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深圳是一座“一夜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随着深圳文化事业的发展及众多本土学者的发声，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深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实际上，古代深圳地区的地方志，不止这三种。
不叫《东莞县志》的东莞县志
众所周知，现在深圳市的前身为新安县，于明朝万历元年从东莞县析出。在万历元年以前，东莞县的县志就是深港地区的县志。据史料记载，分县之前，东莞县曾经至少有过七次修志的经历。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四川资州人、时任东莞代理县令的郭应木与东莞本地人、南宋进士陈庚合力修了现今可考的莞、深、港地区第一本地方志——《宝安志》。因东莞县旧名宝安，许多当地文人依然习惯用宝安来称呼东莞县，所以这本由东莞县修纂的县志取名《宝安志》。郭应木在东莞任职不过七个月，但他给东莞做了不少好事，除了修县志外，他狠抓教育，还亲自讲课考试，在他任上，东莞百姓安居乐业，舆论称其廉能。明代莞城人陈琏对《宝安志》的评价颇高，认为其“简核而当”，只可惜其书板毁于兵祸，《宝安志》最终散佚。
明成祖永乐初年，东莞戙船澳人庄恭和邑人陈义访得《宝安志》一书后，便萌发了续修县志的念头。不久，《宝安续志》问世。不过，陈琏对此书的质量不是很满意，认为该书“第纪载疏略，览者病焉。”
《宝安志》和《宝安续志》之后，东莞的县志就不再以“宝安”为名。之后出现以“宝安”为名的县志便已经是500多年后的1960年，当时的宝安县（深圳市的前身）政府组织编修了《宝安县志》，但未正式出版。
分县前的《东莞县志》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陈琏从南京礼部左侍郎的职位上致仕回到东莞，当时的县丞周式（又名周崇式）立即“返聘”陈琏，邀请他修纂县志。陈琏接手修志工程后，随即开始拜访县中耆老，同时广泛搜寻散佚的档案资料。正统七年（1442），新的县志编修完成，定名为《东莞县志》，这可以说是字面意思上的第一本《东莞县志》。正统《东莞县志》以元朝的《宝安志》为底本，增入明代制度、文武、公署、事迹以及本地士绅诗文，萃而成编。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正统《东莞县志》并未刊行，如今此志只存有正统七年六月陈琏所写的序。
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江西平乐人吴中就任东莞知县。天顺八年（1464），吴中找来本县学者卢祥，以陈琏所纂的《东莞县志》为蓝本，重修东莞县志。此次重修经过三次易稿五次审阅而成。这本县志便是现存的莞深港三地最早的一本地方志——天顺《东莞旧志》，此志当时称《东莞县志》。天顺《东莞县志》问世不到40年，刻板便已丢失，而书也变成残本。本志原为十二卷，目前只存有目录及正文三卷，为海内孤本，藏于北京图书馆。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东莞知县陈宁发现卢祥的《东莞县志》已成残本，于是请来邑人刘存业重修县志，记山川、道里、户口、顷亩、物产、吏治、风俗、人才等。可惜，弘治《东莞县志》目前也只存刘存业的序。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黄佐纂修《广东通志》，要求各县上呈县志。于是东莞知县乔诰令谢邦信重修县志。目前此志只存有黄佐的序。嘉靖、隆庆年间，有东莞县令孙学古、本县学者陈士俊编修《增修东莞县志》。
此外，根据乾隆《江西通志》引明朝钟炌《补修袁州府志序》记载，约在嘉靖初年，有李茂卿所修《东莞志》。此志颇有名气，是当时修纂县志的典范。
明朝的《新安县志》
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应当地百姓所请，朝廷析东莞县南部设立新安县，这便是今天的深圳市和香港的前身。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六个版本的新安县志，如今只剩下康熙二十七年（1688）及嘉庆二十四年（1819）两版《新安县志》。
