供的，其意义近似于锦上添花，并不是志愿军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其动机则近似于股市上人们去追捧一只价格正在飚升的股票。
如果用足球来做比喻，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相当一支一向被视为弱旅的球队，不仅连续踢败了世界冠军巴西队，而且还踢败了巴西队和世界杯16强组成的联合球队——这样的球队还有谁敢说它是弱旅吗?
1951年元旦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就占领了汉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占领别的国家的首都（中国自己的首都，近代以来曾以每隔40年左右就陷落一次的频率，连续三次被外国军队占领，最后一次，还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志愿军前卫部队的一个副团长，还大摇大摆走进了李承晚的总统官邸，在浴缸里痛痛快快地洗里一个澡。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得苏联关于放弃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承诺，由“承诺”变成了“落实”：旅顺军港，中长铁路等，都很快被顺利、无偿地交还给了中国。
同时，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地把美军阻止在自己的东北国境线之外200～300公里左右的现实，苏联也失去了任何在军事上染指中国东北的借口。
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摆脱了“雅尔塔体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地一个可以和美苏平起平坐的国家——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美苏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了——无论是欧洲的传统强国，还是日本，到现在都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摆脱“雅尔塔体系”是不容易的，欧洲距离这一天还要等40年，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做到这一点，在东北亚，日本和朝鲜半岛，至今还在继续品尝着“雅尔塔”牌的苦酒：
美国在日本、韩国的驻军，俄罗斯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朝鲜半岛的分裂等，都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
为了这一切，中国人民献出了14万优秀儿女的生命，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入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