第一本《新安县志》修纂于明万历年间。万历十四年（1586），建县十四年的新安县迎来第六任知县丘体乾。丘体乾，字时秀，江西临川人，举人出身，为人诚恳，精明能干。丘体乾认为，新安之地历来为军事重地，扼守粤海门户，明朝建立之后非常注重此地，东西两侧各建立一座所城，而在新安设县后，还没有人对此地历史做梳理。万历十五年（1587），丘体乾找来了已经告老还乡的南园村人吴国光来修纂县志。可惜的是，吴国光因修志期间四处奔忙，操劳过度，再加上在浙江任职时与权贵们周旋争斗，积郁成疾，最终于修志当年去世。丘版《新安县志》“上稽天文，下考地理，中记人事”，保留新安县最初的一笔史料，让后人可查阅新安历史。令人惋惜的是，本志已经失传。
明思宗崇祯八年（1635），福建漳平人李铉到任新安知县。李铉就任不久，倡议重修县志。他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无论是整个新安县的人文风貌还是规章制度，都和丘体乾当政时大不相同，而这些都需要记载下来。于是，李铉找来了蔡、李二公及梁栋明等人，打算重新编修新的县志。在完成县志稿本不久，李铉便被调往海丰，因此此志并未刊印。
崇祯十三年（1640），江南旌德县周希曜就任新安县令，上任后，他重启修志工程。崇祯十六年（1643），周希曜版《新安县志》修纂完成，与丘体乾一样，周希曜也为重修的《新安县志》写了序文。不过，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四年后，清军攻下广东。
此外，在崇祯七年（1634），有东莞莞城博厦人张二果、番禺县（一说花县）人曾起莘重修《东莞县志》，此志历时五年，于崇祯十二年成书。之所以提及此志，是因为此志成书时距新安设县不过六十余年，修志之人未能详细甄别东莞和新安的相关史料，新安县的部分史料赖此志得以保存。
李可成的《新安县志》
清初，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实施了“迁海”暴政，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在迁海的范围内。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新安知县张璞奉命统计全县剩余田地、人口、赋税，造册上报，并入东莞县。康熙八年（1669）七月，新安县建制恢复。
康熙九年（1670），辽东李可成任新安知县。八年多的遗弃，新安县遭到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肩负着重振新安县的使命，在短短几年的任期内，李可成派人到处去招复迁移人丁，督促百姓垦复荒地，捐资修葺城垣、县治、台寨、营盘。李可成还采取种种措施，平抑物价，打击奸商，让百姓安居乐业。
为了记录八年迁海的巨大灾难及复界后的筚路蓝缕，李可成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启了新安县有清一代第一次修志工作。康熙十一年（1672），清代第一部《新安县志》出世。除了县志，李可成还与新安县的乡绅共同选出了新安县最具代表的八景：赤湾胜概、梧岭天池、杯渡禅踪、参山乔木、卢山桃李、玉勒汤湖、鳌洋甘瀑、龙穴楼台，“新安八景”由此而来。
只可惜，由于新安县地处边陲，内乱外患，史料散失，李可成的《新安县志》与明朝的几本《新安县志》一样，均已无存。唯有序文保存在嘉庆《新安县志》中。
现存最早的《新安县志》
康熙二十六年（1687）直隶大名府开州人靳文谟任新安知县。他一到任，凡对百姓不便之事，一律厘革改正，让群众放心过日子。他为人宽厚仁恕，躬亲勤政，夙兴夜寐不倦，百务修废立新。他走马新安知县七年，对新安县贡献颇多，有“古之良吏”之称。
到任新安知县的第二年，靳文谟就开始奉召主持修纂《新安县志》。尽管有几本前志在，但靳文谟的修志工作还是困难重重，此时距离新安复置才不到20年，新安县尚未恢复元气，能搜集到的档案资料太少。靳文谟在序中说道：“海坎孤城，展界未久，而四顾徘徊，荒烟漫草，依稀如故；且文物声华，尚尔有待。徒令海若山灵，笑其冷落，即欲大书特书，侈张润饰，正苦无下笔处……”
靳文谟找了教谕黄衮裳、训导许光岳、进士邓文蔚来参辑，广搜旁及，援古证今，继后承前。靳文谟修志一年，于当年冬天告竣，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给我们了解康熙时期的深港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由于是进贡专用，本志刊刻数量不多。不久，原版县志（共四册）由专人送至京城，存入内阁大库（收藏档案和文书的专用库房）。清亡后新安本地诸多康熙版《新安县志》陆续散佚，唯有内阁大库那部保存完好，后转入京师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成为流传330多年的“孤本”。此志还有两个残本，一本藏于日本（存卷一至卷六以及卷十二），一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存卷二至卷十三）。
1962年，广东图书馆据北京图书馆藏本油印了誊写本。此本影响甚广，之后学者使用的康熙《新安县志》大多为这个本子。
质量最好的《新安县志》
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江西靖安人舒懋官再次担任新安知县。舒懋官任新安知县期间，注意考察名胜古迹、风俗人情，他发现康熙初年靳文漠所修的旧志，已不能反映新安当时的情况，需要修改补充，便决心编纂新志。为了核实资料，他多次利用下乡办案的机会，“驾帆于鲸波骇浪中，危险莫测。查踏内外洋界址，海境了然于胸”“暇则亲履四境、延访故老”，重新勘测零丁洋航路。由于他在几年的任期内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所以“修新安县志，考订绘图较若列眉”。
除了对旧志的不满意，舒懋官修志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嘉庆二十二年（1817），有“三朝阁老、文坛泰斗”之誉的阮元调任两广总督。阮元上任不久，因调补海疆要缺知县折获咎，郁郁寡欢，正赶上朝廷诏令编修《大清一统志》这一国家工程级大型图书，他就在进呈方志的同时，索性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组织学人开局重修《广东通志》，饬令广东各府州县修志进呈，以备选录。重新上任新安知县的舒懋官赶上而且抓住了这次修志的绝佳时机。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月，舒懋官的好友王崇熙到广东游玩，便被邀请主编《新安县志》。同样，王崇熙对靳文谟的《新安县志》也是不大满意，他认为靳文谟修志的时候新安才刚复界，很多资料都缺失，导致靳志记载详略不当，体例也并不完善，而且错误也比较多。王崇熙到了新安后，舒懋官组织了一个修志班子，正式启动修志工程。经过三个月的努力，这部24卷18万余字的史志终于杀青付梓，进呈两广总督阮元、广东按察使卢元伟，以备采选，并于同年雕版印刷发行，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无人能望其项背。舒懋官、王崇熙的《新安县志》大受称赞，为这本县志作序的阮元、卢元伟等人纷纷在序中加以赞扬，阮元更是认为此志可与唐代地理学巨著《元和郡县志》媲美。
本志共二十四卷，从沿革、舆地、山水、职官、建置、经政、海防、防省、宦迹、选举、人物、艺文等方面系统介绍新安县的历史，将深港的历史沿革以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的“全景图”展现在世人面前，是研究宝安、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地情的基础和依据。本志成书后二十多年香港被英国所占，因此，本志是最接近香港近代史的古代史料，书中所载的数据可以与香港开埠早期的历史并列对照，对香港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记载深港地区历史的同时，本志还纠正了旧志记载的谬误，比如在舆图方面，有县治四至图及沿岸岛屿海防形势图，这是此前靳文谟版县志中所述不详的。
在这以后的清代再也没有重修《新安县志》。民国时期，又有几任县长提议重修县志，并发起修志，可惜都未果。民国十九年（1930），时任县长的胡钰曾重刊嘉庆《新安县志》上下卷，由广州光东书局依据嘉庆初刻本重新用铅字排印，为保留县志做了部分贡献。
22-23版撰稿：郑浩胜（深圳民俗文化研究者）
分县后《新安县志》版本汇总
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初修《新安县志》，丘体乾修。已佚。
明朝崇祯八年（1635），重修《新安县志》，李铉修。未见刻本。
明朝崇祯十六年（1643）重修《新安县志》，周希曜修，今无存本。
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新安县志》，李可成修，未刊。
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重修《新安县志》，靳文谟修。今有存本。
清朝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修《新安县志》，舒懋官、王崇熙修。今有存本。